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2010033期封面。
原标题：你了解抗战吗
编者按
抗战胜利65年，还有多少关于这场伟大战争的故事和细节不为我们所了解？
时光悠悠，当年20岁的青年如今都已是年过八十的老人，谁还能以亲历者的角色讲述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
在拯救抗战史的同时，权威党史研究者亦强调，抗战史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化和拓展时期。在不同身份研究者、爱好者的努力下，铁马秋风已不只是抗战史的全部。
本组报道介绍了不同群体为恢复抗战历史而做的努力。无论如何，对于这样一段历史，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责任。
樊建川：立馆留史才能印汉奸丑态
一些人对于“汉奸”问题所持的某种暧昧态度，近些年来表现为给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翻案”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 成都报道
1940年，南京人桂公衡于日伪政权“南京维新政府”组织的县长训练所毕业。班上同学们将到各地出任伪政府县级官职。临别之时，即将踏上仕途的踌躇满志与要成为“汉奸”的道德重负交织，不免个个满腹感慨。
国家临受大难，江山破碎如梦，而将己身托付日寇，求余生荣华富贵。很难想象他们当时的想法，为什么来，又做什么去？他们对于找到这条“出路”是何心态？庆幸、向往？苦闷、挣扎？抑或抱着一种虚无态度但求今日安乐？
桂公衡拿出一本留言册，请同学们题写书法赠言。大家都有一肚子话，字越写越多，最后他不得不将许多张纸粘起来，结成长长十余尺。
留言里，有人直奔主题：“祝君前途官运亨通！”
有人加以粉饰：“望吾兄抱公仆之精神，为国家民族求出路。”
有人在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中寻求慰藉，并企望以此说服同辈：“希洞悉情由之根源，知于理会，悟于心机，超脱利害，不为成见所囿，不为古义所羁，而能自拔于天地之间。”
也有人看似满腔救国热情，慷慨陈词梁启超《爱国歌》第一章：“君不见，地球万国户口谁最多？四百兆众吾种族。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还有人奋笔疾书岳飞抵御外族侵略的名篇《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对于已经要在日伪政权“从业谋职”的人来说，笔诵《满江红》究竟是什么心情呢？
（汉奸丑态馆 资料图片）
正在建设的“汉奸丑态馆”
“我一直想弄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会当汉奸。如果说杀人、抢劫、强奸，还是可以分析的罪行，那么背叛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背叛延续几千年的民族文化，比任何罪名都不能饶恕。”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上世纪90年代，他在文物市场上发现了桂公衡的书法留言册，后面还附着新中国清查汉奸的调查登记表，立时花4000块买下。
“贵了，但无法可施。”樊建川说，“这是难得之汉奸之相。他们心中也有压抑，感到无出路。”
自从70年代末搞文物收藏以来，樊建川一直刻意留心与“汉奸”相关的东西。他手中的藏品越来越丰富：日制《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职员表》、《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览》，基本等同于中国高等“汉奸”的花名册；日伪政权发行的宣传画，“普天同庆”、“向完成大东亚战之路迈进！”、“美女要嫁满洲国军人！”；伪政府时期的良民证、结婚证、毕业证，伪蒙政权上标注“成吉思汗元年”的地契；大汉奸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判罪的卷宗??
“这些实物和文献能如实展示那段历史，既有他们协助日军犯下的滔天罪恶，比如参与扫荡、搞经济掠夺、实行沦陷区的统治和文化宣传，又不回避他们客观上在社会管理、教育、市容上的一些作为。”樊建川打算建设一个“汉奸丑态馆”，全面梳理“汉奸”历史，这是他多年的心愿。
此前，他已凭一己之力，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打造起一个占地五百亩的博物馆群：建川博物馆聚落，展出其近30年来收藏的200余万件藏品。其中“抗战”系列就有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抗日俘虏馆等，皆为国内首个以此为内容的博物馆。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主营房地产，年利润5000万元左右。但博物馆事业是一个不断扩张的“无底洞”，不断新建的分馆和购买藏品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积蓄，其间他甚至卖掉了价值4000万元的总部大楼。
1957年，樊建川出生于四川宜宾。他曾参军、在重庆三医大任教，1987年转业到宜宾市地委政策研究室。1991年，他出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两年后辞职，后来创办“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2005年，建川博物馆开门迎客。工作人员说：“我们的解说员现在一看到建新馆就头大，不知道又要多记住多少东西。一开始只有15个馆，后来樊总收藏的东西多了，要扩展到25个，现在又想要翻倍，还准备梳理百年史，从民国开始到现在??”
