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团场托儿所的孩子们。上海青年在边疆扎根、开花、结果。
上海青年支边录（之六）婚恋篇
剥树皮，天山深处的苦涩恩爱
■头三年供给制一律不许恋爱结婚
■不管是抓到没抓到的，开除撤职
■一个婴儿在那儿，都不知道谁生的
■兵团一大怪，大姑娘尽量不对外
◎文/张力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十万上海青年在天山南北战天斗地，几年过后，他们真的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在大漠戈壁扎根了。随着岁月的推移，在艰苦的环境和劳作中，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男女青年感情的种子也是要播撒，要萌发，要开出各式各样的花。还要在这里生根，在这里结果，直到落户安家。
每次总是想办法
多招一些女青年
何立云（农一师14团，老职工子弟）：人这个东西，你光男同志在一块儿，他兴趣不高，他要回家，对吧，他到了年龄第一个就是要老婆，没有老婆他不高兴。
兵团第一批的人，那都是分配的，把内地来的姑娘分配给哪个团长、营长，一个配一个，愿意也配，不愿意也配。有的工作方法好的，就专门把差不多的配给哪个，你们自己再慢慢磨合，交往一下，沟通一下，然后结婚。
王祖炯（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动员上海青年去新疆支边，当初做计划的时候，就是要女的多于男的。原因是新疆那边男的少，女的去了以后，还能解决上海青年之外的配偶问题。所以新疆每一次来动员的时候，总是想办法多招一些女青年去。
朱静华（女，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头几年，连队里面开会的时候总在讲，不许谈恋爱。可是慢慢的，这个已经克制不住了，毕竟都是这样同年龄的男男女女，他有交往的需求。但如果说抓到了，就说你作风不正派，或者把男的关禁闭，就是这样。
王祖炯：去了以后，有一个规定，有没有文件我不知道，但肯定是开会宣布过，说我们三年供给制期间不允许谈恋爱，更不许结婚。
何立云：我们外地人和上海青年要想谈朋友，那不行，要受处分，开始连上海青年跟上海青年谈都不行。我们那个地方，很多青年一直表现都很好的，当排长、当班长，就为了和上海青年谈朋友，就为了和上海女青年搂搂抱抱，人家反映有关系，这个情况蛮多的。不管是抓到没抓到，开除团籍，撤销排长。有的撤职了，有的党员给抹掉了。女孩子肚子大了，要生，怎么办，不像现在做个人流，那个时候谁养。因为这个，劳改的都有，判刑的都有。
赵国胜（原农一师副师长，一野进疆老战士）：因为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十万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我听说个别团场，在上海青年身上犯作风问题的也有。师里头要求，一犯作风问题，马上撤职到底。
王祖炯：有这么一对，他是社会青年，我们同一年去的，也是我们那个区的。他在上海已经待业多年，两个人好上了，好得不可开交，最后偷吃禁果，女的怀上了，不得已而为之，报名去新疆。他们想的是，离开上海，起码不丢人了，到新疆就变成自己说了算的地方。他们俩到了新疆，次年，1964年就生下个儿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团1700多上海知青中间，唯一进疆就怀孕生孩子的。但是没想到，怀孕也不准结婚，生了孩子照样不准结婚。
