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举报的代价?教育局长揭发县长遭刑拘抄家

　　举报之殃

　　山西夏县教育局长短信举报县长之后，半个月内遭遇电话监听、刑拘、“抄家”等厄运

　　《新世纪》周刊 记者 罗洁琪

　　人生如戏。仅仅15天时间，山西运城市夏县教育局局长吴东强，经历了因举报被刑拘、被“抄家”、取保候审、恢复上班的过程。这一出无妄之灾，只缘于他举报县长的两条短信。

　　这两条短信并没有在民间“病毒式传播”，收信人只是八名市县领导。吴东强认为自己是以党员的名义向上级领导反映违纪问题。

　　短信内容是已在县城广为流传的两件事情——县长李晋学收受粮食局职工为解决财政工资问题集资送给他的20万元；以及在夏县泗交宜林地为其父亲建别墅。

　　第二个短信于10月25日发出。三天后，县公安局以涉嫌诬告陷害，将吴东强刑事拘留，并翻箱倒柜地搜查了吴家，扣押了所有的存折、证件和现金。

　　10月29日，此事震惊运城市市委。当日下午，吴东强被取保候审，市委派出调查组介入。

　　尽管暂获自由，但吴东强仍然陷于继续被治罪的恐慌。11月1日，苦闷的吴东强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发帖讲述遭遇，并提到更多当地有关李晋学工作作风和廉政情况的“群众议论”。两三天之后，该帖子被神秘删除。

　　峰回路转。11月11日，运城市市委调查组通知吴东强，该案已撤销，归还被扣押的财物，恢复上班。但是，对于县长是否滥用职权，动用警力打击报复举报人，则尚未有结论。

　　多名当地的官员表示：“举报的代价太大，政治需要智慧。”

　　两条举报短信

　　夏县，位于山西省南部，因夏朝在该地建都而得名，是司马光的故乡。当地官员介绍，从2005年开始，转业军人出身的李晋学担任夏县县委副书记和县长。其父李桂喜曾任运城市委副书记。当时的县委书记苏安乐被认为“为政稳重”，据当地老干部介绍，李父把李晋学安排在苏的身边，有意让其学习，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五年来，李晋学的为政风格迥异于苏安乐。据吴东强的说法，李晋学蛮横霸道，语言粗劣，经常侮辱谩骂各级干部。

　　本刊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多名官员称，李晋学的口头禅是“我要撤你的职，找纪委查你”；当下属汇报工作时，如果李晋学不满，会把文件扔在地上，大声斥骂，“你给我滚出去”。无论是在大会上还是在有群众围观的街头，李晋学都会用脏话辱骂下属。

　　在夏县官场，众所周知的是，教育局局长吴东强被骂得最狠。吴今年45岁，在县委办公室工作过六年多，2008年12月，调任教育局局长。

　　据接近吴东强的人称，吴在县政府开完会后，在办公室独自抽烟，他的同事就知道他当天又被骂了。有时候，他和任县工商联副主席的妻子一起参加县里的会议。吴妻的同事常常在桌子底下踢脚，轻声说，“你爱人又被骂了”。有时候，难以忍受了，吴东强偶尔会回家对着妻子落泪，甚至曾向领导提出过辞职。

　　不过，经常挨骂并不意味着吴东强工作能力差。“敬业、认真，思路清晰”，是多名校长及其官场同僚对其评价。担任局长后，吴东强曾推动了民主选举校长，调整学校布局。

　　但吴东强称，尽管自己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多项工作受到省市肯定，却遭受县长排斥、侮辱和不计其数的谩骂。

　　据当地官员介绍，吴东强的遭遇并非惟一，有县委工作经历的人，当局长之后，容易被县长李晋学因人划线。

　　10月22日，当吴东强和副局长下乡考察时，李晋学在电话中再次狠狠地骂了吴东强。当日夜里回到家，吴感叹，这样的领导干部竟然仕途通达，难道上级领导不知道？干部、群众为什么没有人敢于大胆直言？

　　在那个夜晚，平常压抑的愤懑突然爆发。吴东强拿起手机给约八名市县领导发了短信，反映十名粮食局职工集资20万元，由粮食局局长交给李晋学，请求给予十职工解决财政工资待遇的事情。据和吴东强熟悉的人透露，吴东强用的是家中闲置的北京芯卡，手机是其妻子的。由于害怕被打击报复，发完短信后，吴东强立刻扔弃了芯卡。