“父亲在世时，常说：‘当兵有什么，一条命，一个背包。命是拿来拼的，背包甩了就是了。’听父亲的话，战士般的建馆，能建多少是多少，扳命都建不动了，才能算是阵亡。无论多少个馆，就是一个背包，甩了。”樊建川近日在微博上写道。
汉奸馆与侵华日军馆便是新规划中的重要项目。这两个馆后来被规划入同一个建筑内，“上面是日军馆，下面是汉奸馆，寓意很清楚，正是靠这些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这么久。”樊建川说。
如今，这栋上下两层的建筑正在馆区内动工，预计年内建成，明年开馆。
什么是“汉奸”？
《辞海》中这样定义汉奸：原指背叛汉族的人，后泛指背叛自己民族的人，和敌人合作出卖民族利益的那一类人。而陈嘉庚在早年有一个更简单的判断：凡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进行审判，曾以“汉奸罪”论处一部分人；解放后新中国也曾处理一些人。但“汉奸罪”的定义有时候有些暧昧，具体到每一个个人，如何判定他的罪过也成了充满主观性和复杂性交织的难解之题。
在樊建川看来，“汉奸”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身上负有血债的。由于这些人的存在，导致中国军队受挫、抗日爱国人士牺牲，比如“汉奸”头子、便衣队特务、密探等等，这些是非常明确的“汉奸”“败类”。
第二，在伪政府政权中做到一定级别的。他们可能没有直接犯下血债，但“毕竟在大部分人家破人亡的时候享受着声色犬马的生活，作威作福多年，说他们是汉奸也绝不冤枉”。
第三，侵略军的合作者，下层官员、军人，比如基层警察、保安队长等，可算“胁从”。“他们不像前两种明确是国家、民族的敌人，相对灰色一些，也是为数最多的一批。可能是卖国求荣，但也可能就是为谋生。”
还有一类，即沦陷区的一些民众，在伪政权通知下修路、巡夜、跑腿，连胁从也算不上。樊建川认为对这部分人可以不必划在汉奸之列。
“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政府基本都是依据两项来判定：职务级别和影响力。”樊建川阐释说，比如周作人、胡兰成，没有做过特别实质性工作，没有亲自犯下人命案，但是他们“拥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让人们以为原来背叛民族也是很清高的，很有文化的。这种影响更糟，它某种程度上唤起更多背叛者” 。
抗战末期，国共两党军队加起来应有800万之众，而日军仅有130万。战争之所以迟迟不能结束，100万伪军以及数量众多的伪公务员和伪警察起了恶劣作用。
为什么中国会出这么多的汉奸？
国内也尚未有相关研究结论，尽管关于汉奸头目的描摹和史料诸多，却罕有人对这个群体进行整体研究。
之所以这段历史研究成为空白，樊建川认为其中牵涉许多复杂的问题。
“谁是中国的汉奸研究专家？没有！如果非要找，大概就是我了。”樊建川自信一笑。
2008年12月，樊建川应国民党之邀前往台北参观访问时，和连战聊起“汉奸”话题颇有共鸣。连战特别提到，台湾今日的许多事情与日本殖民统治形成的“皇民化”思想有关系。
从没有“汉奸”后代主动上门
一些人对于“汉奸”问题有时候所持的某些暧昧态度，近些年来表现为给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翻案”。流行的观点认为应以个人生存为最重要需求，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则“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饶恕。对此，樊建川表示无法赞同：“你为个人的生命考虑，但是以更多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已经超越了底限。”
事实上，樊建川在收藏文物的过程中感受到，尽管人们口头上逐渐放松了对于忠义观念的要求，但内心里还是深埋着与之相关的荣辱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办博物馆这么多年，不知道多少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甚至战俘、劳工本人或后人来找我，要给我提供资料，捐献实物，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来找我说：‘我爸爸是汪精卫的团长’‘我舅舅是陈公博的秘书’。”
即将于“汉奸馆”里展出的近八千件文物，没有一件是樊建川从“汉奸”后人中直接买下的。它们要么来源于文物市场，要么收购自日本的资料馆或旧货市场。
“参加过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的国民党兵，不管在‘文革’时怎么被批斗，也觉得自己是在为民族而战，千方百计都要把当时的抗战奖章、中正剑保存下来。但是伪政权、伪军的人呢，首先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时代就得自我销毁证据，新中国之后更要销毁，等于经历了双重销毁。”樊建川感慨，作为一心想要建专门博物馆的收藏者，这无疑给他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此外，民间看到的宝贝容易得，而进入大拍卖行的东西则令他望尘莫及。汪精卫、郑孝胥、胡兰成的字画、给日本人的信札，在嘉德拍卖行等拍卖中，一件可以卖到几十万，樊建川很难支付如此高的费用，“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汉奸’的字会这么受人追捧，这些收藏家买来做什么呢？原本都是应该进入‘汉奸馆’的罪证啊！看得人觉得心酸。”
如今，溥仪为首的东北伪满政权、“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府、梁弘志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樊建川都已寻找到翔实的文献和实物资料。但持续时间较短、影响力较小的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两部分仍然匮乏，这几乎成了樊建川久放不下的两块心病。
