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春节密码: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图)

　　中国人的春节密码

　　――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

　　不管其他的节日怎样被虚度，不管长长短短的假期怎样被“宅”与“消费”浸染，华夏子民，无论身处我们地球的哪个角落，总是对农历正月初一――“春节”有着不可替代的记忆和期盼。

　　这个绵延2000余年的华人“大节”，曾经被我们的民族赋予太多的寄托，国运的昌隆、家族的凝聚、神灵的护佑⋯⋯

　　100年前，当新生的共和政府改传统农历的元旦为春节至今，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战乱、革命、运动和变革。旧风俗的消失、新风俗的确立，世俗和物质主义的盛行，使得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节日在当今一些人心目中，也变得平淡，不复记忆中的厚重。

　　近30余年来，空前未有的大变革让中国人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大范围迁徙流变。一代、两代、三代的中国人，离开自己的父母之乡，在外面的世界打拼、奋斗，寻求机会、财富和成功。在21世纪又一个十年开始的新春之际，我们停住匆匆的脚步，回顾、追念那些曾被我们疏远、遗忘的家庭、先辈、家族的足迹，希望在血脉的追忆和凝聚中，重建我们个人、家庭、家族的心灵家园。

　　无法确知，这种对个人、家庭、家族先人的追念是否是可以重新赋予春节以独特人文标识的传统资源，还是只是一代人漂泊之后的慰藉之法。但已经看到的是，春节、家庭足迹的追寻、先人的追念、祖先的拜祭，也许可以让我们这一代饱经漂泊、诱惑的心灵得到慰藉、温暖和皈依。

　　一代中国人的家园足迹

　　30余年来，中国人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流动和迁移，规模之大，涉及地域之广，超过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时期。在此过程中，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在经历着断裂与绵延、故乡与他乡、漠然与眷恋⋯⋯

　　这是四个城市四个家庭的故事，却是一代中国人家园足迹的写照。

　　北京

　　蒋高明：在故乡与异乡之间

　　蒋高明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往哪里去，现在他想知道的是，自己从哪里来

　　本刊记者/李静睿

　　1985年9月，刚刚考上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生的蒋高明把户口从济南迁到了北京，以那个时候为起点，他恋爱、结婚、买房、生子，做了超过25年的北京市民，从一个怯生生的学生慢慢变成了植物所的首席研究员。在漫长的时间中，蒋高明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北京，但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却还是习惯说：“我是山东平邑人。”

　　今年春节，蒋高明打算带着家人回平邑过。父亲至今仍生活在沂蒙山下那个叫蒋家庄的小村里，70岁了，还是闲不下来，在地里种点花生、山药、生姜⋯⋯

　　蒋高明曾多次把父亲接来北京，但老人过不了多久就会在北京的高楼中想念自己村里宽敞的平房，想念他那依然烧着柴火的土灶，父亲是平邑县蒋家庄人，这一点已经永远不可改变。而蒋高明正在读大三的女儿，却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北京人，说话带着京腔，温馨动人的童年回忆是春天的北海而不是蒋家庄里的金线河。蒋高明有时候想给她讲讲家乡，但永远是说者有意、听者无心。只有蒋高明，被时空尴尬地卡在北京与平邑之间，不管身处哪里，他都搞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在故乡，还是异乡？

　　渐行渐远的家乡

　　蒋高明第一次真正离开家乡是在1981年，17岁的他考上了山东大学生物系，这是村里第一次有人考上了重点大学，远远近近的乡亲像看大熊猫一样过来围观。被热热闹闹地围观了一个夏天之后，他独自一人来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大城市：济南。

　　济南显然不是他的家乡，蒋高明哪里都不敢去，因为去哪里都要花钱，他总想回家。第一次放寒假，晚上五点的火车，因为怕错过列车，蒋高明早上四点就起了床，然后坐在候车室里痴痴地等啊等。那段如今开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那个时候要在火车上坐十几个小时，没有卧铺，火车走走停停，又总是误点，沿途疲惫不堪，但他还是想回去，想把在城市的见闻告诉家人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他们中的大多数，连火车都没见过。

　　但是真地回到家乡，蒋高明又开始感觉这些那些的种种不适，村里怎么什么都没有？他渐渐觉得，自己就像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家林，他与家乡，已经渐行渐远。

