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少数民族血统 鼻祖跟着朱元璋揭竿而起

　　1966年6月，整个中国都乱了。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唯一能驾驭局势的毛泽东。如此天翻地覆的局势，连钢铁制成的人都会忙乱和焦虑。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平静地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1966年6月，整个世界都从东方从中国、从北京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憾，谁都不知道这股红色风暴将是稍纵即逝还是席卷中国，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度天翻地覆，将使我们这颗星球都惶惶然。

　　中国人似乎都疯了，愚昧、麻木、丑恶、残暴、疯狂、狡猾都能披上对崇高理想追求的外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横行无忌，一个所谓揪出所谓开创红彤彤新世界和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竟能使几亿人迷信得五体投地，并相当虔诚而自觉地为之献身。

　　在半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坛屡屡爆出令人目瞪口呆的新闻。先是姚文元的号角，对“三家村”的讨伐，到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被打倒，再到宣布“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政主义分子”的“5・16通知”。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他崇尚斗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是他年轻时便信奉的哲学，他还认为“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而他采取的策略往往是大气磅薄而出人意料。早在延安时期，曾与毛泽东有多次交往并很钦佩他人格魅力的美国记者埃德国加・斯诺老谋深算评价他：毛泽东“最善于采取令人惊讶的局面，紧张局面和缓和局面交替出现的战略。他不相信漫长的稳定时期，而且从来不满足于变化的速度……”

　　毛泽东胜利了，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对手，他强大的对手蒋介石当初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败得如此之惨！在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更是所向无敌，在夺取政权后的几度交手，使人感到对手根本和他不在一个级别上，双方的力量太悬殊了！

　　在建国后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取胜后都不是大规模地波及社会，与高岗、彭德怀的所谓“路线斗争”都是见好就收，人们推测，到了“三家村”揪出，这场革命可以告一段落了。这一年5月25日下午2时，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后来被毛泽东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并极富煽动力地宣告：“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在我国兴起！”更有刺激性的是，毛泽东下令，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

　　毛泽东是个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大政治家。他号召人民革命经常使用抒情诗般的语言，早在二十年代，他便把中国比喻成布满了干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时的熊熊烈火烧的是旧政权，而这次更为迅猛的火烧的是什么呢？这把火点起来，任何人都难以驾驭，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依然保持着“我自岿然不动”、“胜似闲庭信步”的气概。他一生中什么风浪都见过，从来都是处惊不乱，从来不会六神无主，再大的事在他看来也不必大惊小怪。他平静地评述着颇具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六・一’分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非要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写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靠革命师生。现在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

　　6月18日，中国最早的“斗鬼台”、“斩妖台”在北京大学出现了，几十个挂着牌子的“黑帮分子”被戴上高帽。这个行动开了污辱批斗人的先例。中国一下子乱起来，处处都在贴大报，都在揪“黑帮分子”和“保皇派”，学校、机关、工矿、企业的秩序统统破打乱了，高帽子、涂黑墨、罚跪、揪头发、拳脚相加也像瘟疫一样飞快地传播着。更为可怕的是，几亿中国人都怀着急迫的心情参加这个在他们眼中如史诗般的革命盛典。

　　全中国都在注视毛泽东，全世界都在揣摩着毛泽东。只有他才能左右这种局势，他可以见好就收，也可以火上浇油。

　　从美国的白宫到苏联的克里姆林宫，从中央情报局到克格勃，都在寻找着毛泽东的身影，但谁也不知道他在何方，甚至包括绝大多数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

　　人们揣测毛泽东在日理万机，在极其紧张地运筹帷幄，如此天翻地覆的局势，即使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会手忙脚乱，寝食难安。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就在一群青年人率先把批斗之风蔓延到全国的当天，也就是1966年6月18日，他若无其事地行走在故乡地土地上，那神态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位使中国历史都会变得渺小的巨人，深情地凝视着生养他地土地，千秋万代的中国都将永远在脑海中留下遐想：当年这位瘦高的湖南青年，是怎样走出重重大山包围的村落，又怎样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支配着几亿人的理想、决定着几代人的命运。