他寄望建立“汉奸馆”能引发人们对这个话题的更多关注和思考，并借此平台吸引更多有识见、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主动找来，提供更多历史资料。
他又决定不管有怎样的争议，还是要把名字确定为“汉奸丑态馆”，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想好到时要在出口处树个牌子，在诸多物证展览之后警示人心：不做汉奸。■
“心平气和”研究抗战史
台湾对抗战史的研究，基本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反映共产党抗战的不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 北京报道
在长期从事抗战史研究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蓉看来，如今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今天开放的社会氛围里，修史如何能令人信服。
“现在抗战史研究已经走出了过去和中共党史或者中国革命史基本相同的范式，突破了单纯的政治、军事史的研究框架，展现了更多的内容。”她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党史书写模式在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修抗战史，都经历了哪些阶段？
李蓉：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就已经开始“写史”。1940年晋察冀边区的冀中区发动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后出版了《冀中一日》，真实生动地反映冀中军民的抗日生活和斗争。
盛世修史。新中国成立后，一批退居二线的老红军、老八路纷纷在回忆录里提到这段历史。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的工作机构和队伍成立，开始系统收集抗战史资料。
军事科学院主要从军队史和战争史角度进行研究。在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后发表了一批抗战史研究成果。如军事科学院出版三卷本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很有分量。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撰写、出版了《中华民族抗战史》。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则开辟专章讲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
改革开放前，抗日战争研究还是比较零星、分散的，受政治环境影响也是难免的。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分寸不好掌握。所以在这时期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中国的抗日战争往往被写成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对中共和敌后战场反映比较充分，而对国民党和正面战场，以及其他党派阶层的抗战，则写得比较简略，批评和否定的内容也写得比较多些。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资政育人为宗旨的历史研究也更强调学术研究、尊重历史的方向。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这种写史方式是“党派抗战史”？
李蓉：这个表述不准确。从中共的抗战经历出发写史，为现在执政提供经验教训和总结规律，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共抗战史和中华民族抗战史相比各有侧重，中华民族抗战史涉及的面可能要更宽泛一些。
针对这种“以点代面”的偏颇，胡绳早就提出：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是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参加的抗日斗争历史，不仅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许多爱国党派也主张抗日，不能否定和抹杀他们的贡献。因此，修中国抗战史，不可能不涉及中国社会各阶级、党派、团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中共的友党、友军，他们都是抗战的参与者。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路径由原来比较单纯的中共党史内容扩展到全民族的抗战史研究上来。与此同时，抗战时期的党史研究本身也在继续深化。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修史主体不断壮大、修史手段渐趋多元、修史客体的外延扩大内涵深化三方面来探讨。
首先就是，抗战史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书写手段逐渐多元。除了专门的研究部门，还有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学者也参加了修史。
中共史观更开放了
《瞭望东方周刊》：官方修史、学者修史和民间修史的路径、侧重点、模式有何不同？
李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是共同遵循的，虽然各自的角度和兴奋点不完全相同。所谓官方、民间修史，其实都是学者修史。同样是研究部门，研究角度和兴奋点也会不完全相同。
如一些社科院的学者，他们比较注重运用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擅于实证性考察，以小见大。这对抗战史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帮助人们更细致、具体地了解历史，也可以开拓研究的视野。从研究对象来看，有不少文章是从政治、军事向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史等多角度转变。
