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中6枪被处死 潜伏者的60年“回家路”(组图)

1940年代的朱湛之

1950年吴石案四人聆听判决

1950年6月被押赴刑场的朱湛之

12月9日接骨灰

　　“潜伏者”朱枫，她从海上归来

　　2010年12月9日12点45分，从台湾抵达北京的殡葬公司刘董事长，胸前捧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背带在身后交叉，缓缓走进机场贵宾厅一个房间，他说：“我们来把老奶奶安置好。”在场只有家人和几位民政官员、学者朋友，大家站起来，悄无声息。徐云初眼圈红了，用几乎耳语似的微弱声音说“外婆，回家了”。她双手扶住旅行袋，而丈夫李扬扶住她。一会儿两人才慢慢打开，取出一个淡黄色的小骨灰坛。盖子边缘已经破损，坛子上面写着“朱谌之”三个字。

　　记者◎葛维樱

　　60年，被放弃的团聚

　　寻找了几十年的亲人遗骸，终于回来了。1950年6月10日16点30分，朱谌之在台北马场町被处死刑，身中6枪而亡。和她一起被害的还有国民党3位将领，其中有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当时被港台媒体冠以“吴石、朱谌之间谍案”和“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朱谌之在共产党内名字叫朱枫。被害时她没有任何党内领导职务，还是以“探视女儿”为名到的台湾。除了曾吞金自杀，关于朱枫几乎没有任何具体信息从台湾透露出来。

　　“我知道这个消息，大概是母亲被害一个月以后了。在这之前，她已在香港工作几年，我们都在上海等她回来团聚，以为解放了，就要快了。”朱枫的女儿朱晓枫今年80岁，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生，现在住在南京一个简朴的小区里，老式三室一厅的房子到了冬天非常寒冷，老人在家里高高低低地翻箱倒柜，希望能找到各种和母亲相关的资料。1951年7月，朱晓枫收到了陈毅、潘汉年签署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革命烈士光荣证书》。“当时母亲被害的消息，通过《参考消息》对海外媒体文章的转载，已经公开了。但是组织上认为，台湾未解放之前公开纪念她是不相宜的。”朱晓枫和徐锡城夫妻是医生，徐云初和李扬是他们的女儿女婿，朱晓枫说：“我知道母亲是地下党，但我们从未挑明过这件事。不做公开悼念的决定，我完全理解。”

　　此后很多年，朱晓枫过着自己的生活，她说：“我上完军医大学时，南京已经解放，做了一辈子医生。”结婚、生子，做革命工作的两代人交集不多，但朱晓枫在“文革”时期还是被诬陷。“有人造谣说在台湾大街上看到朱枫，还说她叛变了。”为此朱晓枫给有关部门写信，到1983年组织上出具了一封证明信，朱晓枫专程到北京，领取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的《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妈妈那一代人，不会拿这个来说事的。”朱晓枫的女儿徐云初说，“以前我不知道我外婆的事情，只知道是烈士，后来母亲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我。”徐云初考入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参军，和母亲一样也成了医生。1990年有关部门召开了内部纪念朱枫的座谈会，朱家此后几乎放弃了追访。

　　“这件事情最初有眉目是在2001年。”李扬告诉本刊记者，“家人突然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16辑上，看到了朱枫就义的照片。”照片是秦风1999年在一家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的。“沾满灰尘，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秦风告诉本刊记者，“我只知道是戒严时期杀害中共特工的照片，对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每个照片都有明确的人名。”这批照片在2000年由秦风经过时任“文化局”局长龙应台应允，以“文化局”的名义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地下展厅公布。“展出一个月时间，创下了‘二二八纪念馆’开放至今人流量最高纪录。”

　　朱晓枫对看到照片时的感受记忆还很深刻，她告诉本刊记者：“母亲的那件小花旗袍还是家里常穿的那件……她很消瘦，很镇定。她一生坎坷。很多年里我只知道母亲英勇就义，可是具体情况完全不知道，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起过。”公布的照片里有朱枫被绑赴刑场，和在法庭上站在吴石身边这两幅，表情非常从容。秦风说“还有法医需要的，枪毙以后的照片，但是没有公布”。朱枫于是写信给《老照片》杂志，并且和秦风取得了联系。朱晓枫对秦风表达自己唯一的心愿，“就是在死前迎回母亲的遗骸”。秦风说：“2003年我在上海受到朱晓枫的委托，在台湾开始帮助寻找朱枫遗骨的下落。”

