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免费师范生到无编制的乡村教师:免费只剩半边天

　　[导读]当被寄予厚望的免费师范生即将走上三尺讲台时，他们首先面对的挑战仍来自多年没大改变的现实困境：要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两年，可聘用他们的学校不太可能让他们占用宝贵的编制去支教

　　未来教育家登上讲台

　　从北师大已落实就业的免费师范生来看，大部分人都通过“双向选择”签到了家乡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这样只要在10年中抽出两年去偏远地区支教即可。

　　22岁的北京师范大学07级免费师范生杨永坤，在两个月的实习期里只讲了七节课。尽管有点沮丧，但与室友相比他还算幸运，有人只得到了一次讲课的机会。

　　这些来自西部乡村的年轻人，是2007年启动的首批免费师范生中的一部分。杨永坤想起3年多前，温家宝总理对自己和同学们的嘱托。那天在学校的英东学术会堂，杨永坤就坐在总理背后，听他阐述穷人教育学。他记得温总理还说，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

　　然后，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让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杨永坤感到振奋。虽然在填报免费师范生前，他从未想过当老师，但是，温总理的一番话，一种国家教育的未来寄托于自己身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这一幕发生在2007年9月9日，第一批1.2万名免费师范生刚刚走进全国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开始本科生活。温家宝总理专程来到北师大，看望这里的近500名免费师范生。

　　温总理热切地希望，在他们中间可以出现优秀教师和教育家。在另一所接纳免费师范生的部属院校---东北师范大学，校领导更是表示，这是一个教育家工程。

　　如今，这些未来教育家们终于开始走上讲台。而短短一段实习经历，已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挑战和艰辛。

　　同时，如何在毕业前最后半年进一步完善免费师范生的就业安排制度，也将对这场教育实验的成效产生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在中国新一轮教改启动的背景之下，如何借助这支精锐部队取得突破，当成为决策者思考的问题。

　　来自大山和偏远村落的年轻人

　　杨永坤生活在昆明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嵩明，一家四口以务农为生，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算是一般。虽然在中学时从未考虑过上师范，但是在填报志愿那一刻，因为北师大的响亮名声，他选择了这所学校的免费师范生。

　　这并不是他最心仪的选择，但因为提前录取，他进入北师大政治系。

　　对于杨永坤的同学段家荣来说，免费师范生则是上大学的唯一选择。在他的家乡，云南楚雄市中山镇法鲁谷村，四面环山，每年全家收入不到3万元，还有个妹妹要念书，很难为他凑齐外出上学的学费。

　　2007年，他考了楚雄市状元。市教育局有人通知他，有一个政策上大学免学费。他家没有电话，这个消息是由姑爹转述的，问他要不要去。

　　段家荣说，那时他就了解免费师范生入学前要与学校和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10年以上。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应先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两年。

　　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他没有其他选择。

　　杨永坤则告诉本刊记者，他在填报志愿时对上述政策一无所知。直到拿到录取通知书，他才从信函里附带的“四方协议”中第一次了解到免费师范生的权利和义务。不过入学后，杨永坤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不了解政策”的人。

　　生物科学系的周姗在被录取后才知道要从教10年，她“有点傻眼了”。她说，在填高考志愿时，班主任给她的说法是，先做两年的中学老师，之后想做什么都没问题。

　　北师大教师教育研究所讲师赵萍也表示，在2007年的第一批免费师范生中，一些学生的确是在没有弄明白政策的情况下，“误打误撞”进入了免费师范生行列。

　　不过，无论初衷如何，在北京最初的日子里，光环照耀着这些来自大山和偏远村落的年轻人。段家荣说，每次温总理来学校或者发表讲话，就觉得自己这个群体还是很受重视。

　　而另一些复杂的感觉也很快降临。

　　一名学生的实习经费达到8000元

　　一年级结束的时候，不少免费师范生的成绩都出现了退步，只有寥寥几个人排名在专业前茅。

　　其实，免费师范生中有不少是高分录取，也不乏地区高考状元。但是，根据免费师范生协议，他们不能出国、不能考研，于是有人开始逃课，有的甚至不参加考试。到了二年级，终于有人做出了退学的决定。

　　2008年夏天，本刊记者曾收到署名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问题调研组”的免费师范生现状调查报告。

　　这个由学生社团组织的调查报告说，一些免费师范生在简单的课程上无法及格，为此，他们甚至得到了开卷考试的照顾。在有些师范生单独成班的院系，干脆采取两套卷子的模式，以使免费师范生顺利过关。调查报告担忧地向未来发问：“到大三大四后，如果他们已经被安逸磨平了性格的棱角，是否还有足够的进取心去学习呢？”