一些大专院校的学者也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研究抗战史。比如南开大学的学者在研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方面就取得不少成果，对抗战史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方针其实跟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反映历史、党史，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角度。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细菌战、化学战、重大惨案或者慰安妇问题，这都是过去党史和抗战史研究中曾经比较单薄、推进比较艰难的一些课题。现在通过许多学者和热心人士的努力，借助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把日军侵华期间的非人道罪行加以揭露，并把资料留存下来。这也是在固化历史，教育后人。
《瞭望东方周刊》：抗战史研究内容上有什么变化呢？
李蓉：中共抗战史不完全等同中华民族抗战史。以前的抗战史研究比较关注战争，现在却扩展开来，既有战争，也有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心理的变化、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运动、全国的抗日文化运动等等。
以前史学工作者的视野和资料局限或侧重在敌后根据地的建设，现在扩大到全国，除了根据地，还有沦陷区、还有国民党区域；过去侧重于共产党自身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现在则从总结共产党局部执政经验的角度，也对抗战时期的政府工作、经济工作、社会工作等进行研究。
对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和贡献，以前因解放战争时期将其视作战犯、“人民公敌”，所以对其抗战中的消极方面揭露、批判比较多。现在也批评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但已经将国民党的顽固派和民主派区别开来。即使是对国民党顽固派，也是实行又团结又斗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的全盘的否定。
事实上，历史发展往往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对国民党来说，也不是说一个“对”或“错”就解决问题的。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有的是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和错误认识所决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制造摩擦，这都是事实，无法回避。但他焦战坚持到底了，没有投降当汉奸，那他和汪精卫就不同。
此外，对国民党区域的研究也是深化，包括经济、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等。毕竟国民党还是在抗日的前提下，一直没有离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敌当前，只要抗日，就应该肯定。这些都说明，全民族抗战的视角在不断深化和拓展。
总之，抗战史研究的拓展方向就是，从敌后根据地、解放区到沦陷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全方位的研究全国不同地区的情况；从敌后战场到正面战场，从前线到后方，从西南到西北，包括全国在内；从中共到其他党派，从中国抗战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有许多内容值得去继续深化研究。
史料缺乏始终是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能谈谈台湾对抗战史的研究情况吗？
李蓉：我了解的台湾研究情况很有限，但感觉到台湾对抗战史的研究基本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反映共产党抗战的不多。
事实上，在抗战史的书写问题上，大家越来越心平气和。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keyword-->-/keyword-->60周年-keyword-->-/keyword-->时，胡锦涛主席对抗战初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面战场做出“积脊战”的评价，这令台湾的国民党人士很是感慨，极受感动。胡锦涛在讲话中明确提到的8位抗战英雄里有一半是国民党军官，这说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无分党派，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都一样值得讴歌和缅怀。
共产党对于历史的重视程度也高于国民党。2005年到台湾访问时发现，国民党党史会的工作人员一共才3个人。当然，国民党也曾非常重视党的历史。但现在有很大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抗战史研究中有些怎样的挑战和困难？史料缺乏还是修史的大问题吗？
李蓉：史料是修史的前提和基础，修史离不开史料。对抗战史的研究来说，史料的不充分、不完备始终是一个问题。主要是国民党政府退出大陆时带走了很多档案，导致在改革开放前大陆的抗战史研究史料缺乏，特别是国民党方面的史料缺乏。改革开放后，大陆学者辗转看到一些台湾学者所著的国民党抗战的书籍，也有很多学者想办法到台湾搜集材料，至少作为历史研究中的相互参照。
