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面对突发“皖南事变” 共产党如何化解?

　　面对“皖南事变”危机 共产党如何化解？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一次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它几乎使国共两党走向全面破裂的边缘,使抗战面临严重的危机。面对这一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地沉着应对,最终化解了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机,对全国抗战和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1941年1月9日，经过3日苦战的叶挺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拍发急电：“今(九)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由于通讯不畅，两天后，中共中央方才收到中原局转来的叶挺的电报，毛泽东闻讯后十分关心皖南新四军的处境，他一方面和朱德、王稼祥一起电示刘少奇、陈毅：“望你们就近随时帮助他们，并加鼓励。”同时，电示周恩来和南方局速 “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当天夜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项英职务和将皖南新四军指挥权交给叶挺的决定，并于次日凌晨电示中原局并转皖南部队。

　　由于蒋介石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尽管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作出多方面的努力，仍然不能为皖南新四军解围。刘少奇、陈毅也非常气愤。12日，他们向中央建议：为回击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毛泽东显然认为这是解围皖南新四军的一个可行办法。故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饶漱石、周恩来、叶剑英，指出：“同意刘少奇、陈毅十二日电，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十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新四军一万人的聚歼计划。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电报还指出：周、叶正在重庆抗议，我们正用朱、彭、叶、项名义发出抗议通电，望电达茂林突围部队，如无法突围应再坚持十天，可能有办法。为应付严重事变，华北准备机动部队应加紧，重庆、桂林、西安、洛阳各办事处应即刻准备好对付蒋介石袭击。皖南事变应公开宣传。同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关于皖南事变中我之对策给刘少奇、陈毅的通报中明确提出：“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

　　听说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15日，他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并强调说：“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然而，毛泽东这时的反攻主张，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一种激愤的情绪，却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国民党准备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可靠证据。在这一点上，刘少奇和周恩来这时显然比毛泽东更冷静一些。在接到毛泽东1月15日的电报后，周恩来和刘少奇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指出：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不敢全面反共，在经过我们的斗争以后，两党还继续维持抗日合作的关系。建议要向最坏的方向作准备，但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刘少奇则指出，就全国局面，国民党尚未投降，仍在继续抗战，对中国共产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华中地区，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期间，敌伪匪趁机向我进攻，破坏我根据地，我部队需要休整，根据地需要巩固，韩德勤所在地区均系水网地带，易守难攻。因此，他建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之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不料，1月17日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举措，再度使毛泽东坚信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是有备而发，是准备大破裂的信号。在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讲：“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决裂”，何应钦、白崇禧齐皓电是对全国准备破裂的具体步骤，朱、彭佳电仍不能转变其态度，“就证明了(其)决心反共”。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称：“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中央书记处并再度要求“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

　　在如何解决皖南事变的问题上，苏联和共产国际不赞成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所设想的对抗措施。他们要求中共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对蒋介石作某些必要的让步，以避免因国共破裂而影响蒋介石抗日。毛泽东虽然非常不满共产国际的态度，但是军事上要组织反攻，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的军事实力了。中共在军事上，尤其是在装备和武器弹药方面，困难极大，与国民党军完全不能相比。毛泽东为此曾特别询问过指挥华北军事的彭德怀：“三个月内华北能抽出多少兵力？能集中多少有效炮兵及炮，有把握打破较坚固之碉堡否？”因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彭的答复显然不能令他满意。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改变了拟议中的政治上、军事上反攻并举的方针，而决定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

　　1月19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刘少奇等人，对皖南事变后我党应采取的应变措施作了原则指示，明确提出：“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见《新中华报》社论及中共发言人谈话，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去，打到甘川去。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1月2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中指出：“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人员暂时不发表反蒋言论。”

　　为了动员全国一切爱国军民起来反对蒋介石内战的反共活动。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全面、系统、深刻地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提出了取消1月17日发布的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释放叶挺，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等12项要求。中共中央的上述条件，明显地是政治反攻的一种手段，并不真的期待国民党会接受它。因为，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解释说：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根本上是因为以此“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

　　【二】

　　事实证明，皖南事变后中共采取尖锐对立的政治进攻策略是非常正确的。发动剿灭黄河以南中共军队的计划，主要是国民党内强硬派鼓动和坚持的结果，国民党内多数高层干部直至事变发生都被蒙在鼓里。皖南事变的真相公诸于世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41年1月12日，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并3次致电蒋介石，反对国民党当局“围剿”新四军，要求国民党当局“悬崖勒马”，“慎守总理遗训”。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在此次国共斗争中都站在中间派地位。甚至蒋介石部下的政学系幕僚派及某些重要将领，如陈诚、胡宗南、张治中等对蒋介石的反共军事行动也并不积极赞成。海外侨胞陈嘉庚等痛斥国民党倒行逆施，呼吁“弭止内战，加强团结”。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封锁事变消息表示极大的不满。更让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日本又恰恰于此时在河南发动了新的进攻，将国民党准备进攻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反共大军打得落花流水，使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军事上受到很大损失，蒋介石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正如毛泽东所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

　　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一再要求与共产党进行谈判。1月2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你们关于蒋介石“如不实行12条，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我之方针是捉住江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死也不放，蒋把我们推到不能不和他对立的地位，我们领导的军队已经被宣布为叛变，我们已无任何可能再与蒋介石发生关系，除非他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12条，我们没有和他谈判的余地。”

　　刚愎自用的蒋介石怎么可能接受中共的12条呢，谈判只能告吹。为了挽回颓势，装饰门面以欺骗舆论，国民党当局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决定于3月1日在陪都重庆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会议筹备过程中，蒋介石指令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等人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争取中共参政员出席这届参政会。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拒绝出席参政会，坚持政治进攻的态势，争取政治上反攻的最后胜利，以争取时局的好转。2月10日，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聚谈了中共拒绝参加参政会的方针。2月15日，毛泽东、秦邦宪、林祖涵等中共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声明在中共提出的12条善后办法未予采纳之前，中共7位参政员“碍难出席”第二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议。2月18日，周恩来将上述公函送达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中共中央这种有理、有节的态度，获得广大群众，包括中间势力的同情。国民参政会尽管通过了包含反共内容的决议，但那只是国民党的退兵一役。在内外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气焰，在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绝无剿共的军事”。会后又主动邀请周恩来见面谈话，答应解决国共间的一些具体问题。至此，国共关系开始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