因为有规定，三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你生孩子还行？不行。这女的还住在集体宿舍，带着孩子，那么女同胞就帮她。这个孩子有很多阿姨，但是不知道爸爸，因为他的爸爸不能去管他，只能有时候帮着提点水放到门口。
采访旁白：
在偏远的大漠戈壁，和上海青年们一起劳动的，还有历次运动中所谓的反革命、右派分子，以及劳改犯。在兵团，习惯上把刑满或解除劳教人员称作“新生人员”。上海青年头三年的每月津贴，是供给制的三、五、八块，而新生人员作为农场职工拿的是几十元的工资。于是，一个上海女青年和连里放牛的新生人员惹出了事端。
安康（1963年进疆，农一师5团）：我们班有三个刑满人员，带我们劳动，教我们劳动技术，就是平整土地，怎么看这个地。教的过程中呢，这些人就跟上海青年打交道，那么逐步地出了一些事情。都是女孩子和刑满人员有关系，因为他们比较有钱，一个月几十块工资，我们一个月几块钱。
他们的岁数都很大了。有一件事情，我们一起到新疆的一个女的，她和一个放牛的刑满人员不知怎么挂上钩了，说是谈恋爱，有的说她认他做哥哥，看到她往放牛的地方去找他。
这个女的月经不来了，大概在宿舍里面传开了，结果放牛的新生人员自杀了。事情一闹大，团里面政法股的股长过来，开大会，把枪往桌子上一放，说不像话，跟上海女青年搞七搞八！最后结论，宣布那个放牛的畏罪自杀。
朱静华：有一次我们发现，那么小一个婴儿在厕所里面，我们都吓得不得了，因为都是姑娘没看到过，但是也不知道是谁生的。像我们连队有几个人，在那时候就怀孕了。怀孕以后，没有结婚证，找领导去不给批。只好还是各自住在男女宿舍的大通铺，两个人还是分开的。生了小孩，坐月子也是在集体宿舍。
我们一天到晚，下工了就把他当玩具一样，你抱到这里，她抱到那里。有时他妈妈找不到，到处找这个小孩，在谁的手里也不知道。
女的省下来苞谷馍给男的吃
采访旁白：
十几、二十岁的姑娘、小伙子在一起朝夕相处，甘苦与共，尽管是在半军事化的管理下，两性的吸引还是会悄然滋长。
毛国胜（1963年进疆，农三师43团）：我们最多的是帮她们做一些重活，比如挖渠、挑土这些重体力劳动的时候，男的多出力，可以让她们少干一点。这样子，就开始萌发感情，岁数大一点的就谈恋爱了。
王祖炯：应该说当初刚支边，纯粹是一种男女生之间的友爱，后来进入生产和生活的状态，年龄也在增长，互相之间越来越有吸引了。那么本连队的，往往在劳动中结下好感，还是很单纯。
朱静华：为什么到了那边以后我们女的都急着要谈对象，想早点嫁人，因为有时候生活艰难得没办法。光是冬天到井台提水就没办法，旁边的冰比井台还高，一不小心就要滑下去。
十月份以后，要穿棉衣棉裤了，这时候取火怎么办，就要劈柴，柴火也都是自己背。从工地下班以后，每人都有一根绳子，不管身体怎么样，都得背，因为都没结婚，集体宿舍，每人都要背。好多女的到后来没办法，觉得生活太难了，早早地就想找个老公结婚。
安康：在新疆的生活有个特点，它要提水的。男的比女的力气大一些，真要碰到休息了，你看都是女的在洗，男的提水，都是这样子。开始也不是什么我跟你谈恋爱，没有的。就是女的帮你洗衣服，男的提水；男的吃不饱，她们都知道，女的省下来苞谷馍给男的吃。
王祖炯：她们比如说五个人，领了五个苞谷馍，吃三个，凑下一两个整的，留着，切成片，搁炉子上烤一烤，然后一包一包地给我们。
安康：好多女孩子都这样，把馍吃上一半，还有一半呢，有的时候马上分给你，或者晒成干，到时候给你们男的。
