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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女谍60年后骨灰还乡:女儿称妈时髦开放(组图)

www.sinoca.com 2011-01-01  现代快报  [复制链接]  字体:

朱晓枫拿出珍藏60多年的妈妈朱枫的照片,一时感慨万千

朱枫烈士写给女儿的家书(朱晓枫珍藏)

徐云初接过外婆朱枫烈士的骨灰

 

朱枫烈士(朱晓枫珍藏)

  “听到妈妈死讯的那天,我一点不觉得突然,因为我知道妈妈所做的就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牺牲的工作。”60年前,当得知母亲朱枫在台湾被害时,朱晓枫说她根本没有觉得特别意外,“母亲之前被捕过几次,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50年,朱晓枫刚满20岁,作为一名军医,她供职于南京的华东军区卫生部。失去至亲让她痛彻心扉,可她却没有向组织打听母亲牺牲的具体情况,“没必要去打听,也不能公开纪念,我知道有纪律。”朱晓枫说,尽管她也想着早日把母亲的骨灰接回大陆,可由于种种原因,她也只能是“苦苦地在心里想着”。这一想就是60年。

  在各方友人努力下,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的骨灰从台湾回归大陆。“妈妈终于回来了。”80岁高龄的朱晓枫轻声念出这句时,心中感慨万千。

  □快报记者 张瑜 文快报记者 路军 摄

  “妈妈是位时髦开放的新女性”

  2010年12月31日下午,记者来到朱晓枫在南京城东的家中时,她与老伴徐锡城正在收拾刚下完的一盘棋。“最近天气预报说在降温,外面太冷,我们就在家里下下棋。”朱晓枫笑着说。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射到这间简朴的房子里,却依然难抵冬日的严寒。尽管房间里摆放着一只取暖器,可室温却不太高,两位老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衣。

  朱晓枫,南京军区总医院退休医生,今年80岁,与82岁的老伴徐锡城一样,两位老人的身体还都特别健康,说起话来也都中气十足。朱晓枫的女儿、女婿都在北京工作和定居,南京的家里就只剩他们两位老人。“在干休所的大院里,很多老战友都住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会去老朋友、老战友家串门聊天,大多数时间我们老两口就在家下棋看书。”朱晓枫说,这样的晚年生活让他们觉得平静又满足。

  虽然在许多场合,母亲的名字都被冠以“朱谌之”,但是朱晓枫更愿意称母亲为“朱枫”,因为这是母亲在党内的名字,而她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母亲而改的。

  “妈妈算是大户人家的富家小姐,她的父亲是浙江镇海著名的渔商。”朱晓枫说,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外祖父对儿女们的态度是非常开明的,所以她的母亲朱枫作为大家闺秀,不但接受了琴棋书画等传统的教育,而且还能进洋学堂接受了西式教育。

  尽管接受了很多进步思想,可朱枫还是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远嫁给了东北沈阳的一位工程师陈绶卿,也就是朱晓枫的父亲。朱晓枫出生后,当时她的名字叫陈明珍。抗战开始后,朱晓枫随父母辗转回到镇海,可没多久父亲便因病去世了。从这之后,朱枫逐渐接触到一些抗日的积极进步人士,包括她的同学、老师和朋友们。而朱枫的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成为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小时候就是逃难,从东北到镇海,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又去了武汉,那边有我的一位姨母。”朱晓枫说,“那段抗日流亡的生活特别艰辛。”去武汉那年,朱晓枫才七岁,至于战争、打仗等很多事情她根本搞不懂,只能是跟着大人们颠沛流离。

  “我其实也不懂妈妈所做的那些事情,就是见他们一些人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演话剧等,他们主要就是宣传抗日,可在我们小孩子眼里,却觉得特别热闹。”朱晓枫说,她还记得当时母亲出演的一出剧目叫《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参加抗战的。

  “在我印象中,妈妈算是个很开放的新女性。”朱晓枫记得当年母亲朱枫的打扮都特别时髦。“她喜欢穿洋装,比如背带裤,习惯剪短头发,人看上去显得干净利索。”朱晓枫给记者拿出她母亲当年的一些老照片,照片上的朱枫端庄典雅,显现出大家闺秀的气质。一张照片上,朱枫身着旗袍站在朱家花园中,姿态优雅淡然;在另一张照片中,短发造型的朱枫双目炯炯有神,尽显英姿飒爽之气。

