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请工农兵上北大 小学毕业听不懂课(图)

　　上个世纪70年代，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我国高校，曾对招生制度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革命”，这就是你只要被推荐，不管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不经考试就能进入大学上学，这些人被冠名以“工农兵学员”。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发端在北京大学，“工农兵”上大学，其肇始也在北京大学。我是当年第一批进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

　　1969年，我入伍进川，在成都军区某通信总站当战士，由于表现好、文化程度高（我是老三届，1967年高中毕业），很快就当上了连队的文书又入了党。入伍第二年的8月22日，也就是1970年的8月22日，我随总站站长从重庆出差回到成都，指导员找到我说：“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北京大学学外语，这个表格你填一下。”由于“文革”，我没能考成大学，没想到入伍后倒被组织推荐上大学，而且是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着实高兴，急忙问指导员：“学哪门外语？”指导员说：“听军区干部部的人说学印地语。”我又问他：“印地语是哪国的语言？”“大概是美国的，美国不是有印第安人吗？可能是他们的语言，你们学了印地语，可能将来到美国帮助印第安人闹革命。”能出国闹革命？他这一说，我就更高兴了。直到入了学，才知道印地语就是印度语，与印第安人风马牛不相及。

　　总站共有两人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我去北京的校本部，另一位去江西鲤鱼洲的北大分校。入北大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也是分两部分，一部分在北京北大校本部，一部分去江西鲤鱼洲。在北京校本部的学员大部分是短训，学习一年时间，去江西鲤鱼洲的是重点培养，学习两年以上。我是8月25日从成都乘火车到北京的，29日发了写有“北京大学”字样的校徽和盖有“北京大学”钢印的学生证。签发单位是“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当时，北大大部分系都招了新生，9月1日前陆续报到。后来知道，包括短训班一共是一万多名新生。有人说北大是“三个教职员工保障一个学员”，当时北大教职员工是三万多名。学外语的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基本上都是解放军学员，那时的战备观念很强，是为部队普及外语喊话和搞情报培训教员和人才的。校本部的工农兵学员中，解放军学员占一半。我们印地语专业的一百多名解放军学员，来自成都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

　　二

　　由于“文革”的破坏，北大校园显得很是萧条和破败，门窗破烂、垃圾成堆。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打扫卫生、清运垃圾。由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组织，我们一连干了几天，才使学校基本恢复了原貌。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全称是“×××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部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进驻北京大学的工宣队是北京新华印刷厂和北京木材厂的，军宣队是8341部队和63军的。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是北大党委书记，但他基本上是挂名，具体工作由63军的副政委王连龙和政治部副主任刘信负责。模仿解放军的建制，学员们编为班、排、连。班长由学员担任，排长由学员或教师担任，连长由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担任。解放军学员中各军区来的带队的作指导人员，连长不在时他们履行连长的职责。一开始，招呼学员的工作多由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负责，几个月后，可能是感到厌烦，他们都退到了二线，出操、开会等集体活动都由各军区来的带队人员施行。地方学员集中的中文、历史、数学等系一直由驻校工宣队和军宣队来管理。

　　9月1日，全校师生集中到北大东南角的大操场举行了开学大会。会议由杨德中主持。记得江青、姚文元等出席了大会，当时中央正在开会，听说他们是请了假来北大参加开学典礼的，典礼一结束，他们就匆匆坐车走了。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说他老人家对工农兵学员入大学很重视，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江青讲了话，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也在主席台就座，最后让她讲话，她就应付了几句。从座次看，聂当时已不很受宠。

　　开学典礼的第二天，正式上课学习，大多数系的学习内容和“文革”前的大同小异，只是政治活动很多，动辄就集中开会、集中讨论。说是“上、管、改”，其实每天只能听工、军宣队摆布，文化课的时间很少。我们解放军学员只得联名给学校递了意见书。周恩来对北大和清华的工农兵学员的学习很重视，曾在深夜接见了学员代表和各军区来的带队人员，对学习等事情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

　　1、作者（后排中）和同学，在北京大学校门前合影。

　　2、作者的北京大学学生证

　　三

　　四十年了，当初经历的有些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年入校的工农兵学员，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只有小学毕业，听不懂课，记不了课堂笔记。但是，这些学员都是毛主席“请来的”，所以别人不得歧视、不得有微辞。学校安排中文系的老师集中给大家上语法课，从基础学起。一开始在百人的小教室里，后有多达千人来听课，学校干脆安排教师在大礼堂里讲课。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果然了得，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终身受益。