毛国胜：为了不让我们面子上过不去，她们不是给我们剩下的，而是她们假如十二个人，那么大家合着吃八个馍，剩下四个整的端来，放在我们的窗户下或门外面，然后叫一下。当班长的出去一看，这馒头是给我们的，兴高采烈地拿进来，大家马上分了吃。
安康：谈恋爱结婚，是违反纪律的。开始都偷偷摸摸，就是你下班的路上跟我讲，今天晚上在哪里等，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到那儿，无非是林带里，苞谷地里，都是男男女女，一对一对，互相如果看见了，也是你不讲我，我不讲你。
王祖炯：比如女的大一点，男的小一点，姐弟相称；男的大一点，女的小一点，兄妹相称。这样相称相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为一对恋人了。而且上海青年恋爱呢，选择的范围很小，因为我们在新疆这块地方，一个农场就孤零零的，周边没有居民，到另一个团场起码几十公里，不可能跨团去找对象；第二个，就是在一个团，每个连都是相对独立的一片，不大可能跟另一个连队的发生联系。除非那个连队有青梅竹马的同学，这样走动走动，才有可能，但一般都是在本连队里面找。
俩人做小锅饭，就是有点意思了
采访旁白：
到1968年，对知青的三年供给制已经解除，他们转为农场正式职工。随之解除的还有禁止婚恋的约束。艰难的环境里，互帮互助的男女可以正常开始那个时代特有的恋情了。
王祖炯：我们这个恋爱的形式，实际上是很平淡的，我们说什么呢，当初叫“剥树皮”，一说“剥树皮”，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去找个地方，悄悄摸摸，到林带里走一走，咱们种的树已经形成了防护林。到里头走一走，说说话，然后停下来，站在一棵树的边上，手扒拉扒拉，无意识地剥剥树皮，这就叫“剥树皮”。
朱静华：一谈恋爱怎么办呢？真的就是在林子里面，麦场垛里面，两个人就这样幽会了，男女之间总是这样吧。
李小女（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余加安妻子）：实际上说起我谈恋爱，真是前世有缘了，脑子里没想过要跟他谈恋爱。就是有一次，因为我在托儿所工作，我们托儿所里三个女的，苞谷粉可以称一点回来自己做糊糊。他们都是单身汉，他们一顿一个馍，吃完就没了，吃不饱。但是他们有时候肚子饿了，一下吃两个，中午把晚上的都吃掉，到月底就没饭票了。
那么我们女生呢，觉得怪可怜的，有时候他们没吃的，我做点糊糊，叫他们来，五六个人，他也一起来，到我们托儿所来吃点。这样我就和他慢慢熟起来。
王祖炯：还有一种是吃小锅饭，你要看到某个男的和女知青，他俩开始做小锅饭，在一起吃了，哎，这就有点意思了。
比如劳动回来，都在房子门口，然后你就看，搞两块土坯一支，上面放个小锅，上海带去的钢筋锅，弄了一点什么粮食，搁里头煮煮，或者擀个面条，在那儿下下。然后两个人在那儿忙前忙后的，像个小家庭，吃好，涮干净，男的走了，或者女的走了。就这样，就说明他俩已经有点意思了，别人一般不会再插一脚。
安康：人在接触过程中，到了一定年龄，男女产生感情，谈恋爱，很自然的。所以我们那里的人普遍谈恋爱早。为什么，一个无聊，单调，劳动强度大。再一个吃不饱，结婚有个好处，比如女青年和老职工结婚之后，有家，可以在自己家里烧饭了。集体吃大伙，定量是一个馍，自己开小灶，把粮食拿回去自己做，就可以烧苞谷糊什么的，或者在家里擀点面条，改善改善，把肚子撑一撑，就这么个好处。
那么冲着这一点好，都想早点结婚。我当时也这样想，想早点结婚，最起码可以在家里擀面条吃。否则的话很想吃面条的时候，还要医务室开病号饭的条子，连长不签字不批就吃不成。连长审批好了以后交给伙房，伙房说今天给你吃一天病号饭，很大个事。
我想一定要找个出身好一点的
