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海为敌：被郑和舰队撞沉的商业文明
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中华帝国本可以成为日不落帝国。
彼时中华民族的海洋势力十分强大，无可匹敌，足以让炎黄旗帜飘扬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且，西方此时还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并不强大。中华帝国却主动放弃广袤的蓝色疆土，甚至联合刚刚崛起的西方国家，对这“蓝色中华”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围剿，将“蓝色中华”逼下大海，成为“海盗”。
波涛之上，中国“海盗”们与西方“海盗”们争夺着蔚蓝色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同的是，当西方“海盗”得到其祖国的强大支持、成为拓殖先锋时，中国“海盗”却必须时时面对自己祖国、来自背后的攻击。
从“海盗”这个独特的视角，回顾明清两代中国如何错过了通过当“海盗”及打“海盗”的“普世路径”，丧失了大国崛起的机会。
1407年九月初二，大明国首都南京充满了节日般的欢乐。
远航归来的郑和，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当着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的面，郑和将其在南洋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等三人献给朝廷。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下令即刻处斩，“诸夷闻之震慑”。
旧港，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mbang），此前名为三佛齐（Samboja），在中国史书中又名渤林邦国，位于马六甲海峡南端，是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
在官方的史册中，陈祖义伏诛被看做是大明王朝扬威异域的一大胜利。“帝大悦，爵赏有差”（《明史》）。在擒获陈祖义战役中有功的旧港侨领施进卿，被任命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带文绮纱罗”。宣慰使，是大明帝国为了治理边疆少数民族而设的官职，为从三品。
在一片弹冠相庆之中，包括在后世的普遍称颂声中，大多数人都不曾注意到：刽子手的鬼头刀，不仅斩下了陈祖义的脑袋，而且也斩下了海洋中华的希望。
旧港之战
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
陈祖义被擒，实在有些蹊跷。
陈祖义是广东潮州人，根据郑和的助手马欢在其回忆录《瀛涯胜览》中的记载，陈祖义全家在洪武年间“逃于此处（三佛齐）”。在只关注王侯将相的中国历史中，陈祖义作为一位小人物，并没能留下为何“逃于此处”的记载。根据推测，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违反了明太祖朱元璋所订立的海禁措施，这也是当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最容易触犯的“罪行”，也是终明一代中国“海盗”被逼上波涛的主要原因。马欢记录说，三佛齐“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
出逃到异国他乡之后，陈祖义似乎发展得不错。语焉不详的中国正史，多称他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武装团体。有一些难以考证的野史，甚至说他还不时带兵骚扰东南沿海，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而明成祖朱棣又将赏格提升到了750万两的高价，如果这一数额属实，绝对可称是倾国倾城的价码了。
三佛齐不仅地理位置好，物产也很丰富。“地土甚肥，谚云‘一季种谷，三季收稻’，正此地也”。三佛齐从公元七世纪开始向中国进贡。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后，三佛齐便正式向明帝国朝贡。后来三佛齐发生内乱，陈祖义趁机占据，自称头目，成为当地一名华人侨领。
根据正史，陈祖义的被歼完全是咎由自取。据说，海盗习气不改的陈祖义，竟然打起了郑和舰队的主意，阴谋夺取满载宝物的郑和宝船。因此，他向郑和“诈降，而潜谋邀劫”，此时，多亏另一“爱国华侨”、广东人施进卿举报。于是，郑和将计就计，设伏“大败其众”。（《明史》、《明成祖实录》等）
然而，根据郑和助手马欢的记载，陈祖义“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却并没有丧心病狂到劫掠郑和宝船的任何记录；施进卿的确举报了陈祖义，罪名却不是什么“诈降”，而只是“凶横”（《瀛涯胜览》）。如果马欢之说属实，则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马欢作为郑和的助手，绝无必要为陈祖义粉饰开脱，因此，在彼此矛盾的史料中，马欢的记载应该更为可靠。
其实，按常理推测，陈祖义能够在异国他乡成为“豪横”的枭雄，智商与情商应该至少在中人以上，审时度势是其生存的本能，绝不可能疯狂到以卵击石的地步。根据正史，郑和的舰队足有27000多人，舰船高大，装备精良，绝对堪称当时的“无敌大舰队”。陈祖义虽然是一方枭雄，无非也只是被“千余家”当地华人所认可和追随而已，面对郑和，陈祖义就仿佛小舢板面对航母舰队一般。
战斗相当残酷，结局也是完全一边倒。郑和舰队“杀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铜伪印二颗，生擒陈祖义等三人”（《明实录》）。史料没有记载郑和舰队的伤亡。
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时赫赫有名的“旧港之战”，也是七下西洋过程中仅有的三次战斗的第一场，对手则是自己的海外同胞。
帝国关门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在围剿陈祖义的“旧港之战”中，郑和体现了高度敏锐、甚至过度敏锐的“亮剑”精神，这与之前他在爪哇三宝垄的经历完全不同。
郑和舰队登陆爪哇，是在上一年（1406年）6月30日。当时爪哇岛上东、西二王刚刚结束了激烈内战，西爪哇吞灭了东爪哇。见郑和军队上岸，西爪哇以为是向与明朝友好的东爪哇请来的援兵，主动攻击，上岸的明军170多人被杀。这无疑是在“扬威异域”的郑和舰队脸上劈了一记耳光。