　　2003到2005年，秦风动用了一个新闻记者可用的方式，包括在电视台、报社登寻人启事。朱枫当时到台湾探望的是前夫陈绶卿的小女儿陈莲芳和女婿王昌诚。王昌诚是台湾警务局电讯处处长，陈莲芳在保密局工作，“两个人属于系统内，名字也换了多个，是无法用户籍寻找的。且他们本身不愿意被找到”。最终，秦风还是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找到了陈莲芳，王昌诚则已去世。“我以为找到了陈莲芳，就知道朱枫遗骨的下落了。但陈莲芳马上以‘她是共匪’来反应。”秦风说，“她是表态，且不会用更尊敬的语汇来说的。”

　　秦风说，当时他和陈莲芳的对话让人沮丧。“朱谌之被枪杀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其实1950年9月底，陈莲芳曾给“军法局”局长写信，请求领回母亲的遗骸和遗物。“军法局”同意后，陈莲芳却没有去领。她对秦风说，她女儿也在“政府”工作，怕影响女儿，也因此从没回大陆，刻意躲避亲人的寻访。陈莲芳的亲姐姐陈宜和朱枫一直相依为命，在北京居住，通过秦风，姐妹俩终于联系上了，“但朱枫的事她们也不说”。秦风说，他自己一开始也难以接受，“但后来也慢慢理解了，为革命是有很多残忍的牺牲”。

　　过去还有些难以释怀的情感，朱晓枫在这几年里渐渐多了些宽慰和笃定。她说：“秦风先生真的是完全出于好心帮忙，他从没收过一分钱，我觉得能做的也已经做了，真的不能再为难人家。”2005年10月朱晓枫一家回到朱枫的出生地宁波镇海，在镇海区政府举行了一个公开的悼念活动――纪念朱枫烈士诞辰一百周年。国务院副秘书长，战争年代情报工作负责人罗青长，委托儿子罗援来参加，称“朱枫烈士接受党的指示到台湾，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做了艰苦的工作……是统一台湾的先驱”。镇海中学于上世纪90年代，扩建操场时需要一块相邻的地，朱家于是将自家房子全捐了出去。

　　这块地过去是镇海著名的“朱家花园”的一角，有三栋房子。其中一栋非常美丽的带弧度的小楼是朱枫的居所。镇海中学办公室朱振蕙老人告诉本刊记者：“学校那时听说小楼是一位解放后赴台湾进行情报工作的烈士居住过的，就决定保留。里面存放着她的照片、她送给朋友的家具，还有一些领导题词。”在心理上，朱晓枫和全家人把这次的纪念看做是“一个告别”。“父母年事已高，全家人已经不再抱希望了，这就算是对母亲的安慰吧。”李扬在2003年12月因公事到台湾出差，到过台北马场町，“空荡荡的广场”难以寻觅任何下落。马场町在50年代杀害了千名以上的共产党员、左翼知识分子和同情者，“过去的白色恐怖行刑场，现在已经成了优美的公园”。

　　转机：波折重重的两岸寻找

　　转机出现在2009年12月，在台湾参加“2009秋祭”，并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遗骸的潘蓁，本来为了寻找自己在戒严时期失踪的父亲，却意外地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发现了“朱湛文”的名字。他曾在秦风发表的文章中看见过“朱谌之”这个名字，便给为朱枫写传记的南京作家冯亦同发了邮件。“这本名册叫做《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总共612个人，朱湛文的编号是233。”冯亦同说。