采访旁白：
那个年代的唯成分论，使得人们的家庭出身，往往成为选择对象的首要条件。当年，上海姑娘韩培芬和同是知青的北京小伙白振杰走到了一起。
韩培芬（女，1964年进疆，农二师21团）：恋爱这个事，实际上我跟他以前，都谈了好几个。以前找的几个都是上海人，可好了。找的头一个你看一谈，他说他爸爸是国民党警察在台湾，那时候成分特别重要，我又在值班连嘛，值班连就是武装民兵连，好，我就不同意。
后来等过了可能一年多又找了一个，医院的药剂师，河南的，你看多好，谈了半年，他说他是右派，我又不能要，你看那时候成分多厉害。后来就找的现在这个，跟他一谈就成了。还是姻缘，我信这个。
朱静华：像好多家庭成分差的女青年，选择对象唯一的标准就是你家庭出身好一点就可以了。这样你家里不挨批斗，以后的日子也不受影响。
徐佩君（女，1963年进疆，农二师21团）：我呢，人家给介绍的山东人，老职工。总的来说，我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考虑那些条件。人老实，对自己好就行了，我是这样想的。自己家庭成分不好，我父亲资本家呀，不是在淮海路那边有房子嘛，所以我就找个成分好的。
王祖炯：因为父亲打成反革命，“文革”中间我很悲惨，这个情况下，本来交的一个女朋友离开了我，她是出身很好的，所以对我的打击很大。而后来我的爱人恰恰是在我最低谷的时候，跟我好了，我们两个很有感觉。她的父母为这个要跟她断绝关系，不理她。她父母是从湖北武汉支边的，她跟着父母进疆。我们两个在演出队里认识的。
李雯兰（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何立云妻子）：因为当初到新疆去，是我自己积极要去的，在街道在家里都影响比较大，既然我去了，就下了狠心，一定要在新疆这边扎根。
再加上我们上海人，好多出身不太好，我父亲是个右派，我想一定要找个出身好一点的。当时人家介绍，他爸爸在我们那里是营长，我老公他当时开拖拉机。我想想，看他比较忠厚老实，家庭也可以，工作又好，那么我就同意了。
如果嫁给驾驶员，觉得挺有面子
何百成（1963年进疆，农一师13团）：能够去开拖拉机，能够开汽车，能够调到卫生队，当医生护士，能够到学校教书，能够进机关的，那都是人人羡慕的工作。
韩培芬：像开拖拉机的，医院的，护士什么的，当个小干部，那都是吃香的。谁都想找个好的嘛。
朱静华：一般的，都希望嫁给驾驶员，如果嫁给驾驶员，觉得好像挺有面子，而且挺吃得开。为什么呢？驾驶员经常跑外面，灰色收入比较多，不光靠那点工资吃饭。而且人缘比较好，因为我们出去，没有公交车的，全都找他们搭车。所以驾驶员的关系比较广，谁能嫁到驾驶员，那她的档次就比较高了。
另外比较好的，就是嫁给技术员，农业技术员，畜牧技术员，技术员一般都是浙江的，他们去的时候也都单身，中专毕业，大学毕业，所以嫁给这些人好像幸运一点，档次高一点。
还有一种，嫁给普通工人，也是稍微有点技术的，比如在连队干点技术活，不是一般的农工。再下来，就是自己文化层次比较低的女性，她们没什么要求，只要能比在连队里的集体伙食好一点，就愿意嫁了。
何百成：开拖拉机的不得了。在大田劳动的时候，我们最希望干的是什么事情？就是给开拖拉机的送饭，送的白馒头他吃不了，我们也能留下一个两个。
欧阳琏（1964年进疆，农一师14团）：拖拉机开到连队去，是要当菩萨供的。为啥，你照顾好我，给你地犁得深一点，播种播得匀一点。所以你一定要照顾得好，如果再给我吃苞谷馍，对不起，犁地就在表面拉一条线走了，你接下来还得再来求我。
上海可能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吧
