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一梦何时成真?在艰难中前行的南科大(图)

　　深圳想要一所好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以改革异类的形象闯入中国高等教育界。它的远大理想令公众振奋。然而当理想触摸现实，一张盘根错节的教育体制之网，让它的每一步都迈得异常艰难。

南方科技大学现在的校门还很简陋，而要去掉后面括号里的“筹”字，还有关键的一段路要走。 （方可成/图）

　　一位以推进真正的教育改革为己任的教育家，一所承载一流大学梦想的高校，一场史无前例的教改试验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是否仍然愿意接受这份校长任命？

　　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说：“很难说。如果当初知道现在遇到这么多困难，确实不太容易下决心。”

　　万事俱备，只欠学生？

　　10岁的山东男孩苏刘溢，仍然在等待他的同学们。住在南方科技大学30平方米的员工宿舍里，他是这所新大学目前唯一的学生。

　　苏刘溢是今年最小的高考考生，成绩是566分。但他没有选择高校名录上的任何一所大学，而是南下深圳，参加了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为他举行的单独面试。按照原计划，苏刘溢应该在今年9月入学，成为南方科大的首批学生之一。

　　然而，时至今日，他依然孤单地住在南方科大的宿舍里，陪伴他的只有母亲以及负责辅导他自学的老师。由于迟迟未得到教育部关于筹建学校和招生计划的正式批复，南方科大的招生活动一拖再拖，开学日期也一延再延。苏刘溢的身份，也只能被定位为“预招生”，而非正式学生。

　　经历了三年筹建，南方科大的教师、课程计划、宿舍、食堂等都已到位，万事俱备，只欠学生。

　　最新消息是，教育部已经批准南方科技大学正式筹建。不过按照规章，要想正式招生，还需要等待漫长的三年。

　　智力超群的苏刘溢可以7岁上初中，8岁升高中，10岁考大学，南方科大要想像他一样，用“跳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步到位建成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却要困难得多。“我们在做一件现有的教育法规和相关政策根本不许可的事。”校长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64岁的朱清时，2008年从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位置上退休。一年后，他被南方科大校长全球遴选委员会相中。2009年教师节，朱清时从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就任南方科大创校校长。

　　甫一上任，他就提出了“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理念，广受关注。但现在，这些改革的理念却遭遇制度障碍，难以推进。

　　深大前车之鉴

　　南方科大碰到的制度障碍，在深圳已有前车之鉴。

　　深圳特区对一所好大学的渴求由来已久。深圳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发现深圳高等教育规模位列全国计划单列市的倒数第一名，不如青岛、大连，甚至不如宁波。

　　基于这一缘由，三年前，深圳市政府将建设南方科技大学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所学校的榜样，是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大成立于1991年，是一所真正意义上“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大学，办学十几年，已在各类排行榜上跻身亚洲三甲、世界前五十。

　　有人将其“速成”的秘诀总结为两个词：钱和制度。这所大学创办资金近20亿美元，庞大的数字让议员们吵了不少架。白花花的银子配以现代化的大学管理制度，最终令教授和学生趋之若鹜。

　　深圳并不缺钱。深圳的财政年收入即将超过千亿，花几十亿人民币建一所大学，不是啥难事。南方科技大学能否成功复制香港科大的成功经验，制度是关键因素。

　　创办于1983年的深圳大学，正是因为无法突破内地的制度束缚，而最终“泯然”众校矣。

　　这所深圳的第一所大学，当年也曾寄托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梦想。当时深圳财政年收入仅一亿多元，却拿出一半的钱办大学。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梁湘喊出豪言壮语：“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

　　大学是建起来了，但却与最初的理想渐行渐远。校长章必功说：“深圳经济的发展坐了特快列车，深大坐的是教育体制的马车。”

　　人事制度僵化，官本位严重，学术泡沫抬头……深大经济学院院长陶一桃曾希望引进一位水平高的新加坡教授，却被人事制度卡住。大一统的学位管理制度，也让深大的发展迈不开步子。直到2006年，深大才获得博士授予资格。此时这所以改革创新为理念的大学，建校已经23年了，“东南亚学术明珠”之梦也付之流水。

　　不做体制的乖孩子

　　从一开始，南方科大就带着深圳大学未竞的梦想，以异类的形象闯入中国高等教育界。它的远大理想令公众振奋。

　　2007年，深圳市政府开始筹建工作。次年，校长选拔工作开始，一下子吸引了全球目光的关注。这是一场动用了猎头公司的全球遴选，和“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的传统体制比起来，意义不言而喻。

