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跨境转移资产日趋严重 裸官外逃成反腐重心

　　年前，《瞭望》新闻周刊在北京、江苏、广东等地采访发现，中国内地居民投资移民人数近年来持续增加，特别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来自中国的移民比重迅速扩大，有的占七成以上。伴随这股移民潮，一些官员与商人非法转移资产出境并外逃不归现象，引人注目。

　　针对官员借投资移民非法转移资产滞留海外的调查显示，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这种现象较改革开放初期日趋严重，且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表现更为突出。

　　“裸官”出逃成反腐重心

　　“2010年5月19日出逃的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目前出境的可能性很大。”河南省政法系统一位干部告诉该刊记者。李卫民是2009年8月从三门峡市调任至安阳，此前是三门峡市委组织部长。在他调任期间，三门峡市掀起一场反腐风暴，包括一名副市长、一名县委书记在内的多名当地要员落马。

　　“现已初步查明李卫民与三门峡系列腐败案密切相关，其中一笔收受贿赂的金额就达100万元。他对此可能早有思想准备，并在出逃前进行了周密策划。”一名负责李卫民案的人士透露，李卫民出逃前，购买四部手机和多张手机卡方便联系，并准备了出国手续。

　　出逃之后不知所踪，很可能使用了假身份证。同时，李卫民除了留给妻子的部分财产外，其余财产现已不知去向。“我们通过各地海关查阅了出境人员，目前还没有线索，也没有查到他使用自己身份证的记录。综合分析其出境的可能性比较大。”

　　2010年7月23日，广州市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按规定向区政府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请假，请求于8月18日～9月7日期间休假。其后，刘于8月19日持因私护照出境前往美国。刘在休假期间以遭遇交通意外受伤骨折为由，委托其单位再次向区政府分管领导请休病假1个月。截至目前，刘出境滞留已多月。

　　该刊记者从广州市纪委获悉，2010年10月14日，刘荣福被免去花都畜牧局长职务，其出境未归的问题已经移交给纪委监察局调查，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据了解到的消息，刘荣福此前曾多次拒绝向当地外事办归还因私护照，并最终持有此本护照出国。

　　“官员外逃往往与资产转移相结合，并且是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出逃前往往已是‘裸官’。”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民说，贪官出逃的路径经媒体曝光后已不那么神秘，通常会经过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滞留不归等几个步骤。

　　江苏省纪检系统一名干部坦言，贪官跨境转移资产已经成为反腐斗争的主战场。据其介绍，根据江苏已办案件归纳，贪官资产转移海外主要有以下几种：借商人之手直接转移出境、通过地下钱庄洗钱出境、通过涉外公司在海外隐秘“截流”、在海外虚假投资等方式。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往来增多，一些贪官通过贸易项目转移资产，更隐蔽更难监控。

　　内商变外商“裸商”漂白资产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除了近年来不时曝光的“裸官”现象外，一种途经海外移民，并由内商变为外商的“裸商”现象更加普遍。

　　长三角某市一名由做实业转行做投资的商人告诉该刊记者，部分商人从内商转变为“裸商”现象，与他们资本积累的方式有关。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不少商人通过“空手套白狼”骗取银行巨额贷款；前几年，有的商人在地方国有企业改制、事业单位改制中，打通关节，以极低的成本，甚至“零成本”得到企业几十年积累的资产等等。

　　“近年来，投资土地比投资房产更容易获取暴利，有的商人买通官员联手圈地，打着建设各类产业园的招牌卖地租地，投入不算多，可是一年赚几亿元并不罕见。”这位商人说，“快钱来得太容易，留在国内担心会出事，于是就有了投资移民海外的需求”，通过移民海外，不仅可以将一些不那么乾净的钱洗乾净，而且国外对私人财产保护得更好，万一有风吹草动，也有条退路。

　　“据我所知，这几年移民出国之后又回来投资的商人不在少数。”南洋地产中国区总经理钟沛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不少商人投资移民后发现，在国外除了买房置业外，干不了其他的，“而在中国，不仅市场大机会多，一些行业的投资回报率还是国外平均水平的好几倍。”

　　“出国资本再回流，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循环：官商勾结获取暴利—投资移民及转移资产到海外—摇身一变成外商再回来投资。”钟沛说，“这种外商回国投资只需要找一些合作者。”

　　一位分析人士指出，这种外商回来投资对于经济更具“杀伤力”：一是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二是地方对这种外商会给予优惠。

　　“治贪必当夺其财”

　　江苏纪委案管室主任王唤春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虽然在200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实现了国际间的协作治腐；但由于国情与体制的不同，各国对于案件的定性差别很大，可以说同样的案件在国内、国外存在双重标准，再加上不是所有国家都遵守《公约》，为这类跨境案件的执行更添了一份不易。

