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源头到入海口,在污浊江水边小聚、游泳的人,即将沉入江水的老城……历时2年,英国摄影师纳达夫・坎德沿着长江,用镜头记录他所看到的中国。2009年,他的作品“扬子・长江”在巴黎获得Prix Pictet环保摄影大奖,而画面中的一些部分,已经不复存在。
外滩画报12月2日报道 重庆奉节县李家沟,在距离长江边30米的一处空旷的平地上,矗立着一栋造型怪异的塔楼。这栋房子由十多个大小不一的钢筋方盒叠加而成,而每个方盒上面,或被镂空,或被添加上浮雕的装饰。因为它的总体造型,如同繁体的“华”字。
当地人把这栋建筑叫做“华字塔”,这座建筑对外的名字,是“三峡移民纪念碑。”
2007年的一天,英国摄影师纳达夫・坎德(Nadav Kander)慕名而去,拍下了一张“三峡移民纪念碑”的照片。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在三峡包围,长江流水围绕的地方,要建这栋突兀的建筑。“当地人也不愿意接近它。我感觉它很脏,原本的色彩已经退去,上面积着厚厚的灰土”。
回到英国后,坎德查阅了更多有关“三峡移民纪念碑”的资料。无意间,他看到了中国导演贾樟柯的一部电影《三峡好人》(Still Life)。电影中,赵涛饰演的女主人公晒出了自己换洗的衣服,转身离去,远处那幢难看的怪异塔楼突然如火箭般点火、升空、消逝。坎德对这个超现实的想象元素印象深刻。“看完电影,我发现这个纪念碑,更像是用金钱堆建出来的垃圾。它无法代表纪念三峡移民的意义,它更象征中国人对繁荣和财富的盲目崇拜。”
2009年11月,“三峡移民纪念碑”成了烂尾楼,被爆破拆除了。这座“江边怪物”被永远留在坎德的相片里。
2006年至2007年,坎德5次来到中国,并将镜头对准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长江。坎德从上海吴淞口出发,沿长江溯源而上,途经南京、武汉、重庆等地,最终到达青海,记录下中国发展变化中的景色和三峡库区的集体迁移。
他记录下断裂的桥梁,在被污染的江水边野餐、游泳的人们,即将沉入江水的老城……如今这些画面中一部分,已经永远不复存在。坎德称:“这里正以惊人的速度飞跃,也在不断毁坏自己的根基。我们无法重温我们从哪里来,因为它已不复存在了。”
2009年底,第二届Prix Pictet环保摄影奖在巴黎揭晓。坎德的“扬子:长江”系列照片从12名候选者中胜出,他从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手里接过奖杯。Prix Pictet是全世界首个关注环保的国际摄影奖,致力于用摄影探讨生存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等全球议题。
Prix Pictet评委会评论说:坎德的照片超越了单纯地记录中国的持续发展,因为它们诗意地暗示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脆弱性,还有人类可能带来和造成的伤害,一种不受国家限制的伤害。而英国《卫报》则评论说:“坎德镜头里的长江和人物很有质感。越是如此,越发让人伤心。”
今年11月,坎德出版了《扬子:长江》专题系列作品,他的个展同时在上海M97画廊和伦敦Flowers画廊展出。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坎德说:“长江项目”关注我们所有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国话题。
现实与历史断裂的故事
与许多关注中国的西方人一样,坎德对中国的长江充满着好奇。在来中国以前,他就知道,地球上每18个人里,就有1个居住在长江流域。中国沿长江而生的人口,多达1.5亿,这个数字,比美国的总人口还要多。
来中国后,坎德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中国人对长江都有感情。“我曾向一个北京人提起长江,他能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半天长江的故事。但当我问一个纽约人关于密西西比河的事,通常他一无所知。”
然而,在拍摄过程中,坎德越发觉得,现实的中国,找不到历史文化的影子,却留下很多追随和模仿西方的痕迹。
坎德的第一站,来到上海吴淞口,那里是长江的入海口。他在浦东郊县,看到两栋高大的别墅,它们均采用了大量的玻璃以及大理石,使得房屋变得通透,甚至在房顶加上了烟囱,显得十分西化。由于两栋别墅比邻而建,让人觉得,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竞争关系。其中,最新的一栋还没有全部完工。它的主人告诉坎德,他准备加盖房屋到6层楼,要比它的邻居多一层楼。
在南京,坎德在高架上看到一栋颇为醒目的摩天大楼,是一栋极尽奢华的美式公寓。他赶忙让司机掉头,开往公寓的方向。走进去之后,坎德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金碧辉煌的公寓式酒店尚在装修,它前面的花园,有一个巨大的游泳池,碧波荡漾,一个古代帆船模型正漂浮在水面上,三根船桅神奇地向上耸起,而它的前面,是一棵发黄的棕榈树。
