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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中国大使捎口信给蒋经国:不要遗臭万年 |
www.sinoca.com 2010-04-17 史海钩沉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摘要】我感到很吃惊,我想她在美国工作了这么久,吃美国人的饭,怎么好像对美国不满意呢?陈香梅对中国近代历史比较了解,说了说我们以往遭受的罪难,讲了讲外国人不可靠。她说:“美国才不希望我们统一呢,所以,这个祖国统一的事情,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我说:“好呀!你有这个认识,很好!统一这个事情,确实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我又接着说:“你跟蒋经国熟,你下次见到他,帮我捎个口信,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早日回到祖国,这样子祖国早日统一,就会使他千古留名。如果他做不到,让别人做了,就会遗臭万年了。”陈香梅说:“好!我一定转告他。”
【正文】文章摘自《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作者:苏峰/编著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苏:作为首任驻美大使,您是怎样开展工作的?
柴:我做过五国大使,总的感觉是一个国家一个样子。开始总是会遇到新问题,通过解决问题,慢慢建立互信。关系搞得最好、最热火的还是泰国。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我在美国主要做了几件事情。一是做记者工作。过去,当大使的不太爱见记者,怕记者乱写,也害怕自己说话“走火”,被人抓住把柄。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说什么,美国人不一定相信我的话,但是记者们写的,美国人相信。因此,我重点抓记者工作。每到一个城市,当地有名的报社,我都会去拜会。他们也专门给我举行记者招待会,召集记者们来,实际上都是来给我提问题的。我们一一给他们解答。美国著名的几大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有几大新闻社,美联社、合众社等,他们每年召开年会的时候,也邀请我去。我也不怕,去参加。反正只要邀请我,我都接受。我都去交朋友,通过他们,让美国多了解中国,为我们宣传。我们-常要做好准备,即使讲错一些话也不怕。
后来,如果我们到各处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就主动为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一下飞机,他们就在机场等着我,一看到我,就马上派人去会场做准备工作。我一到,招待会就开场,记者们马上就提问题了。因此,各地总有我们的报道。
苏:嗯,关系都很密切了,这是第一。
柴:对。第二呢,就是举行报告会。过去我们一般都不敢举行报告会,主要害怕提问题。而美国人,报告会中总会有提问题这一项内容。名义上是一个小时的报告会,一般你只讲半小时,剩下半小时就是提问和回答问题。对报告会,我还是这个准则:只要他请,我就去。我不回避,不管你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甚至是反对我们的人。吵起来的事情也是有的,有些人很顽固,我也不客气。
我们在外面作报告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在做工作。先是座谈会、报告会,然后吃饭,吃完饭后,首先接待华人华侨,然后接待留学生,第三呢,快到晚上12点了,就接待台湾同胞。
这就涉及到我的第三项工作--对台工作了。台湾工作是我在美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重点。为什么这么晚才接待台湾同胞呢?因为台湾同胞怕台湾当局知道,知道了就列入黑名单,就不让回台湾了。我们接触只能等到半夜。我
们在座谈的时候,有的人很好,有的人就和我们吵起来了。有些问题,他不能接受。譬如,我们主张和平解放台湾,但也不放弃使用武力。他就说,既然是和平解决,就应该宣布不使用武力。我们就说,如果我们放弃使用武力,你们就永远不会和我们谈判了。
对台工作中,我们一方面请台湾籍的知名人士和政党人士回祖国探访,一方面关心台胞在美国的生活。台胞在美遇到一些困难,譬如被警察抓起来了,台湾代表处不敢去交涉,我们就敢出头为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很感激,愿意和我们谈统一问题,当然不一定都能谈得拢,吵起来的事也有。
有一年台湾发生“高雄事件”,台湾当局抓了很多游行示威的人,在美的台胞请求我为这个事情表态。我经过了解情况、向国内请示后,表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暴力行为;要求释放被抓的群众。台胞们非常感谢我,热烈鼓掌的情景我一直都记忆犹新。
第四呢,就是做好华人华侨的工作。每到一个地方,总要访问当地的华人聚居区,和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尊重和重视华人,特别是学者,因为我们的尊重,加上提高了办事效率,将办签证的时间由一月改为一周,产生了连锁反应。一大批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归国探亲讲学,吴京生、牛满-、杨振宁、李政道、任之恭等都在这些时候纷纷回国讲学和交流。
有一家华人报纸开始的时候老攻击中国、庇护台湾,发行量还比较大,在华人华侨中影响很不好。我就让领事司的同志做报社老板的工作。老板挑战性地说:我请你们大使来我家吃饭,怎么样?我马上就答应了。他没想到我真的去他家,我们谈了谈,他的立场开始转变。后来他向我提出有关中美以及台湾的16个问题,我书面回答了他,他就全文刊载在他的报纸上,香港《晚报》后来也全文转载。
苏:在您的外交生涯中,有什么事情印象比较深刻?
