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衰于软弱，强国起于受辱

　　中国民众反日情绪强烈，这是众所皆知的，但一般人不知道的是，在100年前，日本人也同样盛行反华。历史很吊诡，也很讽刺，但在吊诡的背后，却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1886年，北洋舰队“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访问日本长崎，在当地立刻引起了轰动。在“定远”、“镇远”两艘威风凛凛的巨舰面前，前来观看的日本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心中的震撼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可以想象，多数日本人的心情是复杂的，那种“羡慕、恐惧、愤懑、嫉妒、仇恨、震惊、自惭形愧、怒火中烧”的滋味，是相当的不是滋味。

　　由于在之前的十年中，中日间因为琉球、朝鲜乃至台湾问题多有龉龃甚至悬案未结，李鸿章此次派出“定远”、“镇远”两巨舰前往日本，其中也不乏“震慑吓阻”之意。

　　“定远”、“镇远”为同级姊妹舰，由德国伏尔铿船厂制造，1885年10月交付，当时号称“全球第一等铁甲舰”。铁甲舰在当时海军中的地位，就像今人眼中的航空母舰，而耗费340万两白银打造而成的“定远”、“镇远”，也确实非同凡响，二舰长94.5米、宽18米、排水量7200吨、航速14.5节（“镇远”航速15.4节），两舰的主要武器为：4门克虏伯305毫米后膛主炮、克虏伯150毫米后膛副炮2门、75毫米克虏伯舢板炮4门、37毫米五管哈乞开斯机关炮8门、57毫米、47毫米哈乞开斯机关炮各2门，14吋鱼雷发射管3具。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该舰管带为总兵衔（北洋舰队的职级如下：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这两艘主力铁甲舰回国后，北洋舰队立刻鸟枪换炮，一举成为“远东第一舰队”，在1888年正式成军后，北洋舰队的世界排名升至前八。

　　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一向复杂而矛盾，原因是他们在历史上饱受中国文化的浸染，一向有“学生对老师”的心理，但近代以来，日本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相比于固步自封的大清国，他们在心理上难免有傲视之意，但这次北洋舰队的来访，对他们的心理打击极大。

　　　　8月13日，北洋舰队的水兵们在上岸后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其中一名警察被打成重伤，一名北洋水兵轻伤（说来惭愧，此事系水兵在妓馆寻乐引发）。此事发生后，本就窝了一肚子气的长崎警察和日本浪人极其愤怒，结果在15日发生了更大的冲突。这一次，由于北洋水兵猝不及防，被早有预谋的数百名日本警察、浪人持刀杀死5人，杀伤40多人，日本警察也被打死1人，受伤30多人。混乱当中，一些当地的日本人也从楼上浇沸水、掷石块，有的甚至也拿着刀棍参与混战。

　　李鸿章在得知“长崎事件”后，随即愤怒的召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其中不无威胁的说：“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而北洋舰队总教习琅威理也建议立刻对日本宣战，炮轰长崎作为报复。
　　　　
    当时的日本，虽说已经开始变法维新，但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十来年间便完全改变，何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尽管日本人对“顽固保守”的中国报以蔑视，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这种历史的阴影并不那么容易被抹去。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国力及军力都是日本难以企及的，仅就海军而言，日本只有3 艘3000吨级的铁甲舰， 而北洋舰队光7000吨级的铁甲舰就有两艘，其他巡洋舰、炮舰、运输舰等，其数量和质量也远在日本之上。

　　在各国调停和外交折冲下，中日双方在半年后达成协议，称“争斗事件原为语言不通，彼此误解，遂致互斗死伤”；根据中日之前签订的天津条约，“两国司法部门根据本国法律，各自斟酌处办，互不干预”；最后，就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中国52500元（其中士官1名6000元，士兵7名31500元，致残6名15000元），中国赔给日本15500元（其中警部1名6000元，巡查1名4500元，致残2名500元），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这事算是和平了解，双方互让一步，彼此体面下台。

　　李鸿章派北洋四舰去长崎，确实有点“炫耀武力”的意思，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北洋舰队的两艘巨舰对日本人的民族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刺激。经过这次事件，日本的反华仇华情绪反而进一步高涨，从军国主义分子到普通老百姓，都对北洋舰队充满了敌意。在他们看来，外国水兵喝醉了酒来本国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这种愤恨和受辱感，自然很容易便被煽动了起来。（这种事并非中国独有，可惜“祥林嫂式”的历史教科书没有告诉我们）

　　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大力发展海军”成为日本国内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也成为了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就连日本的小孩子，他们当时最流行的游戏，就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