  不过,这些老照片中,朱晓枫与母亲的合影却特别少,她只找到一张母亲抱着弟弟与她的合影照片。“主要是我们一家人平时聚少离多,很少有全家人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的情况,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忙。”朱晓枫说,1939年,母亲朱枫考虑到她和朱晓光都忙着抗战事业,就决定把她送去浙江金华的台湾抗日团体“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跟着一群台湾人上课学文化。

  一个革命家庭

  受妈妈影响女儿14岁入党

  在小孩子的眼中,与父母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应该是最幸福不过的。可朱晓枫小时候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特殊的时局背景下,整个国家的形势动荡波及了当时的每一个普通家庭。

  看着别的孩子都有妈妈经常陪在身边,朱晓枫却不会太羡慕他们。“我从小跟着妈妈到处逃难,我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属于性格比较独立的孩子。”朱晓枫说,“妈妈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呆着,而且我觉得在少年团的那些日子挺快乐的。”

  朱晓枫说自己之所以能进“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完全都是母亲朱枫的功劳。抗战期间,台湾被日本人占领后,很多台湾进步人士退出台湾,转而来到浙江、福建一带组建了“台湾义勇队”,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几十个孩子,孩子们被编成“台湾义勇队少年团”,集中在一起读书上学。当时“义勇队”的负责人之一李友邦(亲共人士)因为是朱枫的朋友,所以朱枫就把女儿送到“少年团”里读书。

  “‘少年团’的经费都是国民政府发放的,不过他们招募来的老师却都是共产党员。”朱晓枫说,因为时局动荡,“少年团”老师们的地下党身份肯定不能暴露,平日里老师们教授语文、算术、外语等纯文化课,也不会刻意去宣传别的内容。“可我能感觉出那些老师们有点不一样,他们身上的气质跟我妈妈很像,而且跟妈妈还都是朋友关系。”

  朱晓枫在“少年团”上课,可她并不知道母亲朱枫具体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工作,只知道母亲抗日去了。朱枫经常会不定期去“少年团”,“她偶尔会给我带点好吃的好玩的小东西,然后我给她唱唱歌跳跳舞,她看着就特别开心。”朱晓枫说,有时候母亲朱枫去李友邦的家里,会找人把她喊到那里,大家也就匆匆见一面就各自离开,“我要学习上课,她要忙事业,大家的时间安排都很紧张,所以都没有太多时间见面。”

  “在我印象中,妈妈从来没直接表达过对我的要求,没有说希望我以后过怎样的生活,要我去走什么样的道路,她从来也不会刻意强调什么。”朱晓枫说,“她知道我的生活学习环境是怎样的,所以,从来不会担心我的未来会走偏。”

  “从1939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少年团’读书,算是经历了自己的小学和初中阶段。”朱晓枫说,她当年特别喜欢看书,而且还做过班里的宣传股长。“我记得我们看的那些图书都是进步书籍,后来听说有一本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大家都争抢着去借来看。”

  虽然母亲朱枫没有明确指引着她去做什么,“少年团”的老师们也不会公然在课堂上宣扬共产党的思想,不过在朱晓枫十几岁的年纪,那些积极进步的思想却已经悄然生根发芽。朱晓枫的老师很多都是地下党,而且“少年团”中也

  有着秘密的党组织,她就是在这时候入党的。“1945年我不满15岁,语文老师潘超(音)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其实我比妈妈的入党时间还要早。”朱晓枫说,虽然入党了,可她只知道自己和语文老师是党员,至于组织中都有谁,她根本无从知晓。“不过,我大概能猜到几个人,从平时的言谈举止中观察到的。可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互相不会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要整体返回台湾,作为“少年团”的成员之一,朱晓枫也跟随大家一起去了台湾。“当时我也没有自己的打算,因为没法联系我妈妈,所以就跟着大家走了,反正到哪儿都一样,我从小就习惯了远离家人的漂泊生活。”

  分多聚少

  母亲把女儿送到解放区

  与“少年团”的台湾同学们生活6年,朱晓枫说她已经成了大半个台湾人,她可以熟练讲闽南话和普通话,所以到了台湾并没有感觉到水土不服、语言沟通障碍等不便。这期间,朱晓枫住在了母亲的朋友李友邦家里,一住就是半年。“当时国民党刚到台湾,正要收拾日本人留下的残局,急需招聘一部分人做老师。我的同学都开始自谋职业,教师职业一度非常抢手,可我却一直没事情做。”因为,朱晓枫知道她不会在台湾久留,母亲朱枫和李友邦为她在大陆积极安排工作。几个月后,朱晓枫顺利搭乘飞机返回了大陆。