“这让我联想到,我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拉斯韦加斯的棕榈树度假酒店。”坎德说,在中国,他看到了许多不属于中国自身的东西。但是,人们却喜欢给予它们特别的关注和精心培植。
在重庆,坎德遇到一个英国BBC电视台驻重庆的记者,是一个苏格兰人。坎德问他:“你知不知道,长江边上,还有什么能反映中国历史的地方?”苏格兰记者推荐坎德去了一个他从不知道的城市――丰都城。他告诉坎德,丰都城,又叫做“鬼城”。丰都人说,活的人有首都,死了的鬼也有首都。丰都就是鬼的首都,世上所有死了的人都会到丰都来报到。“鬼城”的人说,丰都的上午是人赶集的时候,下午就是鬼赶集。傍晚时分鬼们纷纷出来到城里游游荡荡,享受生前的世俗快乐。
赶往丰都的坎德对“鬼文化”兴趣不大,但是他拍摄到一张有趣的照片:一个白发苍苍的赤膊老人,坐在一块碎石头上,眼睛望向长江对面高楼林立、一片欣欣向荣的新丰都城。老人坐的地方是老丰都城,这里曾是中国最有特色、最有名气的历史文化小镇之一。这里流传着许多鬼神传说,《西游记》、《聊斋志异》、《说岳全传》、《钟馗传》等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对“鬼城”丰都均有生动描述,颇富传奇色彩。然而,21世纪初,这座曾经喧嚣繁华的城市,绝大部分已经沉入水下,消失在阳光穿不透的、黑暗而寂静的水底。
坎德说,他拍摄这张照片,参照了德国著名画家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艺术风格。200年前,弗里德里希曾画下这样一张作品:“在无边的孤独之中,在阴沉的天空下面,一个孤独的小女孩,在海边眺望无边无际的水面。”坎德评论说,那张画有一种宗教般的神圣感。坎德的照片,与弗里德里希的那幅画作,无论是构图,还是色调、意境,都惊人的相似。
非凡的中国人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中国人,那会是什么?”记者问。
“我觉得那应该就是非凡。这里的人们都太坚强了,每天都可以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强地生存着,令人难以置信。还有那些到远方打工的农民工,他们要背井离乡很长时间。”坎德说。
坎德最喜欢的临江城市是重庆。他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很享受在重庆的日子,也拍摄了很多满意的照片。”
有一天,坎德在重庆沿着江边走,经过一个正在向江水里排放化学肥料的钢铁厂,钢铁厂烟囱里的黑烟冒起来,使得整个天空阴沉得好像刚刚下过雨一样。坎德皱皱眉头,有些不舒服地咳嗽着往前走,走过一个高架桥,发现五六个重庆人正在江边摆了一张桌子,有说有笑,快乐地野餐。坎德连忙拿出相机,先把镜头对准左边的江边,接着慢慢移向右边,停下来,按下快门。
坎德发现,重庆人以长江为乐,他们会在长江边小聚、游泳,甚至洗澡,无论江水有多么浑浊,他们依旧能够自得其乐。在江边,他还曾看到,一些人拿着大桶。在江边洗车,洗完车就将桶内的脏水泼回江中。有一个男青年直接把摩托车开进长江浅水处,一边洗车一边洗澡。
在拍摄长江的过程中,长江移民尤为吸引坎德的注意。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140万“舍小家,为大家”的三峡移民,另一类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背井离乡的长江移民,他们通常选择从长江中上游,移居到相对发达的下游城市。
坎德曾在火车上碰到一个特别可爱的男人,他是一个三峡移民,会说一点英语。他对坎德说:“为什么我们为了建筑要去摧毁,我没法再回到我以前出生的地方了。”
对此,坎德感同身受,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移民。坎德出生在以色列,父母是俄罗斯和德国人,2岁移民南非,1986年,再次“移民”英国。“我很理解那个男人。我对我的故乡没有印象,我找不到故乡的根基,很多长江移民虽然生活在中国,却同样找不到故乡的根基。”
坎德感慨说:“我拍的不是关于中国的故事,这是关于我自己的故事。”
“长江移民”现象让坎德觉得十分有趣。于是,他独创了一种“摄影移民”拍摄法。他在一个地方拍摄完一个对象,接着把他转移到另外一张照片里,完成在相片中的“移民”。“这些人已经远离家乡,我想让他们二次转移,离开他们的自然生存环境。与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不同,这批人的未来悬而未决。”
在重庆长江边,高架底下的野餐照片里,餐桌最左边那个影像模糊的赤膊男子,实际上是坎德在上海一栋楼房旁边拍到的。坎德把他转移到重庆野餐的照片,代替原来坐在位子上的那个人。这是他拍摄的最快乐、最让他满意的照片。
B=《外滩画报》
K=纳达夫・坎德(Nadav Kander)
“我的作品,对美国人来说更有意义”
B:长江项目花费了你2年时间。为什么会想到拍摄中国?为什么会选择长江作为拍摄主题?