　　不过，猎头公司并非遴选过程的全部，也无决定性作用。一位参与组织遴选工作的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准确步骤是：由猎头公司和同行专家同时筛选推荐名单，择优形成10人名单后，交由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委员会主任，是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遴选委员会不是市委常委会，更不是科长处长组成的，里面专家学者的比例超过70%。”这位负责人说。

　　最终，委员会选择了朱清时。这似乎是理想与现实“接轨”的最佳选择。朱清时是信奉改革的教育家，任中科大校长期间，他曾以坚决抵制扩招、无视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等赢得声誉。同时，他是一名中共党员，“政治上靠得住”。

　　朱清时本人也懂得利用这种身份推行改革。上任不久，他就提出兼任南方科大校长和党委书记。这样，就不会违背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事实上，当时朱清时并不愿意出山，最终打动他的是一位院士的话：“我们这一代人，追求教改这么多年，条件总是满足不了，到退休都很遗憾。现在深圳这些条件都具备了。”

　　在朱清时眼中，“行政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严重弊病。为了“去行政化”，他决定利用特区立法权，以现代大学管理思路，制定一份《南方科技大学条例》，为学校以“教授治校”运转保驾护航。

　　具体而言，条例中将设计理事会、学术与教育委员会、校务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明确政府、学校、社会、学生、行政、学术的权界。

　　这在内地尚无先例。香港科技大学正是通过地区立法，拥有了自己的条例。在条例保护下，香港政府虽然对学校建设斥以巨资，但对学校的干预却几近于零。“有了条例作为法制基础，就能保证不管我后面来的是什么人，都可以朝同一个目标走。”朱清时说。

　　南方科大之难

　　朱清时学实验物理出身，信奉“一个改革的行动，胜过一打改革纲领”。他希望在南方科大这张白纸上，推行一场没有历史负担的改革试验。

　　但试验的难度让他始料未及。“一年中，我有数次陷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觉得我可能真的做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第一个险些迈不过去的坎，是学校如何得到教育部的承认。

　　办南方科大，不过是深圳市的“一厢情愿”，没有得到教育部的认可，甚至被一些人认为“胡闹”。

　　朱清明一次一次地通过媒体，告诉公众自己的改革设想，同时也积极疏通各方关系。2009年12月底，他利用在横琴岛参加澳门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的机会，与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作了沟通，争取他的支持。

　　从去年底至今，教育部长袁贵仁、副部长鲁昕等人，都表示支持南方科大“做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试验”。鲁昕还说：如果事事都要上级批准，那就不可能有改革。

　　但中国事情的复杂性就在于，得到上级批准，难；但上层领导表态了，也并不意味着事情可以变得顺利。朱清时说：“后来的实践使我认识到，部长的态度，不等于教育部批准。”

　　2007年深圳市已和教育部进行沟通，一直没有结果。对于设置大学的申请，教育部一年只开一次会讨论。在朱和深圳市多方努力之下，今年9月，教育部为南方科大“开先例”，专门开会研究南方科大问题。“这是他们对我们的照顾了。”朱清时说。

　　不仅仅是与教育部，南方科大与深圳市也在碰撞中磨合。

　　今年初，在深圳市政府协调下，南方科大从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接手了一个校区，不料存在建筑物漏水问题。按规定，修缮工程要经过评估、审批、立项、招投标、拨款等繁琐的步骤，几个月后才得以动工。同样，朱清时想给办公室配一台电脑，也要走至少两个月程序。

　　好在市政府全力支持，决定“网开一面”：给南方科大每年一千万元机动经费，校方可以不走程序，自由决定将这笔经费用到需要的地方。

　　校址确定后，需要制定教师队伍薪酬制度。朱清时制定方案，学校领军教授的年薪，从115万元人民币起步，舆论迅速热炒。

　　这个薪酬数字，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并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但作为深圳市政府全资建设的公立大学，南方科大的“出格”薪酬，直接影响了深圳市的整体薪酬体系，一时间议论纷纷。

　　几个月后，这一薪酬标准才得到政府各部门的认可。

　　招生路上多坎坷

　　校区准备好了，教师来了，学生呢？

　　招生问题，成为过去的一年里南方科大迈不过去的槛。

　　第一个拦路虎，是国务院一份名为《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的文件。这份文件发布于1986年，到现在已“暂行”了24年。《条例》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

