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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退休厅官裸捐100万:共产党员不要留钱(组图) |
www.sinoca.com 2010-09-18 都市快报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陈光保在自己的农场里,他身后就是一片香蕉林。 见过陈光保老人的记者说,他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场。
这个79岁的正厅级离休官员,坐在轮椅上10多年了,一米八的块头装满整个轮椅。他始终在践行着一个念想,当官要当清官,做人要做好人。
今年8月底,他拿出105.2万元,奖励家乡广东省海康县(今雷州市)409位优秀学子。此前的两年,他都拿出100万元左右的农场收益用于助学、送温暖,甚至因此卖掉了他在市区的唯一一套房子。
他说,明年、后年,他都要再捐100万元。他不准备给5个子女留一分钱。有媒体说,他是真正意义上的“裸捐”。
陈光保离休前官至广东省湛江市政协主席,在湛江当地有很高声望。雷州人民尊称他为“保伯”。
他一直以“敢为天下先”著称。
1977年,他最早支持雷州农民实行包产到户,30年后的《广东党史》中,承认他当时治下的潭葛是“广东包产到户第一村”,比安徽的小岗村还早一年。
他调动农民开荒,用高科技发展农业、种植业,支持开发滩涂,兴建虾池,养虾业迅猛发展还实现了出口创汇。他大力支持教育事业,保护整理雷州市历史文化古迹,雷州城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他一生清廉律己,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
如今,虽然他的农场地处偏远,除了曾经的下属来看望他,仍有许多村民来找他诉苦。
一个60多岁的农民到县里反映情况,求诉无门,到省里、北京去反映,却被送了回来;来雷州视察的领导,“动不动就住酒店,喝洋酒……”
这些农民告诉他的,他都会转达给在位的官员。
保伯用当地特有的雷州民歌,创作了一本《好官坏官歌》,共316页,里面唱的“坏官二十害”“坏官臭万年”,他都用来叮嘱那些上大学的受助学子。
那些来看他的官员,他更是不会放过,来一个就送一本,不厌其烦地说着,“做官,要做好官,不要做坏官”。
他很难理解现在社会的诸多事件,这到底是为什么?就像许多人不能理解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助学 我不要回报,只要他们做好人做好事
陈光保 男,1931年9月出生,广东雷州人。1964年始任海康县(今广东省雷州市)县长;1983年出任海康县委书记、中共湛江市委常委;1992年11月任湛江市政协主席,广东省五届、七届人大代表,全国六届人大代表。
1994年离休,60多岁的陈光保带着妻子和一帮农民到雷州半岛开荒建农场。近年来将收益用做助学、做好事,表示不留一分钱给儿女。事迹经中国青年报报道后,引发热议,被称为“裸捐”的离休官员。
都市快报: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为什么选择助学呢?
保伯:人才强国,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都是这么说的,人才,才能改变贫穷的面貌。我以前当海康县县长、县委书记,就认为教育是最要紧的。(他提倡“治穷先治愚,兴学育人才”。上世纪80年代,他写的一篇文章《治穷先治愚》,被很多报刊转载。)
学生,读书才有出路。旧社会我家三代长工,我小时候给地主家放牛,牛死了,地主怪我命不好,把我撵回家。没钱,上不了学。私塾里的老师,看我想念书可怜,免了学费――6斗谷子,还送了我《三字经》《千字文》。后来上中学,考上了,没钱读,就去当了游击队员。
我有3个儿子,2个女儿,都上了大学,现在都在深圳、广州等地,在国企、银行,还有一个在暨南大学。孙子,一个读了硕士研究生,一个去国外留学。(言外之意,读书终结了他家三代长工的命运。)
都市快报:助学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事?
保伯:雷州有个附城镇麻演村,有一家3个姓黄的兄弟今年都考上了大学,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就说要“抓阄”(决定谁来上大学)。我给他们捐了1万元,市政府给了4.5万元,其他人捐了4万多元,三兄弟都有学上了。
都市快报:有没有特别困难的时候?
保伯:我这个人很乐观。16岁就参加了革命,(1947年参加革命地下游击小组;1948年参加武工队;1949年,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支前工作。)后来又当了30多年的县长、县委书记,(经历过很多风浪)。
芒果冻死了,香蕉被台风打完了,都不算什么。现在干得比较成功,这就好。
都市快报:你跟帮助过的孩子熟悉吗?