　　段家荣说，非免师范生总觉得免费生中的一些人不够努力。

　　为解决这些问题，增强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校方经常请来教育一线的老教师、老校长与他们交流，开展一系列有关“理想、诚信、责任”的教育。

　　学校的确为了这些未来教育家费尽心机。

　　比如，为了解决反响强烈的缺少实践的问题，北师大将免费师范生的教育实习由传统的半个月延长为半年，还在第六学期安排了见习。北师大教务处副处长李艳玲说，第一批免费师范生实习基地有52所学校，其中不少是为了确保他们的实习需求在今年扩充起来的，很不容易。

　　她告诉本刊记者，北师大对免费师范生的实践学习，在设备上的投入就有1000多万元。粗略估算，一名学生的实习投入经费就达到8000元左右。

　　包括北师大在内的各所部属院校都专门为免费师范生设计了教学模块，力求保证这批学生的整体质量。

　　如何心甘情愿地完成使命

　　在整个学校内，免费师范生正在变得特殊。上述那份调查报告称，“回到自己的班级上，由于缺乏沟通，很容易造成师范生和非师范生之间的隔阂。而由于经济、地域等方面的原因，更容易在自己的班级间形成小团体，从而阻碍班级的文化建设。”

　　这种缺失渐渐有所弥补。

　　在学校的种种努力下，免费师范生们逐渐融入学校和这座城市。

　　段家荣觉得，尽管目标不是特别清晰，但也要尽量严格要求自己。他说，毕竟北师大有那么好的资源，特别是到了三年级，因为有小道消息说免试读研需成绩排名在前30%，他和不少免费师范生开始奋起直追。

　　“这几年学校生活，经常是听到政策上的一点风吹草动，就相当焦虑和敏感。”段家荣感觉。不过，读研和就业等他们最关心的政策迟迟等到最后一年才有结果，唯一能够明确的是，他们须根据规定回到生源省份中小学任教。

　　对于曾经的市高考状元段家荣来说，要到乡村工作的感觉是多重的。“我们乡镇30年就出了我一个考到北京的大学生。如果毕业后再回去，镇上人特别是读书的孩子会不会觉得，辛辛苦苦学习也没啥意思，在北京读完大学，还不是回到这穷地方教书。”

　　段家荣说，他离开家乡时，被乡亲期待在大城市里“飞黄腾达”，现在要回乡从教，让他感到了沉甸甸的舆论压力。

　　在他的记忆里，家乡学校最多的就是那些没上过大学、甚至没念过初中的代课老师，每月收入三四百元。他的初中英语老师一个月只挣280元。虽然具有奉献精神，但他们的教学水平很难提高，当地400个初中生只有二三十人能考上高中。

　　而即便是正式教师待遇也非常低，每月只有1000多元，不及外出打工。“如果还是这种待遇，基本留不住好老师。”他有些惆怅。

　　对于肩负着提高整个家庭生活水平重任的段家荣来说，这是最现实的压力。他一度决心，如果回家教书，“就在村里承包林地搞农业经营，至少证明读大学后的能力和其他年轻人不是一个等级。”

　　杨永坤则有些自信：“免费师范生在就业中得到了很多重视。”他说，过几天云南最好的中学校长要来北师大，他打算和他们聊一聊。

　　为了应对免费师范生就业问题，北师大将这一工作从院系移交给就业指导中心。现在的情况是，各省出台细则的进度不一。一些偏远省区的教育厅迟迟不出政策，就业指导中心也没法协调。

　　对于全国一万多名免费师范生来说，就算不考虑地区政策差异，他们的就业前景也会有些难题---尽管政策要求免费师范生都去中小学工作，但他们就读的专业却并非都适合中小学、特别是西部地区的非城市中小学。比如，在西北某部属高校，一些人在学习“食品加工”专业；在东北和西南的学校，则有日语、俄语免费师范生。此外，还有心理学、学前教育以及可能更适合到教育主管部门任职的教育学。

　　从北师大已落实就业的免费师范生来看，大部分人都通过“双向选择”签到了家乡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这样只要在10年中抽出两年去偏远地区支教即可。许多地方的政策也很宽松，两年的农村任教时间可以分为四个学期分散进行。

