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矛盾爆发 毛泽东笔墨把赫鲁晓夫轰下台?(图)

　　导读：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对刘少奇说：依我看，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你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两党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听谁的、谁是世界革命领袖的问题的认识分歧越来越大。到1962年，中苏两党矛盾全面爆发，随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进行了激烈的笔墨交锋。

1958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毛泽东赋诗词以示文战决心

　　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独特路线”。来信一方面表示要改善中苏关系，增进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共放弃“特殊立场”，接受所谓的“共同的路线”。3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同研究了苏共中央的来信，决定按照坚持原则和团结的方针，给苏共中央复信。4月9日上午，中共复信由邓小平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不久，苏共中央来信做出答复，拒绝了中共在信中提出的五项建议。

　　1962年底到1963年初，赫鲁晓夫利用欧洲各国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的时机，指挥各国共产党围攻与会的中共代表团。当时，以伍修权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四国党代表大会，而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代表中共出席了意大利党代会。各党大会无一例外地按照苏共的调子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攻击。12月2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赵毅敏当即向意共提出了抗议。12月4日，伍修权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致词时，只要他一提到苏共中央几个字，台下就立即有人起哄，还有的代表拍桌子、吹口哨，甚至有的代表用脚使劲跺地板，试图打断他的发言。但伍修权“我自岿然不动”，直到发言完毕。当时有记者称他为“伍泰然”。在赵毅敏和伍修权从欧洲回来时，毛泽东特意对他俩进行了慰问和鼓励。

　　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前两天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作出的决定。他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报告攻击的，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们……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的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也摘登出来。”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社论。从此，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笔墨交锋的大幕拉开了。

　　12月22日，一直在外地视察工作的毛泽东，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批给了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要求“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毛泽东还在《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且）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飒（瑟）三垂冈下（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借这首《三垂冈》表达他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

　　12月26日，毛泽东69岁生日的当天，他面对赫鲁晓夫和兄弟党的攻围愤笔写道：“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以这首《七律・冬云》宣示了他与赫鲁晓夫笔墨较量的决心。

　　1963年1月8日，毛泽东看完苏共中央《真理报》上《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文后，随即赋词一首：“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表达了他同赫鲁晓夫文斗的必胜信心。

　　毛泽东用文章反击赫鲁晓夫的“围剿”

　　1963年2月21日，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尽快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毛泽东接到来信后，于2月23日晚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研究了苏共的来信。随后，毛泽东又在菊香书房的卧室里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一起，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

　　契尔沃年科入座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晚8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但我有一点是不满意的，那就是赫鲁晓夫同志一面提出停止论战，一面自己又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其中以赫鲁晓夫名义发表的就有两篇。我们从20日起登你们这些文章，今天登完。明天恐怕要登法国、意大利的了。全世界90几个党里头，有43个党公开骂我们。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紧接着，毛泽东将话锋一转，又质问契尔沃年科说：是谁首先攻击我们的？谁发动了40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停顿一会儿后，毛泽东又用手指指周恩来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4月7日回你们2月22日（1962年）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5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接下来，毛泽东略带激动地说：“一连5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43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43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2月27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同志》一文，分析了中共与一些兄弟党的分歧所在。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很大嘛。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23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他是23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还有个10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

　　毛泽东所说的10万字的东西，就是经他多次修改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这篇文章原先的标题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后，觉得主题不够鲜明，于是就改为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他还在引言部分写道：“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

　　3月1日至4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人民日报》分四天连载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文章共讨论了七个问题。毛泽东在论述第一个问题时写道：“日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点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此文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其实锋芒所向的是赫鲁晓夫。

　　7月13日，为配合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的社论。7月14日，《真理报》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指名道姓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进行攻击。随即，毛泽东决定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中共中央声明回应苏共的攻击。毛泽东在审定声明稿时写道：我们广播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他又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两句诗，反驳苏共《公开信》，并称此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8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说：《公开信》已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们了，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既然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要公开论战。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评论要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擒贼先擒王，矛头要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在步骤上先要发表苏共反华言论，特别是赫鲁晓夫最近的两篇讲话，其他的也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帐。评论既要有严肃的论辩，也要有抒情的嘲讽，要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毛泽东还强调说：写作班子要认真研究分析《公开信》，并把苏方论点列出来。对苏共其他决议、声明、讲话和文章中的论点也要分类研究，逐一批判。在写作中要引经典，但必须力求正确，不能有差错，使别人驳不倒。尽可能早点评论完，不能拖得太久。但不能草率，要好中求快。

　　毛泽东反驳苏共的《公开信》

　　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针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了由毛泽东定稿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文，也称“一评”。此文把中苏两党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接着，《人民日报》又于9月13日，发表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二评”文章，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言行进行了揭露和批驳。

　　9月25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针对苏联政府9月21日发表的声明，给中央发来了一个分析报告。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当场就让杨尚昆念了这个报告。报告称，苏联政府的声明，企图回答中方最近对它的揭露，并对中方公布的内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他们立场虚弱、怕我党揭底的心情。杨尚昆念完报告后，毛泽东接着就说：“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随后，毛泽东在谈到对苏共论战的策略时，他说：“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他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其中也有问题，外强中干。他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他怕我们怕得厉害些。他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

