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哪个更腐败？

　　在腾讯网上看到推荐一篇郎咸平的文章——《印度的腐败，难以想象》，便点进去看了看，看完之后便很惊讶于文章中的观点。（从文章语气看应该是一个演讲稿，不过从网上搜索可知2010年07月20日《国际财经时报》曾予刊登）文章中说，印度的腐败要比中国严重得多得多，“其实谈到印度，我觉得我当中国人是非常幸运的事，我们的腐败跟它比起来，是非常非常轻微的。我们跟印度比，不叫腐败，只是花点零用钱而已。”

　　关于郎咸平，本来再不想去谈：一则要做的事很多，时间并不宽裕，讨论郎咸平并不能给自己带来收益——恰恰相反，恐怕还要被拥戴郎咸平的人谩骂，实在不是划算的事；二则会被人看作是借贬低名人来抬高自己，有沽名钓誉之嫌。但是看到郎咸平的这篇文章还是有说话的冲动，原因是，关于中国与印度哪个更腐败其实学术界早有结论，去年还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但因为结论是中国显然比印度更腐败，结果报纸不敢刊发。因此，反正也就是把原先文章中的观点再介绍一下，并不需要花多少时间。

　　关于郎咸平的文章，腾讯网网友的评论留言已经能够说明大家的认识：绝大部分的留言都是批评郎的观点，认为郎所说的“我们跟印度比，不叫腐败，只是花点零用钱而已”是胡说八道。但网友留言多是从中国现实中的经验性感受出发，感觉中国的腐败并不一定比印度轻，但没有从理论研究的深度去确认中国与印度到底哪个更腐败。

　　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要确定：有什么办法能够衡量中国与印度更腐败？这在理论上其实不是难题，学术界早有办法了：国际学界通常以租金总额（寻租者愿意付出的贿赂金额即寻租成本的上限）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租金总额越高、与国民收入的比重或占GDP现价比重越高，腐败也就越严重。那么，按照这种理论，中国与印度哪个更腐败呢？

　　寻租理论的国际学术权威——美国经济学家、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A. 克鲁格曾经估算过印度1964年的租金总额，结论是当年租金总额最保守的估计为146亿多卢比（没有计算投资许可方面的租金），而当年印度的国民收入为2010亿卢比，租金总额占其7.3%；同时，克鲁格认为，印度“总的看来可以说比南亚其他国家的腐败现象少一些”——也就是说，印度在南亚国家中腐败并不是最严重的。【见A·克鲁格：《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5期】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国内几位学者曾根据克鲁格的估算模式推算1988年、1995年和2004年的租金总额，结论是：1988年为4000多亿元，占国民收入的40%左右；1992年为6343.7亿元，占国民收入的32.3%；2004年约为46000亿元，占当年GDP现价比重的28%【几篇研究文章见：胡和立：《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5期），万安培：《租金规模的动态考察》（《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46000亿：新双轨制下的灰色收入》（《新青年·权衡》杂志2006年第11期）】如果与同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分别为2357亿元、6242亿元、26396亿元）相比，则租金总额高达国家财政收入的1—1.7倍。

　　由此看来，理论界的研究已经证明中国的腐败程度要比印度高，至少并不比印度低。从中国人的现实感受来看，腐败几乎蔓延在社会生活的任何角落，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说那“不叫腐败，只是花点零用钱而已”，实在是让人难以信服的。实际上，中国人从现实中获得的经验并不违背理论研究的结论，而恰恰是两者相符的。那么，郎咸平为什么认识如此“独到”，既置国际学界的严肃研究于不顾，又违背国人的普遍感受呢？难道他竟不知道衡量一个国家的腐败是有标准的？或者他认为国际上那些学者的研究根本就不屑一顾，他自己说的就是标准？（作者：洪振快）

　　相关评论：印度的腐败，难以想象

　　郎咸平

　　各位知道吗，印度对我们的制裁之多，排第一。印度常常说它的民主。有意思的是什么？批一个电厂，在我们中国，一把手一点头，马上可以推动。印度呢，要十几年。你要晓得，这要牵扯到多少多少公章。而且更有意思是什么？有人跟我抱怨，你比如说牵扯到两个不同区的项目的话，两个区的文字是不一样的，印度的文字不是英文，英文只是其中一个，他们有几百种语言，因此这个村跟那个村的语言都不一样，你要查地质资料的话，这个村查出来的跟那个村查出来的，你看不懂，为什么？不一样的文字。印度26个邦，税率也不一样，各邦收各邦的税。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了一句话，印度，是一个地理名词。它像赤道一样，赤道跟印度大同小异，反正就是个地理名词，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