　　通过总结不同类型转移资产的方式，江苏纪委发现，追回腐败资产是突破腐败案件的重要证据，也是防止贪官外逃的核心控制点，更是江苏纪委在打击非法资产转移出境犯罪行为的指导思想。一般犯罪分子在外逃前都会先将赃款赃物转移出境。如果查不到转移的腐败资产，特别是转移出境的，贪官的心理防线就难以突破，时间一长，很可能没有收获。因此，打击此类犯罪行为首先要“稳”、“准”、“狠”。

　　该刊记者调研还了解到，在违纪违法案件中，一般经济案件占40%，其中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类案件的占比高达80%。多数腐败官员都抱有一种“一人坐牢，幸福几家人；腐败我一个，幸福几代人”之类的冒险心理。若是不把冒险心理打灭，很难产生打击效果。

　　近年来，江苏省在打击贪官的过程中，不但要准确收缴赃款，还要狠狠地打击，加大腐败官员的腐败风险，提高其犯罪成本，让贪官们“既身败名裂又倾家荡产”，或是“有赃款也用不掉”，彻底放弃这种冒险心理。

　　其次是保证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的彻底性。贝卡利亚说过：“法律的威慑力不在于它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法网严密，违法必罚，这就像一把悬在贪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

　　政府间合作追回腐败资产是关键

　　政府机构是反腐败的主体，加强政府间在反腐败领域的合作和配合，是有效防止腐败分子外逃和腐败资产外流的关键因素。从现实情况看，被腐败分子视为避风港的国家，大都与中国没有签订引渡协议。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加强政府间反腐败合作的重要性。

　　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为政府间加强反腐败的协作提供了法律框架。在追回上述腐败资产过程中，江苏都得到了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机构大力协助和通力合作。

　　2002年8月，在查办中昊财务公司原董事长陈勇等人经济犯罪案件中，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监察部协调，江苏先后两次派员赴香港调查取证。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大力支持下，调取了陈勇炒股票的开户资料、资金进出单、股票交易记录，取得了陈挪用公款1.43亿元的有力证据。之后，在廉署的协助下，通过刑事、民事等手段，将其账户上剩余的110余万美元股票抛出，资金全部追回。

　　通过民间渠道沟通是快速追回腐败资产的便捷通道。有时按照正常的官方渠道特别是按照民事诉讼程序，不仅追回腐败资产旷日持久，而且牵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甚至得不偿失。此时，如果通过民间渠道同有关当事人沟通联系、晓之以理、友好协商，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002年，为追回马向东转移到东南亚某国商人林某处178万美元赃款，江苏省纪委反覆同林联系，但林要么拒不见面，要么声称子虚乌有。了解到林某系华侨，在国内有不少亲朋好友，便通过侨联做他的工作，并阐明追回赃款的决心和拒不配合的后果。果然，林某有所松动，约办案人员到马来西亚商谈。

　　商谈中，林顾虑重重，既怕交出赃款后追究其责任，又怕背负“出卖朋友”的骂名。办案人员主动撤回，以退为进，又通过其亲友反覆传递信息，晓以利害，林再次约办案人员赴香港见面。最终通过耐心细致教育，迫使林主动将178万美元赃款全部交回。

　　如何加大有效监督力度

　　针对这些特殊的投资移民，应如何从制度根本上加大监督力度？

　　“解决官员外逃问题需要大力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我国各地官员申报财产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一个完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包括“申报对象—申报—公开—监督—问责”五个环节，“只有让官员财产接受更广泛的民众监督，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于建嵘说，2010年7月，中央下发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增加住房、股票投资及子女海外工作和投资的内容。现在的关键是各地要加大实施力度，同时也可以尝试吸纳民众监督。

　　该刊记者采访中还获悉，贪官转移资产外逃不归频频得手还与监管存在盲区有关。比如海关规定了携带现金的额度，但是有的地方即便携带超过规定几倍的现金也很容易出关。一名公安系统人士称，地下钱庄为洗钱提供了足够的便利，在沿海有的地方，甚至有银行与地下钱庄勾结的现象，资金进出国境几乎不受约束。

　　针对特殊目的商人投资移民监管问题，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民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首先要加大对商人非法所得的查处力度，让他们不敢通过违法违规手法获取暴利。

　　长期以来，在经济贿赂案件中都存在对官员处罚较严，对商人处罚较轻的状况。对于行贿的商人实际上是能不追究就不追究，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即便是对商人进行处罚，目前商业贿赂的处罚标准也太低，与商人通过贿赂获取的巨大利益相比微不足道，处罚也就失去了威慑力。

　　任建民说，我国涉及禁止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则不少，如有《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工商部门有《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等，现在的关键是要对违法违规的商人“硬起来”，要让不正当竞争的商业行为得不偿失。如果对商人违法违规获取暴利的行为都不能有效监督，那么对商人投资移民的监督就更是一句空话。□

