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再不好，也好过拆散千万家庭

　　当卢新站到窗台上，准备纵身跳下的时候，他的家人正从湖南赶往深圳富士康公司，赶往他的身边。但可惜，一切都已来不及(据5月12日《南方周末》报道)。

　　设想一下，如果一家人不是分隔两地，如果在卢新身边的不只是公司安排的同事，而是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卢新还会那么决然吗？甚至，卢新可能压根就不会有寻死的念头，因为，他生活中尤其工作中的种种失意乃至种种压力，可能压根就没有不断累积的机会，而会在跟家人的朝夕相处中点点滴滴地被排解掉。

　　置卢新于死命的因素很多，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跟家人分隔两地。南方周末记者用碎片化概括卢新们孤雁般的离群索居，这种离群索居不单是没有阶级归属、社群归属，更表现为他们离家索居：他们没有家，他们在所工作的城市根本就无家可归。

　　这才是卢新们最大的悲剧，这也可以说是几代打工仔共有的悲剧。相对而言，卢新的命运本来还好一点，如果事业顺利，他有可能还有机会跨入中产阶层，在他工作的城市定居下来，娶妻生子。这即是说，他所在的城市并没有对他完全关上大门，他的离家索居在理论上可能只是暂时的，是一种不得已的过渡。

　　但大部分农民工就没这份幸运了。他们就连理论上的机会都没有，整个制度设计，就已经注定了他们的候鸟角色，因此才有了年关前后惊涛骇浪般的农民工归乡和回城潮。

　　最新消息，深圳富士康已经是“十二连跳”了，“十二连跳”十死两伤。面对这样似乎无休止的死亡链条，我们似乎已束手无策。其实并不是没有办法，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农民工都有家。不敢说，有家之后那样的死亡链条会完全终结，但至少有可能，“十二连跳”中的多数死难者，会因为家人的抚慰而得救。

　　曾有歌词这么写道：“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它。”千千万万农民工就没有它。没有它，千千万万农民工就都是“孤魂野鬼”，千千万万个“孤魂野鬼”就都无从安放自己的灵魂。且不谈高入云端的灵魂问题，他们甚至连基本的性生活都无从解决。

　　对人的基本需求的蔑视，莫此为甚。计划经济时代，千千万万国有单位员工曾遭遇同样命运，他们也往往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夫妻双方主要寄居于集体宿舍。当时很多来华的外国友人听说此事，无不大为震惊，批评这样的制度不适宜。外国友人的这个批评逐渐为国人所接受，现在，国有单位夫妻分居问题大致解决，不再构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拆散家庭的夫妻长期分居制度却并未随之终结，只不过从国有单位员工换成了千千万万农民工。

　　而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是以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解体为代价的。中国的世俗性宗教不发达，普通人日常的精神生活很大程度就靠家。家于中国人不只是经济单元，它首先是精神堡垒。排斥家庭的价值，从制度上就把千千万万农民工设计成城市的过客，设计成离家索居的“孤魂野鬼”，这既违天道又违人伦，给千千万万农民工造成了持续的精神创伤。深圳富士康“十二连跳”，一定意义上何尝不是这种精神创伤的总爆发。

　　但是，受伤的岂止是进城农民工。央视记者柴静访谈外国志愿者卢安克的节目，让我看了极为震撼。但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卢安克的无私奉献，而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悲惨生活。那父母都进城打工的十几岁小姐弟，菜都自己种，饭都自己做，有个头疼脑热，也都要自己爬山涉水去看医生。看到那小男孩为让客人取暖而奋力劈柴的情景，我忍不住流泪。孩子何辜，竟得不到父母的呵护，像野草那样自生自灭。而那姐弟的故事并非孤案。

　　我们到底要留一个什么样的下一代给未来？到底要留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给未来？这难道还不值得惊惧、值得忧思、值得追问么？我们需要城市化、工业化，但我们也需要或者毋宁说更需要尊重家庭的价值。在走过长长的歧路之后，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我们需要大声疾呼，必须回到家庭。很多论者在反思富士康跳楼案时，都特别强调社会的价值，强调要回归社会，这没错。但回归社会需要首先回到家庭，需要以家庭为起点。只有当农民工可以在城市有家，才可以进而形成农民工自己的社区，形成农民工自己的社会群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没有家，一个一个“孤魂野鬼”，何来社会可言！

　　让每个农民工可以进城安家，哪怕会付出代价，付出大片大片贫民窟的代价，我们也应该在所不惜。贫民窟再不好，也好过拆散千千万万个家庭。就此而言，回到家庭，毋宁说是回到人道，回到人道的城市化、工业化。血淋淋的跳楼事件警示我们，那种排斥家庭、排斥人道的城市化、工业化，是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作者：笑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