采访旁白：
在上海市的高兴花园小区，居住着几十户从新疆兵团退休回来的人。何立云、李雯兰夫妇是其中一家。李雯兰当年的选择让人羡慕，这个漂亮的上海姑娘，嫁给了团场干部的子弟，先开拖拉机又开汽车的何立云。
何立云：上海青年到我们那个地方去，女同志反而比男同志多，多了以后呢，就是说各个行当都要培养上海青年，像开拖拉机、开汽车、当干部、老师，都要培养。所以我开的这个拖拉机上，要配六个上海女孩子，让我带她们，我一直和这些女孩子在一块工作。
这种情况下，弄得不好你就犯错误了。男女在一块，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岁的，那个时候要求很严，要是有男女关系，那都要开除，甚至判刑，压力多大。所以说我很谨慎，尽管有的女孩子要给我洗衣服，我不让她洗，自己洗，工作关系就是工作关系，和她们分得很清。
采访旁白：
何立云后来从拖拉机手，又登上了卡车司机的驾驶楼。这么好的条件，自然周围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而他中意的是上海女知青李雯兰。
李雯兰：规定上海青年不能和当地的谈对象，他为了和我谈，那一年他本来评为农一师劳模的，就为了和我，当天晚上领导找他谈话，给拿掉了。所以我感到心里很内疚。我呢，比较注意影响，也不敢和他多接触，因为啥，知道这种事情，自己要避免一点。
何立云：我们外地人找上海青年，也有各种想法。我呢因为脑子比较开放一点，我想上海人毕竟是大城市，那时候我知道一点，上海可能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吧，也可能是第二大城市，这么大的城市，肯定人的素质各方面很好的，对吧。
李雯兰：心里想接触，那时候他调到我们这个食堂当司务长，我去打饭，他冲我笑笑，我冲他笑笑，也就这样。那一年我不是开拖拉机吗，生病了，阑尾炎开刀，享受病号饭，有时候他给我拿来。一拿来我们宿舍都是上海人，跟我开玩笑，哎呀，何司务长很关心你嘛，什么什么的，把我们往一起说，其实都看出来这个事情。
何立云：很多人也反对我们找上海人，说上海人娇气，养不好，而且也不会做事，有这个概念。
李雯兰：我和他处对象，我们家人不知道。我妈妈不让我在那里结婚，寄了80块钱来，叫我回上海。我妈妈在上海叫别人给我介绍了对象，想让我回上海看一看，那一次如果我回去，也许这个婚姻就不成了。我没回去，我害怕，已经和他好了，不敢这样做。我想着先和他结婚以后，将来回去再讲清楚吧。
那时候我们机耕队的领导对他比较好，都找我谈话。说李雯兰，你要不找何立云，等他跑了，你再找谁，谁有他这么好，人家家庭各方面都好得很。讲实在话，我也想不到若干年后能返城，没想过还能回上海。
王祖炯：开车的在新疆，那给个县太爷他都不换，那是极好的一个差事，一般是干部的子弟他才能做这个。
李雯兰：我们结婚没有多长时间，人家就说，你上海人怎么不找上海人，把他们当地的叫小土块。她们还开玩笑说你李雯兰不要太好了，好像我们老何条件好，当司机，你总是沾点光的，说我沾光。各方面条件比人家优越一点，也羡慕。
知青当年的照片
星期天可以到男的家吃点好的
采访旁白：
然而，整个团场也没几辆汽车，像何立云这么好的条件毕竟不多，所以没有多少女青年能够像李雯兰那么幸运。
何立云：因为老职工是50年代来的，上海青年是60年代来的，老职工那时候肯定是男多女少，后来上海青年一来，女的这才多了，她们有好多都是找的老职工，起码大十岁。刚去的知青“三五八”，头一年每月发三块钱，第二年五块，第三年八块。而老职工的话，都是挣好几十了，当时来说就是高工资。所以人嘛就是以食为天，不管你哪来的，只要困难的情况下你能帮我，就是这样结婚了。
