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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蚁族的卑微青春:平凡的身影 坚定的声音(图) |
| www.sinoca.com 2010-10-18 新华网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2010年3月2日，北京海淀唐家岭，政协委员访“蚁族”。政协委员们进屋后几无立足之地，居住在唐家岭的李立国、白万龙坐在床上，演唱自己创作的《蚁族》，感动了前来看望他们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张礼慧、严琦。吴海浪 摄
蚁族：谁的青春不是苦过来的
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可是我们依然有坚强；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可是我们依然还在幻想；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可是我们依然有力量……
编者按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主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让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一个“蚁穴”，他将自己所研究的这个“高知、弱小、群居”的群体称为“蚁族”，也同样使他们成为今日中国最具话题性、最受关注的群体之一。“蚁族”走上时代议程的前台绝非偶然，这个“现象级”群体浓缩着当代社会众多社会因素，如果存在一份“蚁族”的DNA化验报告，那么你很可能在结果中看到这样一串词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穷二代”、高房价、理想与现实落差……然而，当我们走近他们时，却发现这一群体有着十分旺盛的生命力，他们对现实的压力发出了有力的质问，“谁的青春不是苦过来的”。他们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2010年6月，《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在京发布。蓝皮书指出，目前，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蚁族”就有10万人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重庆、太原、郑州、南京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据初步分析，全国“蚁族”人数将在百万人以上。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在我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逐渐出现了一个以刚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别称“蚁族”)。该群体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课题组调查显示，该群体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是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的“80后”高知群体。
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377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聚居区域――“聚居村”。但“聚居村”住宿条件简陋，已经形成了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餐馆、小发廊、小作坊、小诊所、小网吧、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生活状态令人担忧。
生存之上，生活之下
和世界上大多数事物一样，“蚁族”这个名字相对于这个群体的诞生来说是姗姗来迟的。2007年的夏天，一篇名为《向下的青春》的报道瞬间吸引了廉思的目光。报道讲述了一个名叫李竞的大学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真实故事。“文中，他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震惊了我，我想，怎么还能有大学生在北京过这样的生活？”
震惊之下，廉思决定亲自去看看。
唐家岭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最边缘的一个村子，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本村居民只有约3000人，却居住着4万~5万人，几乎全是落脚在合法或违法建筑内的大学毕业生。
2007年年底，廉思组织了一次针对这一群体的第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调查队员和深度采访队员们也进了村。在那里，他们和每天如蚂蚁般忙碌的大学毕业生们同吃、同住、聊天，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也见证他们的坚韧、迷惘和彷徨。
2008年8月，廉思自筹经费成立了由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生组成的科研团队。通过针对“蚁族”的第二次大规模社会调查，他们获得了有关该群体工作、学习、婚恋、业余生活、社会公正感、生活满意度、网络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大量的一手数据和实证资料。
廉思对记者说，在调研开始前，很多人不相信居然还有大学毕业生在北京过着这样的生活。“有刚加入调查团队的学生还问我，廉老师，这是不是真的？”
但这一切的确是真的。“生存之上、生活之下。”廉思说，“这些怀揣着梦想的大学毕业生们，满怀理想地走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尽管身处这里丝毫感觉不到京城的气息，但由于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就业创业机会多，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揣梦想来到这里暂时安家。他们当中不乏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每月领着1000多元的工资，租着两三百元/月的床位，每天只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
廉思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给了他们一个贴切而又让人心酸的称谓：“蚁族”。
这个词犹如舞台上的一道光束，将一直在我们身边忙忙碌碌的一个庞大群体推到了前台。2009年网络关键词搜索量排名中，“蚁族”仅排在“甲流”之后。
显微镜下的“蚁族”
今年3月，湖北省人才中心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组成联合课题组，在武汉和襄樊两城市展开调研。经过一个多月的大规模全景式调研，得出了《湖北省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调研报告》。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黎民教授主持了这项调研，在谈到出现“蚁族”现象的原因时他表示：高校集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重要因素之一，同时，“蚁族”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它的出现说明我国的就业仍然在低端徘徊，此外教育质量下降、学校专业设置随意化、学历非理性膨胀等也是重要原因。
据廉思调查组的报告显示，“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也就是说，八成以上的‘蚁族’来自农村和县城，来自省会和大城市的‘蚁族’不足7%。他们是典型的‘穷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