　　一开始，给工农兵学员授课的都是年青教师。听说“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助教是没有授课资格的。这时不但他们有，就连助教都不是的“鸡毛”们都来讲课了。所谓“鸡毛”，系指1964、1965届毕业留校的学生。他们入学一年甚至半年，“文革”就开始了，上的文课少，掌握的专业知识也少得可怜，根本达不到做大学教师的水平。当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时，决策者们就用毛主席“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这话来回应。从此，这些留校生就被人戏称为“鸡毛”。可是，一开始踌躇满志的“鸡毛”们，几节课下来就捉襟见肘了，不到一个月就讲不下去了，学员们纷纷要求换人。校革委只好把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从江西鲤鱼洲叫了回来。这时，“鸡毛”们也都自愿加入到学员的行列，乖乖地听起了课。

　　我们刚进北大的时候，除了周培源等几个毛主席、周总理钦点的教授在正常生活、工作外，其他的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王力等还在被“专政”，还在“劳动改造”。我们东语系学生生活、学习的那栋楼，楼门口的传达就由阿拉伯语专业的马坚教授充任，楼内厕所的卫生由日语专业的一位小个教授打扫。有人说他俩是“坏人”。一个星期天，我同几个战友准备上街去逛，途经传达室的时候，马坚教授正在看外文书籍，他对我们说：“你们来北大学习，是一次好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学点知识，不要跟着他们胡闹。否则，将来会后悔的。”我们很是感激。后来，有空闲我们就去传达室同他们攀谈，很受教益。

　　我在校园里，几次看到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夹着手杖从校园大东北角的宿舍区，走着去大西南角的行政区听训话。大学者季羡林先生，“文革”前是北大东语系的系主任，当时校方专门把他叫回来，负责印地语专业的讲义编写，我们因此有了朝夕相处的接触。季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对学员十分的真诚。交给他编的讲义，要求一星期拿出来，他往往一天就编了出来，提前几天打印好发到学员手中。他一点大学者的架子也没有，一有空闲，就到我们宿舍和我们推心置腹地交谈，有时还请大家去他家中做客。当时的北大教师之间派性严重，有人借清查“五一六”，往季先生身上泼脏水，他在大会上把他“文革”以来每天的活动讲得一清二楚，并且都有证人，使居心叵测的人无懈可击。当时校方有一个指示：确因教学需要，可以让一些“有问题”的教师，把“问题”在大会上说清楚，解脱出来参加教学，是党员的可以恢复组织生活。季先生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东语系全体工农兵学员的共鸣，全体党员一致鼓掌赞成恢复他的党员资格，让他参加正常的教学和组织活动。季先生十分激动，当即掏出身上带着的一千五百多元钱交纳了党费。这一千五百多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可以买一万多斤面粉、可以给近二百个解放军学员发一个月津贴。

　　我们结业离开北大时，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不顾年老体弱，顶着大太阳跑到北京站来送我们，火车开动了，他们还站在月台上挥手致意。

　　四

　　我们在北大，除了政治学习、开会讨论外，额外的活动很多。如国庆游行、迎接外宾、野营拉练等。入校不久，我们就接到通知：国庆节要举行大游行，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大家，从现在开始，进行队列训练。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十分激动。一开始，安排我们每周六下午在大操场练正步，“十一”前又集中练了一个星期，腿都肿了，可大家的劲头丝毫不减。国庆游行的前三天，我们就进入了临战状态。晚上，学校的大卡车拉我们到天安门广场彩排。“十一”前一天晚上，卡车拉来了一些崭新的肚兜连裤的蓝色工装和白衬衣，让解放军学员全部换上，充当工人参加游行。我们对此很有意见，但也无力改变上级的决定。

　　“十一”那天，我们凌晨三点起床，每人发了两段香肠、两块面包、一个苹果。卡车把我们拉到东长安街北京站的东边，在那里列队坐下等候命令。游行队伍组织得很严密，三十人一列横队，四十人一列纵队，一百二十人一个方队，十个方队有一辆彩车。北大的彩车体现的是“教育革命”的成果，借调的是当时我国最大的载重十五吨的大卡车。游行由设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总指挥调度，命令通过各方阵的步话机传达给大家。马路边搭建了很多厕所，安排了很多茶水供应点。