保伯:我老了,不认识他们谁是谁。他们过年过节都会来看我。
都市快报:你想过让他们回报你吗?
保伯:我不要他们回报,我跟他们说,当官要当好官清官,要全心全意为国家做贡献,不要当坏官、贪官,坏官万年臭。不当官的,要做好人,为老百姓做好事。
都市快报:保伯,今年农场收成还好吗?
保伯:今年没有台风,收成还好。(声音略有颤抖,一字一顿的。)
都市快报:除了香蕉,还种了什么?
保伯:还有甘蔗。1995年,刚到这里的时候,我还种了蕉麻、芒果。那时候都是荒山野岭,什么都种不好。后来发现,种香蕉和甘蔗最合适。前10年,农场都在亏钱。这几年收成好起来,才赚了钱。
都市快报:农场大吗?一年能挣多少钱?
保伯:我承包了3个农场,加起来4000多亩。现在能挣差不多100万元,明年、后年,都能有100万元,还能捐。
都市快报:听说你今年捐钱给学生们之后,买肥料的钱都不够了,还要去贷款。
保伯:等卖了香蕉就有钱还银行了。
都市快报:去年收成不大好,你还卖了雷州市区三室一厅的一套房子,才凑成100万元吧?
保伯:我老伴几年前就去世了,孩子们都在外面,我住在农场里的,房子用不上,就卖了(卖了26万元)。
都市快报:农场条件挺艰苦的。您腿脚不好,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保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是搞水利的,天天都要在地里,搞伤了身体。90年代,腰就经常痛。之前因为腰骨增生,开了一次刀。 1994年离休后办农场,复发,到宁波的一家医院开刀,没开好,差点把命送了。抢救了之后,就说神经什么坏了。之后就一直坐轮椅了。要两个人才能把我抬上轮椅。主要是人老了,那时候都快70岁了,身体会有些毛病。
裸捐 我再捞财产,对不起死去的战友
都市快报:有人说,您过世后不准备给孩子留一分钱遗产。
保伯:我跟孩子说,我没有财产留给你们了。
第一,我们家三代长工,本来就是没有财产的。
第二,我们海康从唐代到清代,出了6个清官,清代的丁宗洛在山东当知县,把祖上的100多亩田地都变卖了,救济农民。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留钱?
第三,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以前我打游击的战友,好多被抓了杀死了。我两次逃过,活到现在快80岁,我再捞财产,怎么对得起战友啊!
第四,我去美国,他们的孩子长到20多岁,父母就不给钱了,自谋生路。我5个小孩,都过得很好,不需要我的钱。
都市快报:您听说过陈光标这个人吗?他说死后要把全部财产捐给社会。
保伯:这个人我不大了解。但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在学我,有50多个青年企业家,每年都会捐几十万出来做好事。很好。都市快报:您的家人支持您助学,而且不留任何财产吗?
保伯:支持。我老伴(生前)是个小学老师,她退休了跟着我来农场开荒,支持我捐钱给学生。我的孩子也都支持。今年我的钱只有80多万元(离休工资、赡养费和农场收益),不够100万元。我给我广州的小女儿打电话,我女婿是搞企业的,她开着车拿了20万元,回湛江给我。(其中的81万元奖励考上本科的405名学生,其余20多万元用于资助学校。)
都市快报:您想过您过世以后,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怎么办吗?
