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处在下流社会

　　“中产”是一个很具有诱惑性的字眼。对个人而言，“中产”意味着生活已经衣食无忧，心态平和，跻身于社会的主流阶层；对一个社会而言，中产阶层占到整个社会的60%以上，即是和谐的“橄榄型社会”，进入相对成熟的现代国家状态。

　　我们所处的社会无疑正向这个“橄榄型”目标接近。最近有一好一坏的消息。好消息是，据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 《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公布的数据，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超过了23%的全国平均水平。按照这个比例，北京已经成为准中产社会。坏消息是，在这540万人中，其中68.5%中下层中产阶级成为“房奴”、“车奴”。

　　依据这两个数据，很多分析人士表示担忧：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下流社会。“下流社会”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提出者是日本人三浦展。是指中产阶级的居下游者，他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足够温饱甚至小康，但由于各方面的竞争和压力，这个群体在物质、精神等各方面失去了向上发展的动力，而甘于平庸，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一种向下的拉力。

　　对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担忧是全世界都共同关注的话题。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出现的 “iPod一代”，这个自然不是苹果iPod播放器，而是insecure(不安全的)、pres－sured(压抑的)、over-taxed(税负过重的)、debt-ridden(债务缠身的)的缩写。提出该名词的作者之一尼克·博赞基特教授说：“我们总是习惯假设一代更比一代强。但是，如今的年轻人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他们增加收入和创造财富的难度也更大了。这的确是这个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

　　我们面临的问题与 “iPod一代”如出一辙。而且我们的问题更显严重——我们并非从高处的下流，而是在更低起点上的停步不前，我们并非在走向下流社会途中，而是一直就在下流社会中。

　　这并非危言耸听的断言。从国际经验来看，是否中产有几个判断标准，并非仅仅就收入一项指标。标准之一就是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保证相对衣食无忧的生活；之二有稳定的保障；之三就是心态比较平和，心理比较保守，高度认同主流道德、伦理观念和社会、文化秩序，有公共精神。

　　我们的工薪阶层——它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主体——收入增长却与GDP的高增幅不相称。数据表明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政府收入增幅超过了民众收入的增幅，经济增长的红利更多地流入了企业和政府的腰包。

　　我们的中产者有稳定的保障吗？这恰恰是我们焦虑的病因。对大多数城镇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目前已成为家庭负担中的最主要部分，占据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我们正在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担忧，即使有车有房，我们为此支付的代价是绝对“贫困化”，还完月供，我们不得不量入而出。

　　我们心态平和吗？当这个社会对投机者、欺骗者等给予高回报时，当这个社会缺乏应有的公平正义，到处充满了不信任时，心态平和自然无从谈起，公共精神的培养也只是一句空话。

　　现在的共识是，中产阶层是社会“减震器”，如果这个阶层过小或者分化，那最终将形成一个M型社会（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见了），其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的强烈动荡，而避免这个风险的做法就是政府加快分配收入改革，还富于民；提供更有效和更全面的社会保障，继续培育民众的公共参与精神。只有中产阶层扩大，我们这个社会才有继续上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