吊诡的是，郑和舰队似乎并没有进行反击，或者是反击失利，因为官方史书上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只是在郑和押解着陈祖义返回南京的数日后，正史才记载了西爪哇国王派使臣到明帝国负荆请罪，被明成祖朱棣训斥一顿后，仅罚款黄金6万两了事（《明成祖实录》）。而此时，陈祖义的首级还挂在南京城示众。
这笔罚款，直到郑和二下西洋时仍未缴纳，郑和再度到了爪哇后，西爪哇国王只给他缴了1万两。消息传回南京，礼部官员义愤填膺，认为这是藐视大明朝，建议将爪哇使节逮捕下狱，明成祖朱棣此时十分宽容，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于是不了了之（《明史》卷324）。
一边是面对爪哇暴行的高度忍让，一边是对陈祖义“莫须有”罪名的“不教而诛”，郑和的“亮剑”似乎是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而这背后，就是郑和下西洋背后的帝国逻辑：稳定压倒一切。
早在朱棣刚刚夺得政权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诏令：对“蕃国之人”，比较客气，要求“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资遣还”；而针对侨居海外的中国“流民”，则十分严厉：“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明太宗实录》）
这种“虽远必诛”的强硬立场，曾在汉初出现过，但那是针对匈奴外敌的，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如今，朱棣的“虽远必诛”，其矛头却是指向海外同胞，并且，对待土著招抚为主、对待侨胞镇压为主。
严厉的追杀令，只唤回了800多海外流民，更多的人依然选择了用脚投票，飘零海外。其实，安土重迁的中国百姓，飘零海外也是无奈选择，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正式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年）。此前，刚刚立国的明朝还继承了元朝的政策，维持着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后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并且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其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认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是破坏大明国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以农立国，不因富裕而生异心，不因迁徙而生动乱。他不仅颁布海禁，实际上也实行“陆禁”。根据大明律，任何人要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都必须先向政府申请通行证（“路引”）。路引上标明外出者的年龄籍贯，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门和归来时间。而离乡不回的“逸夫”，其刑罚就是死刑。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进一步收紧了海禁，“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政府同时鼓励检举揭发，举报者可获得“犯人家资之半”，而隐匿不报者，也要严厉处置，掀起了海禁的群众运动。
一刀切的政令，试图以牺牲沿海的民生作为稳定的代价。东南沿海往往地少人多，实际上不可能依赖单纯的农业。比如福建，“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十而九也。” （《天下郡国利病书》）
民众们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突然“被”政策性下岗，原来的渔业、商业都被紧急“关停并转”，政府却又难以解决再就业的安置问题，这就逼迫沿海民众面临陈胜、吴广般的“进亦死、退亦死”的囚徒选择。
“良民”转型
政府的高压，几乎使“海盗”成为沿海民众再就业的唯一出路，中国的“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是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
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从来都比天还大，政府如果无法解决，民众就会自行解决，这背后“看不见的手”，不光来自市场，更来自人类求生存的天赋本能。
海禁并没有能断绝海上贸易，只是将它们逼入了地下而已。
中国的对外贸易，原先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如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人为地减少了对国际市场的供给。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一下子全球紧缺，但是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强劲需求却依然存在，因此使中国商品的“经销”――确切地说是“走私”――成为一个暴利行业，牛市奔腾。
当然，市场风险也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国国内的供应商们，必须冒着可能掉脑袋的危险，迫使这条已经进入地下状态的产业链进行与时俱进的自我调整。最为显著的，就是商人们拿起了枪杆子，结成武装商团。海禁政策引发的走私牛市，也加剧了传统的海盗活动。一些海盗集团，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也开始大力进入这一地下外贸网络，向“武装海商”方向发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明帝国称为海盗或海贼。波涛之上，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社会，枪杆子里面不光出政权，也出财富。