柴:在和这么多华人交往期间,我还做了一件比较满意的事情。就是陈香梅。
苏:陈香梅可是影响很大的女性。
柴:她和蒋介石关系很好,和蒋经国关系也很好。她是蒋氏国民党有力的支持者,到美国做院外活动,给台湾当说客。严格地说,她应该是我们的对手。我们要开展院外活动,想让人在国会里面替我们说话,就必须请律师,请律师那可贵得很,一小时要几百美金,结果是贵得很,效果还不好,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事情。
陈香梅上世纪60年代加入美国共和党,后被选为党中央党部委员、主席。尼克松上任后,她曾任交通部长特别顾问、亚洲事务顾问等职。里根上任后,她任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及亚裔委员会主席等职。她曾为华人争取在美国的平等待遇做了很多工作。
我想,应该做陈香梅的工作。当然很有可能碰钉子。不过我想,不管她愿不愿意,我都要去做这个工作。有人说我,怎么可能做她的工作?她是我们的对手,不可能-过来的。我说:我也没想着她过来,哪怕她站在中间,了解问题的真相,只要她不骂我们就行了。
1978年、1979年,在中美建交完成后,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着手了。我先是找到波士顿的李耀辞教授,李教授对陈香梅传话说:大使想见见你。陈香梅答应见面。可是在什么地方见面?她说,到她家去。我没答应,我还不了解她,如果去她家了,出不来了,怎么办?哈哈。我说,到使馆来吧。她说她不来。
苏:大家都有顾虑。
柴:有顾虑。这样就拖了几个月。1980年5月,我们的国防部长耿飚来访美了。国民党军委会作战部部长蔡文治将军来到大使馆找我,对我说:“我想请耿飚到我家吃饭,你看可不可以?”我说:“你怎么认识耿飚?”蔡文治说:“在军调部时
代,我和耿飚在一起工作过,当时我是军调部代参谋长,耿飚是副参谋长。我们是老朋友了,我要设宴请他,请你作陪。”我说:“好呀。”接着,我又问他:“你认识陈香梅吧。”蔡文治说:“太熟了。我从大陆逃跑出来,先到香港,就在她家里住。”我就接着问:“我想见见陈香梅,在你家见见面可以吧?”蔡文治高兴地答应了。蔡文治马上打电话给陈香梅,陈香梅也痛快地答应了。
我们在蔡文治家见面了。首先是聊家常,然后谈到了两岸关系。我对陈香梅说:“现在台湾和祖国分离已经-30多年了,你能不能做做台湾的工作?希望台湾能及早地回归祖国。”
陈香梅说:“是呀,这个工作我们大家应该来做。中国这一百多年来老受帝国主义的欺负,我们祖国统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过,这个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做,不应该由外国人来做,更不能由美国人来做。”
我感到很吃惊,我想她在美国工作了这么久,吃美国人的饭,怎么好像对美国不满意呢?陈香梅对中国近代历史比较了解,说了说我们以往遭受的罪难,讲了讲外国人不可靠。她说:“美国才不希望我们统一呢,所以,这个祖国统一的事情,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
我说:“好呀!你有这个认识,很好!统一这个事情,确实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我又接着说: “你跟蒋经国熟,你下次见到他,帮我捎个口信,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早日回到祖国,这样子祖国早日统一,就会使他千古留名。如果他做不到,让别人做了,就会遗臭万年了。”
陈香梅说:“好!我一定转告他。”
我说:“你离开祖国已有多年了,什么时候可以回去看看?现在情况跟过去大不一样了。”
陈香梅说:“我要回去。但是我现在还不回去。”
我问:“为什么?”