　　一旦赶不及“双选”，就需等待生源地按政策规定安排就业，其中有可能是去最偏远的师资紧缺地区。

　　“现在要协调两方面的关系，不能完全让学生奉献，也不能让学生单纯追求个人利益，需要不断平衡。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去完成这个使命。”赵萍说。

　　“国家想让我们到西部地区，提高落后地区教育质量，意图是好的，大部分人也认同。但从内心来讲，谁都不愿意去偏远地区待上十年。”段家荣表达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矛盾心情---不愿意去偏远地区，并不单纯是因为教学条件和待遇，最担心的是去了以后没有深造的机会。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没有书刊、网络，很难赶上知识更新的节奏。

　　特殊的“旁听生”

　　在大四开学不久，杨永坤背着行李，来到位于北京南郊的一所学校实习。他说，自己对第一次正式站上三尺讲台充满了期待。

　　然而，他很快就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只能帮着指导老师改改作业，或者在各班级之间来回走动，做一个特殊的“旁听生”。两个月里，他只讲了七节课，其中四节课是在不同的班级讲同一内容。

　　北师大曾对免费师范生的实习情况做了许多硬性规定，最基本的一项就是“至少要讲十节以上的课”。

　　有些人的情况好些。比如在师大二附中实习的学生受到很多关照，甚至能讲上几十节课，因为那里很多老师都是北师大毕业的。

　　让杨永坤有些郁闷的是，他报到时学校并不知道他是免费师范生，直到实习结束的欢送会上，他的这个身份才被关注。

　　这让杨永坤感到失落。他原以为免费师范生这个群体在社会上的认知度很高：他们时常与教育部高官座谈，今年教师节温家宝还与八名北师大免费师范生到河北听课并座谈，这使所有免费师范生都有一种被特别关爱的感觉。

　　其实，为他们建立实习基地已经很难了。北师大一般通过地方教育局与地方中学签订实习基地共建协议。但在地方教育局那里就常遇这种情形：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北师大的免费师范生？因为，当地也有师范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学生实习本身就是个问题。

　　同时，由于实习时间达到半年，也可能对实习学校的教学进度产生影响。

　　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现有的“教育规矩”。英语系免费师范生周英惠在实习时提出开展讲座，将自己在北师大学习期间的心得体会与高中生进行交流，结果被年级组否决---理由就是这种讲座会打扰教学进度，且对成绩提高毫无益处。

　　这让周英惠感到委屈：向高中生展示未来的大学生活，非常有利于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周英惠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的都是师范类专业。现在她却觉得，教师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她曾问一个高中班的学生想不想考师范，结果没有一个学生举手。

　　让周英惠尴尬的还有，家乡很多教师都劝她，千万不要回来当教师。一位中学老师告诉她，自己的很多学生高考成绩不如她，都去了上海等一线城市当白领了。

　　不过，实习经历还是使周英惠被推荐到乌鲁木齐的一所重点高中，并通过面试取代了原本已被录用的一名研究生。

　　这样，在半年些许之后，她将开始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与梦想。虽然有着些许普通年轻人的情绪和烦恼，但免费师范生们还是注定要去履行他们的使命和责任。■

　　教师编制难题

　　各地学校的编制和人员已经过“千锤百炼”，一个萝卜一个坑，“戴帽”下来的免费师范生却又没有随身带着新增编制

　　当全国1万多名免费师范生迎来他们在大学中的最后一个寒假时，酝酿许久的新一轮国家教改试点终于在12月启动。据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本轮试点分为专项改革试点、重点领域综合改革试点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三个层面，每一层面下又包含若干任务。

　　无论哪一层面的试点，乡村教育都是重点。如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的四个主要任务，就包括统筹城乡、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统筹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保障教育投入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后者的主要对象无疑是一直面临“缺血”困境的农村基层教育。

　　在新一轮教改启动前的几年间，农村教育改革早已风生水起。从建立免费师范生制度到调整基层教师结构，自1911年以来就被认为是中国教育基础的乡村教育，再一次站到了改革的关口。事实上，早在1993年的上一轮教改中，它已成为目标。

　　然而16年过去了，当被寄予厚望的免费师范生即将走上三尺讲台时，他们首先面对的挑战仍来自多年没大改变的现实困境：他们要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两年，可聘用他们的学校不太可能让他们占用宝贵的编制去支教。

　　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度支持，可这些被寄望成为教育家的年轻人仍将在未来数年挑战乡村学校面对的主要困境：编制、经费等等。

