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时家兄弟的公路食物链 军牌当成护身符(图)

　　时家兄弟从鸡苗小贩到“逃费大王”的人生路径，也演绎出一条公路“食物链”，时建锋被课以无期重刑，其他食利者目前安然无恙，似乎也表明他们不过是“食物链”中最脆弱最易被切割的一环

　　368万元于普通农民可保终身衣食无忧，但于河南禹州农民时建锋和时军锋兄弟而言却是一场灾难。因为被控用假军牌偷逃368万元高速公路过路费，时建锋被判无期徒刑。随后，时军锋也投案自首以减轻罪罚。

　　时家兄弟从鸡苗小贩到“逃费大王”的人生路径，也演绎出一条公路“食物链”，时建锋被课以无期重刑，其他食利者目前安然无恙，似乎也表明他们不过是“食物链”中最脆弱最易被切割的一环。

　　运沙“生意经”

　　时家兄弟的军牌车行车路径是从平顶山下汤到许昌禹州，时军锋当时所开“时风沙场”的沙均来自毗邻下汤收费站的沙河，河中所产沙质量较好，颇受禹州沙场老板青睐。

　　运沙并不是一宗利润丰厚的生意，运输是最大的瓶颈。现仍在禹州经营一家沙场的董姓老板以时军锋案所用俗称“后八轮”卡车，给南都记者算了一笔账：采购一车沙成本七八百元，可卖2600元左右，毛利1800余元，扣除燃油成本900元，两名司机工资200元，利润只有700余元。

　　超载已是必然。在禹州无梁镇十字路口，司机们介绍说，不超载不仅赚不到钱，反得倒贴。董老板举例说，“后八轮”核载15吨，采购一车沙成本为225元，可售500余元，毛利200余元，但燃油成本即花费700余元，再加上司机工资，如果不超载，拉一车沙需倒贴六七百元。

　　超载不可避免，司机们驶上公路不得不面临两难选择：若走高速公路，过路费不可想象，时建锋案被算出每次通行成本为平均一个来回3126元，远超出可以卖出的2600元，只能倒贴。

　　走省道同样意味着“高风险”。在禹州无梁镇的十字路口，多名司机向南都记者介绍称，仅从下汤到无梁镇，中间需要经过曹庄、郏县、宝丰3个超载检测站，如果超载被扣，按河南省方面规定罚款，平均在数千元，有时甚至数万元。以时军锋的“后八轮”为例，核载为15吨，但普遍载重达五六十吨，最多时达70 余吨，如果按照标准罚款，每趟都要被罚上万元。

　　熟悉行情的司机还告诉南都记者，在超限站的附近有几辆车牌被遮的小轿车是“中间人”，如果超限被拦，找这些人疏通关系，每趟交100元即可通行。曹老板介绍说，从下汤至禹州有3个超限站，其中曹庄和宝丰都是最近两个月所建，找到“中间人”一趟过3个站扣300元，郏县运营时间较久，如果找到熟人可以买“月票”。时军锋也在自首前对南都记者介绍说，他以前走省道过超限站买“月票”，每站每车1500元。

　　无梁镇一名在无梁至开封运营近20年的不具名人士告诉南都记者，这段160余公里的路段也需经过4个超限站，他购买的“月票”每站为3000元至4000元不等。

　　除了超限站之外，司机另一项必须的开支是罚款。据司机们介绍，罚款通常在50元至200元之间，最高达500元，因车辆普遍经过改装超载，只要被抓，均要开罚单。

　　从下汤至禹州，需要经过3个县交警队的管辖区域。司机们反映说，基本属“雁过拔毛”，一趟至少需交150元左右罚款，还是以不开票为前提。

　　经此折算，如果拉一车沙从下汤起运，经从省道运至禹州，再扣除必不可少的400元左右的罚款成本，一趟的利润只在三四百元之间。其间如果遇上超限找不到“中间人”疏通被按标准罚款，就只能赔本。

　　昨日上午，在禹州曹庄超限站，一名从禹州运煤至河南焦作的司机沮丧地告诉南都记者，他载重100余吨的大卡车因超限于17日凌晨被流动治超车辆查扣，如按标准罚款在2000元以上，他的运费也只是2000元，刚刚上路就白跑一趟。

　　军牌“护身符”

　　高速跑不起，省道利润微薄且风险频频，军牌生意应运而生。

　　河南中原高速平顶山分公司法律顾问王继涛告诉南都记者，高速公路公司只是一个运营企业，没有任何查验车辆的权力，碰上制式的军警车牌照，或者持有绿色通道通行证的农产品等车辆，都需要无条件放行。

　　时军锋挂上军车牌照显然看准其中的商机。在经营运输之前，时家兄弟只不过是贩鸡苗的小贩，大哥时银锋向南都记者介绍说，该村多年以贩卖鸡苗为业，近年来生意逐渐惨淡，村民多外出务工，其弟时建锋曾在火车站扛过两百多斤的玉米包，时军锋则远赴浙江帮人开车。

　　时银锋介绍说，2006年左右，时军锋从浙江回到家乡，开始涉足交通运输业。据时军锋在自首前向南都记者介绍，他贷款30余万元购买两台前四轮后八轮的货车，挂民用牌照跑运输，但利润微薄，一趟只能赚三四百元，其间又出了两次翻车事故，车辆大梁严重受损维修花费数万元，最后以折价卖掉两车亏本十几万元收场。