　　大约在上午10点钟，扩音器里响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家精神为之一振，知道游行就要开始了。大概在11点多，轮到我所在方队过天安门，恰巧碰上毛主席进休息室休息。我们这些解放军学员大都来自祖国边陲，进京不容易，错过今天，再见毛主席的机会可以说几乎没有。所以，大家手挽手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高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任凭总指挥在扩音器里高声劝导，我们依然定在那里不动。僵持了几分钟，毛主席还真出来了！我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往城楼下拥，场面太乱，这段画面，被新闻记录片剪掉了。

　　国庆游行后没几天，我们又接到一项任务：集中到清华大学校园去迎接外宾。解放军学员还是装扮成工人。与国庆游行不同的是，这次我们每人要手举一杆红旗。

　　北大离清华不远，我们在清华大门口等了不到一个钟头，外宾的车队就到了。外宾走下轿车后，我们发现原来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以及宾努亲王和夫人。中国方面陪同的是黄永胜。那个年代常看新闻纪录片，对他们并不陌生。黄永胜穿着军服，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面无表情地陪着西哈努克等人在欢迎人群中穿行。也许是我们解放军学员服装整齐、精神振奋，或是他看出其他端倪，正在双手合十、微笑着向大家致意的西哈努克，走到我们身边时，竟同我们握起手来。

　　第二年的4月，西哈努克又访问了北大，这一次我们东语系的学员没有参加欢迎。还有一次是夹道欢迎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我们参加了。也许因为这次欢迎的是“同志”，我们解放军学员没有更换便装。齐奥塞斯库由周恩来陪同，站在敞篷轿车上，不住地向欢迎的人们致意。周总理显得很消瘦，神情肃穆地挥动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

　　3、作者（中）和同学，在北大校园内毛泽东塑像前合影。

　　4、1970年10月，作者在天安门广场。

　　五

　　1969年冬天，解放军某部进行了野营拉练，毛泽东知道后，对此予以肯定。1970年冬、1971年春，野营拉练在部队、工厂、机关、学校蔚然成风。北大在1970年底、1971年初，也组织工农兵学员和青壮年教员，分批进行了一次为期十多天的野营拉练。我们每人还发了三发子弹，在长城脚下用“三八大盖”实弹打靶。我打了个优秀，心中很高兴。我们打着红旗出发，十多天里，沿着通县、顺义、怀柔、密云、昌平转了一个大圈。各班排自炊，面盆洗脸洗脚又当锅。买不到新鲜蔬菜和肉蛋，有时连玉米糊糊都吃不饱。北京郊区的乡间道路很是难走，领队的又专拣羊肠小道，很快就有人崴了脚。不少人脚上打了泡，晚上躺下疼得直哼哼。有人掉队，被后边的汽车收容。解放军学员没有一人掉队。学校组织有宣传队，站在半道上说快板书、唱革命歌曲给大家鼓劲，酷似战斗故事片里的场景。晚上分散居住在老百姓家里，睡的是土炕，热情的房东把火烧得旺旺的，前半夜烙得睡不着，后半夜又被冻醒。我们在怀柔碰到一个农民家庭，临近春节，他们才从生产队每人领到六斤麦子过年。女主人四十来岁，从没去过百多里外的北京城。长城脚下的冬天极冷，中午，我们在居庸关外吃干粮，开水不一会儿就能结冰。经过十多天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到了昌平分校。分校专门做了可口的饭菜，还安排大家参观了正在组装的我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听了它演奏的《东方红》。那台计算机占据了好几个房间，粗大、笨重，但那时北大能搞出来已经很了不起。我们很为北大骄傲、为北大自豪。参观后，学校派来了大卡车把我们接回学校。这时，全国性的野营拉练也在开始降温。

　　我们入校时，尽管北大校园里的大字报已不再满天飞，武斗也熄火了，大辩论也不盛行了，造反的学生也离校了，但极左思潮还在泛滥，还在大力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一次全系大会上，一位朝鲜语专业的年青教师激动地说，“文革”前，他被“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看中，选送到平壤留学，搞了几年的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可是很无用。为了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他当着大伙儿的面，撕掉了自己的博士证书。组织批判大会的工宣队员带头鼓掌，并当场表扬了他。我们对他的这一行为很不以为然，私下里议论他是出风头。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我国高教之树上的一朵“另类之花”，它悖常理、常规而开放，其寿命注定是不会长久的。如今的它虽早已凋零，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不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