中国抗战史的资料，因为在战争环境里，进行及时、明确的战争伤亡统计或者战报统计本身就困难，再加上日军投降时又在日本本土和中国销毁了大量资料，接着又是全国解放战争，这些因素都给抗战史资料的保存造成困难，也给研究者带来很大的难度。
随着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和推进，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成果也会不断问世，不可能一劳永逸、踏步不前。当然，研究者们也要付出艰苦努力才会有所收获的。
方军：521位消失或正在消失的老兵
一长溜排开贴在书房墙上，做好待价而沽的架势。没有出版社来，他就先在页面下方标上：“革命出版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 北京报道
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会慢慢地消失，同时带走属于自己的荣誉和战争的真相。
7月27日早晨，孙敬生的儿子给方军打来电话：“今早8点，我父亲已去世。享年97岁。”
孙敬生曾是国民革命军29军军官。他1935年入伍，参加过长城抗战、卢沟桥作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身上有3处贯穿枪伤。
2005年，一直做抗战口述史的方军曾在博客上号召，全国学生在明信片上手绘纪念章寄给这位老军人。
一个月内，孙敬生接到了37枚手绘奖章。97岁的老人将它们摆在枕头边，在风烛之年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荣耀。
其实，每隔三五天方军就能接到各地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曾经采访过的某位抗战老军人已经过世，或者陷入病危。“心情特别沉重，觉得很愧疚。很多老人的故事我还没来得及写出来，有些写了还没发表，辜负了他们的盼望。”
他时时刻刻地计算着：今年是2010年，1945年20岁的年轻小伙子，今天也已85岁。多少人能活到85岁呢？他知道，这代战争亲历者越来越少了。
他们是否留下了他们的经历和思考？后来人是否对这场战争有了足够的认识和分析？这些想法对于国家的未来是否有所贡献？
方军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只是知道，自己的工作好像做不了几年了。
“如果说抗战史是一顿大餐，我做的就是最后一盘菜。我的工作做完，这顿饭似乎也结束了。再没有其他原料可以用。”方军说，“可是，为什么轮到我这么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人来做这个事儿呢？”
赔本儿赚吆喝
方军对这个行当一肚子不情愿，“我觉得我做的事情特别无聊，是最乏味的工作，也特别得不偿失，用北京话说，就是赔本儿赚吆喝。”
他指着自己堆满书信、文献、老照片的旧屋子说：“别人做的事儿不赚钱也就算了，我这还得往里面搭钱。”打到全国各地的长途电话费就是一笔大开支。他要找的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平时无人问津，一旦有人愿意听听他们的人生经历，自然激动万分。即便知道方军要亲自去面谈，他们也忍不住先在电话里把一生故事讲个大概。有时对方想起往事难以自抑，在电话里抽泣起来，方军更不忍打断。
方军2002年已从抗日战争纪念馆内退，仅靠退休金难以支撑。他将在北京方庄买的房子出租，自己住在潘家园一栋老楼房里，小两居被故纸堆挤得满满当当。房租还是前妻拿的。
为了节省开支，他对采访对象的选择慎之又慎。他一般会先劝对方去找当地的报纸、电视台，如果没人理睬，他自己再前往。只是，通常总还会轮回到他这里。
他说，自己的叔父曾是乡村保长，日本兵扫荡时被杀，父亲则是八路军。
1953年出生的方军，在小学五年级就遭遇“文革”停课，后来进工厂当铆工，18岁又参军。后来去日本留学期间，他的文化水平才有所提高。他自嘲：只要有人肯做这类事情，都能比他强，“可是自1945年以来，全国有几个人做这样的工作呢？”
在方军撰写的《最后一批人》一书中，他曾列举国内与一样做抗战口述史的人们：哈尔滨的王晓兵，上海的苏智良、王选、杨克林，四川的樊建川，云南的陈祖梁、沙必璐，北京的李珉等。最后，他写道：“日本国的右翼学者有强劲的大财团资助，中国人瓤个人自己。”
他特别羡慕同样靠“抗战饭”成名的作家都梁，《亮剑》、《狼烟北平》全国畅销，“大赚其钱啊，光书就一百多万，还有影视版权。”他们是熟友，都梁每次来方军家都是开一个大吉普，“美国车，牛得不行”。
他自己呢，只有一堆待出版的文稿，内容全部理好的就有七八册，只是没有出版社愿意给他出。他给每一本书都已起好名字：《最后一次集结》、《一个和四百个》、《占领十五年》、《重温胜利时光》等等，甚至设计好每本书的封面、封底，彩色打印出来，一长溜排开贴在书房墙上，做好待价而沽的架势。没有出版社来，他就先在页面下方标上：“革命出版社”。
如果我没有来呢？
这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人。或者借用另一句北京话，特别拧巴。
一方面，方军有35年党龄，崇尚老革命党人的做派，因为看不惯以前的领导贪污腐败的作风而频频给北京市纪检部门写信，并揣测这是自己“被内退”的原因。同时，他曾在日本留学6年，自称深入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羡慕各种凡俗享受。
他的书房里既有大量散发着“左”色彩的图文资料。但是，他也为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主持人海霞一直挽着自己的胳膊而觉得“倍儿有面子”。
方军说，自己不知多少次都已决心放弃，“可是一有这个念头，马上就有新的电话、信件来了，还得继续干。”他叹口气，“上船容易下船难。”
他不愿当面吐露的，是每每看到那些老泪纵横的老军人时，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劲儿。
国民革命军30军少将师长仵厚德，台儿庄战役最后的指挥官。他1937年8月在北平作战，全营官兵621人，撤出战斗时还剩112个；第二天又被包围，最后剩下17个；台儿庄时他带头组成40人的敢死队，最后他们3个人幸存??