　　日本的反华情绪在日本政府的鼓动下，很快变成了赶超北洋舰队的动力。“长崎事件”结案不过一月，明治天皇便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随后便以身作则，拨出内帑30 万日元，作为海军的补助金。之后，明治天皇又发布敕谕，决定在其后6年中每年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员的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首相伊藤博文也发表演说，呼吁国民捐款捐物，缩衣节食，为日本打造一支更为强大的海军。在这场献金热潮中，日本在半年之间便筹集了两百多万日元，连天皇的老妈阿巴桑，也捐出了她仅有的两件首饰。

　　日本政府更是不顾财政困难，逐年增加海军经费并发行巨额公债，其数量几乎超过其财政收入的三成。譬如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而在1889年，日本的海军军费已接近1000万日元。1888 年后，日本开始了的大规模购舰、造舰进程，六年间便添置军舰12 艘，总计新添海军吨位近18000吨。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主力舰总吨位已达到37000吨，大大超过了北洋舰队主力舰总吨位（不到30000吨）。而就在这六年间，北洋舰队未购一舰一炮，“排名前八”的辉煌，早已是昨日黄花。
　　　　
   更要命的是，当时的世界海军军事技术日新月异，日本后来者居上，无论是定购还是自造的军舰，装备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和武器，其平均航速远超过北洋舰队，而军舰上大规模装备的速射炮，更是北洋舰队所不具备的。到甲午战争前夕，北洋舰队在总吨位、航速、火炮功能上均劣于日本舰队，这或许就是北洋舰队在这场“国运相搏”的战争中首败于丰岛、再败于黄海、三败于威海卫的原因了。

　　　　国运衰于软弱，强国起于受辱。十九世纪是个流氓当道的时代，和平主义、缺乏野心只能被动挨打。清廷对海军发展毫无战略规划，毫无远见，不知道海军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到底是用来看家护院还是远洋作战、制敌于海外？如果是前者，耗费巨资，养它何用？对海军来说，永远只有第一，没有什么第二第三，即所谓“嬴者通吃”！战略定位的失败，是最根本的失败，正是因为战略上不重视，才有停止购舰的愚蠢短视之举，并最终酿成了赔偿上亿两白银的恶果。

　　　　最具讽刺的是，中国拿得出赔偿的巨款，却拿不出继续发展海军的钱，归根结底，还在于清廷最高统治者的麻木不仁。堂堂4亿多人的大帝国，连一千万的海军军费都拿不出（平均每个人还不到40分之一两，要知道，整个北洋舰队的投资也就千万）。朝廷缺乏雄心壮志且不说，大部分的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是漠不关心，想要地方督抚们拿出点银子比登天还难。等到了庚子年，中国人每人赔给列强们一两银子，合计4.5亿两白银，宁可巨额赔款，宁可腐化堕落，不肯鼓舞民心，不肯发展军备，女人与孺子当国，可悲可叹。

　　戈登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不能战而言战者，皆当斩。反过来说，能战而不战者，亦当斩。说一句“马后炮”的评论，“长崎事件”本该开战，结果且不去管它，至少它能刺激中国继续军备竞赛，而不是坐视日本强力发展海军，如果当时的清廷能因为战争而加大对日本的警觉，在这场军备竞赛中，日本绝无胜算，由此也不会有后来近50年的屈辱史。中国的国运逆转，或许就在这一线间。

　　该强硬的时候不强硬，长他人志气挫自己威风，徒使国人自卑而敌国轻视，假以时日，时事日坏，遂成惯例，国势由此渐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历史观，或者说大众的价值取向或思维方式，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处于发展期的国家，其影响虽无形，但深刻。任何对这种影响的忽视，势必会在之后的某个时间段内尝到苦果。弱国的和平主义即为无能主义，强国的和平主义则多为绥靖主义，隔十年便要发动一场战争的美国从来不绥靖，并不是它不喜欢和平，而是它需要战争来刺激自己的神经并在战争中检验最新的武器。对于近代历史的科技发展而言，最先进的技术、最有突破意义的创新总是来自于军事，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也是新世纪以来美国不惜巨资进行“新军事革命”的原因，尽管其未必能就此获得世界级的突破，但至少也加大了其他国家的追赶难度。美国在01年的四年防务报告中说，在最近三十年内不会出现同等量级的对手，这不是一句空言。如果说英俄法德的军事能力落后美国三十年，那中国何止落后三十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甲午前日本能造大型军舰而中国不能，日本可以修理巨舰而中国不能。洋务运动中模仿西方尚且犹豫迟钝，毫无积极，创新更是无从谈起。近代以来，无论科技或是制度，一味的模仿西方，模仿到最后十不像，搞了一百年乃至再搞两百年，仍旧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还说什么“超英越美”，不啻于痴人说梦。更可悲的是，在最近的一百五十年里，不管是科技进步或是文化创新，也不论是思想突破或制度革新，中国人到底为世界贡献了什么？又凭什么去超越百年来历久而弥新的西方强国？我们有什么法宝？这难道不值得中国人去深思吗？（作者：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