　　“猛然得到音讯，首先是一再确认。”“朱湛文”和“朱谌之”只是字型相似，此后的寻找过程，用李扬的话说是“千辛万苦”。冯亦同和朱家立刻找到秦风，信件来往只说“疑似”，并不敢肯定这就是朱谌之的遗骨。只有一本名册，秦风于是拜托朋友朱源于2010年1月10日第一次到台北墓葬管理处寻访遗骨下落。朱源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室教授，出自人道善良和对这段历史的探究心，他以研究近代史的名义，进入了一般人难以进入的领域。“我得到的答复是名册上‘朱湛文，编号77’，至于有无骨灰坛，在哪里，均没有答复。”朱教授于是致信给李扬。他和朋友在2月到3月间台湾最寒冷的时节，3次冒雨前往几个有可能的公墓，在富德公墓11墓区找到了“朱谌之”77号装骨灰坛的袋子，编号正确，说明名册上确实是误登记了。朱教授带领秦风来到富德公墓，“一个个骨灰坛都由白色编织袋包裹，必须在角落里拿出来看，大约300多个无主的骨灰坛，都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想确认谁是朱湛文并不容易，管理处给的答案是：“档案历经60年，承办这些遗骸的单位从‘国防部’改成了台北市政府。”朱源和李扬却充满了信心和热情。

　　到了4月，朱源带着朱家的委托寻找和认领的文件再次来到富德公墓，却发现77号袋子里装的并非标有“朱谌之”的骨灰坛。“骨灰坛上的名字和袋子上红油漆写的名字，对不上。”秦风说。朱教授“立即下山向管理处反映，并出示委托函及朱女士的证件。管理处非常重视，下令一个月的扫墓期过后，展开全面彻底清查与整理所有数百个错置骨灰坛的工作。”但由于阴气极重，朱源和朋友雷先生都感到3天的不舒服。“我们都祈祷，朱枫烈士在天有灵，让我们找到她。”李扬和朱源在茫茫不可知中产生了同样的心情。

　　5月6日，朱源终于发来了消息，经过公墓工作人员和自己数小时对每个骨灰袋的翻检，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骨灰坛上的朱谌之几个字，‘谌’和‘之’都是有些连笔，是容易连着写的，所以才会被登记人员误写成‘湛文’。”李扬这才敢肯定了。

　　这时才算有了确切的消息，李扬告诉本刊记者：“然而怎么证明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朱谌之，又如何迎她回来，完全不知所措。本来我希望朱教授代为认领，但他在单位里受到了领导的阻止，研究所领导明确让他不得过问此事。朱教授是个侠义心肠的人，但是他受到了压力。”朱源也去过海基会，被告知“此系特案，走不通”。

　　6月至7月，李扬为了办理各种证明材料在北京、南京等地四处奔走。“要公证她是谁，公证你是谁，公证所有关系，一层层地做，都是从未有过的先例，事情繁琐到几乎荒谬的程度。”

　　8月4日，海协会第一次因民间事务致函海基会，9月1日得到了海基会的答复。海基会开出了极繁琐的条件，朱家办理赴台过程屡屡遇到障碍，13张表格将程序拉长得遥遥无期，“两年都无法完成这些条件”。李扬走的是完全民间的做法，“大陆人在台湾去世有专门的移灵方式，在殡葬业两岸已经可以做了。于是我们用了最普通的方式，把外婆的遗骨迎回来。因为她身份特殊，国内各部门还是开了很多绿灯。殡葬协会请台湾殡葬协会的会员生命公司来帮忙，因此才有了殡葬公司董事长送回遗骨的决定”。李扬说看到台湾人刘添财捧着骨灰坛，觉得感动，“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刘添财说：“公司和快递公司合作几十年，从未有丢失文件的状况，没想到上飞机前一天，证明文件却丢了。当时台北正下雨，我们担心至极时，接到一个大楼管理员的电话，说在一个角落捡到了老奶奶的证明文件，我想，这都是老奶奶在天保佑我们的缘故。”一席话讲得在座者无不动容。

朱枫的女儿朱晓枫

1930年代初朱湛之左二嫁到东北

1928年23岁的朱湛之

　　谁是朱枫

　　多年里缺乏史料和信息，朱枫的大部分故事都没有披露。她的公开信息包括从1937到1944年间，为新知书店做财务工作，很多和她有地下工作联系的老人陆续去世，只能在他们只言片语式的回忆文章中找到有关她的故事。朱枫出身自浙江镇海的一个大户人家，朱家花园极大，占据镇海中心位置，解放后还留存多年，据说花园完全按照归有光的“项脊轩”建造，到90年代才彻底消失，只剩中学里的一座小楼。父亲朱云水是镇海的渔业公会会长，母亲也出自富户，家族极大，兄弟姐妹众多。朱枫原名朱贻萌，后改为朱谌之，是“四小姐”。朱枫曾师从沙孟海学习，沙家五兄弟是宁波最负盛名的革命家庭，沙孟海是蒋介石家谱的撰写人，1947年成为国府秘书，1949年躲过蒋介石去台湾前对自己的大肆寻找，留在了大陆。