　　但愿他们并非单兵突进，但愿他们能借新一轮教改的力度，再造乡村教育。

　　紧张的编制

　　很难想象，在国家着力培养一支精英教师队伍的同时，过去数年间基层教育系统的一项任务是缩减人数。对于一些西部地区而言，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甚至无法顺畅地接纳免费师范生。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一份调查说，该省大多数中小学都处于超编状态。以太湖县2008年底的数据为例，全县有小学教职工2309人，超编480人。

　　而在武汉，39名中小学校长副校长转岗后做起后勤工作。更早从2005年起，该市江夏区400多名中小学教师陆续转岗到后勤部门。

　　不过，与通常认为的城市、农村师资力量失衡不同，目前农村教育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内部教师比例失调：大量教师及教师编制沉积在乡镇及县级学校。

　　“现在很多地方编制是满的甚至是超的，但他们同样缺老师。能上课的人少，但占着编制吃皇粮的却大有人在。”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

　　按照2001年国务院颁行的《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城市应为1:19，县城为1:21，农村为1:23。

　　湖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周洪宇说，这一编制标准以压缩编制和效率优先、城市优先为导向，存在编制标准整体偏紧、城市偏向和城乡严重倒挂的缺陷，导致其后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编制大幅度减少，全国中小学教师编制数量整体压缩10%左右。

　　“城乡倒挂现象突出，各地编制数量下降和裁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农村，加剧了农村中小学教师编制与数量的严重不足。”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其结果是大量乡村学校运行困难，甚至因为缺少编制难以为继。而在供给编制时，只考虑地区总数，并没有划分不同层次和岗位，这样接收新血液受到限制。

　　周洪宇举例说，某省九个人口大县曾缺编教师2300人，而2005年前八年间，除乡镇分流人员和复转军人进入中小学外，没有招聘过一名正式教师。这些地方的初中里，80至100人以上的大班并不少见。

　　再比如上述武汉小学的转岗人员，尽管不再继续担任教师岗位，但待遇和教师身份不变。虽然转岗，他们并未给一线空出多少编制岗位。

　　在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中，亦强调统筹编制符合国家要求和本地实际的办学条件、教师编制、招生规模等基本标准。

　　从代课教师到免费师范生

　　所谓编制紧缩，背后其实有经费紧张的因素。类似师资力量缺乏以及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是与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周洪宇认为，对基层教育的投入是最核心和最基础的内容，而这也是整个中国教育面对的首要挑战。

　　经费的紧张，直接导致了编制的紧俏。这样，编制和经费往复纠缠，陷入不良循环，成为整个国家教育困境的集中体现。

　　虽然教育部要求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落实免费师范生的教师岗位，到中小学任教的每一名免费师范生都必须有编有岗。但据本刊记者了解，正是“有编有岗”这个硬要求使一些学校对免费师范生望而却步。

　　距离毕业还有半年，部分地方的免费师范生仍不得不等待所在省份出台细则，落实就业问题。而这些省迟迟没有出台细则的一个原因，也是困于如何解决数百人的正式编制。

　　自2003年起的一轮教职工精简已涉及大多数省区。在辽宁、河南等地，分别有超过4万、6万名教职工被列入精简计划。在此情况下，各地学校的编制和人员已经过“千锤百炼”，一个萝卜一个坑，“戴帽”下来的免费师范生并没有随身带着新增编制。

　　“也就是说，安置一个免费师范生就得腾出一个编制。而现在乡镇集镇的学校都需要减编。”山东一县级市教育部门负责人说，即使把他们安置到缺编的乡村学校，也需要新的经费。

　　此前，为解决编制和经费造成的乡村教师的严重流失，乡村学校大量使用代课教师、民办教师。而1985年教育部就曾明确规定不允许使用这两类教师。但在师资力量匮乏的大背景下，低薪聘任临时代课老师其实已成为唯一出路。

　　一项调查显示，一名在编教师的工资可以聘用七八个代课教师。然而，代课教师的专业技能缺陷却是长期拖累农村教育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2006年3月，教育部开始清退尚存的44.8万名代课教师。次年5月，国家即出台了免费师范生政策。

　　在中国教育协会会长顾明远看来，培养免费师范生的意义就在于让懂得教育的人办教育，将他们充实到西部地区和乡村学校之后，很可能成长为当地教育的骨干力量，并带动周围的教师不断成长，从而逐步缩小与城市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

