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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如何处理领土争端?向柯西金解释争议地区

www.sinoca.com 2010-09-10  北京青年报  [复制链接]  字体:


1969年9月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苏方副团长说,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九年间中苏边界谈判共进行了15轮。

  究竟什么叫“不可替代的专家”

  北大毕业后,经过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和北外回炉进修,我于1973年3月进外交部工作。这是“文革”以来外交部第一次接纳大学毕业生,各级领导都很重视。

  当时,中苏两国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为了在“反修”第一线进行锻炼,司里安排我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实习。代表团行政上属苏欧司,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还包括一些军方人员。团长是主管副外长,首席团员主持日常工作。

  到代表团后,除了领导谈话外,许多老同志也都主动向我介绍情况,传授经验,我感到非常温暖亲切。从参加外事活动要注意什么,怎样与对方交谈到如何打电话以及怎么坐车等,老同志们都一一指点,手把手地教我。有些细节看似小事,里面却有颇多学问。

  开始出席对外活动时,我一般都提早5分钟到场。老同志马上提醒我,像这样的集体活动,至少要提前10分钟,不能让别人等。如是工作人员,还应更早一些,先检查一遍场地或车辆等有无问题,然后迎候首长。如果领导来晚了,不能直接催叫,要通过秘书;即使晚到了,也不能说迟到,而应向对方解释说,领导有急事耽搁了。

  外出坐车时,我早到了,但不知该坐哪个位子。老同志告诉我,乘小轿车,应坐在前排司机旁的位子,后排右手的座位留给首长或年长的同事;如是大巴士,则应往后坐,前面的好位子留给别人,因为后头的位子容易颠簸。

  有一次到中苏边境地区出差,我就因坐错位子而出了大洋相。我们乘坐的是吉普车,每次上车时,我都抢先坐到前排司机旁的座位。后来被同去的一位老同志发现,他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坐那个位子。我还争辩了一番,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原来越野车与小轿车不同,前排位子好,应是首长专座。刚巧,地方的同志一路上都叫我“首长”。尽管我一再解释,说自己不久前才到外交部工作,但他们还是称“那也是中央派来的”。

  让我有点失望的是,当时领导分配我管资料档案,自己觉得是“大材小用”。原以为,到外交部就是当高翻。但当我参加了一次边界谈判之后,急着做翻译的愿望也就被抑制下来了。

  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做记录,可我连对方发言的许多内容都没怎么听懂,总共也未记下几句。原来谈判翻译与我们在学校时的课堂翻译或实习对话,完全是两码事。不仅语速快,而且双方唇枪舌剑,对即席翻译的要求极高。我一下子服了,自己不是当翻译的料,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好高骛远,而要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从搞资料学起。

  边界谈判的原始材料、地图、书籍很多,“文革”中又搬了几次家,后来都被杂乱地堆放在一个黑屋子里。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先进行了一番清理,然后把所有资料分门别类登记造册,贴上标签,并做了卡片索引。领导肯定了我的起步工作,要求再深入钻研,尽快成为中苏边界问题专家。

  记得有一次,一位从驻苏联使馆回国休假的政务参赞来看望大家。他见我是新人,非常关心,还当场用俄语考了我一下。最后,他希望我成为一个“незаменимый эксперт”(不可替代的专家)。我不知道“эксперт”(专家)这个词,没听懂。他提示后,我请教说,专家不是叫“эксперт”吗?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乐呵呵地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究竟什么叫“不可替代”?怎样才能称得上“专家”?我反复琢磨了好几天,才有所感悟。这句话后来还成了我从事外交工作的座右铭。

  因工作态度问题而挨批

  中苏边界问题,包括复杂的历史沿革,要搞清楚很不容易。至于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家,那更是难上加难。好在我手头已有大量珍贵的现成资料:为准备1964年的中苏边界谈判,许多老前辈花了很多心血,白手起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掘、编写了这批调研材料。

  我将所有这些资料从头到尾认真研究消化,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对于有疑问的地方,就向老同志请教;还不齐全的,就到有关研究所和图书馆查找补充。对7600多公里长的中苏边界线走向,特别是东段黑龙江、乌苏里江数百个争议岛屿和西段新疆接壤的十几块争议地区,结合历史档案、条约规定、附图描绘、国际法论述以及水文地理资料等,进行全面分析比较,然后重新整理了有关论据,包括对我方有利和不利的两方面材料。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终于初步掌握了两国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其症结所在。领导还特意组织全团进行边界业务学习,进行考核,由我主讲,老同志提问补台。

  为尽快适应工作需要,每天下班后,我都留在办公室里补课学习,每晚都是10点钟离开办公室。一是把参加谈判时未听懂的内容重新回忆核对,将一些常用的专有名词和词组背熟;二是提前熟悉有关背景情况,并准备相应的材料;三是大量阅读俄罗斯文学原著,增厚俄文功底。