　　2007年左右，时军锋经人介绍认识了自称武警干部的“李金良”，并经“李金良”介绍认识自称武警某支队副参谋长“张某田”，从此开始军牌生意。

　　姑且不论真假，有军牌这个“护身符”，时家兄弟的运沙生意通畅了许多。据时建锋此前在庭审中称，持军牌运营8个月获利约为20万元。但根据沙场董老板提供的相关各项收支状况，在时家挂军牌运营期间，购一车沙成本为600元左右，可售2100元左右，油耗为500元左右，每趟毛利为千元，一天走高速公路可运3趟，扣除司机工资和轮胎损耗300元左右，一天利润为5700元左右，一个月为18万元左右，再扣除其他沙场租金、人员工资，运营8个月可获利百万元以上。

　　时家的光景自此好了许多，时家兄弟所在的祁王村村主任时永军告诉南都记者，全村2000多人中，时家经济条件原为倒数，但时家拿到军牌跑运输后，成为村里的“暴发户”，他先是买了一台现代轿车，后换成本田雅阁，继而又换成价值47万余元的丰田霸道。

　　利益“食物链”

　　据一名武警内部人士介绍，军用牌照的审批相当严格，市级武警支队只能在申请用途后，才能向省级武警总队打报告申请，除非应急提前报告，但数量也非常有限，而且军车的着色都是部队专用军绿色，需持“三证一单”（士兵证、行车证、驾驶证和部队的派车单）才能上路运输，因而一般很少造假。

　　在时建峰案件中，河南省武警总队出示证明称，时建锋所持的两副军用牌照均为假造，即使是两副假牌，背后掺杂的利益令人咋舌。

　　时军锋向南都记者提供的一份与自称“张某田”和“李金良”所签的合同显示，这两副军牌需要向上述二人支付前期协调费用24万元，每个月还需缴纳8万元。另外，合同中还约定给下汤收费站正副站长工资共计1万元，一年总计为132万元。

　　以运营8个月为计，时军锋两辆挂军牌车运营收入仅为140万元左右，扣除需要支付的100余万元，实际收入只是如他所说的20余万元。大哥时银锋说，前期买车时，时军锋还多有借贷，每有收入都要还贷，因而手头并不宽裕。

　　对于一个农民而言，这仍不失为一门好生意。时军锋还计划扩大经营，并订购了10辆车，还引来投资者，后来被时军锋指拿了百万元没有办成事的唐某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接受采访时介绍称，自己知晓时军锋做军牌运输生意，一趟可赚千元，遂投资50余万元给时军锋买车，但没想到时却告诉他，有两辆车已被扣下。

　　祁王村村主任时永军也以羡慕的口吻说，如果一切运营正常，时家干几年就可成为千万富翁，绝对可以从倒数变成村里的首富。

　　背后“隐身人”

　　围绕军牌的“食物链”都是以时军锋兄弟为主体而展开，但不知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时家兄弟落得个车被扣、人被拘的后果。

　　不管军牌真假，两台挂军牌车最初在高速公路上运行良好，时军锋也向南都记者介绍说，其间碰上几次查车，但均顺利通行，也让他更坚信车牌为真，可以顺利运营。

　　各方关系也处理得不错，时任下汤收费站副站长李占峰也对南都记者称，在李金良持证上门办理相关证明时，自己曾接受李金良宴请，事后还与李金良在许昌吃过两次饭。他还确认首次宴请时，一名李金良的随行人员与照片上时军锋相貌相似。

　　值得玩味的是，2009年1月1日，在李占峰举报之后，两台车被扣留半年之久，时军锋还拿到一份加盖有部队公章的车辆放行通知单，落款日期为 2009年6月15日，行文对象是河南省治超办，内容是已经对两台车进行了处理，各处罚1.1万元，请对方按规定给予放行。直至2009年12月18日，车被扣已近一年后，时建锋才被拘留。有消息称，该案进入刑事审判，正是河南中原高速方面对己方高速通行费受损300余万元不满而向警方报案。

　　时建锋被拘之后，时军锋也开始四处活动，围绕着时家的整个利益链条也开始运转。时军锋称，他找到唐某，唐找其自称警察的小舅子四处活动，前后花费99.5万元，但没有效果，小舅子称“事情太大管不下来”。

　　另一关键人物“李金良”却一直没有进入警方的视野，即使是鲁山县检察院和平顶山检察院两次退查，均要求查清“李金良”在案件中的关系，但呈报审查起诉的材料中均无此人，后部队方面出文称，经查没有“李金良”此人，公安机关也未对这名自称武警的“李金良”追查，另一名也被介绍为武警某支队干部的“张某田”也没在案卷材料中着墨。

　　被指收受了每月5000元的下汤收费站正副站长也在案发之后站出来称，从没有看到过时军锋所称的合同，也不认识没联系过时军锋。但时军锋却称，自己与李占锋有通话记录。河南中原高速方面也称，经过自查，正副站长二人“肯定没有经济问题”，还反证称，“如果有问题，李占峰怎么可能站出来举报”？

　　纷纷撇清关系之后，剩下的就只有农民时建锋一个人，他能“咬”出来的，却只是自家兄弟时军锋，时军锋也只有在媒体蜂拥而至时，才敢拿出那份不离身的“合同”去自首。

　　如今案件已经退查，“张某田”、“李金良”、唐某等人究竟是谁？才有了一丝重现端倪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