　　9月26日，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篇“三评”发表后，毛泽东说，国庆节临近，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将来华参加庆祝活动，在这期间，暂时不要再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了。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的“四评”文章。此文批驳了赫鲁晓夫鼓吹的“黄祸论”和为被压迫民族开的四个“药方”。接着，《人民日报》又在11月19日发表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五评”文章。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特地加写了一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2月3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的致毛泽东的信。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不久，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考虑到我们对他们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接着，毛泽东说，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文章逐条批驳了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主要观点。随后，《人民日报》又于1964年2月4日发表了《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七评”文章。毛泽东在讨论修改“七评”稿时说，讲兄弟党关系要从辩证法讲起，因为世间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分分合合过程中发展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都如此。要结合这个规律，大批赫鲁晓夫搞分裂的活动。

　　1964年3月7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指责中共2月29日的来信是对苏共的“污蔑”。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时说，苏共中央2月全会做了决议。你们罗马尼亚同志说不让他们发表，我看办不到。他们中央委员会开会有6000多人参加，在会上批评我们一通，并且做出决议。你们要把它压下来，要他们不批评我们，这能办得到吗？接着，毛泽东又说，其实你们也不用那么着急，这不过是打笔墨官司，写写文章、讲讲话，有什么要紧呢。我们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好战。我当过小学教员，从来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在座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这些人，都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原来都没有想要打仗。是谁要我们打仗呢？那就是过去我们的那个朋友，叫作蒋介石，是他教我们打仗的。他的背后还站着美帝国主义。他用杀人的办法，逼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照他的办，只好打仗。这叫逼上梁山，官逼民反。这么一打，就打了25年。因此，我就成为“好战分子”，成了“侵略者”。这是讲的打武仗。现在不是打武仗，现在是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这件事情还比较轻松愉快。你看，打了这么几年，没有死一个人。武仗可以打，文仗为什么不可以打？其实，你们知道我们也不是想打的，我们对打这个仗没有精神准备，谁想跟苏联闹翻呢？

　　然后，毛泽东说，请你们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叫做寸步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赫鲁晓夫最近给我们来信，说他不跟中国搞针锋相对。他搞针锋相对也好，不搞针锋相对也好，反正我是要搞的。苏联的两千多篇文章，每一篇都要答复的。中国人就是“顽固分子”。“顽固分子”不只是邓小平他们这些人，首先是我。有时候我比他们更“顽固”一些，更“好战”一些，更“侵略”一些，但也有时候他们比我更厉害一些就是了。

　　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八评”文章。文章最末一段写道：“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赫鲁晓夫看后，大发雷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笔墨较量进一步升级。

　　毛泽东用“九评”驳倒赫鲁晓夫

　　1964年4月3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对此，毛泽东在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说，鉴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可以考虑：第一，从十月革命讲起，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首次变为实践；第二，分析苏联社会状况，分析其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第三，剖析苏共领导集团的变化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第四，批驳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这是赫鲁晓夫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核心；第五，论证赫鲁晓夫搞的是假共产主义。接着，毛泽东问吴冷西“九评”写得怎样了？吴冷西回答说：“已经反复修改多次，还不满意。”毛泽东说，不要紧，要认真分析，充分论证，使人驳不倒，不要匆忙，但要抓紧。

　　6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问“九评”写好了没有。邓小平回答说，秀才们苦得很，改了一次又一次，快成形了，还需要再作些修改。毛泽东说，丑媳妇不要怕见公婆，梳妆打扮好了才出来，披头散发也可以。只要大致可以，就拿出来请大家一起修改。7月初，邓小平将起草小组修改了多次的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经毛泽东再次修改后，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九评”文章。

　　第二天，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九评”发表以后，我又看了一遍。里边讲到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但是不能说这个斗争越来越尖锐，不能像斯大林过去曾经提的那样。而应该看到，这个斗争是高一阵低一阵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时又比较缓和，总之是波浪式的。这一点应该明白。接着，毛泽东又问吴冷西“十评”和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的那个纲领草案怎么样了？吴冷西回答说：“正在起草。‘十评’比较难，纲领也比较难，牵涉的问题比较多。”毛泽东说：你们反正是蚂蚁啃骨头，要啃，要想办法把这两篇东西搞好。“十评”要准备发表。那个纲领草案要准备跟兄弟党商量，在商量之前，我们要拿出一个草稿来。这时，邓小平说道：除了上述两个稿子外，秀才们还在起草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恐怕首先要把复信写出来，因为苏共来信已有一个月了。毛泽东听后，当即同意了邓小平的建议。

　　不久，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草稿被送到毛泽东那里。针对苏共将要召开26国筹备会议，毛泽东在复信的末尾加写道：

　　“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7月28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发出了复信。赫鲁晓夫看到信后，当场就暴跳如雷。第三天，苏共中央即致信中共中央，不仅拒绝了中共建议不要召开筹备会的劝告，而且还在回信中写道：苏共中央已经邀请26国（包括中国在内）兄弟党的代表在1964年12月15日前到达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即使26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将开始工作。”来信表明，无论中共同意与否，赫鲁晓夫都要召开筹备会议。鉴于这种情况，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中共决定不参加苏共中央召集的26国筹备会议。8月30日，中共将此决定正式通知了苏共中央。

　　10月14日夜，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打电话给伍修权，要他以中联部负责人身份，出面接待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听取他的重要情况通报。因为中联部机关已下班，伍修权只好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接待了这位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见到伍修权后，立即神色诡秘地对伍修权说，他接到苏共中央的指示，要向中共中央通报：赫鲁晓夫由于“健康原因”已经下台了。契尔沃年科离开后，伍修权立即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向杨尚昆作了汇报。随即，杨尚昆又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

　　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也正是这一天，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两件事巧合地遇在了一起，使整个中国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面对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毛泽东感叹地说：“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后来有很多人说，是毛泽东的笔墨和“九评”把赫鲁晓夫轰下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