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孙中山的思想仍多硬道理(图)

春秋史家必授予孙中山一定之历史地位。

　　常言“百闻不如一见”，其实孟子一书的最后一段话〔尽心篇〕早已区分闻与见：“由文王至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然而无有乎尔…。”今适值辛亥革命整整一百年后，对孙中山见而知之的人必极稀，但闻而知之者则大可比比皆是，当然这种类比的前提是必须先尊孙中山为近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圣人级的伟人。

　　作为推翻中土数千年帝制的共和体制之首席缔造者，春秋史家必授予孙中山一定之历史地位。中国传统衡量伟人向有“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标准，孙的事功及政绩，除成功推翻满清之外，由于主客方面的诸多原因（如年不及60，1866-1925），许是力有未逮;孙本人临终前一日尚自谓：“死生常事，本无足虑，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最值得后人缅怀当乃他的思想体系，及品德风范。我辈尤其距他非远，对其之见闻又岂应有如孟子上述“无有乎尔”之憾!再仔细思量之，孙中山思想还真仍能甚切当今之时宜。

　　民国初立，孙被南方十七省代表推选为临时大总统，但就任仅三月即为谋取南北之议和及统一而主动让位予袁世凯，之后再屈就铁路督办，慨言“吾党不必身揽政权”，充份展现其“做大事，不做大官”和功不必在我之器度和德行。他费时数年兼遍走大江南北而完成的实业计划此著作，主论发展交通，主张借用外资修建铁路，惜因困于其时极忿乱之政局，皆止于纸上谈兵，毫无落实之机会。孙今若地下有知现中国铁路系统之发达已居世界前茅，当堪至慰。

　　说及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开宗明义，依孙之自语乃：“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术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笫一部份，孙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他就是要“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论及此道统，尧以“允执厥中”四字转舜，舜再以“人心惟危，道心为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授禹，所强调者不外乃孔子中庸之道，故孙中山思想要属不极端不偏倚。中国传统还讲求一种与霸道相反的王道精神，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一话最足代表。孙中山也说：“中国从前的强盛是独强...各弱小民族和国家都是拜中国为上邦…中国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们。”

　　孙尽管自幼赴洋深受西学之洗礼，而且身处彼时全盘西化甚盛风气之下，却仍能彻悟和珍惜中国悠久精深的传统文化，不忘本的立场诚极难能可贵。今所谓之“中国特色”说必亦以此传统为本，离此无他由径;孙讲民权主义时有段这样的话：“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国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像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机器，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故孙确乃此“中国特色”主张之先行者。

　　诚如美国学者杭庭顿所说世界各主要文明都各有积淀深厚之本，中国文明属最悠久，自有其过人处，今中人绝不应枉自菲薄。如何珍惜和发扬光大我传统中国性，孙中山所指引出的明确方向，我辈自当知所汲取，温故知新，承先启后，用能维系数千年绵延不断之中国文明于不坠。

　　第二部份，孙于1894年28岁上书李鸿章自言：“幼曾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同篇又载有名句：“（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1897年孙32岁在伦敦走避清领使馆后，每日赴马克斯当年常往之同一大英博物馆潜心治学，其三民主义的思想渐成体系，当中无一不受到欧美学说事迹之深刻影响。

　　孙中山深信要振兴中华，“除了恢复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的长处…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还是要退后。”是的，大凡国家之存亡兴衰很多时是系于与外部的相对形势。特别在今全球化时代，中国尤其不应孤立于世界的主流国家之外，必须善交他们，彻底扭转冷战年代所遗留与之对抗的心态，并能确实掌握自己仍处于发展阶段的定位，不卑不亢，甚至在内部作出必要的顺应和调整，以期为己谋得一席真正安稳的国际地位，再求进取。孙中山常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中国特性必然不可违逆普世现代性，这是适者生存的自然定律，不因人的主意图而异。孙中山的国际眼光，今本土型之国事最高领导人们莫不应见贤思齐，则善莫大焉。

　　第三部份，乃孙融会贯通古今中西学之自创论述，于今仍深具启发意义之荦荦大者有：

　　1.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在物质建设上有上述的实业计划，在心理建设上有讲“知难行易”道理的孙文学说。他列举十大例证，以说明“天下事情，如果真是知道了，便容易行得到。”他又指出，细味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当能解）”此话实反证了知难行易的道理。知之重要，于当今知识经济之社会为更甚，现中国面临经济转型，不能只停留在作为世界工厂的状态，欲提升竞争力，孙中山鼓励求知的态度尤适发扬。

　　2.“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此话竟出自毕生奉献于民主革命事业的孙中山之口，或许当时因专制而成功如德日俄等国的示范效应太大，也足见孙贯有独特之洞识而非人云亦云者。他因有如此之叹才引申出“权能区分”的政治理念和架构：政府必须有能，但人民当须有权以防制之。他提出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直接民权，政府则在常见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治权之外，应多加考试和监察两权。考试权是沿袭中国行之已久，公平客又开放的文官选拔制；监察权则参照中史上直通天子的谏官御史制，亦可有效防患行政权之滥用。此五权宪法在台沿用至今，运作无碍，效用颇彰，是乃孙之创见得获实现之例。

　　3.孙一再曾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类似的话，但名称虽同，内容却大不同。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及平均地权等主张，相对都是很温和务实。他又借重了当时美国学者Maurig Williams的研究，认为“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以民生史别于其时独领世潮风骚的唯物史。放眼今天世界各国，不以民生为重者其国必穷必乱，孙中山的眼光毕竟够深邃兼远大。孙中山平生特喜广书“博爱”二字赠人，他的演讲文稿也总蕴涵着浓烈的同胞爱，都自然流露出他仁民爱物，悲天悯人的正宗民本胸怀，更能反映出中外史上诸多超大历史人物之如何视人民如草芥。孟子举孔子及伯夷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之正气例，孙中山确然是则同。

　　总上，孙中山一生奔走革命，尚能勤于著书立论，居高见远，集行动及理论于一，典范不世而有。可惜天妒英才，孙操劳终生，寿稍差60而卒于肝癌，令其事业无以延续发皇。特别可惜的是他晚期“联俄容共”的路线不被继承，国共两党关系恶化而至内战及尔后接踵而至之诸多政治劫难，而迄今两岸问题犹未根治。台方在两蒋崇孙时代之后有所谓“去中化”之演变，孙之历史地位及现实待遇早已大不如前，反而大陆新近转向对孙至为厚尊，历史之吊诡及时空之差错，究可克服否，今两岸是否尚可藉孙中山之遗业而达共识之合同，中山陵上之英灵，其可盼乎!

　　孙中山临终弥留时连呼数十声“和平奋斗救中国!”今神洲规模已具，为臻长治久安，凡我辈有志后人，宁不思稍法孙中山无时不念及国事之精神乎!兹再录孙当年悼念列宁的祭文以追思之：“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唯君特立，万夫之雄。…天不假年，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