揭秘:1992年邓颖超在临终前想对李鹏说什么?(图)

　　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杰出的女革命家，解放前的多年艰苦生活和解放后超负荷的重压，使邓颖超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到了1988年，这个刚毅的老人病倒了，除了一些器质上的病变，她还患上了轻微的帕金森氏症。对于邓颖超得的这个病，赵炜一直不敢向外界透露，因为在她的心目中，仿佛这样的经历会影响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其实，邓颖超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人们只有了解了她那些平凡的生活，才会对她在革命生涯中的不屈不饶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尊重。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病倒了

　　邓大姐的身体一直不好，进城后诊断有高血压和冠心病，曾动过胆囊手术，不久又因胆管结石再次手术。这时，她已是一位近八旬高龄的老人。1982年，在邓大姐身上出现了巴金森氏病的症状，但病情很快被控制住了。

　　1983年，邓大姐开始担任政协全国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她在这个岗位上勤勤勉勉工作了五年。那时，邓大姐年岁已高，到哪儿我都小心翼翼地扶着，生怕出事。可怕也不行，在建国三十五周年招待会上，就因为一眼没见着，邓大姐就摔了一跤。

　　那天，邓大姐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后正好遇见经普椿同志，她们两人已经好久没见面了，当时一见就高兴得拥抱起来。这时一位摄影记者想照相，我就主动往边上躲躲，我刚离开，邓大姐就不知怎么摔了一跤，当时把我脸都吓白了，扔下手里的祝酒辞和披肩就把她扶了起来。医生、护士都赶过来，在场的中央领导也关心地问邓大姐还能不能讲话，因为此时离大会正式开始只有十分钟了。

　　还好，邓大姐没什么事，她表示不会影响讲话，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那天，我把邓大姐送上主席台后一直站在她身后。其实，在这之前，邓大姐就经常出现站立不稳的情况，有时还好像要摔倒，我总是提醒家里的工作人员要注意、别出事，没想到自己陪邓大姐出来就摔了一跤。事后我对邓大姐说，您要真摔个好歹，我也不活了。邓大姐说那不能怨你呀。我说，可这是我的责任呀。出了事我没法向党和人民交待，更对不起周总理对我的嘱托。从那以后，我陪邓大姐出去时就更精心了。在心里，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原则：不管邓大姐出现任何情况，我都要耐心细致地把她把她照顾好，因为我答应过周总理。

　　1988年3月，邓大姐退了下来，此时她已经84岁高龄了。两年以后，邓大姐的身体明显衰弱，那一年因为感冒和肺炎，她先后住过五次医院。到了1991年7月27日，邓大姐又一次住院了，病因还是因为肺炎引起的高烧。邓大姐的情况可能不好，我心里有点紧张，要知道，一个星期前她刚从医院出来，如今又因为同样的病症住院，而且高烧不退，这可不是好兆头。

　　我悄悄问医院的钱主任：“邓大姐这次住院是不是出不去了？”他迟疑了一下坦然说：“有可能，做好准备吧。”钱主任的话令我心里一颤，我告诉大家要做好邓大姐长期住院的准备，大家也都明白感情代替不了现实，我们将要面临的是最坏的结局。

　　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

　　住院后的第五天，经中央批准，邓大姐接受了一次手术，以后她的情况略有好转，在江泽民和李鹏来病房看她时还能清楚地同他们讲话。

　　到了8月17日，邓大姐开始出现肾衰，昏迷中的她已经不认人了，我们也已经开会研究她的后事。但邓大姐的生命力十分顽强，经抢救她又脱离了危险。那次，她醒来后我正好回西花厅办事，值班的同志一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我马上就赶回医院。

　　没想到，邓大姐见到我居然不认识了，可对其他同志却能一一叫出名字。我很难过也很奇怪，就问医生是怎么回事。医生说，当病人长时间昏迷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越熟悉的人越不认识。他让我别着急，慢慢情况就会好。果然，一天以后邓大姐认出我了。后来，当同志们告诉她清醒后最后才认出赵秘时，她居然还有点不相信。

　　病情好转后，邓大姐在院中见到了许多来探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她还惦着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八十周年校庆，给师生们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

　　1992年1月23日，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她正好88周岁。邓大姐生日那天很热闹，来的人也格外多，除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现任总理温家宝同志也来了，我们瞒着邓大姐，把隔壁房间布置得喜气洋洋。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推邓大姐。我对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到隔壁房间去看看。邓大姐说：“你们就爱搞这个，我最不爱过生日了。”“您不过也得过，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意。您今年88岁了，日本人叫‘米寿’，吉祥呢，是个好日子，您身体会好起来的。”说着，我就用轮椅把她推到隔壁。邓大姐一过去，屋子里就热闹起来，有称“邓大姐”的，有叫“邓妈妈”的，还有喊“邓奶奶”的……这一天，邓大姐在大家的祝贺声中过得很愉快。