　　朱枫现在还有手迹保存在浙江博物馆，一手好字画。她的第一次婚姻是由父亲做主远嫁东北沈阳，给张作霖兵工厂的总工程师陈绶卿做继室。朱、陈两家多有联姻，原本就是故交。生下女儿朱晓枫（原名陈沈珍）后，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家人回到镇海，并且接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的聘书，陈绶卿却突然因霍乱去世。宁波女师一起毕业的同学中，朱枫最要好的陈修良后来成为沙孟海的弟弟、知名共产党人沙文汉的妻子。直到卢沟桥事变前，朱枫继承自家家产，还过着“每日学写兰花”的憔悴日子。“她参加革命和我以及她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有很大的关系。”陈修良回忆她们组织了抗日宣传队，“敌舰炮声一响，就一起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和表演抗日剧目”。

　　朱晓光一家也是镇海人。朱晓光的哥哥朱曦光1931年考进上海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后来又经邹韬奋介绍进入国际贸易协会，新中国成立后进中宣部工作，并娶朱枫的继女陈宜为妻。朱晓光和朱枫就是朱曦光介绍给了武汉新知书店的创办人徐雪寒，1937年两人带着孩子们从镇海到达武汉，在书店开始了新生活。此后，徐雪寒一直是朱枫的直接领导人。徐雪寒说：“谌之用变卖家产所得，对新知书店投了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说是投资，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朱枫之后一直在新知书店工作，夫妻俩颠沛流离，聚少离多，朱枫还一直照料着前夫的女儿陈宜，她和朱晓光的儿子朱明一直由陈宜抚养，女儿晓枫则送去了浙江龙岩的台湾抗日团体“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读书。

　　“母亲捐了800元给团长李友邦。李友邦一直是亲共的，后来戒严时期已荣升将军的李友邦，也被蒋介石直接点名枪毙了。母亲还给孩子们每个人买了顶蚊帐。”朱晓枫只知道母亲时常会突然出现来看望自己。“那时她已经在皖南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并且取了化名朱枫。”1940年为给书店采买纸张去往日伪统治的上海，朱枫变卖了一直寄存在上海银行里的一枚祖母留下的3克拉钻戒，换得3200元。朱枫当时跟随书店到了浙江、香港、桂林等地，徐雪寒在文章中说：“1944年我知道朱枫已经在书店的一个对外做掩护的商行工作。”

　　朱枫的同胞妹妹朱启文嫁到武汉顾家，女儿名叫顾倬云，后来成为著名医学专家。在武汉时为了支持顾家，朱枫曾出资给顾家开了大乐童装店，并多次以“大乐童装店办货人”的身份在武汉和上海之间行动，极善经营。顾倬云的回忆文章中：“姨母穿阴丹士林旗袍，留短发，十分精干，负责给党在上海的情报部门保管经费，并根据组织指示做贸易，获利颇丰，还7次从大乐支款作为革命经费。”顾倬云回忆，即使1944年被日本沪西宪兵队刑讯拷问，经多方营救出来后，朱枫仍会买时装，烫好头发，“掩护身份，解除敌伪怀疑”。抗战胜利之前，仍以体面的形象为书店和地下共产党的商业机构工作。另一个家庭关系是朱枫的同父异母妹妹与妹夫，一直为国民党中统工作，朱晓光提到：“很多情报都是麻将桌、饭局上传递。”1945年朱枫由徐雪寒介绍秘密入党，调离书店系统，加入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和情报部门。