　　这一天下午，湘潭天气闷热，一列车队从长沙开来。大车队中间一辆灰色的吉姆车上，毛泽东不时地推开窗帘布，要把故乡的山山水水看个够，一个73岁的老人，对故乡永远怀着一颗永不泯灭的童心。

　　韶山出了毛泽东，韶山涂上了灵光，韶山给了人梦幻般的迷，韶山有着永远诉说不尽的故事。

　　毛泽东的传说使一切历史故事都相形见绌，而一切历史传说日后都只会变成毛泽东的陪衬，即使是虞舜帝这样的老祖宗。

　　相传舜南巡时，曾在这里奏起优美动听的韶乐，空中的飞鸟也被迷得向座座郁郁葱葱的大山俯冲下来，它们聚集在这里，再也舍不得离开，自此，成对的凤凰造起了窠巢，凤凰诞生地地方历来都预兆着吉祥，而这都是优美的音乐召来的，“音”与“召”合为一字便是韶。韶山就是这样充满着神秘与诗意。然而如果不是韶山在19世纪出了个毛泽东，这次南巡也不会给历史留下任何印记。

　　一个更使人不能完全不信的传说在韶山流传着，那是清乾隆皇帝下江南，面对着苍翠巍峨的群山，仿佛领悟到这里的非同寻常，他好像预感到这里将走出一个震古铄今的人物，他对一个老太婆说：两百年后此处必有王者兴。老太婆问这个人姓什么，乾隆反手梳头，老太婆点头牢记在心。后来人们觉得乾隆不愧真龙天子，他在替天传旨。

　　不知乾隆帝为什么偏偏看好毛姓。这个姓氏源出于姬姓，最早的毛姓是周武王灭商之后，他封自己的弟弟为毛伯，毛伯的子孙世代世袭这片土地，故被称毛氏。但这个姓氏与韶山毛氏关系已无从考证。

　　毛泽东成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家乡的风水，他的姓氏，他出生时天空的反应，乃至他血管流着谁的血，都成为人们关注和津津乐道的事。

　　毛泽东的确有云南少数民族的血统，不知他的绝顶聪明、他的坚毅体魄、他的顽强刚愎是否与这有关。毛泽东的鼻祖是毛太华。毛太华本是江西吉州府龙城县境内的青年农民，他的不安平庸和敢于造反的性格很像他的后代毛泽东，他没有把命运押在土地和锄头上，他跟着揭竿而起的朱元璋的队伍驰南北、屡立战功，但他的官运与他的功劳不相称，他只作了十夫长的小官，直到明王朝建立后，毛太华才升到百夫长，他跟着朱元璋派遣的大将军傅友德、蓝玉所率的远征军赴云南，为统一中国征战。他随军势如破行，攻进昆明，云南归入大明版图。中国的皇帝历来重视统一与稳定，朱元璋也不例外，他派自己的养子沐英治领滇境，并把征滇远征军的一部分留下来镇守边关，能征善战的毛太华也留在云南澜沧江边。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一个内地人来说，没有一点吃苦耐劳的意志，连吃、穿、住的关都很难过云。毛太华是个忠于职守的军人，他把自己青春留驻在这块贫穷又不开化的土地上。对于一个成年男性来，吃苦并不可怕，没有妻室的苦闷才是一种煎熬。好在寻里的“驻军首长”比较开明，他允许军人与当地百姓成家，这既解决了青年军人的“性苦闷”，也有利于与当地居民的“鱼水情”，毛太华和许多其他官兵一样，娶了一名当地女了为妻。由于在明军统一云南前，汉人从到这里定居，也就可以由此肯定毛太华之妻是少数民族。云南是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因此人们也无法断定毛泽东的血管里究竟流着哪一种少数民族的血。

　　毛太华夫妇生下四个儿子：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毛清四。也许是个巧合，他的第19代孙毛贻昌也是清一色的男孩，他们是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20世纪90年代，有人对美国总统的后代做过统计，是男性远远高于女性，不知为什么毛家也是男性居多。