何伯成：上海青年大家都一个样，等到拿工资以后，你拿30块8，我也拿30块8，手上没有余钱，没钱就没办法成家，那么这个事就往后拖。老职工的话，他尽管工资不是很高，但因为他一来就是拿工资的，这么多年下来，相对的手上总有一二百块，这就不得了了。
韩培芬：上海女的，她大城市来的，她自己就是有这么个条件。想找个老职工，或者是老职工子女，有个依靠，星期天什么的可以到男的家去吃点好的，就这个想法。老职工家你别看，像苞谷面可以改善，蒸发糕，做苞谷鱼，苞谷糊糊，炒点菜，或者凉拌，都可以的，丰富一点。
也不是说嘴搀，太苦了，到老职工家，可以改善改善。以后生了娃娃，也有老的带，抱这种想法。这点最重要，上海人找老职工就是为了这个。人家老职工可喜欢找上海的，你想大城市的人，今后我儿子跟了她，你想今后可以回上海，都有这种想法。到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回上海，起码探家的时候带回去嘛，那当然了。
安康：她们女孩子懵懵懂懂中对异性的好感比我们早，再加上经济因素，我跟你说，认干爹什么的，认个哥哥，给你买什么东西吃，这都是女孩子的事情，女的成熟了，经济条件又限制她。那么这样子以后，嫁给老职工的女孩子太多了。
祝匡依（1964年进疆，农八师）太多太多的例子，我跟你讲，一个上海支边青年，宁愿嫁给“925起义”的老兵，年龄反差多大呀，她不愿意总是住在那种地窝子里，就想早点有个小家。在南疆到70年代末，住地窝子还大有人在啊。
我们听见洞房里头又哭又闹
王祖炯：我们那个地方，在当时的状态下，配偶就成问题了。本来在新疆就是男多女少，尤其兵团，老部队组建过来，全是光棍汉，百分之八九十的光棍汉，在老家就没结婚，很早当兵出来。支边青年本来男女搭配得还好，但是到了以后总的比例还是男的多，而且女的有些嫁到地方上去了，或者想各种办法走掉了。我们是放羊的畜牧连，男的更多，女的更少，畜牧连长年不见人，没法谈恋爱，没法找配偶。
采访旁白：
现在说起来，三十多岁男青年没结婚还是好年景，那时候三十多岁没结婚就很怪了。别人就会帮他介绍，但是偏偏这个人又长得显老怎么办？那就需要好心地给编造这么一封信。谁来编，当然是有点文化的，恰好王祖炯在畜牧连当文教，帮人编这样的信就几乎成了他分内的事。
王祖炯：就是年龄往小了说，收入往大了说，人往英俊说，职务往高说。照片怎么办，借一张，借农场某个人，他有这样的小照，穿军装，还有个八一帽徽的，借了寄去。我当时也是奉旨行事，没办法，在连队你当文教，就是个小书吏，别人叫怎么样，你就得写，写完装信封里，别人贴上邮票，拿去寄走。
那么过一阵子，人家就从乡下来了。我记得1966年底的时候，有个四川的女娃儿来了，嫁给我们连一个放羊的。这两个看上去就像父女，实在差距很大。因为那个老的常年在戈壁上放羊，一个老职工，“925”国民党起义士兵，特别显老。那个女孩生在天府之国，尽管在农村吃得不好，但是也细皮嫩肉。来到连队的当天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一看就这么个人，死活不肯跟他结婚。不肯怎么办？就做工作，劝说一通，然后想办法迅速结婚。
采访旁白：
再说农场职工找乡下的，也有一个最吸引人的条件，就是外面的女子只要嫁到农场来，就可以录用为国营农场职工，只要一起参加干活，就能拿工资。
王祖炯：连队有间大房子，平时开会的，我们称为俱乐部，在那里头晚上急急忙忙搞个仪式。一盏煤油灯放在前面的桌子上，后面黑压压坐了一些职工，席地而坐，或者拿个小板凳坐在那儿。