K:项目从2006年开始。这是一个纯粹出自个人兴趣的项目,没有赞助商。一开始,我想的是要拍摄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家,它的不断变化不同寻常,虽然我认为变化有些过快,看上去是一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快速步伐,但这点很吸引我。后来,我发现自己不可能走遍中国,于是我选择把长江作为一个很小的切入点。选择长江,有两个理由,一是长江流水,犹如中国急速变化的隐喻。二是因为我发现每个中国人对长江都有感情,不仅仅是一条河,它代表着中国人的根基。在北京,我随便问一个人,他都能滔滔不绝说出很多有关长江的故事,尽管长江并不流经北京。但是在纽约,我问一个人对密西西比河有何看法,通常他一无所知。
B:你是如何了解长江的?
K:为了这个项目,我做了很多准备,阅读了很多资料和书籍。我印象最深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我发现从中国古代开始,几百年来,长江一直是一条忙碌的河流,它承担着繁重的贸易功能。在元朝,每年沿长江上下行的船只不下20 万艘,除国内贸易和漕运外,中国商船还完全承担了东南亚和西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贸运输工作。我想,如果没有长江,中国的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
B:拍摄长江前,你从未来到中国,你是否有信心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K: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不是一个纪实作品摄影师,不想拍《国家地理》这类的风景照片。我喜欢站在拍摄对象周边,观察他们在做什么,留下什么痕迹。我的所有拍摄作品,都有一个拍摄目的:关注人类,以及捕捉人们在这个星球上留下的痕迹。
B:两年拍摄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K:最困难的是如何让帮助我的人了解我,理解我在做怎样的工作。我在中国邀请了一个向导和一个司机,结果,他们干了不到5天,就不愿意再合作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不仅因为我们每天晚归,早上又很早开工,而且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我的工作。他们老问我:中国山清水秀的美景很多,你为什么非要那些“不太好看”的东西?
B:你一共来中国几次?拍摄前后,你对长江、对中国的理解,有何不同?
K:2006年及2007年,我一共来中国5次,每次10天左右,会去两三个不同的城市。第一次来时,我阅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资料,大多是负面的,比如长江污染有多严重等。但是,当我来到中国,我才发现中国人是多么想改变这些负面情况。另外,我意识到,中国看起来似乎在追随西方的东西,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模仿和寻找那些在西方实际上并不健康和美好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的作品可能对美国人来说,更有意义。因为从作品中,他们可以读到自己的影子,他们也应该为中国经历发展的一切负上责任。为什么中国工厂那么多,为什么中国人想要开昂贵的汽车、喝红酒,因为我们西方人正是这么做的。
“我喜欢中国的水墨画”
B:你的作品里面,为什么人都特别小,看上去很忧郁,或者面无表情?
K:在我拍摄照片的时候,我参照了美国水彩画家约翰・马林(John Marin)的风格,在它的作品里,所有的人物都非常渺小。我发现这样的艺术表现很适合用来拍摄中国。有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好的场景,我会后退很多步,将大场景融入到我的相片中。我想,这样的作品反映着“渺小的人物,巨大的世界”,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人心怀的巨大梦想。
说实话,在中国时,我的心情很糟糕。所以,在我的照片里,也会反映出这种不安、焦虑和凝重。我一共来中国5次,当我第二次拍摄完毕回英国时,我回看完所有照片后发现:天啊!所有的天都是灰蒙蒙的。可以说,我来中国5次,并没有碰上好天气。
B:你有没有跟照片里面的人物对话。比如说,你是否觉得那些在高架底下、被污染的长江边野餐的人很有趣?你有没有问他们,为什么能在那么糟糕的环境下,自得其乐?
K:我没有问他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察,我发现他们很快乐。在中国,我很少跟当地人交流。我需要翻译,但在大部分乡村,很多翻译难以做到精准。所以,我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
B:照片偏灰暗色调是纯自然的吗?还是做过一些后期处理?
K:我非常欣赏中国的水墨画,所以在我英国的暗室里,我对照片的后期做过一些色彩处理,让所有照片的颜色看起来像一个整体。但总体来说,改动是非常小的。
B:我发现你拍摄的很多场景都很有趣,甚至对于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说,都会觉得很新鲜,你是如何找到那些场景和那些人的?
K:观察再观察,专心致志,必须亲临现场,而且一门心思地寻找。
B:你眼中长江最美的地方在哪里?
K:在云南石鼓镇,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真正纯自然的地方。在上海浦东、重庆,我闻到的是工业化城市的气息。但那里,我看到了长江、怒江和澜沧江并流的壮观景象。中国人对丽江已经耳熟能详,可石鼓镇却鲜为人知,在那里,游客很少。
B: 作为一名西方摄影师,你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做到可持续发展?
K: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曾经思考过,可是没有答案。我想,我的作品,是帮助大家提出疑问,而不是答疑解惑。
B:听说你最近出了一本有关长江的书?
K:今年11月,我的新书《扬子:长江》已由德国出版商Hatje Cantz发行,目前在上海莫干山路97号2楼的M97画廊提供。同时,我的长江系列作品也正在M97画廊展出,一直到12月31日。我很想知道中国人是否喜欢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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