　　短信发出后，次日早晨，粮食局局长就把20万元退还职工。该局的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证实，粮食局局长已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而职工集资20万元由粮食局长交给李晋学一事属实。

　　10月25日晚上，吴东强再次用妻子的手机及号码发短信给三个领导，反映李晋学为其父亲建造别墅的事。据本刊记者了解，该别墅确实存在，但是否违法还有待查实。

　　山西夏县教育局长短信举报县长之后，半个月内遭遇电话监听、刑拘、“抄家”等厄运

　　《新世纪》周刊 记者 罗洁琪

　　窃听和“抄家”

　　第二天，不知情的吴妻仍旧使用手机。她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

　　举报短信总是蹊跷地被李晋学及时掌握。10月22日晚上，李晋学就知道有人短信举报他，于是亲自安排县公安局局长孙宏军购买监测手机的设备。由于设备太贵，改从别的地区借用。

　　从10月26日晚上开始，吴妻的通讯进入监测设备的“偷窥”中，她的手机何时开机、关机，都被监控。

　　10月27日，李晋学确认是吴妻的手机发出举报短信，于是紧急要求在外开会的孙宏军立刻赶回夏县，对吴夫妇进行抓捕。当日下午，警察对吴家实施监控，清楚地掌握了吴妻的行踪。后来吴东强在网贴中披露，李晋学曾派人专程去北京查寻第一个发举报短信的号码，还安排人从移动公司查寻了吴妻的通话记录。

　　27日天黑之后，晚上21时，吴夫妇在家看电视，突然传来敲门声。开门后，十余名手持警棍和监测仪器的警察冲进家门，将夫妇俩包围住，责令他们交出手机和北京芯卡。随后，吴夫妇俩被带到县公安局。

　　吴东强后来在网帖中透露了公安局局长孙宏军对他说的话：“咱们都是同朝为官，李县长交代的事情，我有我的难处，请你理解。”据当地人介绍，孙宏军的父亲为现任运城市财政局局长，孙宏军与李晋学关系密切。

　　一个半小时后，孙宏军让吴妻在搜查令上签字，然后带领警察在吴家搜查，扣押了所有的存款单和现金。

　　据当地官员分析，这一“抄家”行为用意明显，是想找到吴东强的经济问题，然后以贪腐罪名将其治罪。

　　次日凌晨，李晋学安排召开了“三长会议”，即当地公安、检察院、法院一把手参与的会议。据后来孙宏军对吴东强转述，李晋学在会上要求先把他拘起来再说，理由是涉嫌诬告陷害。

　　突然失去自由之后，吴东强心生恐惧，于是在讯问中承认，自己是酒后失控才发了短信，请求李晋学宽宏大量放他出去。10月28日晚，吴妻被释放回家，吴东强却在29日凌晨被关进县公安局大院后面的看守所，在8号监房与14名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10月29日，运城市市委书记惊闻此事，立刻派出调查组奔赴夏县。当日下午，吴东强被取保候审，由其妻领回家。据和吴东强熟悉的人透露，吴妻再也不敢用手机。她认为，所有能发出信号的东西都可能被监听，因为公安局的人说，监听设备是高科技的。

　　在过去的半个月中，吴东强70多岁的父亲终日忧心忡忡。一旦见不到儿子，就以为公安局又把他抓走了。

　　近日，而在夏县的官场中，“有事面谈”一词成为时髦词汇。部分干部对手机心怀警惕，在手机通话中不愿意多说话，而是说“有事面谈”，甚至面谈的时候也会把手机关机。

　　谁泄露了举报短信

　　吴东强认为，自己是向组织反映情况，但他始料不及，所有的举报短信很快就到达被举报者李晋学或者与李关系密切的人手中。

　　10月22日晚上10点多，吴东强的第一条短信发出。次日清晨，粮食局局长就把之前送给县长的20万元集资款退还给职工；10月25日晚上，第二条短信发出，次日下午，吴妻的手机就被监听。

　　为了证明自己只是向组织反映情况，并没有向社会传播，吴东强后来在网帖上公布了举报短信的发送对象，分别是运城市委书记、副书记、市人大副主任，县政法委书记和县人大副主任等人。