因为放羊的风吹日晒，脸上皱纹很多，但新衣服是平整的，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新军装，扣得严严实实，站在那儿，头也不敢抬。然后呢，从这个门就把那个四川的姑娘领进来，老不大愿意的样子，头也是低着。指导员是证婚人，仪式进行得很快，宣布一下，向毛主席像鞠个公开，就走了。没有那种热闹的气氛，就匆匆忙忙送到房子里去了。
这一夜倒很热闹，我们听见房子里头，又哭，又闹，又骂，又吵，不愿意呀。但是关到一间房子里了，结婚证在团里手写就成了，也不用照片。那么这个女的，乡下来的，她有一种基本的意识，我是从农村来的，是来结婚的，是到丈夫这儿来的，一般都没有更多的抗拒，就是不情愿，也木已成舟。在一间房子里，一晚上过去，第二天出来，好了，成一家人了。以后就在这连队里生了姑娘，又生儿子。
上海人找外地人不就叫“混纺”吗
朱静华：后来找对象考虑的条件，第一个如果说外面有点路子的话，比如说亲戚朋友给介绍的，能嫁就嫁出去。
韩培芬：男的一般条件好点的，都想找上海的，结果你看女的没那么多，好多上海男的都找不到老婆。后来不是中央有文件，上海知青找老婆可以给工作，就是说从口里介绍过来的，也可以有工作，就这样才找上老婆。而且有好多上海女的，她不找上海人，老想着要回去，想一个人好回去，这样拖拖拖。所以我们从上海来的这些，一般女的好找，男的不好找，男的好多都是找的外地女的。
安康：剩下来光棍怎么办？这是个问题，为了这个事情，中央下了文件，上海到新疆的知青，你任何一个人，不管到全国什么地方，到农村找个老婆，都给解决全民所有制农场的编制，就算职工。这样一来，好多老职工就给自己老家的亲戚，表妹什么的写信，让她来了以后嫁给上海人。结果，一部分上海女的嫁给外地人，一部分上海男的找了外地人，加起来三分之一还多，我们管这种叫“半钢”的。
采访旁白：
为什么叫“半钢”？ 用当时上海人熟悉的半钢手表、全钢手表，来比喻夫妻俩一个是上海的，一个是外地的。也有的说，那时候自行车不是分全钢、半钢嘛，大家口头语就这样讲，觉得蛮形象。
徐佩君：我老公山东人。他这会儿到连里看盖房子去了，不在家。如果我找的上海人肯定现在都回家了。“混纺”，不能回去。你问什么叫混纺啊？上海人找的外地人不就叫混纺吗？不是纯棉的嘛，混纺。
朱静华：我们班里面就有三个，嫁到宜兴，嫁到无锡，嫁到南京的，都是乡镇，总之离上海近了。就是家里来一封信，说有这样的条件，但不是拿来男的照片，而是女的要把照片寄给人家，人家看中你了，你就走，就这样。我们有个女的，她连对方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就走了。她的要求很低，只要对方是工矿的，只要能嫁出去，就那么简单。
采访旁白：
这样一来，众多的上海女青年通过婚姻换取了跳出去的结果。兵团本来总体上就男多女少的状况显得更为严重了。
韩培芬：你看我们好多上海男的找不到老婆，后来不是中央有文件嘛，上海知青找老婆可以给安排工作。
王祖炯：女知青她耐不住这儿的艰苦，唯一改善自己命运的资本就是我是女的。新疆女的少，想办法找个人就好跳出去。
采访旁白：
尽管如此，实际上对于兵团的女子嫁出去，是采取尽量限制的，不然还不知道会形成个什么局面。那时候西北各地都爱总结出“几大怪”，比如说“兵团第一怪，粗粮吃细粮卖；兵团第二怪，大姑娘不对外……”兵团女的重要到什么程度，分配来的姑娘，到了兵团，无论如何尽量不能叫你嫁到外头去，尽量内部消化，从领导到同志都会积极给你撮合，兵团很需要女的。
王祖炯：那么后来上海女青年为了生存，为了怎么样，想办法嫁到外头去，一旦结婚嫁出去，别人也没办法，我调不出去，但是我结婚了，总可以走了。
我们周围有很多上海女青年嫁到乌鲁木齐的，嫁到库尔勒的，嫁到尉犁县的，只要是利用各种机会挂上了，就走，就想办法走。不管对方是什么样，年龄差别，或者兴趣差别等等之类的，都不管那么多。