  我们代表团有一个北京图书馆的特殊借书证,可以借阅“文革”中被视为“禁书”的外文书籍。利用工作之便,在查阅有关边界问题图书的同时,我借阅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俄文长篇小说。平均一个月一部,主要是泛读,提高阅读能力,扩大知识面。有一次,我看北图的工作人员不懂俄文,还趁机借了法国司汤达著的《红与黑》俄文译本。这部小说在当时更被看做是“毒草”,所以我平时把它锁在抽屉里,没人时再拿出来看。

  为了培养我,领导不断给我加压。除了管理资料外,新增了办案业务,具体处理涉及边界历史等问题的文章、书籍及地图。后来,又让我担任谈判代表团的联络员,协助一位老同志负责对外联系。因为我最年轻,一有会议或出差机会,他总是带着我去见习。与此同时,上级对我工作上的要求十分严格,不容许有半点疏漏。

  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因誊抄上呈文件字迹潦草,曾受到醍醐灌顶般的批评。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全然不知抄写文件的分量。我很快龙飞凤舞地抄好,也不核对,就交差了。领导没看完,就拍桌子大发雷霆:这样歪七扭八的,抄成什么玩意儿?不会写字,买本字帖练好后再抄!我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马上钻到地底下。

  过了一会儿,他消了消气,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上呈周总理的文件,怎么能抄写得这样随意呢?接着,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总理办公室退回的文件。那是我们代表团的一位老同志用毛笔誊写的,非常工整,字也好看。上面用铅笔画了不少道道,而且每句后面都重新打了标点,包括原先错了的都改了过来。原来这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批阅并随手留下的印记。总理日理万机,都能如此严谨细致,使我感慨万千。我赶紧拿回来重抄,一笔一画,抄了好几遍,才算得到认可过关。

  这是我入外交部后第一次因工作态度问题而挨批,但也是最后一次。我从中体会到,不论做什么事,尤其搞外交,必须认真精心,一丝不苟。后来,我走上了领导岗位,还时时记着这个教训,并对青年现身说法,强调严师出高徒。

  我说的这位领导,是已故的苏联东欧司司长马叙生。他是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首席团员,是我入门外交的启蒙老师。对人既要求严格,又关怀备至,包括个人生活上的小事,都乐于“传帮带”。他是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留学生,文质彬彬,平易真诚。我们都叫他老马,这里还有“老马识途”的含义。外交上他是一把老手,擅长策略运用,以坚韧的意志和个人魅力赢得对手的尊重。他严于律己,对工作精益求精,喜欢亲自动手,经常废寝忘食,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当年,无论苏欧司,还是整个外交部,都有一批像老马那样兢兢业业的“不可替代”的外交精英。他们都是在第一任外长周恩来总理言传身教之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忘我的奉献精神、过硬的外交才干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代代传承,形成了外交部特有的优良传统。

  周总理向柯西金解释“争议地区”概念

  1969年10月再启边界谈判的直接背景是,当年3月在中苏边境黑龙江省虎林地区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两国关系空前紧张。

  9月11日,柯西金总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里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晤。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两国总理着重谈了缓和两国边境地区局势问题,并达成一些共识。双方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协议。双方还赞同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后来常说的两国总理“谅解”。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没有料到,一谈就是9年,被称为“马拉松式谈判”。

  在会谈中,中方强调,中苏关系的关键是边界问题,边界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边界问题解决前,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并提出了具体协议草案。

  苏方不承认两国总理已就此问题达成谅解,拒绝讨论临时措施协议。后来,苏方作了妥协,同意进行讨论,并交换了几次方案。但因双方立场各异,怎么也谈不拢。双方分歧、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

  两国总理会晤谈及边界问题时,双方多次使用过“争议地区”这一概念。柯西金曾问,什么叫争议地区?周恩来总理解释说,就是指边界上某些“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有分歧的地段,并用铅笔在纸上画了示意图。但是,在谈判中苏方矢口否认存在争议地区,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争议地区”的概念是中国人发明的,实际上是向苏方提出了“先决条件”。中方则反驳说,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侵占或划去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并主张在归属争议解决前,双方应该维持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为此,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谈判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打破僵局,双方都做了一些努力。苏方建议用对边界线走向“理解不一致的地段”、“需要核定的地段”或“被争议的地区”等措辞来取代“争议地区”的概念,我方则以违背两国总理谅解为由未予接受;中方也提出过折中方案,建议采用双方对边界线“划法不一致的地段,即有争议的地区”的措辞,而对方要求去掉后半句,中方不同意。

  苏方之所以不承认两国总理就争议地区问题达成的谅解,据说是因为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没有通过,认为柯西金由于不了解情况,上了周恩来的当。

  周总理非常关心边界谈判的进程,从谈判方针到礼宾安排都亲自过问。谈判期间,凡遇重要情况,团长都直接向总理电话请示或书面报告。为推动谈判,周恩来总理向苏方传话,指出:争议地区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你们不承认,我们就达不成协议。苏方曾提出两国总理再次举行会晤的建议,我方以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尚未履行为由予以回绝。