“仵老汉这样的人物在法国、在美国、在日本国、在英国还了得吗？”方军曾写文章感慨道。方军去时，孤独的老人终于敞开心扉，详细地向他叙述了当时战场的情形。
老人的记性极好，几十年过去，依然记得许多细节，并对各种武器装备的型号和优缺点如数家珍。方军一边采访，一边忍不住在心里喊：“研究抗战史的专家学者们，你们都在哪儿呢？”
陕北的稻田里，仵老汉讲述了当年在战场上拼死抵抗并获得日军敬畏的惨烈场面，方军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忍不住问：“这些你对家人、乡亲说过没有？”
“从来没有。”
“那如果我没有来呢？”
老人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只有黄土高原上的北风呜呜作响。
方军在仵老汉家里住了一个月，吃爬满苍蝇的饼子，住漏风的床头。临走时，老人再三感激：“从来没有作家、记者采访我。你来了，是对我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人生经历的肯定。我忘不了你的恩情！”
一本书的最后一页
方军的“口述缘”是在日本留学时结下的。那时为了赚学费，他每日给饭馆打工送外卖，因此得以进入成百上千的日本普通家庭。时间长了，他发现了一些曾经是侵华日军的“老鬼子”。
他跟这些日本人攀谈起来。有的愿意承认侵华战争是不可篡改的史实，并向他讲述了许多当年战场上不为人熟知的细节；有的则至今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一个讲不通道理的“老鬼子”家里，方军忍不住拍了桌子，“恨不能早生几十年，抡起大片刀，和他在战场上血肉相拼。”
方军曾将在日本的经历结集出版了《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一举成为“1997年度中国十大畅销书”，并获得当年的“中国图书奖”。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悄悄地、神秘地向方军提出一个问题：“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就是曾与这些日本人作战的中国军人：国民政府军、八路军、新四军??
带着日本老兵的问题，方军在1997年回国之后，开始了对国内战争亲历者的回访。他慢慢总结出十类他想要采访的人，并用毛笔一项项写出来，贴在墙上抬头可见的位置，时时提醒自己：
老八路、老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侵华抗战老鬼子；劳工；爱国华侨；性奴隶(慰安妇)；日军子女、国军子女；战争受害者；美国飞虎队；东北抗联。
如今，纸已泛黄。他指着其中几项叹气：“东北抗联，几乎没什么人存在了；慰安妇，现在能讲的也几乎没有了；飞虎队，也很难找到??”
他已采访521人，但是在抗战结束前夕战场上国民党、共产党军队便有近800万人。他说，一个人的力量如何完成？“我觉得如果抗战历史是一本大书，我写的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页。等所有人都走了，这本书也就该合上，插进书架了。”
步平的中日史观
“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某些人思想懒惰、习惯把所有关乎中日关系的问题政治化的明显表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 北京报道
步平经常要向人们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中日历史问题的学术研究同政治和民众感情相交叉，很难绝对超然。”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有人在介绍“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时候使用了东京审判书上的“20万以上”，就可能会被批评为“立场问题”。
步平是政府主导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首席委员，这些年他还承担了中日韩三国民间共同编写《东亚历史共同读本》的中方组织领导工作。
的确，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所长，步平在许多日本人眼中是“官方专家”，这使他在很多场合要十分注意发言的措辞。但作为学者，步平认为他的责任是通过学术研究结果向社会各界提供观察历史问题的科学角度和视野。他也承认，许多学术观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社会所接受。
学术的尴尬
步平接触抗战史研究，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修改教科书事件。
当时日本社会上出现了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东三省的殖民统治的种种言论，认为中国的排日运动和苏联对东北的威胁迫使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
作为反击，东三省历史研究所在90年代初合作开展“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时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步平开始参与抗战史的研究。
1992年，他在东北边境考察战争时期日本关东军要塞和军事建筑遗址，意外发现了日军留下的毒气炮弹。当时，中国参加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谈判的代表强烈要求日本销毁遗留在中国境内的化学武器。中国代表提交的文件指出“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已发现、尚未销毁的化学弹约200万发左右，因绝大部分仍埋在地下，确切数字尚待挖掘核实。
