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1917年,我在楚怡中学任教,毛泽东仍在第一师范读书,常来找我聊天。
“假期怎么过?”毛泽东问道,“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有一个新计划,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身上一个钱也不带,去作长途旅游,吃、住问题,打算用乞讨的方式来解决。”
毛泽东很是激动,“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
一天清晨,我们就踏上了通往宁乡县城的道路。我们边走边谈,过了漫长一段时间,我们感到很饿。
毛泽东说,“我们开始行乞吧,我已经饿得要命了。” 毛泽东问路旁小食店的女人,“你知道附近有读书人家吗?”她说:“在小店后面住着一位姓刘的老绅士。”
“润之,”我嚷道,“刘先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了!”我们走到一座堂皇的住宅前,敲门。刘翰林终于走出来了。他年约70岁,他带着惊奇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当他明白我们的来意后,过了一会儿,他爽快地给了我们一个红纸包。我们向他告别之后,打开纸包,一下子富了起来,纸包里有40枚铜板。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小食店,不一会儿就饱餐了一顿,每人只花了4枚铜板。
后来,我们沿路乞讨,农舍相隔二三里,讨到的只是些冷饭冷菜,半饥半饱的。我们深深感到,讨饭与在饭馆里吃饭是何等的不同!
我们来到了沩山,找到一户人家,一对和善的老夫妇给了我们足够的饭菜。老人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小伙子看上去决非乞丐,可为什么以乞讨为生呢?”
“我们家境不好。” 毛泽东答道,“但我们想旅行,因此惟一的办法便是一路乞讨。”
他说:“当叫化子没什么不好,叫化子总比强盗好得多!”
“叫花子是最诚实的人,”我辩解道,“甚至比做官的都要诚实得多。”
我们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安化县城。由于饥一顿,饱一顿,我们很饿。一天清晨,我们身无分文走进一家茶馆,叫了茶和早点。吃过之后,我们商量如何去付款。我建议毛泽东留在那里记日记,我则到街上看看有什么法子。
花了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我只讨到21文钱。最后我们想出一个办法,用讨来的钱买些纸,然后写些对联,送给店主,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乞讨方式。
在头一家店铺里,店主看了对联后,面带笑容地递给我4个铜板。我如法炮制,返回茶馆付了款。
离开安化之后,我们到了益阳县城。我突然发现墙上贴着县长告示,我认识县长。我们俩决定去看看他。
我和毛泽东找到了那个威严的衙门,向门房递上名片,并把毛泽东的名字写在上面,请求通报。门房仗势欺人,见我们是叫化子,硬是不愿进去通报,还粗暴地撵我们走。
终于有一位长者进去为我们通报了县长。县长张康峰先生吃惊地问道:“肖先生,出了什么事?你们哪里来?”
“我们从长沙来。”我把我们的想法与经历告诉了他,张县长款待了我们。3天后,告别时,张县长又送给我们4块钱以备急用。
四五天之后,我们的行程结束,回长沙去了。
摘自《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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