保伯:我搞了一个基金会,我的农场从明年起就叫“重教助学基金会农场”,赚的钱和捐出去的钱,委托雷州市政府的同志监督。(都市快报 记者 蔺桃 感谢中国青年报记者蒋昕捷提供图片)
79岁离休正厅级干部“裸捐”记
“可以贷款嘛。”陈光保对管账的人说,“等卖了香蕉就有钱还银行了。” 管账的人早已习惯这种不计代价的捐赠方式。去年,农场收益微薄,这位被人们尊称为“保伯”的老党员,为了凑足100万元奖学金,硬是把市区里唯一的一套三居室卖了,“只卖了26万元”。
不止一个人在背后说陈光保是“傻瓜”――一个老游击队员,在海康县(今广东省雷州市)当了30年的县长、县委书记,官至湛江市政协主席。类似这样的正厅级干部离休,多半都在广州、深圳养老,儿孙们承欢膝下。
可这位“保伯”,却带着老伴和一帮农民,跑到雷州半岛最干旱的荒山野岭,开荒种地办农场。头10年,农场年年亏损。眼看这两年才刚有点儿收益,他又开始捐资助教了。
“保伯”不大理会那些非议。给学子们发奖那天,他端坐在轮椅上,穿着雪白的衬衫,胸前别着碗口大的红花,亲手把红包塞在每个学生手里。高考超过一本线奖励2000元,状元奖励5000元。
“保伯”在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也挺新鲜,没有秘书代写的套话空话。其中有一条说,“保伯农场”从明年起将正式改名为“重教助学基金会农场”,其收益和捐赠,将委托雷州市政府的同志监督。
坐在农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这位79岁的老人谈论起死亡,平淡得就好像在说下午可能有一场雷阵雨。他的妻子前两年去世了,他说,将来两人的骨灰要一同撒入雷州的母亲河里,不占用国家一寸土地。最重要的是,他“不会给5个子女留一分钱”。
对于这个决定,“保伯”在那次大会讲话中连续问了几个反问句:旧社会我家三代长工,祖父和父亲都没有留下财产,我为什么要留?海康历史上自唐至清出了6位清官,其中清代丁宗洛在山东任知县时,把祖业100多亩田地都变卖了救济农民。6位先贤都没留下财产,我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还要留钱?
在场的人回忆,后来“保伯”突然眼望着远方,一字一顿地讲:“当年打游击,死了那么多的战友。人家20岁就牺牲了,我现在有命活到80岁,5个孩子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都有了好的归宿。我再捞财产,就太对不起烈士了。”
一番古今中外、家国天下的感慨之后,台下的政府官员、老师学生们总算听明白,“保伯是真下决心要把财产都留给教育事业了。”
没能在学校里好好读书,是陈光保毕生的遗憾。
他9岁起就给地主放牛。可“地主不讲道理”,牛得瘟病死了,硬说是因为放牛娃命不好。被撵回家后,陈光保只能捡猪屎卖钱。那时村里办了一个私塾,老师上课,他就背着粪筐在外面听。老师中午吃饭,他就蹲在旁边看着。
“你想读书吗?”老师问。
“您教书我都在外面听,《三字经》已经念了好多。”陈光保回答,“不过家里真的没钱。”
老师最终免去了6斗稻谷的学费,还送给他一本《三字经》和一本《千字文》。陈光保至今还记得,当他把书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的眼泪一直流。后来他也考过中学,分数是够了,还是没钱念,最终,16岁的陈光保参加了游击队。
“现在回想起来,读书太重要啦。”陈光保掰着手指头算道,自己的5个孩子在恢复高考后都考上了大学,现在有的在国企,有的在银行,有的是大学教授。再往下数,两个孙子,一个读了硕士研究生,一个去国外留学。单从这个小家庭来说,“读书终结了三代长工的家史。”
不过,据他的老下属吴堂胜回忆,“保伯”可不是现在才开始重视教育。早在他担任海康县县长、县委书记的时候,逢会议就要谈教育。他一直在强调,雷州能不能发展,就看教育了。上世纪80年代,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治穷先治愚》的文章,被很多报刊转载。
“保伯”从桌案上抽出当年的那篇论述教育的文章,同时又拿出一份中央办公厅最近寄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你看,总书记和总理都发表讲话了。”“保伯”很得意地把相隔近30年的两份材料放在一起比较,“这说明我思想是对头的啊。”
陈光保这辈子一直以“敢为天下先”著称,但那个年代仍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记。他给长子起名陈永远,长女起名陈忠于,5个孩子的名字合起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
1977年,他治下的潭葛生产大队,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作为县领导,陈光保不但不制止这个曾被毛主席否决的生产方式,反而暗中支持,后来甚至在公社会议上公开支持。
省领导把他找去,怒斥这是“倒退”。“让潭葛这个‘乞丐村’的农民有饭吃有衣服穿怎么是倒退呢?”陈光保不能理解,“我要联合广东14个县委书记去北京找邓小平评理。”
后来,省领导说,“陈光保就不要到北京啦。这样吧,穷队可以包,富队不要包。”
结果,陈光保回到县里宣布:“穷队富队都要包!”