　　毛太华戌边多年，思乡之情格外殷切，加之他屡立战功，朝廷批准他迁回内地，但没有让他回江西吉水，而赐居湖南湘乡。这个并非深思熟虑的“赐居”，竟对数百年后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没有这个“赐居”，中国也就没有毛泽东，这是做这个决断的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毛太华古稀之年离开人世，不久妻子也驾鹤西去。几年后，他们的儿子毛清一、毛清四离开之年离开湘乡绯紫桥，迁移到湘潭七都七甲，也就是韶山。他们的后代与中国所有的普通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韶山在群山包围中，交通不便，文化也不发达，毛氏家庭也没有什么显贵的愿望。但在清隆21年（公元1737年），毛太华的七代孙第一次修了族谱，定下了二十代子孙的名字族谍，辈辈都用了很吉祥的字：“立显荣朝土，文方远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对于后代，他寄予了这么大的期望！谁能料到，到了泽之辈，竟出了个中国第一人毛泽东，那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被几亿人顶礼膜拜，像他一样受人民衷心的爱戴，像他一样如此有效地统帅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就在毛泽东踏上故乡（6月18日）前整整一个月（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中央会议上讲了一段频有创见性的话，至少在当时，这段话是很得人心的，绝大数中国人都相信这位副主席对自己领袖的评价：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都高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样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的，那样复杂的，那样激烈的，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林彪的讲话被毛泽东接受了，也被当时的绝大数中国人接受了。林彪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他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他对毛泽东的恭维在逐步升级。他的讲话没有书卷气，很符合军人直来直去的性格。比如讲毛主席有气量，他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毛主席的肚里能开飞机。讲毛泽东的著作，他能提出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讲毛泽东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他不谈马克思、恩格斯开山鼻祖的杰出作用，而偏谈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指挥过那样多的战役。讲列宁，他不谈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人可以替代的地位，而偏讲他只活了五十四岁，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这样多的斗争。林彪尽管是在求得宠幸，但他毕竟动了脑子，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大腕儿”。当然，同中国历代的权谋家比，林彪做得还不算触目惊心，人们可以举出春秋时齐国人竖刁，他深知齐醒公喜美食，便与精于烹调的易牙结为朋友，易牙也想通过竖刁受齐桓公的宠幸。竖刁向齐桓公举荐易牙。桓公知道他擅长烹调，便有些开玩笑地说：“我对人间的鸟、兽、鱼、虫都吃腻了，就是没吃过人肉，不知人肉的味道如何？”易牙把这话牢记在心，后来觉得自己儿子的肉很嫩，便打上了儿子的主意。几天后的一次午膳上，桓公吃到了一盘嫩如乳羊、鲜美无比、罕见的新菜，当桓公知道这是易牙儿子的肉时，感到恶心，但又觉得易牙杀子毕竟是为了自己，他爱我胜于爱他的亲骨肉啊。林彪是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政治家、军事家乃至权谋家，其所做所为也不可能脱离中国的传统政治。为了他的地位，他可以把好话说尽，也可以“大义灭亲”。就在他讲话后的几个月，他就伙同叶群发表一个《林彪声明》（据说这是叶群独自发布的），把他前妻的女儿林小琳推到险恶的境地：“小琳一贯反对我（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脱离父女关系。”连林彪的秘书们在私下都议论：“照首长现在的地位，他这一句话就能置小琳于死地。不用说父女之间，就是一般人也不能轻易这么说的。”但林小琳还是被骗到大西北的弋壁滩去了：吴法宪奉主子的旨意派了一架专机，还欺骗林小琳说是她父母让接她回北京。待飞机下降，林小琳才发现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原来这是与世隔绝的大西北国防科研试验场，小琳当即大哭大闹也无济于事，谁能知道，被几亿人拥戴的无私的典范，会容忍自己的老婆对待前妻生下的骨肉呢？但多少人当时是以虔诚的心在祝愿这位“学得最活”的副统帅“永远健康”的。5年后，林彪也许感到他这个副统帅也不是高枕无忧的。1971年5月1号的天安门城楼，他与毛泽东同在一桌，之前的庐山会议已经让他成为新的被整肃对象，他一反常态，竟然不向毛泽东做个检讨，而且不与毛泽东说一句话半截退场，与1966年的林彪简直判若两人。