　　从1989年到2002年前后，蒋高明几乎没有回过平邑。1985年，他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然后又顺风顺水地继续读完了博士，他从大城市济南到了更大的城市北京，生平第一次坐了地铁，一号线车票一毛钱，人不多，不像今天的一号线要猛吸一口气才能挤上去。他出国待了一段，有两次春节都是在国外过的，在这13年中，他忙着结婚、生孩子，在竞争激烈的中科院里提副研究员再到研究员，压力大得让人很难有闲情愁绪，除了在家的父亲，他甚至很少想到家乡。

　　一直到2002年，他被山东省评为“泰山学者”，在科研需求的刺激之下，他被重新唤起了对家乡的情感。蒋高明开始思念村里高高的树林和窄窄的金线河。小的时候，他在金线河里游泳，在河边沙滩上抓鸟抓知了，他说“如果真的一直不回去，可能就慢慢淡忘了，但是我又不甘心”。然而等到他阔别多年后回到家乡，却发现又什么都和记忆中出现了偏差：村子多了个臭烘烘的养殖场，大树被砍得差不多了，金线河再也不是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村里人说，现在连喝的水都已经发苦了。

　　2006年，蒋高明在村子里办了一个“弘毅生态农场”， 名字来自《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农场里种几十种生态蔬菜，养牛养鹅养鸡养狗，还养蝗虫给鸡吃，他父亲也过来参观，但是怎么都不理解：“种菜怎么能不用化肥不打药呢？”

　　大家族下的寂寞家庭

　　想到今年能在村里过年，蒋高明有点儿说不出的兴奋。很多个春节他都是在北京过的，邻居们互相不认识，所谓过年就是跟全国人民一样看看春节联欢晚会，放几百块钱的鞭炮，噼里啪啦一通乱响。前几年他们还去去庙会，但是越逛越觉得没意思，“不就是买东西吗？”他记忆中的春节不是这样的，春节应该跪下来给老人磕头拿压岁钱，村里以前有个老陵，蒋家所有祖先的坟地都在里面，年三十的时候村里每个人都会去烧纸，正月十五则是去点灯，把胡萝卜挖个洞，放上花生油，插根黄草棍就成了一盏灯，灯火在每个坟头上闪烁，灯前则是跪拜着和先人们说说话、祈求来年幸福的村民。

　　蒋高明并不那么明确地知道属于自己这个小家庭的坟都在哪里，他知道的祖先，只到了“打过日本鬼子”的爷爷辈儿，再往前数，他就有些糊涂了：他们是更早时候的迁徙者，在四五辈之前曾经举家迁到别的村庄，到了父亲这一辈才又重新选择归来，真正的近亲们都没有跟着过来，在看似一个庞大蒋氏家族的庇护下，却是他这个小小家庭的孤单。最近村子里有人在张罗着重修族谱，把家家户户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蒋高明兴高采烈地打算凑进去帮忙，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往哪里去，现在他想知道的是，自己从哪里来。不过他也有点迷茫，“老陵早被平了，现在都是农田，现在回去还想点灯，也找不到坟头了”。

　　蒋高明知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应当是“父母在，不远游”，然而现实看起来已经永远不可能回归到那样的程度，蒋家庄也就不到一千人口，却已经走出去了一百多人，离开的人，都没有再回来。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幸运，起码工作可以允许他两地奔波。在村里他盖了一栋三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装上了抽水马桶，屋前屋后种了二十多种树，洋槐，苹果，李子，杨树，雪松，银杏，他想象着到他退休那一天，他能常常回去，坐在院子里看着故乡，而身旁已是大树参天。