　　根据这个名单，夏县部分官员通过分析人物派系，暗中揣摩，谁是泄密者？但答案至今成谜。

　　有些官员认为，尽管政策和法规都规定要保护举报人，但在现实中，这种保护难以落实，因为有泄密者。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贺学敏并不在举报短信发送对象名单上，但是，11月11日，他对本刊记者称，他也收到了别人给他转发的短信，并且是在吴东强被刑拘之前。10月27日，在警察对吴夫妇进行抓捕的时候，贺学敏也在现场。

　　贺学敏对本刊记者称，吴东强的举报失当，因为干部应该向纪委反映问题，不能向市委书记和副书记等其他人员发举报短信。

　　截至本文发稿，运城市纪委的调查组人员对本刊记者称，调查尚未结束。县长李晋学拒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理由是市委正在调查，尚未有结果。公安局局长孙宏军也婉拒了采访，但是强调，“我们是依法办案，不受任何人的因素干扰”。

　　受托请李晋学帮忙解决职工财政工资待遇的粮食局局长则被当地纪委调查。吴东强认为，这是李晋学想推脱收受职工集资送礼的责任。

　　当地多名官员称，李晋学被举报后，动用警力去寻找举报人已不是第一次。以前收到举报信，会让警察拿着举报信的信封，寻找同一批次的信封，甚至去复印店排查谁曾来店打印举报信。

　　这一次，李晋学采取激烈的方式对待举报者，当地官员分析称，是因为他有望被提拔为县委书记。按照常规，其“升官”可能会在一两个月之后。半年前，现任县委书记苏安乐被任命为运城市人大副主任。

　　当地一名干部对本刊记者称，县长的权力很大了，尽管只是处级干部，却能调动“人、财、军(警察)”等方方面面的力量，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位官员说，同级纪委一般无权监督本级党政一把手，而且彼此通常比较熟络；上级的监督也不到位，如果无严重的经济问题，一般也不会追查，谁也不希望自己的辖区发生丑事。

　　据吴的朋友称，目前，吴东强夫妇暂住父母家里，准备把现在的住房卖掉，因为总疑心家中被安放了窃听器。

　　当地官员称，吴东强的做法没错，但也不妥。“举报的代价太大”，当了“出头鸟”，肯定会遭报复。所以，“政治需要智慧”，要学会忍辱负重。

　　“社会其他人员”

　　《新世纪》周刊 记者 罗洁琪

　　这次的目的地是山西夏县。要报道的故事是，一局长向上级领导发匿名短信举报县长，让人家的官运节外生枝，于是被打击报复。但举报短信是如何被外泄的？这是看点之一。

　　进了县政府，我被带到办公室主任面前。他斜眼瞪着我，问，“记者证呢？”

　　“我有工作证和单位介绍信。我通过了新闻总署的考试，但是，他们还没给我发记者证。”

　　“那你有什么资格来采访我？”

　　“我只想问一下局长发短信举报县长的问题，为什么会被刑拘？”

　　“我问你一个问题：党员应该向谁举报？纪委。那他给社会其他人员发短信，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短信的发送名单，包括了市委书记和副书记，还有市人大主任和政法委书记等。他们怎么会是社会的其他人员呢？”

　　主任有些急，说，领导分管的工作不同，不管纪检的领导就是社会其他人员。“我也知道短信都发给谁，你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看到那些短信。”

　　我忙问，他发送的名单里面好像没有您的名字啊？

　　主任很严肃的样子说，“其他人转发给我的。”

　　“是谁呢？”

　　“你赶紧出去！没有记者证，有什么资格问我这些问题？”

　　我识趣地离开。在街头晃荡了十几分钟，很不服气。于是又跑进主任的办公室。

　　“主任我有个疑问，您刚才说您收到转发的短信。这是在局长被刑拘前还是刑拘后？”

　　他不耐烦地说，“刑拘前。”

　　“请问是哪位领导给你转发的短信？”我问，“县长是否安排公安局刑拘举报人？这是否构成打击报复？”

　　他说这是公安局的事情，你不要问我这些社会其他人员。

　　我又疑惑，“您一个办公室主任，怎么会是社会其他人员？”

　　“我回家跟儿子说话的时候，我还是主任吗？你回去和你老公说话的时候，还是记者吗？”他提高声调，“你给我出去，我现在对你，算是客气！”

　　他突然拍起桌子，高喊一声，“赶紧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