后来国务院知青办，在打倒四人帮之前就给了一个政策，为了稳定这些支边知青，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找来的配偶，不管农村户口、城镇户口，一律可以到农场录用为职工。
上海知青为上海知青接生
安康：指导员在全连会上讲，现在有很多人要结婚，要结婚可以，你们自己盖房子，自己打土块，没房子你怎么结。那么想要结婚的人，自己必须提前打土块，每天的工余时间自己打土块，打够了土块才能盖房子。在那里造房子比较简单，都是土坯垒起来，上面把棍子椽子一放，泥一糊房子就好了。
何百成：土块怎么打？泥巴和好以后，搬起来，啪，弄到盒子里面，一抹平，端起来一扣，四四方方的，干了以后就用它垒房子。像这样的大土块，壮劳力一天打500块。
安康：更简单的办法，你要是不想打土块儿建房，那就挖下去，挖个地窝子，上面顶一盖，人往底下跑。上面平的，有的高出一点，你在房顶上跑也没关系。挖地窝子不要多长时间，因为挖土是我们干惯的活。想挖多大就多大，把土挑出去，一个坑就出来了，树棍子往上一架，草铺上去，再堆上泥就好了。你们两个不是要结婚嘛，新房就有了。
韩培芬：我们是1974年结婚的，我自己做菜做饭，办了两桌。
白振杰（1966年进疆，农二师21团，韩培芬丈夫）：那时候我们工资才三十多块。
韩培芬：嗯，我特会做饭，上海人喜欢做菜。反正做了，能买到的东西买回来做了两桌。我还可以呢，我那时候存了五百块钱，原来准备回去探家用的。他没什么东西，男的他们一般都吃光喝光。我拉了一马车东西呢，有箱子什么的，那还是从上海托运来的樟木箱呀，也成了嫁妆。
采访旁白：
成家以后的事情就是生孩子，那时候在连队接生的比较多，因为离团场卫生所远，路又难走，来不及的就在连里生。“赤脚医生”有的也是上海知青，上海知青为上海知青接生。
有个叫李德娣的上海女青年，一直特别积极，她心想，怀了孩子算啥，哪有那么娇气，照样跟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劳动。那阵子打沙枣什么的，大家都爬树，她也爬上爬下，一不小心掉下来，流产了。
朱静华：我第一次生大孩子的时候，肚子已经疼了，去卫生所，离我们连队有15公里路，交通工具就是马车、牛车。马车还快一点，我们跟赶马车的上海青年关系好，我肚子疼的时候，马上喊他，把我送到卫生所去，一路上颠得真厉害。
帮我接生的就是我们同批来的上海人，同一个街道一起去的，也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接生的时候，没有电灯，就是四个马灯放在边上，外面的树被风刮得呀，哗哗地响，我躺在那儿吓得简直没有办法。
采访旁白：
在农一师辖区内的幸福城，团场的院子里有一座雕塑。那是建于80年代末，内地的开放之风也已经吹到了这里。这座雕塑是请四川美院设计的，寓意着幸福城的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弯弯的月亮，一对俊美的男女青年相依而立，是那么的浪漫。恰好当时这个团的团长是一位上海知青，而政委是一位上海女知青。团场的人们开玩笑说，这一对男女青年好像是我们的团长和政委。
大家都会以这个雕塑为背景照相留影，在团场知青珍藏的影集里都可以找到这样的照片。所以关于那一段青春岁月的记忆也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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