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拜金主义 官本位下只有拜权主义(组图)

　　导读：国际知名民意调查机构Ipsos发布的一份全球性调查数据显示，在23个国家2.4万人的被调查者中，认同“金钱是个人成功最佳象征”的中国人占69%，高于平均数57%。对此，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拜金的国家,什么是真正的拜金主义？中国真的存在拜金主义吗？

　　拜金主义是一种制度文明

　　在三十多年前深圳特区刚刚建立的时候，街头曾竖立过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正是这个口号，才有了所谓的“深圳速度”，使中国经济成功走向世界式。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对“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富人”的民意调查显示，7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富人的存在很正常，15%的人认为他们羡慕富人，只有3%的人表示他们憎恶富人。

　　拜金是追求更好、更富裕的生活

　　所谓拜金主义（money worship），就是一种崇拜金钱、把金钱价值看作最高价值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在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认为人在社会交往特别是经济活动中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利己心理和利己目的的“逐利行为”，这种利己心理和利己目的会不断驱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极力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指出：普遍而言，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最坚决的动机是追求和实现自我利益的动机，具体来说就是追求工资、利润，更明确一点就是追求一定数量货币额的动机。有学者更是认为，追求更好、更富裕的生活是所有人类的本性，而拜金主义不过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风气下，人类此种本性的一种反映而已。

　　拜金是对“阳光财富”的尊重

　　其实，拜金主义是一种对公民合法创造财富的尊重，这种尊重的制度性安排就是私有财产权制度，国家以法律（通常是宪法）的形式保障公民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所产生的劳动成果。在自由经济下，拜金主义带来的一个后果是造成财富的两极分化，因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时候，那些拥有更多知识和技能的人群将比低知识和技能的人群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

　　不过，在西方国家，公民并不会因为贫富的分化而仇视富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曾对“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富人”做过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富人的存在很正常，15%的人认为他们羡慕富人，只有3%的人表示他们憎恶富人。

　　原因在于，在西方国家，人们对私有财产权的尊重来自以下几个前提：在经济领域，那些不弄虚作假、为社会创造价值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和个人的财富受到大众的尊重；在政治领域，由于分权与制衡、舆论监督，政府官员缺少寻租的空间；在社会领域，社会所秉持的公平竞争法则使得底层的民众有机会靠个人奋斗获得向上层社会的提升。

　　拜金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动力

　　在三十多年前深圳特区刚刚建立的时候，街头曾竖立过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谁也不会想到，这句起初曾引发争议的口号事实上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突飞猛进的号角，正是有了这个口号，才有了所谓的“深圳速度”，才探索出了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成功模式。

　　1989年，内地上百万热血青年怀揣财富梦想不远千里南下深圳求职，形成了特殊的移民潮和创新潮。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拜金主义”让物资匮乏、积贫积弱的中国焕发了巨大生机，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也成就了当今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中国没有拜金主义，只有拜权主义

　　调查显示，66.75%的人认为中国富人整体品质“很差”或者“较差”，只有3.95%的人认为“好”或者“较好”。

　　历史上，每次王朝更替都会出现穷人“杀富济贫”的“豪举”，中国也有为富不仁的说法，儒家学者忧心忡忡的不是如何积累财富，而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

　　中国只拜权，青年人创造财富意愿低

　　“拜金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信奉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财富最大化；但中国最久远的传统却是“拜权主义”。谭嗣同在其名著《仁学》里称，“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著名学者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也认为：“在这种政治下，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有学者表示，中国所谓的尊师重教传统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崇拜，因为读书读好了就可以通过科考做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拜权主义一度有所削弱，“拜金主义”一度成为短缺年代对财富向往的年青人追求的目标。但是，改革开放三十过去了，“百万青年下深圳”正在被“百万青年考公务员”和“国企热”取代，拜权主义的幽灵重新附体。

　　数据显示，2010年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报名者达141万人，实际参考103万，相当于每个工作岗位有64名应聘者，这是连续第三年报名人数超100万；调查机构麦可思在今年5月一项大学生理想雇主的排行调查显示，2010届应届毕业生中，最理想的雇主仍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比例为27%，而愿意去民营和个体企业的比例仅为14%。

　　中国没有重商文化，只有仇富心理

　　拜金主义信奉个人财富的最大化，而财富最大化的途径则是通过经商。不过，中国的传统是“轻商”、“抑商”。《韩非子五蠹》里就将“工商之民”视为国家的五种蛀虫之一。认为“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这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打击投机倒把的思路如出一辙。

　　“轻商”、“抑商”的另一面是“仇富”。历史上，每次王朝更替都会出现穷人“杀富济贫”的“豪举”，中国也有为富不仁的说法，儒家学者忧心忡忡的不是如何积累财富，而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原罪”与“仇富”始终在困扰着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项针对中国富人的调查数据显示，有66.75%的人认为，中国富人的整体品质“很差”或者“较差”，认为中国富人整体品质“好”或者“较好”的，只占3．95%；调查结果还表明，社会责任感、合法致富和有爱心是中国富人身上最缺少的三种品质。有学者则认为，当今的中国人不是仇富，而是“仇腐”。

　　财富不受尊重，公民私有财产权难保障

　　其实，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受尊重的原因很复杂，不单单是“仇富”或“仇富”，一位微博博友在评价知名企业家史玉柱靠“脑白金”第二次发家时就称：“比尔盖茨的成功给世界带来了全球信息共享，松下的成功使得家电像自来水一样进入千家万户……你的成功为世界带来什么？”

　　与财富不受民间尊重相对应的是，我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十分不力。尽管2004年我国就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2007年旨在保障私有财产权的《物权法》正式实施，但从2009年山西省在煤炭领域的“国进民退”到2010年的“宜黄血拆”，侵犯私有财产案屡见不鲜。

　　国人“拜金”是因为不安全、无出路

　　郎咸平认为，“傍傍族”的出现反映了我国阶层凝固化。

　　2010年中央机关公务员报名参考者达141万人，实际参考103万，相当于每个工作岗位有64名应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