“我们的发现成为要求日本承担战后责任的证据。”步平说。但这些武器的生产、制造、运送、使用和战后处理问题当时还鲜有研究，“一枚锈迹斑斑的炮弹如何证明是日本制造？”研究者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于是，日军遗留化武问题就成为步平重要的研究项目，一直延续了20多年。
这20多年来，步平频繁跨越中日国境，走过了日本45个都道府县中的三分之二。这期间，他从黑龙江社科院调入北京的中国社科院，一直从事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及战后的中日历史问题研究，“我认为现在的中日历史问题研究是在解决中日战争结束后未完成的任务”。
作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有着自己的思考。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将“南京大屠杀”定性为大规模反人道屠杀。对于受害人数，研究报告援引了两个数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是20万人以上，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是30余万人。
报告一发布，他就听到来自国内外的诸多质疑。日本右派学者攻击参与共同研究的日本学者，说：“研究报告居然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接受了中国的立场”，“南京大屠杀是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为什么要承认？”
中国方面也有人称：“南京大屠杀是大规模反人道屠杀，这也需要作为成果发布？”“30万是不容置疑的数字，受难者甚至还远不止这些，为什么还要妥协地并列引用两组数据？”
步平告诉本刊记者，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不可妥协的政治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但是在受难人数表述问题上，允许存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分歧。对数字的确定需要有具体深入的实证研究做基础，而目前还不能说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陷阱
如今，步平已逐渐找到了中日双方对于战争被害数量认识的分歧和不同语境。
到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参观，步平花了很长时间来找关于那场轰炸的死难人数的记载。最终在一幅油画下方的角落里发现了这样的描述：“关于死亡人数，现在还没有精确的统计，只有推测的数字。在广岛市，至1945年12月，因急性伤害死亡的约14万人(误差为正负一万)。”
但是，资料馆里陈列着相当多的反映原子弹爆炸后伤害的具体实例，例如广岛县第二中学学生折勉滋被烧到变形的饭盒，里面的饭成了漆黑的焦炭。据说，原子弹炸过后，母亲就是通过这个饭盒辨认了孩子的尸体。
“我们也应当思考，不要让人们将中国人的战争受害仅仅看作是一些枯燥的数字。”步平认为，30万、还是20万不应成为对“南京大屠杀”定性的影响因素，重要的是承认大屠杀的存在与反省产生大屠杀的社会原因。“把严肃的政治问题引导到争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问题，其实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有意设下的陷阱，以推卸侵略者的战争责任。”
“中日历史问题反映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层面上，形成一个两两相交的图形”，在接受本刊采访中，作为学者的步平多次强调学术分歧不应抬高到政治层面。但他也表示，学术研究应当为政治决策和民众的相互理解提供科学的依据。
1998年，《青年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作者、日本青年斋藤在中国留学时设计了一份中国版的问卷。调查提纲拟定后，斋藤却被学校外事处要求终止调查，原因是作为外国人，他的行为不被允许。
“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某些人思想懒惰、习惯把所有关乎中日关系的问题政治化的明显表现。”步平说。
对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的数量，步平显得更加谨慎。他说，在生产量占日本所有化学毒剂生产量90%的大久野岛，从1931年到1945年生产化学毒剂7376吨。虽然目前运送到中国战场的毒剂和化学武器数量，尚无确切统计，但他可以确定的是，战后留在日本本土上的化学毒剂的数量为3915.4吨， 可见其余的3460.6吨被运到日本本土以外。
“用这3400多吨减去已使用数量以及未填充数量，才可以大体推算出遗留的化学武器数量，所以准确数量还需要证据论证，”步平说，“所以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也是有立场和感情的。”
步平觉得，“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开展和研究报告的公布，暴露出两国持极端意见的一部分人的对立。
一方面是中国国内对中国学者的批评：“日本侵华是板上钉钉的罪行，跟他们有什么好谈？”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对日本学者的抨击：“同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历史共同研究，本身就是错误的。”