　　1941年朱晓光随新四军遭遇“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关在上饶集中营，朱枫3次以“周小姐”的身份，凭借上层人脉进入集中营探监，“特务们围站着，朱枫一个人坐着，谈笑风生”。“周小姐”摆出“富家女”的架势，打扮时髦，探访都有集中营的特务领导接待。“她讲其抗战后期大后方交通闭塞、盗匪横生，又说若是没点钱和势，简直别想去重庆。还送来了大量的奎宁等药品和食品。又以指导员（指特务）名义假意要我悔过自新，我们使眼色和语气，明白对方的用意。”朱晓光曾专门写文表达对朱枫的感佩。

　　朱晓枫被母亲托付给“台少团”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4月一直在华中局做情报工作的徐雪寒，从山东到上海筹建一批合法企业，秘密采办物资管运输。朱枫在联丰花纱布公司主管财务，此后开办鼎元钱庄，还邀请沙孟海题写了牌匾。“因为公司业务和情报关系，她与商界、政界人物都有接触。”刘人寿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在很多1946和1947年的回忆文章里，都提到朱枫为地下党做经济工作的事，直到1948年她去香港加入地下党办的“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抗战胜利后，朱晓枫跟随以台湾人为主的台少团回到台湾。“那时我们很吃香的，都是抢着来请我们的同学去做老师的，因为台湾多年被殖民，只会说台语和日语，国语一点也不会的。”朱晓枫只记得台湾“虽然物质条件还可以，但是乱得很，地上都是日本人丢下的东西，和服什么的满大街扔”。朱晓枫根本没想留下，只几个月就回到了上海母亲身边。“我和母亲一起住了几个月，是我们在一起最长最温馨的时间了，但是我想去解放区，母亲也是这意思。”儿子朱明则从小跟随陈宜长大，长到十来岁还以为陈宜是自己的母亲。10年间家国动乱，朱枫给丈夫的信中越来越急切地盼望全家团聚。

　　黎明前的牺牲

　　1946年夏天，朱枫送朱晓枫去解放区，成为永别。“虽然知道去了解放区可以吃大锅饭，共同劳动，母亲依然担心我，给了我一块金锁片，因为这里的钱到那边也不能用了，母亲让我需要的时候，就掐下来一点，备急用。不过我们一去解放区就发现不用钱，没几个月我就把这个锁片捐了。”朱晓枫对母亲最后的回忆是：“我站在吴淞口，一艘很小的船头上，跟母亲挥手，我特别开心，母亲也是。”

　　从1946年到1949年8月，朱晓枫和母亲完全失去了联系。她在解放区过着明朗而快乐的日子。“先上建设大学，仅有的两所对上海开放的解放区的大学之一，1947年山东的华东医科大学来招生，17岁的我就去学了医。”朱晓枫从此穿上了军装。“之前是不发衣服的，我还穿着旗袍。当时是野战军医学院，跟着陈毅的华东第二野战军走，不过我们只学习，不上战场，只是不断行军，路上有老师教英文，我们到哪儿都要背单词的。”在军医学院，朱晓枫重新入党。“不过学校说只要以后有建大来人证明，我还可以算之前的。”她说。

　　山东战场此时已经是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地区。“邱清泉、黄伯韬、张灵甫这些人的军队就和我们转来转去，到了1947年底，国民党改成外线出击了，我们就过了黄河。当时党内搞三查三整，查身份、查间谍、查历史，我一直是以地下党的身份算老革命，这些从来没涉及过我。不过我在台湾少年团的时候，就知道母亲的工作性质不一般。台少团是靠国民党养着的，资金来源是国民党。但是我们的老师却是共产党员，我自己又是母亲特别叮嘱李友邦照顾的，自然和共产党员非常亲近，我入党是1944年，比母亲还要早，就是在台少团被地下党老师发展的。”

　　香港合众公司是华东局的下属企业，朱枫从1948年秋天开始在那里工作，月薪400元。香港当时聚集着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朱枫的主要工作是陪伴他们回归大陆。她带着朱明、陈宜的儿子朱晖在香港生活，住在九龙弥敦道，只占一间挨着厨房的小房间，却精心布置，接待了不少朋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朱晓光随中宣部的南下工作组，代表中央出版委员会在上海筹建新华书店，并且此时才被直接批准为党员。上海的一家人团聚，只等朱枫归来。朱枫给朱晓光的信件中情感细腻真挚：“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朱晓光回信：“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1949年2月朱枫还没有和陈宜的妹妹陈莲芳联系上，前夫陈绶卿的两个女儿中，陈宜一直和朱枫生活在一起，而陈莲芳早年就随着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丈夫辗转各地。母女只在1938年的逃亡途中相遇过一次，朱枫并不知道王昌诚和陈莲芳夫妻已经去了台湾。五六月间，陈莲芳给香港的朱枫写信，说自己刚生了孩子，欢迎朱枫去台北家里小住。这封信成为朱枫从香港到台湾去的最直接理由。

