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需要“给力”

　　近年来，“给力”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流行词。人们喜欢这个新词，不仅是因为其相当形象，而且能够直接表达人们想说的意思。实际上，这个词类似于英文的“empower”。人们一般把“empower”译成“赋权”，但“赋权”没有“给力”传神。这里讨论这个新词，倒不是要从语意学上来解读，而是想借此来探讨中国的改革动力问题。很显然，这些年里，尽管客观的情况要求中国加快改革的步伐，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改革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难。换句话说，改革需要“给力”。

　　“给力”于改革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会面临的一个老问题。一个社会的制度都是该社会特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制度的变革就不可避免；而制度变革的根源就是改革。任何制度如果不能加以及时改革，久而久之就会累积起很多问题，最终发展到革命的程度。历史地看，很多革命都是改革不能“给力”的结局。改革是最理性的选择，但因为不能“给力”或者“给力”不够，最终酿成了谁也不想看到的革命。

　　这个局面实际上就是现在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政治局面。这些国家在去过的数十年里，也有过相当辉煌的建设成就；但是一套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执政者就想“坐享天年”，不思改革，更不“给力”于改革，让制度落后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同时，经济的发展成果越来越聚集于少数社会群体，主要是既得利益，社会分化严重。这样就造成了两个极其分裂的世界，一个是富人的世界，一个是“非富人”的世界。富人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因为财富越积越多，他们根本意识不到“非富人”世界的不满。而“非富人”的世界整天希望执政者改革，也一直呼吁着改革，希望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出现，但富人哪里能够体会得到“非富人”的心情。既然执政者没有改革，而社会越来越不公正，“非富人”世界最终选择了自己“给力”自己的道路，那就是革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最近的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说改革是国家与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革命就是这两者间的恶性互动。很简单，一旦发生革命的形势，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要避免革命形势的形成，就必须“给力”于改革。

　　放权让利“给力”社会

　　如何“给力”于改革呢？这还是要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来说。简单地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两者要互相“给力”，任何一方缺少了另一方，都难以“给力”。在任何社会，处于中间层的既得利益都很难成为改革的动力。中国唐朝的柳宗元早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在皇帝、大户和民之间，要推进改革，皇帝和民必须互相“给力”，才能克服“大户”（即中间层或者既得利益）的阻力。

　　今天中国改革缺乏动力，就是因为既得利益坐大，而中央政府和人民之间又不能互相“给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互相“给力”的结果。在1980年代，当时的执政者“给力”社会和人民，最形象的说法或者政策口号就是“放权让利”。“放权”就是中央政府“给力”于地方政府，政府“给力”于人民；“让利”就是中央政府把利益分给地方政府，政府把利益分给人民。地方和人民被“给力”了，又得到了利益，改革就充满了巨大的动力。如果不“给力”于农民，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会取得成功；同样，如果不“给力”于城市居民和工人，城市改革也难以成功。

　　中国“给力”于社会的第二波，发生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南巡之后，中国发生了一波更大规模的“分权让利”运动。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改革也是“给力”社会的过程。国家在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给力”自己）的同时，把大量中小型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民营化。尽管在民营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之后造就了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大发展。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非国有部门，很快就超越国有部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动力快速衰退，最终发展到目前停滞不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改革不“给力”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很简单。1990年代后期以来，被“给力”的既不是中央权威，也不是社会，而是既得利益。

　　1994年税制改革是为了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力量，这很有必要。但94体制是否真的“给力”中央政府？这没有明确的答案，需要具体分析。94体制的确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但是并没有“给力”于中央政府二次分配能力。94体制“给力”于中央，使得中央的财政收入在很多年里，每年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加，但同时中国社会的收入分化和财富差异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增加。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在“给力”自己的同时，没有“给力”于社会。除财政外，其它方方面面的改革也有类似的情形。概括地说，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局面是“集权不让利”。这种局面久而久之，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国富民穷”的结局。

　　“集权不让利”在导致“国富民穷”局面的同时，大大“给力”了既得利益集团。1990年代后期以来，既得利益集团力量的壮大之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有三个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首先是经济的扩张。不难理解，如果“分权让利”条件下的经济扩张，“给力”的是社会，在“集权不让利”条件的经济扩张，“给力”的自然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在任何社会，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所处的战略地位，其所能分享的经济成果的份额自然也就越大。其次是政府方面缺失有效改革举措。因为既得利益所能分享到的利益份额，本来就要比社会大，为了避免社会和既得利益之间的失衡，政府就要引入有效的改革，来制衡既得利益，把利益导向社会。但政府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其三，更为重要的是两次危机促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更加被“给力”，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两次危机期间，政府为了有效应付危机，通过把大量的国家资源（财政、金融和其它的）导入既得利益群体（如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较之社会，既得利益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希望通过它们来有效抵御危机。

　　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硕大无比。无论是社会还是中央政府，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毫无办法，正在导致诸多恶果。

　　社会不仅没有被“给力”反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剥夺的对象。这些年来，中国尽管经历着高速经济的发展，但社会也遭严重破坏。或者说，既得利益集团是通过破坏社会的方式，来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而增长的目标仅仅是它们自身更大的利益。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社会领域，无一不是既得利益集团谋取暴利的地方。既得利益一方面把社会成员推入由它们操纵的市场领域，另一方面则破坏着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社会领域。现在，在上述社会领域破坏得所存无几的情况下，既得利益者又转向了社会生存的最后一个领域，即土地。

　　其次，既得利益正快速地弱化甚至瓦解着中央政府的权威。这种情况体现在各个过程之中。既得利益可以阻止任何有效的中央政策的出台或者实施，可以绑架中央的政策（例如房地产政策），让中央的政策导向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也可以操纵中央政策的制定，赤裸裸地挟持中央追求私利。更为重要的是，既得利益切断了中央和社会的关联，因为它们深知这种关联是对既得利益自身最大的威胁。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既得利益者自己可以装成看不见、听不到，也可以装傻。不仅如此，它们可以尽一切所能，封锁、截留、改变信息，让中央也看不见、听不到。一旦中央有对自身不利的改革声音，它们可以动用一切力量来封杀、曲解，让其很快消失。

　　利益集团自我“给力”

　　最令人担忧的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具备了自我“给力”、自我发展的能力。它们凭借着自己巨大的能量，不断开拓着新的财富和权力领域。不管社会怎样抱怨，无论执政者怎样想改革，它们都会是无动于衷。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操纵权力和财富，既得利益已经成为相当独立的力量。尽管它们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利益，甚至利益纷争，但是在抵制中央和社会要求改革的方面则有惊人的一致性。一句话，它们让改革成为过去式了。

　　既得利益集团互相“给力”，追求私利，而不管国家的整体利益，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这些整体利益是任何执政者都必须追求的。不管什么原因，一旦执政者不能追求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其合法性必然衰退，最终产生深刻的执政危机。这已经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证明为铁律；不然，人们也不会看到上述柳宗元如何克服“大户”阻力的论述了。

　　今天国际上所发生的和中国内部越来越甚的社会矛盾表明，必须“给力”于改革。执政者如果不能“给力”于改革，执政危机不可避免；而社会如果不能“给力”于改革，暴力会接踵而来。但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都无能“给力”自己。不过，从柳宗元的论述，人们也可以看出，“给力”改革是可能的。这里，执政者本身是关键。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政府如果要“给力”改革，就首先必须“给力”于社会；只有“给力”于社会，社会才会“给力”于政府。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社会力量都是关键。但是最终的结局是改革还是革命，则取决于政府“给力于谁？”的选择。（作者：郑永年 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