30年后,《广东党史》中承认,潭葛是“广东包产到户第一村”。从包产到户的时间上来看,它比安徽的小岗村早了整整一年。
这就是他对官员的理解,“教育不光是在学校念书,还包括为官和为人”。他甚至从县财政出资500万元,先后送800名年轻干部在高校培训。据说,广东省委现任的两位副秘书长、一位政协副主席、一位人大办主任,都是得益于此。
尽管地处偏远,保伯农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访客。访客分为两拨人。一拨是深受知遇之恩的官员来看老领导的,还有一拨是附近的农民有困难,有“冤情”,来找“保伯”诉苦的。
于是,“保伯”的衬衫左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沓百元的钞票,有困难的,就200元、300元地给。这原本都是儿孙们孝敬他的。
这个退休干部深受周围农民们的爱戴。当有人偷电线,“保伯”一个电话,调和村就来了200多人包围了窃贼;发生了火灾,贤洋村立即来了几十人救火;有一年糖厂要停榨,保伯的甘蔗还没收完,潭葛村就来了300多人帮着砍甘蔗,两天内收完……
而有时候,“保伯”就成了传声筒,从农民这里听到看到的,就传达给官员:
比方说,过去官员下乡住在农民家,现在“不下乡了”。一个60多岁的农民到县里反映情况,找不到领导,一到省里、北京,就被送回来。
比方说,过去到雷州来视察的上级领导都是住招待所,喝酒就喝几毛钱一斤的海康米酒。现在就连一个小科长,都“动不动就住酒店,喝洋酒……”
比方说,过去官员讲求实事求是,现在好多“弄虚作假”。
“我们已经严重脱离群众了。”说到这里,这位老干部长叹了一口气,眼中犹带泪痕。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翻了多年,显得破破烂烂的党章,上面诸如“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之类的字下方,都用红笔画了出来。
“保伯”心有所感,用当地特有的雷州歌的形式,创作了一本316页的《好官坏官歌》,里面唱“坏官二十害”,“坏官臭万年”。坏官名录那部分更是从建国初的刘青山、张子善,一直唱到新近的王华元、陈绍基。
“官员来了,我就送一本,然后唱给他们听。”保伯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要做好官,不要做坏官”。
很多时候,保伯不能理解当下的世道人心,就像很多人不能理解,他这样做,“究竟是图什么?”
“您出书立说做好事,是为了青史留名吗?”有人直言不讳地问陈光保。事实上,的确有人把“保伯”和雷州历史上的三位清官合称“三公一伯”,相关出版物也在筹划中。
在“保伯”看来,自己尚不能与先贤并列,不过,让老人高兴的是,自己捐资助学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已经逐渐显现。
今年,雷州市附城镇麻演村黄源胜三兄弟都考上了大学,但因家穷,无法承受一年几万元的开销,三人面临“抓阄上大学”的窘境。
陈光保知道后,资助他们兄弟三人1万元。随后,雷州市政府资助4.5万元,各社会人士捐资4万多元,三兄弟读大学的费用基本得到解决。
最近,“保伯”召开了一次讨论捐资助学的家庭会议,子女都表态,会尊重他的意见。他的长子陈永远已经改名陈强,女儿陈忠于也改做陈忠瑜。
“我们这一代人表达感情不会这么直白。”陈忠瑜说,“但不能否认,爸爸那一代人的精神真是很了不起。”
当然,如果是“保伯”认准的事,恐怕是没有人能左右得了。在家里,他是严父的形象,在工作中,他也是不苟言笑,不怒自威。翻看陈光保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相片,这位身高1.8米的大汉总是一脸严肃的表情。
唯一例外的,是在参观农场的路上。
“你看,今年的香蕉长得多好。”这个退休高官指着车窗外已经挂果的香蕉林,咧着嘴嘿嘿地笑,“12月份我又可以卖甘蔗,明年就不用为筹钱发愁了。”(中国青年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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