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聪明的官员也做不到的事

　　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这场人类历史上伟大变革的“总设计师”，但据我所知，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他从未“设计”或“规划”过任何具体的改革方案。邓小平所做的只是一点一点地放松管制，让老百姓凭着人性中对美好生活的本能向往以及每一个个人的智慧和能力去各显神通、摸索尝试。这就是我理解的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真谛。

　　在中国，要说精英人才，还是政府里面最多，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像中国官员那么具有企业家眼光了。然而，这些政府精英越是显得精明强干，我对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就越发心存忧虑。

　　因为工作关系，我时常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主管经济工作的政府官员。近来发现他们都很忙，忙于做本地区、本行业的“十二五”规划。

　　从与他们的交往中，我能感觉到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官员整体素质、专业水准和自信心的显著提升。眼下，不要说中央部委和北京、上海这样的沿海发达省市，就连内陆偏远地区一个县的发改委官员都对世界经济科技的最新格局和趋势了如指掌，并能够立足于当地的资源优势，向你头头是道地阐发一番他胸中有关本地区未来短期和长期发展的“隆中对”。据此，他们将制定政策、调配资源并监督落实。

　　客观地评价，其中大多数的确不乏真知灼见。这不免令人感叹：在中国，要说精英人才，还是政府里面最多。然而，不知怎的，这些政府精英越是显得精明强干，我对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就越发心存忧虑。在这里，我主要从经济角度谈谈。

　　【淘宝网是规划出来的吗】

　　如今40岁以下的城里人，大概没几个不知道淘宝网的，它已是目前中国零售业界的“老大”。据早先的预测，2010年，通过淘宝实现的直接交易金额可望突破4000亿元大关，淘宝一家就占了全中国商业的将近3%。而且，相比于商业零售每年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淘宝是以翻倍的速度连年膨胀的。就连收购了沃尔沃的浙江吉利集团都宣布在淘宝上卖它的汽车!

　　不用说，这家网站公司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政府税收乃至社会就业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这里面有淘宝母公司阿里巴巴所在地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的功劳吗?当然有的;这里面有中国负责互联网和商业零售的行业管理部门的功劳吗?当然也有的。因为它们没有扼杀和阻碍它的迅速成长，很可能还给予它相当大力度的扶持。

　　然而，我敢斩钉截铁地说，在10年前，甚至在5年前，即使最能干和最富想象力的政府官员，也不可能准确预见到仅有短短7年多历史的淘宝能有今天的成就和高度。我这么说并不是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后知后觉，事实上，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像中国官员那么具有企业家眼光了。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一个道理：真正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只能是社会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通过在各个方向上分散的探索和尝试，取得突破后实现的。政府在做宏伟的“五年规划”时，难以准确地预见到未来5年内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潜力所在。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和生产模式的创新总会出人意料地改变现有的社会生活形态，从而造就前所未见的崭新生产力，而上述两者的发生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所应该做的，就是努力维护和营造一种利于创新和发明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环境，而不是限制和扼杀它们。至于发明些什么、如何创新，就不在政府有能力“规划”的范围内了。

　　连一个淘宝网上商城都规划不出来，又怎能指望政府去英明地规划整个地区和行业的未来呢?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在每一个“五年规划”的结尾阶段(比如现在)去仔细检视一下五年来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变迁的实际状况，再用它与当地政府同期的“五年规划”文本中描述的愿景和目标作一比较，我们多半会吃惊地怀疑：那份“五年规划”当年真的是为这个地区编写的吗?很可能浙江省温州市每届政府在做“五年规划”时，都与其他不少地方一样，强调要“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幸好没能真正落实，否则温州便不可能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全国范围内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典范。而要是没有那些“五年规划”的话，温州民营经济还不知道会更加繁荣到什么程度!事实上，还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直接“规划”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可能造成的危害。