　　追寻远去的先人

　　春节寻根问祖的背后，是民间对自我身份的追索、是对宗族亲友的探寻、是对教化传统的绵延、是社会重构的表现⋯⋯

　　“大年”的意义

　　中国人在正月初一这天过了两千余年的春节，如今，人们开始重新为春节寻觅信仰

　　文/葛剑雄

　　民间至今将春节称为“大年”，言下之意，法律意义上的新年――公历1月1日只是“小年”，真正的年非农历正月初一莫属。

　　这自然是传统使然。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2年）开始以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从此中国人都是在农历正月初一过新年的，只有四次例外，即王莽初始元年至地皇四年（公元8～24年）、魏明帝青龙五年至景初三年（237～239年）改以十二月为岁首，武则天载初元年至圣历二年（690～699年）、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曾以十一月为岁首。而在太初元年之前，夏历、殷历和周历的岁首都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当年起又以十月为岁首。也就是说，从公元前102年开始，中国人有二千余年时间都是在农历正月初一过年的。直到中华民国成立，才改用公历，以每年1月1日为新年之始。由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宣统皇帝尚未退位，北京和北方仍奉清朝正朔，那天称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全国范围废旧历新年到1913年才实行。但民间旧俗难改，民国2年7月袁世凯下令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放假一天，自次年开始施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采用公历纪年，确定以公历1月1日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

　　本来，新年首先是一个政治性节日。中国历来重视纪年，新年是一年的开始，也是皇帝每一纪年之始。新年的庆祝是对除旧布新、国泰民安、国运昌隆的祈求，要举行一系列重要活动，如元旦大朝会，各地上报户口、收成、治安等政绩，祭天，祭太庙等，新皇帝继位后一般也要到下一个新年才改年号，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节前要封印封门，停止办公，节后才开封启印正式上班。新年也是财政年度的开始，或者是以新年为统计标准的。国家法定纪年变了，春节已不具有政治意义。

　　但春节的信仰意义却没有随着政治意义的消失而改变，尽管一次次受到“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和新文化的冲击，特别是文化革命的致命打击，却在民间不绝如缕，改革开放以来还在逐渐恢复。

　　春节的传统信仰集中于两个方面，即敬天和崇祖。

　　历代帝王以天子自居，相信君权神授，受命于天，得天命方能得天下，治天下也离不开天的保佑。在诸神中，天的地位最高，在一年最重要的节日中祭天是最重要的活动。民间没有祭天的资格，但同样敬天，并祈求天的庇佑。不过天不会降临平民百姓家中，而是派不同的神执掌不同职能。对家庭来说，最重要的是灶神（灶君、灶王爷）――平时守在锅灶旁，掌一家祸福。每年腊月二十三，这位保护神兼监察官要回天上述职，所以要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送灶（神）。贡品中必须有粘性的糖，以便粘住灶神的嘴巴，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财源茂盛是普遍需要，据说年初五是财神爷的生日，接财神自然越早越好。还有门神，为使他忠于职守，新年前要将新的门神贴在大门上。

　　如果说敬天的活动多少带有敬畏和功利的心态，崇祖则主要是慎终追远的传统。先民一直认为人死后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即使有人相信死后会重新投胎，但他们的灵魂依然会回来。所以对祖先的祭祀和贡献是经常性的，季节性的，而最隆重的一次是新年前后的祭祖――家庭的和宗族的。在农业社会，新年正处于秋收以后的农闲季节，既有充分的时间与人力准备和操办，也有丰盛的酒水食品作为祭品。由于祖先的灵魂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才能回来，家庭的全部成员必须在除夕前聚集，一起祭拜。否则不仅是对祖先的不敬不孝，还可能得不到诸神庇佑，甚至招致上天的惩罚。相比之下，合家团聚以及节日的吃喝玩乐还是其次的。这就是游子无论贫富贵贱，都急于在除夕前赶回故乡的原因。万不得已在外过年的人，也必须遥祭祖先，但总弥补不了不能合家祭祖的缺憾。

　　当祭祖被当作封建迷信破除后，春节只剩下家人团聚和吃喝玩乐。随着生活的改善，平时都能吃喝玩乐，过年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一旦外出务工者在城市定居，加上信息和运输的发达和高速交通的普及，合家团聚将失去魅力，春节也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春节还会有信仰意义吗？如果有，还是敬天崇祖吗？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全国、全世界各地回家过“大年”，似乎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各自不同的回家目的，显然并非全部出于对传统新年的信仰。这不能不使我们忧虑，也值得我们期待。★

　　从春节祭祖到社会良治

　　商业未必冲淡信仰，有时恰恰相反，祖先崇拜恰是人们对商业性社会人情淡薄、保持共同体意识而创生、维持的一种文化、社会机制

　　文/秋风

　　人是否必须有某种超越性信仰？无此信仰，健全的社会秩序有没有可能维系？这是古往今来所有哲人思考的终极问题。而中国上一世纪的历史，为思考这个命题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素材。