  双方因翻译问题打口水仗

  1970年5月1日,北京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邀请了苏方谈判代表参加。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中方参与边界问题谈判的代表都是“重量级”人物,乔冠华、韩念龙、余湛副外长先后担任中方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他们都是经验丰富、才华出众的老一辈外交家,也是令对方敬畏的谈判高手。谈判桌上气氛紧张,双方发言针锋相对,用词也常常语惊四座。比如,针对苏联的无理与霸气,我方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威胁之下谈判吗?”等等。

  苏方代表团团长先由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担任。他是一位资深职业外交官,50年代曾任驻华大使。后因库兹涅佐夫生病,团长改由伊利切夫副外长担任。

  伊利切夫在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还是哲学博士,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喜欢咬文嚼字,让人不知所云。会谈中,他总是眯着眼睛,悉心捕捉中方每一句话后面的含义。有时脸涨得通红,耸耸肩膀,摊开双手,做无奈状。回应中方的观点时,他立场强硬,惯于指责中方“拖延”、“封杀”谈判;爱说这是“聋子对话”,应该“相向而行”;偶尔也冒出句俏皮话,如说中方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讽刺中方所提的新建议是“大山生出了一只小耗子”(意为雷声大雨点小)。他烟瘾很大,有时会谈的时间长了,就说“能歇一下抽支烟吗?”

  伊利切夫的副手是苏联边防部队的一位将军,谈判时很少说话。他常驻北京,下榻在苏联驻华大使馆。

  两国边界谈判在台基厂头条3号外交部宾馆举行。除了正式会谈,平时双方通过联络员保持着各种级别的联系。作为东道主,我们经常为对方组织一些游览活动,去北戴河休养以及外地旅行。在非正式场合,双方都相敬如宾,谈笑风生,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包括澄清谈判中的“误会”,或者传递某些信息。

  记得在学校上翻译课时,老师曾讲过,翻译要注意用词准确,否则有可能闹出政治问题,并举了中苏两党往来信函中发生的一个实例。1964年,中共中央在致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中,要求苏共中央将最近致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发给中共。其中“要求”一词,我方译成“эксперт”。苏共领导看后勃然大怒,当即复信,指责中方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并质问道:这是根据什么权利?难道有谁会认真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中方在复函中,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在中文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样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那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那封信件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просить)你们把这封信件发给我们。

  这是一个多么经典的例子啊!这说明翻译用词表达不仅重要,而且有时也十分敏感。当然,苏方之所以小题大做,主要与两党关系恶化有关。但有时翻译不准或欠妥,确实可以起到某种火上浇油的作用。

  在两国边界谈判中,有时因翻译问题,双方打口水仗,甚至大吵一场。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中方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认为,这是把他们比喻成什么“虫子”,是“污蔑”,说中方竟然会认为苏方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当时听老同志讲到这些情况后,觉得匪夷所思,而这次亲历谈判现场倒使我有机会亲身领教。

  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伊利切夫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болезненная реакция”(过分反应)。苏方翻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对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伊利切夫感到莫名其妙,不得不宣布休会。

  还有一次,伊利切夫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又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把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现竟敢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要让所谓“健康思想”占上风,这是痴心妄想!鉴此,中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从上述点滴花絮不难看出,中苏之间的这场谈判,不仅时间拖得长,而且争论的热度也异乎寻常,是不折不扣的“文斗”。

  苏方团长应付记者的一句套话

  苏方对边界谈判只在北京举行颇有意见。先是婉转地表示,对中方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款待非常感谢,希望也有机会在莫斯科接待中方代表团。中方没有接茬儿。后来,对方又正式提出,要求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谈判。中方以两国总理当时谈定在北京进行边界谈判为由予以婉拒。直至1978年,两国边界谈判的地点一直未变。

  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6月27日,中苏边界谈判共进行了15轮,召开全体会议40次,团长会见156次。谈判前期,双方开会的频率较高,一连会谈好几个月;到后期,双方谈判的间歇越来越久,最长的一次休会达1年7个月,真成了“没有谈判的谈判”。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双方还都表示,要在下一轮谈判中继续进行讨论。但实际上,从此也就不了了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

  尽管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和领土归属问题,但谈判开始以后,两国间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比以前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经贸关系等也有所发展。另一个效应是,中苏之间一宣布举行谈判,美方也急欲与我国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

  “谈判本身就有意义”。这是苏方团长从莫斯科来北京参加边界谈判时,每次对付在机场迎候的外国记者的一句套话。但细细推敲,似也不无道理。

  在评价双方谈判结果时,伊利切夫还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干”。在一次宴会上,他先说了前半句“наш труд пропал”(意思是我们的工作徒劳了),然后故意打住。怎么回事?大家都面面相觑。接着,他加重语气,慢吞吞地补了后半句“не даром”(不是白白的),逗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

  从此之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干”这句话也就成了双方边界谈判人员的口头禅。

  本版文章选自周晓沛大使新近完成的书稿《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该书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供图/周晓沛

  本文作者周晓沛

  浙江乐清人,1945年生。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71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进修。1973年起在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处长、参赞,东欧中亚司副司长、司长,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大使。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等。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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