  “我直接来到了上海,我妈妈当时在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做总会计师。”朱晓枫认为,在上海的几个月,是她们母女俩最快乐的时光,朱晓枫最真切地感受到了与母亲在一起的天伦之乐。“那算是简单的快乐,虽然是母女,可直到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对方,知道大家所从事的到底是什么事业,明白她有着怎样的政治信仰和精神追求。”

  母亲去贸易公司上班时,朱晓枫也会跟着去公司的楼下学习打字,中午饭母女俩一起吃,到了晚上再一起回家,遇到母亲加班,她就会一直等着。空闲时,朱晓枫会跟母亲出去逛法国公园,一起参加母亲的朋友聚会,那段日子的幸福和开心是让她永生难忘的记忆。

  “我知道她是地下党,在公司做事也不过是掩护,但是这种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妈妈虽然没有交代我不能说出去,但我自己心里有数。”朱晓枫说。有一次,朱晓枫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位当年“少年团”的指导员,就把指导员带回了家。“我妈妈后来跟我说:以后不要随便把不太熟悉的人带回家。我就明白了,家里应该是秘密场所,不能随便暴露。”

  其实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朱枫一直在为女儿去解放区寻找机会。1946年6月,朱晓枫被母亲送到上海的吴淞口,然后从这里辗转到苏北的淮阴。“我后来才意识到,这其实就成了我和妈妈的永别,因为从那之后,我和妈妈就再也没见过面了。”朱晓枫说。

  刚到解放区没多久,国共内战开始,朱晓枫彻底与母亲断了联系,后来她所有的有关母亲的信息,都是间接从他人口中获知。

  在解放区,朱晓枫进入到建设大学读书,组织上在听了朱晓枫的个人情况汇报后,让她重新入党。“1947年,正好华东医科大学来我们学校招生,学校开始动员我们班里的同学去学医。”朱晓枫说,其实她不想学医,她想学习文科,可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弃文从医”成为华东医科大学的首批学生。1949年9月,朱晓枫这批同学在开国大典之前毕业,随后被分配到南京的华东军区卫生部,开始从事传染病、流行病防治方面的相关工作。

  牺牲60年后

  母亲终于魂归大陆

  虽然一直没有母亲朱枫的消息,可朱晓枫心里明白,她母亲一定是在某地秘密做着与党相关的工作。直到1950年,组织上有关领导找到朱晓枫谈话,这才说到母亲朱枫在台湾牺牲的消息,此时距离朱枫被害已经一个多月了。

  此时的朱晓枫刚满20岁,听到这个消息后她表现得特别平静。“妈妈一直在秘密做着地下党的工作,她做的事都是很危险的。我知道她牺牲之前,就有两三次被捕的经历,其中有一根手指头还因为受刑而残疾了。”朱晓枫说,对于母亲的死讯,她完全以平静的心态接受,组织上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纪念活动,她也完全表示理解。正是在这时,她将陈明珍的名字改成了朱晓枫,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朱枫。

  “到底她是怎样牺牲的,在哪儿,因为什么,这些具体细节我很想知道,可我不会去问,认为也没必要打听。”60年后,谈起当年的这段经历,朱晓枫已经非常平静,“就算打听到又能怎样?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允许我们去台湾看望的。”朱晓枫说,她与母亲从小就聚少离多,呆在一起最久也就是上海的那三四个月。平时习惯了集体生活的朱晓枫没有表现出撕心裂肺的悲伤,虽然心中极其痛苦,可她知道自己的生活还得继续。

  母亲朱枫当年牺牲的细节,朱晓枫还是在书报等史料上看到,这让她心中特别感慨。“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妈妈在台湾的时候,当时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直接联络人,他们合作将重要情报送回大陆。因为有人叛变,吴石和妈妈他们都不安全了。为帮我妈妈脱身,吴石帮她安排了飞机到舟山群岛中的定海(当时舟山还未解放),可没多久吴石就被捕了,我妈妈也被抓。”朱晓枫说,妈妈是很有气节的女英雄,被枪杀之前还曾经吞金自杀过。

