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弱势者的态度,映照着一个民族的良心。干活如牛如马,吃饭与狗同锅,几年领不到一分钱,逃跑就要遭毒打……一群智障者在新疆托克逊县的黑工厂遭遇如此非人待遇,挑战并羞辱着文明社会的底线,那一双双呆滞而痛苦的眼睛,无声地控诉着一切。现在黑工厂被查封,老板带雇工逃离,领导很震怒,批示“即使上天入地也要还人民群众一个公道”。逻辑一如既往,可问题在于,在“包身工”问题上,到底什么才是“公道”?
抓住“不法分子”就是公道?包工头的残忍、贪婪,当然是罪恶起点,把智障者视为压榨工具,完全泯灭人性。可关键是:这是一个人的罪恶吗?在多年使用智障包身工的利益链上,到底拴着多少或贪婪或麻木或渎职或冷漠的“帮凶”?三年前山西黑砖窑的耻痛犹在,“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人”的“地毯式搜查”言犹在耳,可颇具嘲讽意味的是,这批新疆包身工并非“死灰复燃”,根本就是从未熄火地存在了三四年之久。轰轰烈烈的运动式监管,难道不早已宣告“破产”?
丑闻一曝光,“公安、国土、经贸委、劳动监察、工商、安监、卫生、环保、工会等部门主要负责人立刻前往现场解救工人”,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还是有人管的啊。见诸报端的“快速出击”“一举捣毁”,与三四年的不见、不举,更是成为极大反讽。平日里但凡有一个“大盖帽”过问,这种非人把戏,岂能安然上演如此之久?这正是我们社会管理弊病之一:媒不举,官不究,可以跟着舆论走,绝不主动露风头。
曝光之前到底有没有监管?据说也是有的。建在国道旁边,连老百姓为了不看到老板用皮鞭抽打工人的残忍场景,都专门砌了围墙,说完全不知道怎么行?于是看到了派出所的解释,“派出所曾去厂里查看过,但老板说与四川民政部门签过用工合同,就没再过问”;而县里解释则是“政府相关部门在劳动用工监管上往往将眼睛盯着大企业、大矿山,而对一些偏远地方的小作坊式企业疏于监管”,这正是管理弊病之二:监管走形式,出了问题有借口;坏事跟我没干系,追责请入它门。
这事儿最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智障工人都来自四川渠县一家“乞丐收养所”,曾打着“行善”幌子。而这家收养所在2006年就犯过控制残疾人做工牟利甚至打人致死的案子,罪魁祸首“曾令全”竟然生意照做,直至此番大名再度登上媒体。而对流落街头的智障者,这些年民政部门到底是怎么安置收容的,很少有人较真,反倒屡屡听闻被恶人收入囊中去压榨。这正是社会管理弊病之三:出了问题不肯沉下来治本治根,总做表面文章挠痒痒;公共服务在真正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身上总是“经费不足、作为不够”,盖大楼买豪车倒从不缺钱。
每次出现“包身工”丑闻,舆论都同仇敌忾,但你要承认,如果监管断裂没有改变,治理水平没有提升,推诿卸责作风依旧,“一堆大盖帽不管基层事儿”的权力沦落仍然严重,出现这样不堪的事儿,就既让你震惊,也没什么好震惊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干不动的时候,就有肉吃。”“一般情况下,只要不逃跑,就不会挨打。”——受虐者的话让人心寒,在政府此时雷厉风行面前,我们更要追问:一般情况下,究竟怎么排查非法用工?一般情况下,究竟怎样问责渎职官员?一般情况下,全国1200万智障者的权益究竟如何被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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