　　朱清时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条例。开始他以为教育部批准后，就可以招生，没想到教育部批复“筹建”。而从筹建到正式建校招生，需要一到五年时间。“不亲自去组建一个学校，就根本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教育的规章制度，不知道卡得这么死。”朱清时感叹。

　　他有些后悔：早知如此，南方科大应该坚决跳过筹建步骤，申请正式建校招生。

　　然而，想要“跳级”，也没那么简单，得满足条例所设置的许多严格条件。例如，在校学生计划规模不能少于五千人，图书不能少于六万册，等等。

　　南方科大永久校区刚开工，年初得到的启动校区内，仅有四栋建筑物，第一年招生计划仅50人。要想获批正式建校，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对于南方科大来说，只有招生了，试验才能真正启动。经过争取，教育部允许南方科大与中科大联合招生。这已经是为改革试验开绿灯――以往，尚在筹建阶段的学校，连联合招生的资格都没有。

　　南方科大计划从报考中科大少年班落选的苗子里，挑选可塑之才。这时，另一道政策“紧箍咒”传来：联合招生的学生，都必须是中科大学籍。

　　这让朱清时再次感觉“掉进了坑里”：“我们如果只是对中科大的学生进行异地教学，改革试验的意义就很小了。”

　　被逼出的冒险改革

　　朱清时决定不再等待。他要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冒险――跳出现行教育体制，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

　　最重要一步是：从教育部手中要回招生和授学位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苏刘溢们将获得由南方科大授予的学位。

　　原因很简单。如果南方科大按照现行制度，从专科开始办学，升到本科，再一步步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要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至少要二三十年。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教育部是否承认此学位，尚是未知数，万一不认可，学生们毕业后能被社会接纳吗？家长们能放心让孩子来吗？但在朱清时看来，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现在，招生工作已经展开，学校希望从完成高二学习的学生中，招收50名左右的学生，寒假考试，春季开学。然后，再马不停蹄开展新一轮招生，第二届学生将在明年秋季入学。

　　为了吸引学生参与这场试验，朱清时承诺：南方科大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将是世界先进水平，即使基础课，也都请最优秀的大师级人物来讲。“除了学位没有得到教育部承认外，我们的学生在其他方面，都会比其他学校学生收获更多。他们读完后，会觉得上这所学校不是损失，而是一种荣幸。能参加这场改革的试验，也是他们一生的骄傲。”

　　南方科大希望全国知名中学的校长们推荐学生来考试，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不过，在深圳的一次座谈会上，校长们的担心很现实――

　　“学生只完成了高二学业，我怎么给他发高中毕业证？起码体育课就没修完。”“如果推荐了一个本可以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中学岂不更是少了一个成果？”

　　家长们则担心，没有教育部的学籍，学生户口、医疗保障如何解决？南方科大的学生如果没有拿到教育部学位，报考其他学校研究生如何解决？

　　一年多的坎坷，令朱清时苍老了许多，他被层出不穷的难题困扰，经常失眠到靠大量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以前，他每半年会做一次体检，就任南方科大校长以来，他一次体检都没做过。“反正我现在也没时间休息，看到体检结果反而影响心情。”他说。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是否仍然愿意接受这份校长任命？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很难说。如果当初知道现在遇到这么多困难，确实不太容易下决心。”

　　南“科”一梦？

　　南方科大的英文名缩写是SUSTC，朱清时喜欢将其与英文单词“sustainability”联系起来，意思是“持久、永续”。

　　然而，一些评论者将这一试验视为“南‘科’一梦”。他们认为，要在中国内地建起这样一所理想的大学，不过是一场白日梦而已。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甚至断言：“南方科技大学的努力必定要失败，因为它无法跟庞大的行政体制对抗。”

　　其实，朱清时也将南方科大视为一场“梦”。不过他说，不是白日梦，而是一代人的梦想。

　　尽管未来难以预料，好在梦想仍在生长。除了来到南科大的院士、学者外，一些大洋彼岸的华人学者，也为南方科大的改革梦想所激动。

　　朱清时在北京开会时，好几个大学校长告诉他，自己学校的教师队伍，尤其是海外回来的教师们，开始有些“军心不稳”了。一些海归不适应国内大学体制，想投奔南方科大。

　　10月30日，朱清时在北京见到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后者欣然为南方科大题写了校名。写完之后，李政道特意题了四个大字：“敬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