　　1992年的夏天来临了。从6月下旬起，邓大姐的情况就一直不稳定，她的心率加快，胸部憋闷，全身多器官功能都不好。7月9日中午，我还没吃完饭，邓大姐突然让护士叫我，说有事要和我说。我马上来到她的床前，这时邓大姐拉着我的手清楚地说：“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大姐，别这样说，你养养神吧，该睡午觉了。”我强忍着泪水劝慰邓大姐。

　　邓大姐当时为什么要同我说那样一句话，也许那次醒来她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将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但7月9日中午确实是我和清醒的邓大姐见的最后一面。

　　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到了10日早晨，邓大姐的情况更糟了，她脉搏加快，呼吸缓慢，医生说病情危重，需要向中央报告。为防不测，下午我和警卫秘书高振普、保健医生季建华一起开始安排邓大姐的后事，哪些需要我们做，哪些要请示报告，整整列了两大张纸。同周总理去世时的情况不同，此时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0日晚上8点左右，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病房，我趴在邓大姐耳边向她报告，她用微弱而沙哑声音吐出两个字：“李鹏……”这是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那天夜里，我起来看了几次，邓大姐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到了11日清晨五点多钟，护士叫邓大姐，她没有任何反映，我就急忙起来趴在她床前喊：“大姐，我是赵炜，您听见没有？您要听见就睁睁眼睛点点头。”但邓大姐别说睁眼睛，就连一点儿反映也没有。这时她的血压和脉搏都降了下来，我和护士分别去叫人。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大姐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她老人家走得十分安详。病榻前，我吻着邓大姐的额头，两行长泪顺着脸颊流下……

　　延伸阅读——没有直系亲属　邓颖超怎样立遗嘱？

　　因为没有直系亲属，邓颖超很早就于平时的言行中向赵炜交待她的身后事，从火化、洒骨灰一直到用什么骨灰盒，穿哪件衣服等等，几乎是面面俱到。但是，邓颖超肯定也认识到以自己的身份有些事情可能是以赵炜之力无法做到的，因此，她几度留下文字，对自己的后事做了详尽表述。以下是赵炜的记述：

　　自从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问题。1978年7月1日，一大早，邓大姐就让我为她准备纸和笔，说要写点东西。邓大姐要写什么，我事先一点儿没听她说过，心里还有些纳闷。邓大姐可能从我的表情上看出疑惑，就说：“等会儿我写出来你就知道了。今天为了庆祝党的生日，我要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就是对自己后事的安排。”

　　这天，邓大姐写完了她的遗嘱初稿，主要讲了五点。几年后，在1982年6月17日，邓大姐又把这份遗嘱拿出来细看，然后认真地重抄了一遍，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又补充了两点。这份遗嘱曾于她去世后在报纸上公布，全文是这样写的：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3、不搞遗体告别。

　　4、不开追悼会。

　　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以上是1978.7.1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

　　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邓颖超

　　1982.6.17重写

　　知道邓大姐写遗嘱后，我心情十分难受，曾劝她说：“您写那么早干什么？现在还不到时候。”她说：“等我不能写的时候已经晚了，趁我现在身体好，头脑还清楚，还能动笔的时候写出来好。这是为组织上好办。我活着的时候，有时有些事你替我背，我死了不能再让你为我背。”自从写完遗嘱，邓大姐就好像了却一桩心事，可她还总时不时嘱咐我：“我死后，把我给党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让大家知道我已不在了，就可以啦。”

　　1982年，邓大姐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因此在立下了第一份可供公布的遗嘱之后，她又写下一封交办自己身后具体事宜的字条，把如何处理她的遗物等事都委托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保健医生张佐良、警卫秘书高振普、周总理的侄子周秉德和我六个人。对于这份有关身后事宜的具体嘱托，我们把它称为邓大姐的第二份遗嘱。这份“遗嘱”没有很正式的行文，全文是这样的：

　　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几项事：

　　由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杨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炜同志协助。

　　关于我死后简化处理，已报请中央批准外，对以下几件事，由小组办理：

　　一、在我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二、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三、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

　　四、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

　　五、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处；

　　六、有些遗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七、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给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议处。

　　邓颖超

　　1982.11.5

　　在这份遗嘱里，邓大姐安排得很细致，连文件、照片、图书、甚至衣服怎样处理都想到了。十年后邓大姐去世，我们正是按照她的遗嘱对所有的遗物做了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