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局长”为何宁死不辞？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于6月24日下午在广深高速铁路上撞车自杀，引起了坊间热议和媒体的关注。一则因为他官阶不低，二则民航系统近期要案频发，人们不能不产生联想。

　　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财经网、《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介绍的大背景是：一方面，该事件发生在民航掀起反腐风暴之际，整个民航系统内大案频发，本月初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胡志安因涉及违纪问题被大连市纪委调查，5月18日曾任民航总局运输司司长的前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被逮捕，之前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刘亚军曾任民航华北空管局副局长)，原民航局副局长宇仁录、首都机场原常务副总经理黄刚等纷纷落马；另一方面是“中国民航业过多的审批机制，带来了太大的寻租空间”，而刘亚军之前担任常务副局长的民航空管局，就是主管航权、时刻审批的重要机构，可谓处在改革风口浪尖的位置上，改革面临时刻资源结构性分配不均所带来的巨大阻力。那么，他的自杀便有涉腐和工作压力大两种可能。

　　“民航方面消息称刘亚军轻生系精神抑郁所致，未发现党风廉政问题”，即断言，刘的自杀是工作压力太大所致。据7月1日《新快报》报道，南航董事长司献民首次回应南航卷入反腐风暴之事，亲证公司9人被查，而此类事件非南航独有，是“全行业的事情”。实际上接受调查的这些人，并非实际意义上南航的真正高层，“即便是张和平(前总工程师)，他自己也是在集团领导下的”，并不满地称其他过于夸大的传闻“完全是胡扯”。而据7月1日报道，中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吴玉良回答南都记者说，目前民航系统腐败案正在调查之中，肯定的一点是，中纪委也非常重视，相关案件的调查也将走向深入。

　　我困惑的是，假定刘亚军真是因工作压力太大而觉得难以承受，他除了自杀至少有另外三种选择。刘亚军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反映，“他长期存在失眠现象，总觉得休息不好。到广州工作以来，自感压力大，在家中有时独自哭泣。在整理其办公室遗留的资料时发现，他收集了不少治疗失眠以及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资料，对一些症状的描述还专门作了标记。”可见他是关心自身健康的，那么他完全有条件请病假去做较长时间疗养，身体好了还有复出机会嘛。第二，可以请求调动工作，到权不那么重而事不那么烦的岗位去，即使做“调研员”之类虚职按时下官场规则待遇也不会低，去ICAO(国际民航组织)更荣耀呀。第三，最差的就是辞职不干，病退，至少不会伤害家人吧？为什么不做上述三种自杀之外的选择呢？

　　我知道我这样做理性分析很傻。第一，“千古艰难惟一死”，人家选择这一条道路必有他的苦衷，自有他不得不然的理由；子非鱼，焉知鱼之忧，恰如一个穷人怎么能理解大明星张国荣的自杀？第二，自杀者本来就是精神异常，思维走入了死胡同的人，岂可以常理论之？这么多年的反腐经验，让人不能不对“官场”的事做最坏的猜测。一批省市的政协高官落马，其罪案却是在地方任长官时犯下的，“狼外婆”离开所坐的木桶后，才露出了大尾巴；像王华元这样的贪官，不排除组织上让他挪位时，其实是为了方便立案后的调查。因此，官员不愿离开官位，让人觉得他可能有离不开的隐忧。至于官员自杀，时下通常的说法是，既然东窗事发，在劫难逃，便选择了“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或同伙人)”。

　　俗话说“人死如灯灭”，无论如何刘亚军之死都是个悲剧；做人要厚道，我们应当对他及其家属心存悲悯。由这个“形而下”的案例，我不免想到“形而中”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刑不上大夫”的正解。“刑不上大夫”本是古礼，对高官贵族的道德模范作用有更高的要求，即一旦犯罪当惩就应该“自裁”，免遭刑戮而“有伤体统”；轻则在被弹劾时请辞，理由是可见自己德行不足以令人信服，重则在罪名确定后自尽而免得君王下旨闹得国人皆知，不仅自己丢人现眼，也伤害了君上识人之明和待下之仁。而“刑上于大夫”，并不尽是我们想象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极可能是朱明王朝实行绝对君权的宝座之下“人人皆是奴才”，宰辅大臣照样当朝脱衣露屁股打板子！我们感叹如今的官员自动引咎辞职的少，认罪自裁的少，与古代官员的这种自律和羞耻之心不复存在完全无关吗？要是在中古，陈水扁这位前台湾地区领导人早该自裁免辱了吧？

　　正如中纪委官员表示的，民航系统腐败案件还是要深入调查，这就叫“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走一个坏人”。由此我想到胡适关于做学问的一句话，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用这样的格言办案，是否与“无罪推定”原则冲突？细想所谓“无罪推定”，是指在法庭判决之前，先要假定嫌疑人是无罪的公民，要用法律意义上的有效证据说话；但事实上，在法院终审定案前，你把犯罪嫌疑人关在看守所时，已假定他是有罪的了，无非怕他逃跑，怕他串供毁灭罪证，否则关他干什么？换言之，我们假定对官员涉腐而展开调查，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作者：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