　　仍以淘宝为例。淘宝是在市场竞争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发展起来的，并且至今仍在不断调整以适应和引领更新的市场和社会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当今天回头再来总结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注意并重视这样一个事实：新世纪头几年里与淘宝同时在电子商务大潮中应运而生的弄潮儿在全国很可能数以千、万计，它们中有不少比淘宝创立得更早，有的商业模式当时看比淘宝的更合理、更有前途……它们与淘宝一样，一起在这个崭新的领域内探索并竞争着。然而，在市场无情的大浪淘沙过程中，它们先后都死掉了。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且不说电子商务和网上零售这种新型的产业本身在兴起之初未必有幸挤进政府的宏伟规划中去(这几乎是肯定的，10年前连清晰描绘一下网上购物，都很少有人能做到，遑论规划它的发展)，就算当年浙江省杭州市和国家商务部都具有罕见的先见之明，十分正确地意识到这个产业是需要大力扶持的，那么，在2000年初它们制定“十五规划”时，可能会怎么设计政策和配置资源呢?按照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常规思路，商务部很可能认为，未来中国最有希望发展电子商务的地方在上海，而不在杭州;杭州市政府则很可能认为，另一家叫做“掘宝”、“寻宝”或“探宝”的网上零售企业的模式比淘宝的更称自己的心意、更应该得到推广……

　　如果商务部和杭州市不折不扣地推进各自的上述“五年规划”，我们便会看到，它们将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并制定倾斜性的政策，扶持上海或扶持“寻宝”模式(客观上都意味着对淘宝的打压)。那么，一个和两个“五年规划”过后，我们很可能发现，淘宝等不到今天的辉煌便中途夭折了，因为资源和政策都不利于它的成长，它那原本充满可能性的成长之路被政府的规划所阻断。

　　【政府总有强烈渴望，但市场总是出人意料】

　　在中国，政府总是强烈渴望、通常也有能力集中资源去发展或支持它认为应该优先发展的产业。例如，最近有一则令人不安的报道说，国家正在考虑于未来五年向包括替代能源、生物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设备制造业、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以及节能环保技术等在内的“七大战略产业”投资多达10万亿元。据说，中央政府希望通过此举加快中国从全球廉价商品出口国向高附加值科技提供商的转型过程。

　　然而，从现在到2015年甚至2020年间，有谁能保证上述这“七大”就一定是前景最灿烂的“战略产业”呢?要是未来哪个方向最有发展前途，人们现在就都能准确预知的话，国与国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就用不着竞赛创新能力了，只要比谁往里砸更多钱、投入更多资源就可以了。当年，日本政府认为高清晰显示技术是代表了未来趋势的“战略产业”，于是由通产省牵头，举全国之力加以扶持发展。事后证明，在异军突起的数字技术面前，这项错误的决策不仅让数以亿计的投资打了水漂，还进一步拉大了日本与美国的技术差距。

　　原因就在于，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当全社会的资源被集中起来投入某一特定方向，即意味着排除了其他方向上拓展的可能性。中国人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集中力量好办大事”，但当什么是最应该办和最可能办成的“大事”并不明确的时候，“集中力量”就可能最终反而“坏事”。的确，让社会上无数渺小的个人和组织分散地依据他们各自的判断去朝各个方向探索，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力量有限，但这恰恰是在资源有限的现实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证各种可能性的最好办法。可以尝试的方向是无穷的，但成功者总是少数。当无法判断谁终将成为幸运的少数、而又想要收获这种成功时，我们只有让大多数人自己去努力并自求多福。俗话说得好：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此意义上，我怀疑我的那些热衷并擅长“规划”的官员朋友们大多不能正确区分“社会”(比如一个地区或行业)与“组织”(比如一个公司或社团)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事物。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合作体系，而组织则是基于某一特定目标的封闭的共同体;社会是自身无目的的交换与合作平台，而组织则犹如个人，在不同阶段有其不同的清晰目标。正因如此，组织是会失败的(如因定位错误、执行不利而破产倒闭的企业)并时时刻刻处在动态的优胜劣汰中，但社会却很少会“破产关张”——那就是某一个文明的整体毁灭了。因此，一家公司未来应该发展成什么样，那是公司的董事会可以描绘的;但一个地区(行业)的未来应该和将要发展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由千百万在该地区(行业)中生活、竞争着的个人和组织在自由探索中去发现和塑造。政府所应该做的，是通过制度的设计、改进和有效的操作，确保人们的自由交易和创新不受外在强制力干扰，保护人们能够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简言之，确保社会这个合作平台能够有效运转。