明代200多年，海患不断、海盗不止（包括实际上以华人为主的所谓“倭寇”），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吊诡的是，明清两代中国“海盗”，所常用的旗帜，都是绘着神灵的色彩艳丽的旗帜，并非西方那种骷髅头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帜。中国的所谓“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如此而已。
尽管只是混口饭吃，但流落异国他乡，谋生本就艰难，加上背靠着一个敌对的祖国，东南亚的华人早在朱元璋时代就发展出了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明史》记载道，在1373年（洪武六年），占城（今越南中部）国王就攻击了“自称元帅”的中国“海寇”张汝厚、林福，“贼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可见其实力相当庞大。这种在本土之外发展出来的武装力量，本来是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对外拓展生存空间的先锋乃至主力。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
明成祖朱棣在血雨腥风中夺得皇位之后，实际上继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只是手法上翻新，不是单纯的“关门”，而是开门出击，打击海外的侨胞势力，对一切可能危及帝国及其本人地位的力量，“虽远必诛”。
这种从国际大视角进行“维稳”的思路，的确表明了朱棣的“英明天纵”，但对于整个民族而言，却未必是好事。
“王化”出海
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但是，郑和下西洋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早已是海洋大国。从技术能力的角度来看，完全具备了建立“日不落帝国”的基础。
早在北宋时期的《萍洲可谈》中，就记载了指南针在中国航海中的广泛运用：“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宋代还出现了“针路”图，即航线图。此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也雄视世界，大型海船载重量高达500吨~600吨，甚至出现了载重约1000吨的“神舟”。元代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记载，从印度洋去中国多乘中国船，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种，大船居然有四层，设备齐全，可载上千人。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之后，海洋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南宋成为实际上的海洋大国。根据元初记载，仅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就有143个（《大德南海志》）。
宋、元两代政府，都积极推行海上贸易，鼓励华商向大洋进军，仅泉州一地，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泉州巨商蒲寿庚之婿“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他去世后，遗产中仅珍珠就有130石。另一位泉州商人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泉州纲首（商船领队）朱纺，远航三佛齐，“曾不期年，获利百倍”。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在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仅泉州一地“市舶司”的年收入就达到80万缗以上，约占南宋朝廷年财政收入的1/50，泉州与广州两地“市舶司”的年收入达到了200万缗。
与海外贸易同步发展的，还有华人的第一波移民浪潮。中国人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广泛定居，华商的势力主宰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且形成了部分“准政权”性质的小王国，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
但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断了这一进程。而郑和下西洋，则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根据《明史》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二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惠帝就是建文帝朱允，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孙，朱棣之侄。朱元璋死后，朱允即位，大力削藩，藩王中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经过多年血战，攻占首都南京。惠帝的下落成了一个千古之谜，有的说是被烧死，有的说是外逃。《明史》所采用的，就是“外逃”说，追寻惠帝的下落，就成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但是，一个早已失去了地位和追随者的下岗皇帝，究竟是否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还是个疑问。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目的，相对比较靠谱。明成祖朱棣本人是朱元璋诸子中武功最佳者，在长期驻守北平的过程中，他成为对抗蒙古人的中流砥柱，而他之所以能夺位成功，也是依靠其强大的武装力量，真正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实践者。登基前后，“耀兵”一直是他内政外交的基石，而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不仅能以“万邦来朝”的盛况增强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间接地打击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威的反对势力。