蚁族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回去？为什么不离开？而接触他们最多的研究者们也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廉思曾表示：“一个‘蚁族’从家里出来，身上肩负了父母的希望、弟妹的嘱托，和全家的期望，他怎么能回去？”
在调研中，他们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问这些大学生们“你留在大城市的原因有什么？”“蚁族”们的选择包括：为了梦想，希望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为了父母，要把父母接来大城市一同生活；为了下一代，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了爱人，大城市机会多等等。
社会上有很多声音在质疑“蚁族”们留在大城市的“执着”，因为他们确实受到难以改变的主观因素影响：
首先，“蚁族”对土地没有像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和家乡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蚁族”中很多人是在大城市读的大学，毕业后也就“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大城市。“蚁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梦想自己能有和大城市里的孩子一样的身份和地位。因此，他们来到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根本就不想再回家乡。
其次，“蚁族”受过更高得教育，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再加上他们是在网络、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更加了解外部世界，了解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往往认为：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家乡好，是他们比较坚定的信念。
最后，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让“蚁族”们不情愿去小城市。因为比较起来，大城市无论政治环境还是就业环境，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二三线城市要好很多。“蚁族”普遍认为，在大城市生活会更有利于自己的人生发展。
黎教授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蚁族”问题将长期存在。因为高校毕业生人数庞大，而就业的容纳能力有限，这个矛盾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根据我的判断，‘蚁族’群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和努力，会有一部分人成功，但是少数。我们看到在‘蚁族’群体中占大多数的是工作不满3年的年轻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过几年的辛苦打拼，面对婚姻事业的压力，一部分人会选择回到家乡，或者到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城市去发展。”
他认为，政府应当提升二、三线城市的竞争力，通过制度保障和财政扶持等措施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以增加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使得大学毕业生在那儿一样可以找到用武之地，从内心愿意选择前去发展。这是解决“蚁族”问题、分流一线城市人才竞争压力的关键所在。
平凡的身影，坚定的声音
“蚁族”的形象承受着各方媒体的“过度解读”，租住在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4年有余的刘树毅就曾说：“过去这半年我在唐家岭看到的记者比前4年看到的总数还要多。”然而部分媒体和网上的声音自觉不自觉地将他们塑造成悲情与弱势的一个群体，这对于“蚁族”本身却实在是一种遗憾。
诚然，他们往往处在社会经济能力上的“未成年期”，他们要抵受来自于生活、情感、心理各层面上的多重压力。尽管每天都生活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沟壑”之中，背靠现实的“蚁族”们目光望着的常常还是理想的方向。
今年暑假，天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11名学生在学校团委的支持下组成实践队，暗访了北京、上海的“蚁族”聚居区，以了解传说中“蚁族”的生存环境。他们在实践中，发现了很多意外之处。
队员马楠说：“我们发现‘蚁族’并不像传说的那样痛苦迷惘。现在我觉得，也许‘蚁族’生活是一个很有价值并且应该去经历的时期。我们的父母也有这样的阶段，只不过经历的形式不一样。每一代人都要经历类似的阶段。”
实践队11名队员以租房为名，暗访了北京唐家岭、上海小月河等“蚁族”聚居区，并与“蚁族”交流。他们发现，“蚁族”的生活条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绝大多数仍有较好的基本保障和稳定的工作，收入也不算太少。“他们对现状并非怨声载道，也不是极度消极，虽然有不满足，但他们对前途充满憧憬。”
参加实践的郭子嘉同学说：“经过这次实地调查‘蚁族’的生活状况，跟‘蚁族’零距离接触，和他们聊生活、聊未来，我发现‘蚁族’的现状并不像媒体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大多数是积极向上的，虽然有些人确实生活得很艰辛，但是他们并不消沉，反而视之为奋斗的必经阶段。”
“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愿意被称为‘蚁族’。他们不想别人去打扰他们的生活，更不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他们阳光向上，而不是自暴自弃。他们认为靠自己的打拼总会找到立足之地。”实践队队员赵耀说。
事实上由于资历有深浅、能力有大小、学识有高低的关系，人们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有差异是正常的。如果在一个不同阶层能够正常流动的社会里，有“蚁族”存在并不可怕。人们对“蚁族”的关注，不应仅仅停留于他们困顿的过去、艰难的当下，而应把更多的目光转向建立一个让他们能够得到发展机遇、实现社会流动的制度通道上来。
廉思也向记者表示，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拯救弱者的心态去的，结果发现“蚁族”比我们要坚强得多。“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焉？”旁观者或许体会不到“蚁族”内心的力量。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一位“江蚁”(武汉“蚁族”的自称)小谭，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归于“蚁族”群体，但她并不为此感到沮丧。对此她有自己的解读：蚂蚁的特性就是“勤勤恳恳、忙忙碌碌、默默无闻”。她还告诉记者，自己特别信奉这样一句话：谁的青春不是苦过来的！她认为自己并不是有些媒体所说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她甚至并不觉得自己很苦。“年轻时就要奋斗嘛！条件艰苦一点算什么，慢慢会改善的。”
“蚁族”现象将会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他们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各种复杂因素，既是“矛盾凸显期”中社会矛盾的首当其冲者，也完全可能成为“黄金发展期”中“蚂蚁上树”而成为一代“弄潮儿”。对于他们的现状需要一份理性的心态来看待，从主观因素到客观环境，还原一个全景化的“蚁族”形象，将对未来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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