　　《瞭望》文章：贪官赃款外逃四途径

　　据《瞭望》新闻周刊调研了解，江苏经过近10年的专项整治，梳理出内地外逃官员向国外转移资金的各种“路径”，建立起防止腐败分子外逃的信息共享机制、预警机制和内控机制，有效切断贪官外逃“利益链”，形成强大的反贪腐震慑力，其有益的反贪经验对我国源头治腐有重要借鉴意义。

　　贪官赃款出境之术

　　江苏纪委案管室主任王唤春告诉该刊记者，“从江苏情况看，贪官外逃转移资产类经济案件多发生在2001～2007年之间，但由于当时国内此类案件不多，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也因此成为了控制难点。”他结合案例介绍了贪官转移赃款出国出境的几种路径：

　　路径一：直接转移出境。随着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商贸、旅游往来的增多，出入境极为便利，这就为一些贪官潜逃境外、转移资产提供了条件。2000年轰动全国的沈阳“慕马大案”重要主犯之一，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就曾通过来辽宁投资的商人，把178万美元全部转移到东南亚。该案件也是中纪委协调最高法、最高检指定由江苏纪委管辖，实行异地办案的第一案，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例实行跨省异地管辖的大案。

　　路径二：洗钱出境。为了迅速转移非法资产，一些犯罪份子往往不惜代价，愿意花10%～15%的手续费，将钱通过地下钱庄、黑社会转移出去，最后在境外香港或其他城市拿到原赃款的85%～90%。2004年落网的中昊财务公司原董事长陈勇就曾想通过“资本运作”将1.43亿元资金转移到香港，为外逃做准备。此案也是指定江苏管辖的一起发生在央企的违纪违法案件。

　　路径三：隐秘“截流”。一些涉外公司企业负责人，为达到占有巨额公共财产的目的，往往通过做假账、扣佣金等方式，将赃款直接截留并藏匿境外，自以为手段高明，无人知晓。如江苏省化肥工业公司总经理孙伯荣、副总经理孙祝兴等人，从1998年开始，从某国代理进口经销硫磺业务中，每吨“提取”2美元代理费截留藏匿境外。至案发后，共截留250万美元，用于在境外、国外购置房产、开办公司等。

　　路径四：虚假投资。腐败分子为达到对赃款进行“漂洗”使其合法化的目的，往往打着境外投资的旗号，将腐败资产转移至境外，然后再假借“损”等名义，将赃款隐藏下来。如1992年4月，省供销（集团）总公司在境外注册成立港大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秀德伙同下属胡某与香港黄某，通过在进口化肥业务中加价、调用小金库资金等形式，截留港币1000万元。1993年3月，周称港大公司严重“亏损”，无法经营，将公司注销。1996年5月，周及胡经签署相关转股文件，将价值人民币848万余元的资产转至黄名下，由3人占为己有。

　　江苏惩防经验

　　运用现代化手段加强监管是预防贪官外逃和腐败资产外移的治本之策。江苏在几年前，就建立了严格个人（副处级以上官员）重大事项报告信息化管理系统，内容包括股票、土地、汽车、有关投资、现金与储蓄等，尤其是其投资可能与官员职务冲突或者影响其职务执行的，都要及时申报，以供实时查阅。

　　同时，江苏纪委联合央行反洗钱中心、审计、工商、公安等部门，共同协作，建立起防止腐败分子外逃的信息共享机制和预警机制，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把预防工作做到前面，发现问题便扼杀于“萌芽”中，防患于未然。

　　据介绍，江苏的内控机制一直在全国保持领先。1994年交通银行苏州分行“骗贷”案件中有港商外逃。其犯罪嫌疑人李某于1995年9月12日出境，时隔15年，李在2010年7月12日入境时便在机场捕获。“正是由于强大的内控机制，江苏辖内10年以上，甚至15年以上的逃犯均屡屡落网，近两年就抓获四五个，有效打击防范贪官外逃。”可以说，“在江苏，贪官出逃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江苏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认为，江苏的惩治腐败经验是成功的，但在跨境协作治腐中仍存有障碍，从国家层面来说，建议不只是泰国、越南等国可以通过政府、司法等官方层面跨境协作取证追赃，希望能有更多国家或地区加入与遵守联合国的《公约》，进一步修订联合国框架协议。

　　他们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总结国内各省区市治腐经验，完善相关制度，加强信息化协同联合作战，立足于防范。进一步强化“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将房地产项目纳入其中，实行全省联网、全国联网，银行对大笔金额实时监控，以实名制方式控制住大额现金流量，从细微处入手加强监管，最大限度地排除障碍一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