陈香梅说:“我是要回去的,要等里根总统竞选,就职之后再回去。”
苏:后来呢?
柴:里根当选总统了。1980年底,陈香梅对我说:“大使,我要到中国去了。”我说:“好呀!”她说:“不止我一个人去,参议院多数党的副领袖也跟我一路去中国。请您帮我办一下手续。”我说:“好!”手续迅速办完之后,我请她来使馆,请她吃饭,为她送行。这个时候,她也来使馆了。这个期间,我也去过水门大厦顶楼陈香梅的家拜访过她。12月30日,陈香梅和美国参议员史蒂芬到达北京。
陈香梅来北京后,邓小平、廖承志都和她见了面。1981年元旦,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接见了陈香梅一行。陈香梅将里根总统的一封亲笔信当面交给邓小平,两人进行了坦诚而亲切的交谈。在欢-宴会排座次时,邓小平让陈香梅坐在第一贵宾的位置。他说:“陈香梅坐第一,参议员史蒂芬先生坐第二。因为参议员嘛,美国有100来个;而陈香梅嘛,不要说美国,就是全世界也只有一个。”第二天,海内外各大报均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陈香梅与邓小平握手的相片,并配发了新闻报道。
从此后,陈香梅频频来往于海峡两岸,起了不可替代的特殊桥梁作用。她在大陆,还见了很多她过去在中国的老朋友,也看到了中国的现实情况,对我们的认识和思想有一些改变。后来,她回台湾,就跟蒋经国汇报。蒋经国最后到他去世之前,立场有一些改变,对两岸统一的问题,思想上也动摇了。
陈香梅后来几乎每年都来,甚至一年之内来两三趟。1989年冬,陈香梅亲任团长,率领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办的、由众多台湾经-贸界人士参加的工商经- 贸考察团访问中国,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热烈欢迎。1990年5月,陈香梅趁热打铁,又一次组织台湾工商考察团到大陆访问。陈香梅多次来中国,我们还经-常会面,聊一聊。陈香梅曾写下这样一首诗:“四十年来家国,万千里路山河。惆怅两岸书剑,何日期许共和!”
资料:高雄事件
1979年12月10日,高雄《美丽岛》杂志社主要成员黄信介等与其它“党外人士”,以“庆祝‘国际人权日’”为由,向国民党当局“申请”在高雄市举行3万余人的集会游行,但未获批准。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等不顾军警阻挠,于当天晚上在高雄市街头组织集会,高举火炬游行。参加者与围观群众混集一起,约达2万人。游行者公开喊出“争自由、争民主、争权利”的口号,要求台湾当局“开放党禁、报禁”, “取消戒严令”。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队、宪兵、警备部队和警察进行围堵镇压,游行者则以木棍、砖头等为武器与之对抗,持续达几个小时之久,伤亡200余人。尔后,台湾“警备司令部”查封了《美丽岛》杂志社及康宁祥等“党外势力”主办的《八十年代》、《春风》等杂志,逮捕了黄信介、施明德等160余人,拘留了不少与此事无关的人士。后国民党军事法庭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14年徒刑,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定各处12年徒刑。另,王拓、杨青矗、周平德、魏廷朝、邱茂男等30多人分别判处6年及4年徒刑不等。这是继“中坜事件”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反蒋事件,给国民党在台统治以沉重打击。国民党自己承认,此事件给国民党这只“航在海上的船打了一个大沿”,“大伤”了国民党的“元气”,同时加深了党外势力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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