  中国人都有“叶落归根”的传统,可母亲的遗骸到底在台湾被如何处理,对于朱晓枫来说,却成了最揪心的牵挂。后来,组织公开举行了纪念朱枫的座谈会,相关资料记载也陆续见诸于世,但是并没有人提及如何接母亲遗骸回家的想法,朱晓枫几乎已经放弃了再去台湾寻访母亲的念头。可是,当有一天家人无意中看到朱枫在台湾的史料照片后,他们就根据这些线索再次开始寻找朱枫的消息。“海峡两岸多位友好人士都给予了我们特别大的帮助,这次妈妈能回家,真是不容易。”朱晓枫感慨说,2010年12月9日,母亲朱枫的骨灰终于从台北运送回了北京。

  “我没遗憾了,总算了结了心愿。”朱晓枫说,目前她还没去北京,不过骨灰已暂时存放在八宝山。至于以后会将母亲的骨灰安放在哪儿,现在还不确定。“妈妈的老家也就是宁波当地政府曾表示过,想把我妈妈安葬在宁波。”朱晓枫说,“我们考虑,安葬在北京比较好些,毕竟我女儿在那边,我也方便去看望。”不过,朱晓枫也表示,宁波政府方面的热情她完全可以理解,或许她能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将朱枫的骨灰分成两份,一部分葬在北京,一部分葬在宁波。

  在朱晓枫看来,重回大陆已经是最圆满的结局,无论最后如何安葬,母亲朱枫回家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妈妈这一生特别传奇,我们都很敬佩她。现在关于妈妈的很多史料还在收集整理中,我听说宁波方面还想将我妈妈的事情写成剧本,然后再拍电视剧。”朱晓枫觉得这应该算是对母亲很好的纪念方式,她说自己也盼着,希望能早日看见母亲的形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

  链接

  红色女谍朱枫

  朱枫,原名贻荫,小名桂凤,是家中的“四小姐”,1905年12月出生在浙江镇海。其父朱云水是镇海当地著名渔商,渔业公会会长,家境富庶。朱枫从小兼习中西方教育,1921年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参加过“五卅”运动。学生时期,就与陈良修(宁波最早女共产党员)成为好友,并拜师沙孟海(中国当代著名书坛巨擘,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之一)学习书法字画,其后来的名字“谌之”,即为沙孟海所取。

  1927年,朱枫远嫁东北,成为张作霖兵工厂大技师陈绶卿的继室,并生下女儿朱晓枫。陈绶卿病故后,朱枫嫁给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并在朱晓光和周围同学朋友的影响下,开始走上抗战道路。1938年,朱枫在湖南生下她和朱晓光的儿子朱明。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枫全家一起到武汉避难,在武汉期间,朱枫参加了武汉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后几经辗转,她又来到浙江金华,并开始接触到台湾爱国志士筹建的“台湾抗日义勇队”,还资助过“义勇队”。1939年秋,朱枫与朱晓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开设书店为新四军供应书刊。1941年,朱枫化名周爱梅,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去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最后,在朱枫的努力下,朱晓光越狱成功。

  1945年春,朱枫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地下党,她在中共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经理财务。1948年秋,朱枫来到香港,在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急需派人进入台湾,并与台湾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在考察人员过程中,组织认为朱枫有台湾的社会关系,所以成为最合适的人选。1949年,朱枫接受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的派遣任务,积极准备秘密赴台。可这些行动却不能透露出去,在朱枫寄给丈夫朱晓光的照片背面,她写道:“我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和‘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以探望女儿作掩护,从香港赴台。随后,朱枫以李琴云的化名寄居在女儿家中,联系到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后,开始与吴石(国民党“国防部”次长,中共秘密联系的同志)秘密接头传递情报。在台期间,朱枫设法获取了大量极其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并成功转到香港,然后送往大陆。就在顺利完成任务,即将返回大陆之前,台湾的地下党两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而台湾也开始实施戒严,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被关闭。

  后来,吴石为帮助朱枫离开台湾,通过军用飞机将朱枫送到还在国民党手中的舟山,想让朱枫通过舟山辗转回来。可在1950年2月2日,地下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在严刑拷问下,他供出了朱枫、吴石等人。很快,吴石被抓,继而朱枫也落入敌手。朱枫在舟山被羁押时,曾试图吞金自杀,但却被监视的人发现救下。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一起在台北街头同时被枪杀,临刑时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当时朱枫身中7弹,时年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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