现在“我所希望达到的是，不要被极端的意见所左右，作为加害者的日本能主动反省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而作为受害者的中国应该抛弃长期以来的弱国心态，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开阔胸怀，拓宽眼界。”他说。
建立跨越国境的“感情记忆”和历史观，是步平自己的表述。
萨苏：在日本研究抗战
虽然日本人记录事情非常详细，但官方记载和民间记载经常截然不同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萨苏本名弓云，出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相继在美国通用电气、AT&T、诺基亚等公司工作，后成为一家美国公司驻日的网络工程项目主管，居住于日本关西的小城伊丹市，并娶妻生子。
因为亲戚中有几位文史方面的专业人士，他养成了对文史的爱好。几年来，萨苏接连出版了《中国厨子》、《嫁给太监》、《梦里关山走遍》、《北京段子》、《与“鬼”为邻》等书籍。
他说，在日本也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对中日战争进行研究。官方研究主要由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来承担，但近年来成果不多。
萨苏认为日本人喜欢钻“牛角尖”，并将这总结为他们“缺乏大国气度”，“日本在地理上是个岛国，一直没有邻居，不太懂得如何跟邻居相处，也就不懂得平衡的道理。对他们来说，要么是吞并，要么是被吞并。”
联谊会的历史资料
“20年前日本曾经出过一套二战战史资料，编纂很用功，但成果不能说很好。”萨苏说，通过日本官方的研究史料，他发现日本在研究抗战问题，多数都是“只见树木”。比如对“南京大屠杀”，日方十分重视单个事件的研究，有些研究者会通过对单个事件的否定来否定整个大屠杀的存在，“其实这样只会在屠杀人数上有差异，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了大屠杀，实际上是个定量和定性的问题。”
日本官方研究者在做二战研究的时候，一般只用保留下来的官方资料进行。但萨苏说，在战败时，日本政府为了躲避战争责任已经毁掉了大部分官方资料。
得到政府资金支持的研究多是大学教授等人文学者，无论左翼和右翼日本政府都会进行支持。
没有得到政府支持的民间学者数量也很多。萨苏说，曾经有一位牙医出身的研究者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中国的空军抗战史，“他最了不起的就是努力把战役里的每个人都找到，然后一个一个去采访，最后出了一本描写中国飞行员的书，叫做《中国的天空》，历史价值甚至超过中国的研究成果。”
此外，日本老兵还组织了各种联谊会，并成为民间的研究主力。这些联谊会经常将回忆录集结成册，从而留下来大量资料。“近几年随着老兵们的逐渐离世，这些组织也日渐衰微。”但是，这些没有正式刊号的出版物中有很多珍贵史料，正是中国和日本官方研究中所欠缺的内容。
与中国不同，许多侵华日军都随身携带照相机等设备。他们以及随军记者们所拍摄的即使没有人物的景色照片，现在都成为了绝版资料，“那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人去拍照片，但蔺相如的墓地，北京的各个城楼等就留在了日军的相机里。”
萨苏说几天前他刚刚从老兵联谊组织得到一个相册，整本重达6公斤，内容主要是“九。一八”后的东北实况。“天鹅绒面做成的底子，封面上还镶嵌了银饰，打开后，就看到大量日军侵占东北时期各种图片。”萨苏说，他越翻越惊讶：里面甚至有日军占领每个县城时的战斗，甚至还有马占山战马的尸体。
许多问题都需要研究
对比中日双方的研究，萨苏总结说，日本方面的研究更加重视细节，强调直接证据，从细微处进行扩展，“比如日本记者在描述一艘军舰被击中的时候，往往会详细到炸弹把厨房给炸坏了，把酱油瓶子炸碎后，酱油泼洒到墙壁上。这样有时候就会只重视了细节，而恰恰忽略了更为重要的整体性。”
虽然日本人记录事情非常详细，但官方记载和民间记载经常截然不同，“官方在上报伤亡的时候，总是多报杀伤敌人，少报自己的伤亡，比如在太平洋战争的塞班岛战场，日军和美军交手，每次都是将尸体拖回，堆到后方，以至于给美军造成了战斗虽然激烈，日军却几乎打不死的印象，让当时的美军非常沮丧。”
还有洛阳战役，前后共打了15天，战斗一直非常激烈。其中一场惨烈战斗后，日军只报告55人伤亡，却是消灭中国两个军。但在日军老兵的记载里，日军在一场刺刀战中就曾伤亡数百人。
日本在研究“二战”时，通常会借鉴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史料，“我有一次在文章中使用关于平型关战役的资料时，通过查询日文资料发现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包括八路军怎样从悬崖上冲下来消灭千名乱作一团的日军。后来回国看到一本回忆录，感觉似曾相识才知道那个资料是日方依据中国的文献编译过去的。”萨苏说。
在日本的图书馆里，可以找到大量关于中日战争的书籍。比如大阪图书馆就保存着大量中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日本的图书馆中通常可以看到半架半架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籍，还有日军侵华时期的各种说法，作者包括大陆的，台湾的，也包括日本自己的。”
萨苏认为，关于日军侵华的史实，在日本大多数教科书里的态度基本明确。他说，引起亚洲其他国家强烈反感的右翼教科书，使用率低于1%。
“二战”后，日本逐步取消对青少年的武士道精神教育，“日本逐渐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后，年轻一代已经很难想象曾经和别的国家人打过仗，还留下了罪行，普通的日本人根本无法理解。”萨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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