　　看见伦敦和香港那种日进斗金的金融中心城市模式，上海和天津觉得也应该(并且有条件)把自己的未来规划成下一个伦敦和香港，只要学习借鉴它们的制度设计和资源配置方式就能做到。但是，我想指出，这些所谓“经验教训”都是事后总结出来的。伦敦和香港之所以发展成当下的国际金融中心，绝不是300年前的伦敦市长和160年前第一任香港总督有意识地“规划”出来的。没准当时的伦敦和香港都很想把自己发展成大工业基地呢!是许许多多机缘巧合与无数生活工作在伦敦和香港的个人(组织)的分散的努力造就了它们。世界上拥有与这两个城市相似(甚至比它们更优越)条件的地方并不少，但唯有伦敦和香港在不经意中成就了自己。它们是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自发生长起来的。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借鉴的，并不是伦敦和香港政府怎样一步步规划发展出它们理想中的金融中心的(实际上它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而是数百年来它们如何因势利导、顺应而不是阻塞、破坏这种市场自发力量的。依我看，20年后的上海没有必然的理由非得成为金融中心不可，为什么不可能成为一个凭我们现在的知识还不能完全领悟的某种新形态的经济中心城市呢?创造一个城市美好未来的关键不是去为它画图纸，而是创造公平优良的条件让每一个个人和组织都能够自由(而不是这也不许、那也不准)地勾画并落实自己的蓝图。当所有个体得到充分实现的蓝图汇总到一起，自然就有了这个城市的未来。

　　那种把一个开放的社会当作一个封闭的公司来规划和管理的思维方式，被形象地称为“经营城市”，甚至被像张五常这样海内外闻名的权威经济学者论证为“中国奇迹”的主要动力。它在中国大地上沉积已久，是很不容易扭转的。的确如张五常所言，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是推动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各地之间的竞争总比全国上下整齐划一更有利于创新。然而，他却忽视了这种将社会“公司化”的致命弊病——它的所谓效率，是通过压制了更多本来可能更有效率的竞争主体来实现的。

　　【学习一下邓小平的智慧】

　　所以，还是让我们回头再来审视一下改革开放走过的路吧。邓小平被称为这场人类历史上伟大变革的“总设计师”，但据我所知，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他从未“设计”或“规划”过任何具体的改革方案。邓小平所做的只是一点一点地放松管制，让老百姓凭着人性中对美好生活的本能向往以及每一个个人的智慧和能力去各显神通、摸索尝试。他自己至多是在一旁观察着，如果老百姓的创新发明行得通，他就大力推广;行不通或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因素的，他就果断制止。这就是我理解的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真谛。30年过去了，我们发现，老百姓过去不能做的，现在许多都能做了。正因为这一点，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理就这么简单。当然，还有许多完全应该可以做的，实际上却仍然不能做，或做起来障碍重重，这也是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推进的理由。

　　在“十二五”开局之初，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要证明政府不应该做规划。但我坚持认为，政府应该规划些什么，的确是个很值得费一番思量的问题。在我看来，政府本身作为一个独特的组织(政府是一个对开放的社会负有管理职责的垄断性组织)，当然需要为自己的未来做一番规划。但是，我们眼下看到最多的，不是它为自己做的规划，而是它不断地替别人、替社会在忙碌地规划着。换句话说，政府真正应该规划的，是未来五年里它自己应该实现的目标和为此所要做的具体事情，比如，制定更加公正合理的法律法规，更好地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等。

　　至于某个产业怎么发展才更好，某种技术怎样研发才更先进，应该安排多少人力物力去从事……就用不着日理万机的政府费心代劳了，还是留给有志于此的个人、企业和机构自己去“规划”和试错吧!（作者：陈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