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与一战后美国所经历的情况非常类似,中国或有可借镜之处:
一战以后,美国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成为输出国,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提出14点计划,试图带领美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但遭到欧洲列强抵制。随即美国选择把精力用于国内发展,提出“美国的政治就是做生意”的口号,由此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大转型,大变革和大繁荣的时期,史称“柯立芝繁荣”,它使美国经济得到了十足的发展,美国人民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为后来美国走向国际舞台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中美关系正从合作走向对抗,全球化逆转,贸易摩擦加剧,中国与其针锋相对,使矛盾激化,不如转向自身建设。
中国为何需反思发展模式
中国自加入WTO后,10年间从一个贫困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结果,并非通过自身内在资本积累和科技创新发展。中国发展是外向型,受制于全球经济体系,主要是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服务于它们,成为它们在全球资源配置结构中的一个廉价生产基地。
外向型模式对中国有两方面的影响:一、由于大量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涌入,致使中国成为全球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二、另一方面这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的片面性,中国忙于为别国打工,提供廉价商品以赚取外汇,但忽视了自己的发展和民生问题,以至于能源被过度消耗,环境被极度破坏,劳动力被廉价剥削,人均GDP仍处于世界100位之后。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经济处于低端,缺乏核心技术,主动权和大部分利润掌握在西方跨国公司手中。所以中国现在应反思自己发展的模式,以减少为发展付出高昂的社会与环境代价;况且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加以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的下降,依赖外需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
从外部国际环境看,现在是“后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后,要求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平等地位,使全球格局趋于多极,这样的全球化逆转是美国和西方始料未及的,这使它们从全球化的倡导者成为反对者,试图逆转全球化的逆转,平衡全球结构的不平衡,在经济上重回保护主义政策和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战略,通过汇率与贸易保护措施压制中国,因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政治上鼓吹中国威胁论,挑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将它们在领土等问题上的纷争国际化,以此作为切入点,重返亚洲,形成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使中国处于一种极为不利和孤立的国际环境。
中国发展模式转为内向型
正是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因素,中国发展模式正在从外向型转为内向型,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大陆经济体模式。
所谓内向型模式关键在于立足于自己,首先是发展驱动力将由外资渐渐转为内资,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渐渐成为输出国,财政收入已是全球第二大国,这是中国发展转型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从外需转为内需,由于全球需求的崩溃,以及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国以外需、出口拉动为引擎的发展模式已不能持续,必须依靠内需取得新发展动力。
此外中国也须在全球产业链中,加速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抢占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近现代历史显示,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英国因抢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抢占了以电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取代了英国领先地位,之后又因抢占了以电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得以继续保持发展活力。
其次,随着向内向型模式的转化,中国将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大陆经济体。之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所以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应考虑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延伸,将沿海地区趋于过剩的产能转化为中西部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就如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引入,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无疑中西部的发展,将带动中国内需市场的发展,从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性结构。历史上,美国经济发展开始集中于东部13个州,后来美国中西部的开发,使美国经济摆脱了西方殖民经济的地位,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最终成为全球经济中心。
同理,中国向中西部的延伸将使中国经济形成自己的内循环系统,摆脱对外循环系统的依赖,同时由此使中国经济呈现第二波和第三波的发展。沿海地区作为第一梯队,将专注于高端产业,而中西部作为第二和第三梯队,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投资热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到时候中国经济体将扩大两倍到三倍,中国经济的繁荣也将再持续20年到50年。
发展模式转型将推动社会变革
其三,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将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大变革。在过去30年,结构的改革明显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有人估计至少滞后15年,因而阻止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只有结构更加合理,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才会更加顺畅。从经济结构来看,目前中国存在外企,国企和民企三种类型企业,它们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运营模式,但又处于同一市场上竞争,如何协调三者的关系是下一步值得思考的。
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存在民穷国富的现象,中国国家富裕,但人民贫穷,中国GDP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列在世界100位以后。因为首先利润的大部分落入了西方跨国公司手中。其次在政府手中,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财政收入大国。其三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1%家庭控制全国40%的财富。所以中国下一步要将民生和以人为本作为社会结构改革的重点,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变,从GDP投资为主导向包容性增长为主导的结构转变。这既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又可以扩大中国的内需。政治结构方面主要涉及到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国家治理,使政治更加民主,透明和公正。
无疑,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既可以使中国避免目前与美国和周边国家矛盾和对抗的加剧,又可以加速和保持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国进一步崛起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作者鲍盛刚,原为国际政治关系学者,现任职于加拿大海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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