　　印度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呢，英国人透过英国式的民主分而治之，因此非常成功地统治了印度多年。最后，印度的不合作，把英国人赶走了，把这个“民主”留下来了。这个“民主”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民主。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民主本身是非常谨慎的。这个非常可怕的是什么？印度的“民主”最后变成怎么回事呢，比如说，想修一条高速公路，投下100块，前95块被各级官僚侵占，最后剩下5块，拿这5块钱，透过“民主”的程序，把项目给搞“黄”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印度太有意思了，而且国人对于印度的了解太少。《印度来了》和《占领印度市场》，里面对印度有很细致的描述。

　　所以说印度的“民主”是成本高昂，而且效率极其低下。印度不是搞全民选举吗？印度议会选举的规模之大，延续5个阶段，耗时4周，动用650万名工作人员，代表300个政党的4617位候选人，竞争7.14亿有资格选民的选票，在全国82.88万个投票站，使用136.84万个防作弊欺诈的电子表决器，多么庞大的一个“民主”。

　　这么复杂，选出来一些领导人，它的整个文官体系，也是英国的文官体系，你是不能裁员的。这么花成本，最后你发现，跟文官体系不挂钩，两个是不融合的。所以一大堆政治斗争就出来了。就是这么一个制度，一个高成本的“民主”，加上一个不可裁员的文官体系，两个“怪兽”凝结在一起，变成全世界最复杂的一个官僚体系。复杂到什么地步？你完全无法理解它想干什么，这就是我们企业到印度投资的最大风险。因为这个“怪兽”，不要说我们看不懂，印度人也不是看得很懂。

　　所以到最后什么结果呢，这种“民主”选出来的官僚，碰上这种不能够炒鱿鱼的文官体系之后，印度的官员形成一个个个体，而没有办法形成一个集团。所以我在这边讲一句话，印度腐不腐败？非常腐败。这种一个个个体的官员，你做什么事情，都要红包。印度的“红包”文化，比我们这边严重得多得多。其实谈到印度，我觉得我当中国人是非常幸运的事，我们的腐败跟它比起来，是非常非常轻微的。我们跟印度比，不叫腐败，只是花点零用钱而已。

　　香港一个大集团的CEO，他带着香港的商会去印度投资，他回来抱怨说，在内地我做个生意，我可能会找内地官员和人脉，问题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个A部门还不行，B还要说话，B说完之后，C又出来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一种成本高的选举制度，加上一个不恰当、不能融合的文官体系的结果，它把每一个人都打散，成为一个个个体。这是什么结果呢？这种腐败是最可怕的腐败。有时候很多印度人跟我谈到中国跟印度的腐败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各位一个郎教授的全新理论。我们的腐败叫什么？叫做产业链整合式的腐败，印度的腐败叫做完全多元化的腐败。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要批一个电厂，要盖100个章的话，在中国，基本上你找对领导的话，腐败腐败以后，全部都搞定了，产业链整合式的腐败，非常有效率。这个对经济发展而言呢，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你到了印度去的话呢，哇，100个章，你得找100个人，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得把每一个人给他说服了，给他搞定。而且印度还有什么毛病？他想腐败、拿红包，又得顾面子。所以你得给他钱，还得给他面子，那非常花时间的。什么结果呢？一个电厂，十几年批不下来。就是这种腐败文化，让它经济无法推动，到最后，你猜印度有几条高速公路？中国的高速公路，我们天天骂太多了，是不是？印度这么大的国家，十亿人口，只有一条。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做基础建设。为什么？第一个贪污，这100个官员把钱都分光了，再透过“民主”程序，把项目给“黄”了。更可怕的是什么？多做条铁路、多做条高速公路那有多难？你知道吗？只要有一个居民反对，透过“民主”程序，你就不能建了。他们那边到处都是“钉子户”。他们“钉子户”还不像我们，真的是钉子，钉在那里，拿都拿不走。

　　所以不光是华为和中兴在印度受阻，你看那个浦项制铁，它当年进印度的时候，那真是费了劲了，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这居民闹得李明博跟辛格谈判了好几次。

　　这一种多元化的腐败体系，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之高，是中国的10倍、100倍。

　　我们这里的劳务成本慢慢高了，但是我们这边交易成本非常低，不管怎么讲，和印度比起来，我们政府是非常文明的，是非常清廉的，而且很多政府官员想把事情做好。印度是完全相反，它根本就不想把事情做好。

　　我跟你讲，他们人口比我们少2亿，耕地面积比我们多40%，结果他们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他们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这就是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