　　在为期三年的清退过程中，重庆、广东等地通过招考给部分代课老师转正，其他一些地方采取了“一刀切”清退的办法。当然，还有部分地方仍存在极少量代课教师。“代课老师一旦清退，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员又不愿意接任，势必造成教学活动无法持续进行。”周洪宇说。

　　据本刊记者了解，在此前的教改讨论中，编制标准向乡村倾斜已成共识，在一些试点中，确定教师编制可能会在城市实行师生比，乡村实行班师比，以利于生源分散的农村。

　　“均衡”的机会

　　2010年7月底，教育部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提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并明确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等内容。

　　所谓城乡均衡发展并非今日之语。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它就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目标。

　　目前在这一领域最令人关注的消息是，年底可能出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指标。周洪宇认为，这个指标将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乡村中小学产生深远影响，“标准应该是相对统一的，不能说农村就可以建得一般，而城市就建得较好。”

　　他说，义务教育标准包含相应的指标参数，在数据方面的明确认定将促进城乡教育设施均衡化以及师资队伍均衡化。

　　杨东平表示，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才能“留得下，用得上”。包括教师待遇等与城市保持一致后，乡村师资力量的匮乏才可能得到有效改善。

　　这一监测指标系统或将包括硬件建设与维护费用等具体数字。但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早在2005年就曾表示该监测指标系统将于年内出台。“制订指标容易，但是放到基层后如何实现？如果不实现对地方领导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像GDP一样影响他的仕途？这些关系不捋顺，出台指标也很难落实。”一位地方教育部门负责人说。

　　周洪宇说，湖北省目前承担了三个教改试点项目，包括义务教育均衡化实验、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应该像30年前的小岗村改革一样，在地方设立改革创新实验区，并给予专门的经费以及相应的政策，一旦条件成熟之后，即在全国进行推广。”

　　这样，免费师范生们就可能拥有一个成长为未来教育家的良好环境。■

　　湖南第一师范的往事与现实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全国唯一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的本科院校，它承担了绝大多数湖南免费师范生的培养任务，一定程度上，“一师”掌握了这个中部省份的未来

　　那个年代，那个中国，有过那样一座学堂、那样一些先生，培养过那样一群学生。

　　这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故事。

　　当时，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李维汉、谢觉哉、李达、田汉、孔昭绶、杨昌济??包括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 ，聚集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而他们之前，走进这座校门的还有陈天华、黄兴等人。

　　那是一个灿若星辰的年代，以至于当讲述“第一师范”的连续剧《恰同学少年》在2007年夺得央视收视率第一时，人们发现：李维汉这样的大人物并没有正面镜头，罗章龙、李立三等人晃了一下就没影了。

　　12月初，本刊记者走进“一师”老校区，一股油漆味扑鼻而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重点献礼影片《湘江北去》开机不久，将这里作为取景地，刚刚刷完漆。这部电影将讲述青年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之后的故事，以细节描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如同一座金山，“一师”留下了足够多故事可供挖掘。疑问随之而来：这所历史悠久的师范学校，为什么曾经一代代灿若星辰，之后却星光暗淡？在现有的师范教育体制下，能不能迎来又一个星光灿烂的时代？“一师”会再出现“青年毛泽东”吗？

　　目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全国唯一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的本科院校。根据教育部计划，2010年全国取消中等师范教育。在湖南，除了衡阳师范学院、吉首大学培养少部分免费师范生外，湖南绝大多数免费师范生的培养任务由“一师”承担。

　　湖南小学教师将尽出“一师”。一定程度上，“一师”掌握了这个中部省份的未来。但是，它将面对的是免费师范生的巨量缺口、迫在眉睫的小学教师断层危机，以及症结深种的城乡差距。

　　谁在学习毛泽东

　　12月2日晚7点，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新校区文科楼B104。

　　“学习毛泽东协会”组织的“学习毛泽东交流会”开始了，近80名学生到场。同一时间，其他教室举行的则是“校园达人秀”、“中文朗诵比赛”、“营销大赛动员会”等等。这个交流会因此显得有些突兀。

　　“学习毛泽东协会”是全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以学习研究毛泽东为重点的学生社团。会长李娜是大三学生，协会5个月前才成立，首次招新得到120名新生会员。

　　这个协会难免引得熟悉校史的教师“忆往昔峥嵘岁月”。据“一师”校史记载，至1960年，全校有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200个。

　　文史系的系主任认为，现在的大学生缺乏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通过这个协会的交流会，可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让学生更加拥护共产党。因此，文史系“宿管部”成为这天晚上交流会的另一个主办者。文史系所有宿舍均被要求派人参加会议，并在会后签到，否则要扣班分。