　　朱枫到台湾去传递情报的任务，是万景光的选择，万景光的岳父是广东商会会长冯少山，在香港有非常多的上层关系。两个人的见面很偶然，1949年朱枫在香港送潘汉年手下的副手刘人寿上船，与万相遇。1947年万景光把上海局的联络点建立在了香港，1949年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取得联系，两个人本来靠吴石的副官聂曦送情报，但随着时局变化，这样做的风险越来越大。

　　新知书店徐雪寒在1949年六七月间接到朱枫来信，说她奉命将去台湾。不过她依然忙碌而快乐，给朱晓光的信中说：“你会跳舞吗？我真想学习呢？”朱枫去台湾看起来是那样的轻描淡写，只因为女婿王昌诚在警务处做电讯管理处处长，很容易就办好了岳母赴台的证件。1949年10月7日朱枫给朱晓光的信件中自称“兄”：“兄尚须去菊处小住，须两月方与妹聚首。……个人的事暂勿放在心上。”此后她的信都短暂而热烈，在一张身着旗袍、微笑着坐在阳台上的照片背面写着：“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朱枫乘坐的是常年往返于香港和上海的英国轮船，香港的朋友来送行，都以为她要返回上海和家人团聚了，回忆她“微笑着，有点激动”，直到香港报纸刊载她牺牲的消息。船停靠在基隆，朱枫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上的事的名义，找到了当时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省委书记蔡孝乾。蔡孝乾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台湾人，少年就来到上海，组建了台湾共产党。1945年中共七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返回台湾主持地下工作。1949年5月陈诚颁布台湾“戒严令”，由此开始“戒严期”。蔡孝乾则因为和妻妹住在一起，成为一连串被捕人员提供的线索，他本人在国民党的秘密清查中很快受到注意。

　　自12月初，朱枫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来吴石家取情报，周日再送给蔡孝乾。一共7次会面，在后来国民党公布的资料中，这些情报包括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装备大炮、坦克多少以及很多官兵人数、长官名册、枪械表和防区的军事态势图。吴石被杀害后，妻子王碧奎和台湾的一双儿女将他安葬，等稍宽松时辗转美国，最终通过亲属关系将遗骨送回到北京，与1993年去世的王碧奎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出于热心，朱枫又接受了蔡孝乾的私人委托，帮忙把蔡孝乾的妻妹送回大陆。吴石着副将聂曦办理，然而就是这张由聂曦签发的假证件暴露了吴石，尽管蔡孝乾并没有供出吴石，吴石和聂曦还是被逮捕枪决。吴石在1947年就开始给共产党提供军事情报，去台湾之前他将一儿一女留在了大陆。1973年周总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将吴石将军追认烈士，是周总理临终前“对不起”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张学良。

　　1月14日朱枫寄出了最后一封信，她给上海的朋友写信转给丈夫，“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并以非常大的字体署上从未用过的名字“威凤”。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他的叛变造成了台湾共产党被一网打尽。他曾经在一张台币上记下了朱枫的联络方式，也就是这张写着继女陈莲芳家电话号码的钞票，使陈莲芳一家也被捕了。朱枫其实1月27日已经被吴石用军用飞机送回了浙江的舟山定海。朱家在舟山虽然有亲戚，但朱枫住进了最东边沈家门的存济医院。当时解放区与未解放区近在咫尺，但海路却被严密封锁。2月18日朱枫在医院被捕，暂时被关进定海看守所。

　　2月26日朱枫在定海看守所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混热水吞下。2月27日起陷入昏迷，被飞机直接送往台北医院。“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党性坚强、学能优良”。台湾地下党活动被打击殆尽后，万景光等香港联络人也陆续调回了大陆。而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

　　（感谢朱晓枫、李扬、冯亦同提供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