　　北京大学越来越乱了，它是1966年6月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不仅北京大学在乱，全中国都在效仿着它乱。历史有它运行的必然规律，也有微小的一触即发的导火索。一张仅仅是几位教师写的大字报，怎么能释放出比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大多少倍的能量呢？仅仅一个月前，康生便派他老婆曹轶策划于密室了，这个调查组住在离北大只有五里路的西颐宾馆，康生定下了“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方针，他怂恿的“乱世魔女”因政治上、生活上的问题不少，人们纷纷揭她的老底。康生这个在延安整风时期便善无中生有的阴谋家一反常态，他咬牙切齿地说：“是王八蛋也要支持！”对“王八蛋”一支持不要紧，大字报如天女散花，撒遍了华夏大地。几天内，百万人蜂拥而至北大园，人们到北大“串连”、“取经”、再到各地如法炮制……

　　依然是我们开篇所讲的1966年6月18日。这天下午北京大学工作组赶到批斗现场，看着校系干部和教授学者们戴着高帽，扣着纸篓，一个个如“喷气式”般地弯腰撅屁股，工作组出来制止：“要讲党的政策”，“可以批判他们的反动思想，不能搞人身污辱”。激进的学生们回击道：“要靠自己解放自己”，“保皇派滚下去”。工作组“要革命”的学生仍然不服，他们想和工作组对着干，他们心里有一种直觉，毛主席会支持我们的！

　　制止与鼓动这声如火如荼群众运动的抉择，摆在毛泽东的面前。他不会浅尝辄止，他的性格、他的经历、他的理想、他的判断都促使他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此时的毛泽东，正如一位哲人事后分析的：“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而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具有的意志主义、理想主义的个性，已充分展露了出来”。

　　从少年到晚年，他的浪漫的反叛欲求一直是那样浓烈！

　　毛泽东青年时代离开故乡，在以后漫长而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只回过几次家。周恩来则是在12岁离开故乡淮安，直到78岁去世，再也没有回故乡一次。邓小平少小离家去法国勤工俭学，直到93岁高龄离世也未回故土，那一代人对理想的热情与专一由此可见一斑。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内心与生养自己土地的一种感应，毛泽东总是在回故乡后做出决定自己也决定着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

　　1926年底，毛泽东回故乡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毛泽东的观点在共产党内独树一帜，他认为中国四万万人口中，农民占了百分之八十，即三万万两千万以上，所以中国革命一定要依靠农民，发展农民。离开故乡，他在武汉给中共中央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此文的气势和犀利引起了党内外的关注，中共党内刊物刊载，汉口《中央日报》连载，连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也以英文、俄文转载此文。瞿秋白这位有着中国士大夫传统与西方文化教养混合气质的党的领袖为此书写序时称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王”。毛泽东正是从这时走上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性胜利的道路。这次故乡之行的意义非同小可。

　　1959年6月，毛泽东又回故乡，他实现了三十二年前留给父老乡的誓言：“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就不回韶山了！”毛泽东在韶山走到乡亲们中拉家常，在农户中一坐就是半个钟头，甚至连一些人的外号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又到父母的坟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三个鞠躬礼，他深情地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人民、师长、同志和朋友，还得承认。下次回来，我还要来看望双亲。”在家乡住了两天，毛泽东便上了庐山。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颇为关键的时刻，他晚年带有浓厚浪漫色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来有望得到纠正，但他决不会在敢于直言的人面前认错，反而对彭德怀进行了清算，这导致了后来国民经济更惨重的局面。应该说，1959年回韶山与三十二年前回韶山，毛泽东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是生机勃勃、异常清醒，后者已是英雄暮年了。

　　这一次回故乡呢、他似乎预感到时间已不可能再给机会了，他不仅要为中国的命运、也要为自己的身后事做个令他放心的安排。他已经73岁了，这是人生的一个沟坎，谁说老年人力不从心，他将一如既往，用他那无比的威严、目空一切的气魄和罕见的浪漫主义气质，进行一次举世震惊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