　　与青年毛泽东所在的“一师”全为男生不同，今日“一师”以女生为绝大多数。不过，这个晚上上台演讲的四个人都是男生。

　　第一位演讲者旁征博引，讲述了毛泽东与四任妻子的故事。

　　第二位演讲者则坚信自己也能成功：“毛泽东当学生时可以倒立看书，他达到了一种境界---看书后可以忘记一切。毛泽东之所以是伟人，因为他与我们每个人都不同，但是，我们每个人也与他不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场掌声雷动。

　　交流会结束后，一名学生告诉本刊记者，他和几个同学正在筹办一个“新新民学会”。他们并不打算关注政治敏感问题，而是“以改造中国师范教育为目标”。

　　当年“一师”培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多与新民学会有关。这个学会1918年4月18日在蔡和森家中成立，以“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为宗旨，以 “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奋斗目标。这一豪气干云的宣言，被写在“一师”解放后建设的苏联式建筑“火炬楼”上，与九根高耸的红紫色方形立柱和十面红旗搭配，处于老校区最高处，极为醒目。

　　新民学会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前后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毛泽东1920年写的第一份会务报告中说：“诸人都系杨怀中（即“一师”教师杨昌济）先生的学生，与闻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

　　据 “一师”校史记载，社团富含政治色彩是该校传统，比如，毛泽东所指导的“崇新学社”往往在学生运动中走在全校同学最前列，一次为了学校经费问题，学生到省议会交涉未果，社员当即扯破了省议会的会旗。此外，也存在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组织。1921年中共湘区委员会建立后，毛泽东就争取了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革命。

　　就全国而言，师范教育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中共一大代表中就有七位是师范师生（毛泽东、何叔衡、李达、陈公博、陈潭秋、王尽美、包惠僧）。

　　免费只剩半边天

　　“一师”原副校长孙海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他印象中，加入“学习毛泽东协会”的大多是来自农村、较为淳朴的学生，“那些每月有三两千生活费的有钱学生不会加入这个社团”。

　　自1903年始，“一师”一直以培养小学教员为目的，高举“免费”大旗，没有招收自费生。当年，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就是因为免费而选择“一师”的。

　　《恰同学少年》中，一段“一师”校长孔昭绶与学监方维夏的对话受到网民追捧：

　　“维夏，这份招生广告拟得不错，我看还可以多加几句，免收学费，免收膳食费，另发津贴。字一定要大，要醒目。”

　　“那就只能招收穷学生了。”

　　“自古纨绔少伟男哪，我们办教育就是要招收那些贫而有志的青年，要是把招生看成做生意，只顾着收学费，从学生身上发财，那学校还是什么学校，教育还是什么教育？只剩下铜臭了。”

　　毛泽东后来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我在第一师范的几年中，一共只花了一百六十元钱---里面包括着许多次报名费，从这个数目中，我要花掉三分之一在报纸上，因为每月订一份报纸就是一块钱。我常常还在书摊上买一些书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这种浪费，他说这叫做挥霍花在废纸上头。从1911年到1927年，就是在没有走上井冈山之前，我从没有停止阅读北京、上海、湖南每日的报纸。”

　　毛泽东之所以能获得免费教育，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认为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欲革旧习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财政应予充分保障。

　　孔昭绶在招生广告中说：“国家之盛衰视人才，人才之消长视教育，教育之良窳视师范。师范者，教育之教育，固陶铸国民之模范，造就青年中国之渊泉也。”

　　据校史载，为了保卫“免费政策”，毛泽东曾发起驱逐校长的运动---1915年，湖南省议会颁布新规：每个师范生要缴纳10元钱学杂费。有人认为这是新校长张干为讨好当局而建议的，于是，毛泽东起草传单，发动罢课，要求罢免校长。省教育司派来的督学只好答复撤掉张干。

　　2008年，“一师”升格为本科院校。根据2010年招生简章，该校招收2200名本科生，其中400名为公费定向师范生，其余为自费生，每年学费3500元、住宿费800元。该校独有的初中起点六年制本科免费定向生，自2010年起每年招收1500人。

　　依此合计，该校目前的主要招生计划中，每年有免费生1900人，自费生1800人。

　　“一师”党委书记詹小平告诉本刊记者，高考的免费定向生招生计划连续两年完成量在300人上下。相比之下，“一师”独创的“初中起点六年制本科公费定向生”反响更好，其生源较有保证，因为“高中生对小学教育兴趣较小”。