　　传统中国人是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倾向的，因而形成了至少四种类型的信仰体系：第一类是天道信仰，它带有强烈的政治性，通常由最高统治者祭天。由此又衍生出一些与时间、空间有关的信仰，比如祭祀名山大川。中国人的节日也多是依据天道信仰被分配在一年的不同时间节点上的。春节就是依据天道信仰确定的最为重要的节日。

　　今日所说的春节，在一百年前共和国建国之前，被称为“元旦”。“元”字在古代具有相当神圣的意义：《春秋》经文开首谓：“元年，春，王正月。”汉儒何休解释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时本名也。”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季之始，正月是十二月之始，元旦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既然元旦如此重要，则一年中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都在此期间进行。中国人的第二类信仰体现为民间信仰、基于万物有灵论的神灵崇拜，比如门神崇拜、灶神崇拜、财神崇拜等。春节期间，人们会祭祀这些神灵，祈求幸福。中国人的第三类信仰是佛教、道教这样的宗教，春节期间也会有一些宗教性活动。

　　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春节期间最为重要的宗教活动还是祭祀祖先。祖先崇拜是中国人的第四种信仰。这种信仰起源甚早，宋明以降，已形成今日人们所看到的祖先崇拜的各种礼俗，以春节为重头戏所在。笔者所记忆的年俗中，就包括祖先崇拜。长辈会拿出祖先轴卷挂起，正月初一早上，要跪拜祖先。此前有祠堂，则祭祀祖先的仪式更为隆重。

　　这种祖先崇拜，乃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一种重要机制。肉身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的消逝是令人恐惧的。如果死亡是一了百了，那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不能感受到生命之意义的个体，必然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进而对他人的生命不负责任，对社会不负责任，社会秩序将因此而溃散。

　　对于并不信仰绝对的上帝的中国人来说，祖先崇拜让必死的肉身获得了永恒性。祖先崇拜意味着人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是从遥远的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又将向着未来传承。这样，个体就突破了当下时间的局限，置于从过去到未来的永恒的时间之流中。个体生存因此而具有了意义：个体的肉身承载着家族的价值，这个环节的缺乏意味着家族价值传承的中断。因此，个体必善待自己的生命，让生命呈现出饱满的形态，这是祖先和子孙共同要求的。

　　也因此，祖先崇拜具有重大的社会功能，曾子的一句话对此作了最好的概括：“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认真地对待丧礼、诚心地祭祀祖先，意味着个体清楚，自己乃是时间之流中的一个环节，乃是时间性共同体中的一员。由此，个体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这一点乃是德行的前提。如果社会中每个人都能自我约束，自然会形成一种优良的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春节祭祀祖先的礼仪总是合族进行。平时分散的人们，借着祭祀共同的祖先的机会，聚集于一堂。在这样的社会性仪式中，人们会建立起某种秩序。共同的祖先也会缩小人们之间也许因世俗的物质纠纷而产生的精神距离，拉近情感。也就是说，祭祀的礼仪可以在人际空间上建立起某种关系。

　　由上述两点可以看出，祖先崇拜具有重要的文化社会功能。惜乎过去一个世纪，在启蒙观念和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祖先崇拜似乎趋于淡化。这首先发生在城市，进而波及乡村。如果慎终追远乃是厚德之道，那么，祖先崇拜的淡化，当然就是薄德之途。当下社会秩序的紧张乃至冲突， 与此大有干系。

　　有人会说，祖先崇拜趋于淡化的根源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此为似是而非之说。历史上，祖先崇拜最为浓烈的时代，也正是中国经济大规模商业化之后。而商业化最发达的地区，如明清时的徽州，正是祖先崇拜最盛的地区。今日潮汕、温州等地区商业经济高度发达，祖先崇拜依然保存或者说恢复得相当完好。这一事实揭示，商业未必冲淡信仰，有时恰恰相反，祖先崇拜恰是人们对商业性社会人情淡薄、保持共同体意识而创生、维持的一种文化、社会机制。

　　因此，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重建的难题不在于外在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在于人们是否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尤其是社会中的精英是否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