郑和下西洋、“耀兵异域”，与朱元璋倡导的海禁政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质上完全相同：那就是将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彻底扼杀在萌芽状态，确保政权的安宁。下西洋这一表面上看十分开放的行为，其幕后其实是同样的保守动机，因此，在派遣郑和的同时，朱棣颁布了对于“执迷不悛”的海外华侨“命将发兵，悉行剿戮”的全球追杀令，并将倒霉的陈祖义押上了断头台。
商业末路
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市舶司则从“海关”，变成了“救济处”，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
常见的说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贸易交流。而实际上，郑和下西洋恰恰摧毁了宋元两代数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它的贸易体系。
郑和自己曾说，下西洋就是“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天妃灵应之记碑》）。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根据《永乐实录》记载，当时苏门达腊与柯枝（今印度科钦）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1两白银，明政府在《给赐番夷通例》中却规定，每百斤胡椒的采购价为20两，这种慷慨令世界瞠目。即便是“出了朱皇帝”的龙兴之地凤阳，农户们也从未有机会享受这种超常规的“政府保护价”。
“厚往薄来”的政策，在郑和下西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每到一地，郑和便“昭示恩威”、“普赉天下”，大把撒钱，同时要求各国“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国”、“勉图勿怠”。这等于是用金钱买到了一群“小弟”、买到了当“老大”的面子。东南亚最需要的中国产品，比如茶叶、丝绸、瓷器，郑和无偿或低价地到处送，当然主要是送给当地的贵族和头人，大搞政府公关；而中国所需要的东南亚产品，比如香料，郑和就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当然，郑和还大量采集奇珍异宝，将航行变成一次奢侈品购物游，提升了其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无论“买”还是“卖”，在郑和的强大“国资”介入后，市场秩序完全被扰乱乃至丧失。已经形成并运行了数百年的中外商贸体系，被郑和切断了命根子，遍布东南亚的华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击。
在“厚往薄来”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赍赐经济”刺激下，东南亚的“朝贡者”们，免费搭乘郑和的伟大舰队，到中国大做其朝贡“生意”，只要向大明政府献上几句好话和几个媚眼，就可以得到大把实惠。在利益驱动下，这种“赍赐经济”成为“藩属们”捞钱的工具。比如，暹罗（泰国）的“碗石”，正统二年（ 1437年）的“赍赐价”是每斤250贯，暹罗人就使劲“上贡”，七年后（1444年）居然输入8000斤，礼部无奈，只好降价为每斤50贯。之后，继续打对折，但暹罗人还是继续“上贡”，礼部最后只能明令禁止。同样，一把在日本只值800~1000文的军刀，大明帝国的“赍赐价”高达5000文，日本人立即将这作为好生意，前两次每次“上贡”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达37000多把。大明朝民间禁止持有武器，政府只好照单全收。
随着这种“二百五”的“生意”，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吃大户”。明成祖在位期间（1402年~1424年），总共接待了193个使团。宋元以来就一直活跃的“市舶司”，自此实现了行政职能的转变：本是为国家征收税赋的“海关”，结果成了“救济处”，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
从海洋帝国、商业帝国，转型为内陆帝国、农业帝国后，“赍赐经济”成为大明帝国的沉重负担。朱元璋时代（1375年）就已经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官价规定每钞一贯折银一两。到了郑和下西洋最红火的年代，政府为了控制宝钞的急剧贬值，只好拿“上贡”而来的进口香料代替工资。明成祖死前三年（1422年~1424年），官员们的工资除了春夏两季能领到钞票外，秋冬都只能领取胡椒、苏木。胡椒、苏木成为另类“代价工资券”，一直使用了40多年，直到成化七年（1471年），因库存耗净才停止。这期间，穷疯了的官员们充分调动聪明才智，将中国官场的腐败推向了更深、更高和更强。
成化年间，有太监鼓动明宪宗朱见深效仿永乐故事，再下西洋。车驾郎中刘大夏烧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文件，愤怒地说：“三宝（郑和）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殊域周咨录》）刘大夏在日后被指责为毁灭郑和航海资料的罪魁。其实，他无非只是说了句良心话、做了件良心事而已。
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人经过数百年的拓殖，已经将东南亚变成了中华大陆刺向大洋深处的一柄尖刀，横跨太平洋，直达马六甲，伸入印度洋。而彼时，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
郑和下西洋，只凸显了航海技术层面的伟大，却凿沉了本可遨游全球的“海洋中华”的巨轮，断送了锐气勃勃的海外华人社区，从此海内外华商被抽去了脊梁骨，不依附于权力就无法雄起；虽然是政治压倒经济的伟大，却令数百年来和平、富庶、充满朝气的中国海疆成为海上墓地。
当“海盗”陈祖义在帝国的伟大首都被砍下头颅时，官方史书照例瞎说“海道从此清宁”。实际上，即使在羸弱的宋代也十分“清宁”的中华海疆，从此多事，“海盗”、“倭寇”、“外夷”纷纷踏浪而来，中华帝国罕见的“海盗”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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