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外国商人对我说他是这样看中国人的贫富的(图)

　　要知中国人富没富，就看其住的动没动

　　——某外国商人对我说他是这样看中国人的贫富的

　　文/汪华斌

　　今天碰到了一位外国商人，攀谈起来发现他竟然相当了解中国；他问我住的地方搬了几次，我说还是二十年前的老地方。他就说你肯定是中国穷人的队伍，我就问他这有什么依据。他说他没有来中国之前见到移居到他国的中国人都很富，当时还很奇怪；为什么富了的中国人要移居国外呢，因为他们自己的富翁就在本国生活。后来到了中国才知道，中国农民富了就是进城，城里的人富了就是买房；而特别富翁基本就是移居国外，这成了中国人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总结出“要知中国人富没富，就看其住的动没动；经常动的肯定是富人，而改革开放后基本没动的只能是穷人”。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前经常搬住房的肯定是官员，所以能用住房动没有动来判定其提拔了没有。所以那个年代是领导年年住新房，老百姓就跟在领导的后面住旧房；反正住房是国家安排的。改革开放后我们的住房观改变了，但老百姓却还是买不起住房的人；于是领导有住房却成为了买得起住房的人，结果先富起来的领导又用自己的钱买更高级的住房；所以改革开放后还是住房能看出中国人等级的时候。

　　随着我们社会财富向个人身上聚集，我们社会上的富人也就越来越多了；于是富的农民首先是在城里买商品房，然后是将子女的户口转进城里了。而城里的富人却开始向国外转移了，所以移居海外的中国富人越来越多。最后这成了我们社会的流动规律，富农民纷纷进城，而富城里人就是买商品房；当然大富的城里人则纷纷出国或移居海外。再看我们社会的穷人，他们还是在自己的原地不动；贫穷的农民还住土坯房的不在少数，城里的穷人住解放前住房的大有人在。如我认识一位邻居，他姐姐在1948年临去台湾前给他父母亲买了套住房；他姐姐1988年回来探亲竟然发现他还住在这房里，因而感慨地说‘连台北的住房都新翻了两遍，可大陆竟然还是她1948年买的住房’。然而她却不知道，这位邻居现在还住在这1948年买的住房。

　　有位台湾同胞到武汉市的粮道街探亲，竟然眼泪都出来了；因为他从飞机场到酒店，到处是日新月异。可他回到他的出生地，竟然还是他小时候的模样；也就是说日新月异的是门面，而老百姓的居民点竟然还是解放前的产业。再比如说我们武钢的工人村，这是1958年的产物。当然这里居住了几代人，首先是领导；其次是工程技术人员，再后来就是工人。然而现在你再去这里看，除了退休人员就是家属工；因为其它的人全部搬家了几次，而只有这些人也有从1958年住到今天的；也有后来分房再搬进去的。反正搬进去就搬不走的人，肯定是最贫穷而且又没有权的人。

　　有位台湾同胞不理解，他说武汉市的商品房都建在江夏去了；为什么就不开发粮道街呢。我说政府下文要改造棚户区，可武钢的工人村却难动工。因为这里居住的全部是老百姓，而且还是贫穷的老百姓；所以改造成本太大。现在的房地产在粮田上建，它的成本就小得多；因为它除了政府收的土地出让金外，竟然没有任何成本了。所以城里的穷人没有人管，而农村的穷人同样也没有人管。如此说来外国人比我们聪明，他们一下子将中国特色总结出来了；这还是我们社会的基本规律。

　　看如今的城镇化建设，全部是大富的农民进大城市；小富的农民进小城市，没有富的农民就只能进镇。所以如今的农民盼望征地，因为这是农民致富的唯一途径；如我在江夏见到一个新村很漂亮，原来这是三峡的移民新村。这全部的住房是统一免费的，只要自己买了家具就能住人。而如今的移民可是富了，没有少百万的家庭；所以他们说坐吃后半生都够了。而与他们毗邻的农民，却还在土坯房居祝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贫穷的农民盼望土地征用；因为这是自己能够动住宿的唯一途径。

　　是啊!让农民带着尊严和财富“转户进城”，让富人再带着尊严和财富“移居海外”；这样我们社会就只剩下穷人了，当没有富人的影响自然也就心态平和了；看来这是制造社会和谐的好办法，也是穷人眼不见而心不烦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