　　由此分析，2010年“一师”免费生和自费生基本相同。自费生中，不少是外省生，多属中文、英语、音乐等专业，他们毕业后自由选择，不一定去小学，尤其是农村小学。

　　詹小平说，目前“一师”每年的毕业生，70%，即3000多人去县以及县以下小学当教师。

　　与此同时，湖南省有25万小学教师，每年五六千以上小学教师退下来，显然，“一师”的毕业生与之有很大缺口。由于湖南绝大多数小学教师的培养都由“一师”承担，意味着全省缺口巨大，财政支持的免费师范生数量仍显不足。

　　那么是不是其他院校学生可以填补这一缺口呢？现在问题在于农村，但自费生们的普遍心态是：“父母花钱让我们读大学，就是希望跳出农门到城里去。”如果将读大学视为一种投资，农村教师1000余元的月薪，对比大学学费和其他开支，投资效率显然为负。此外，“一师”自费生多来自外省，他们毕业后首选往往是家乡或者大城市的小学。

　　即便是免费师范生也不愿意去农村，“一师”原副校长孙海林说：“学生由县教育局安排，在县里有家庭背景的学生不去农村小学，怎样保证政策执行到位也是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增加免费师范生的数量，更需要改善农村小学教师待遇，还应在缩小城乡差距上着力，而这些显然非师范院校力所能及。

　　“爷爷奶奶教小学”

　　更为急迫的是更新换代。中等师范被“一刀切”以后，农村40岁上下的教师几乎出现了断层，小学教师的缺口远不止于自然退休数量。

　　根据教育部1999年出台的《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到2003年，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院、中等师范学校从1997年的1353所调整到1000所左右，其中，普通高师院校300所左右，中等师范学校500所左右。到2010年左右，师范院校只保留本科、专科两个层次，取消中等师范教育。原有的师范学校在地市设立的，多并入当地高校，在县市一级设立的则转行自谋生路或者解散。

　　于是，湖南省“面向小学”的院校只剩下“主席母校”这一根独苗。“一师”也成为全国唯一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的本科院校。其他的师范学院和大学，纷纷转向综合大学，面对中学教师的师范专业也越招越少。

　　詹小平介绍说，“一师”通过学生顶岗实习走访了20多个县市，发现“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小学教师大多是民办教师转过来的，年龄、知识老化，整体素质不高，尤其缺乏外语、音乐、美术、计算机教师，一些英语老师过的是“走读”生活：这个学校上完一节课，再赶到另一个学校去上课。

　　另据湖南省耒阳市教育局2008年底的调查，耒阳市4343名农村小学教师中，51岁以上的教师多达1941人，占47.6%。全体农村小学教师中，民办转公办的约三分之一；大中专院校毕业分配的约三分之一，这部分人有的已经拔高使用担任初中教师；以补员、军转、双招等方式进入教师队伍的占三分之一，素质参差不齐。

　　“你可以招聘，但是来的人你想要的不多，能留下的也少。”当地教育局一工作人员说，愿意留下的常常是“本土”老龄教师。“爷爷奶奶”们甚至记不住学生名字，大多采取填鸭式教学。

　　农村小学与城区小学差距越来越大，农民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纷纷涌向城市。据《耒阳报》报道，城区公办小学学位缺口达7358个。“孩子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是遭罪。”耒阳教育局局长王宗江说，城区学校班额达到七八十人，最多的有108人。有的老师只能用扩音器上课。

　　为什么要膨胀

　　孙海林说，“一师”现在也很不容易，“建设新校区花了7个亿，欠3.5亿贷款，每年利息都在3000万以上。可怜得紧啊。”

　　根据2008年4月教育部《关于同意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基础上建立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通知》：“学校由你省领导和管理，学校发展所需经费由你省安排解决。政府承诺的在近5年内安排1.2亿元用于学校建设与发展的专项资金，须落实到位。”

　　另据校史记载，2003年1月，“一师”与长沙市岳麓区东方红镇人民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将940亩土地以每亩5.7万元的价格（不含国家、省、市税费）买断。根据2003年5月的规划，新校区建设总投资2.3亿元，以保证全日制在校生1.5万人的需要。湖南省教育厅则同意在2003至 2006年分4年安排“一师”新校区发展建设资金3000万元。

　　“自己动手”的传统已有三四十年。1990年，经省教委同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于1969年的第一师范教学仪器厂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1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升格为“北京教具中心湖南分中心”，成为全国教具生产定点厂，为教育教学服务的同时，优先解决教职工家属就业、改善职工福利。

　　从全国背景来看，大扩张、大建设不可避免---大建设保证了“一师”跟上中国大学大扩张的时代潮流，全国800多所中等师范学校，升为本科院校的只有“一师”，其他的或并或转或消失。

　　詹小平总结说，他在“一师”主要做了三件事：升格为本科院校，建设新校区，为职工建设商品房小区。

　　这位理学博士自2000年开始担任“一师”校长、党委书记至今，他将学生规模从千人级别扩大到万人级别，新建了1000亩以上、气势恢宏的现代新校区。

　　在他之前，被人铭记的“一师”校长，包括“一师”前身城南书院的创办人、南宋大儒张，曾请朱熹来湘“朱张会讲”，堪称学界盛事，影响长远；谭延，这位后来担任湖南省督军、国民政府主席的前清进士，改革了“一师”教育体系，保证了民主教育的环境；第三位是毛泽东的校长孔昭绶；第四位是周世钊，他是毛泽东同班同学，解放后任校长，并在担任教育厅长、副省长期间仍兼任校长。

　　如今的大建设背景下，校领导不得不想办法增加收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招收更多自费生以及师范专业以外的学生。

　　“一师”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全日制本专科生已经达到1.3万人，在职教职工923人，学生规模仍在迅速扩张之中。另有说法为学生人数16800人。

　　据“一师”校史统计，1917年下半期，共有在校学生12个班、549人，有教职员62人。

　　1915年前后，杨昌济、黎锦熙等6位教员都住在李氏芋园，毛泽东则与蔡和森、陈章浦等同学组织课余哲学小组，常常登门求教，讲学论道，互阅日记，议论时局。从黎锦熙保存的日记中看，1915年4月至8月，这样的情况至少有19次。毛泽东甚至假期住在老师家中。

　　现在的师生比远远低于毛泽东求学时代。师生沟通机会减少，教师言传身教力度减弱。在“学习毛泽东交流会”当晚，本刊记者看到，“一师”文科楼有四个教室在上课，都是两三百人的大课堂，教师戴着麦克风。

　　“一师”在清末八年间，九任校长有五位为进士出身，其教员皆一代名师，不仅可以自编讲义，而且能够结合教学实际开科研活动，著书立说。在留日归来的孔昭绶时代，有杨昌济等近十名“海归”教员，并由两名外籍教师教授英文、音乐。

　　目前，升本后的“一师”要求新进教师应有博士学位，但尚未有海归和外国人才。

　　钻研校史的原副校长孙海林说，目前的制度已与过去不同，孔昭绶那时，“每期期末，校长只需请教员吃一顿饭，即表示辞退之意，一句话不讲，该教员就应立即去找其他工作。”有一年发不出工资，校长号召教职员以为国家教育牺牲之精神共同坚守，亦能保持水准。现在，这一套显然行不通。

　　

　　办什么样的师范

　　毛泽东对“一师”定位明确---坚持“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

　　1951年，湖南省委及“一师”负责人集体向毛泽东汇报，请求扩建，“把湖南省的第一师范变为全国性的第一师范”。毛泽东指示：“规模不宜太大”，于是扩充2000亩的计划作罢。此后，毛泽东又写信说：“规模和经费均不要同他处立异，但在教学内容方面多做工作。”

　　到底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师范学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孔昭绶采用民本主义教育方针，全面确立并实施民主教育，特点有四：提倡民主、自由、科学；强调德、智、体、美平衡发展；注重专业训练；倡导学生自治。

　　与之相呼应，湖南第三师范学校校长段廷对学校教育大胆改革：“民国精神与专制异”，“专制精神施教与教授大都以利禄为依归。民国贵在自立求新，非具有世界观念以与时势潮流相应付，无以为教”。

　　辛亥革命前后，注重学生自治的新教育已传入中国。1916年的《教育杂志》刊文说：“师范教育所最要者，为造就将来治人之人，能否治人，先问自治，故师范教育之训练，不论采用何种主义，当以养成生徒之自治能力为归。”“异日小学校教授之滥用注入主义，不用启发主义、练习主义（又名自学辅导主义）者，皆师范学校之教授误也。”

　　“一师”的民主教育激发了青年毛泽东对自由的热爱。据王子今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上刊文的研究，毛泽东的自由思想很大一部分来自杨昌济所翻译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说：“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在1917年写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说：“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

　　很多年后，毛泽东说：“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