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第12期《南都周刊》封面：越南新娘
阿涛与阿翠在腾龙宾馆门口迎宾，这一天他们举行了婚礼。封面专题_孙炯
到越南相亲去
2010年，中越建交60周年。官方的庆典还没有进行，民间的热潮已经开始。
先是有南京生意人老戴发帖宣称，“花3.5万娶回越南老婆”，据说见面礼金才100元。紧接着，月收入不到2000元的重庆农民工洪林，也跃跃欲试想抱个越南媳妇回家……
仿佛一夜之间，“到越南找老婆”，成为网络上最热闹的词汇。与“凤姐”和“选秀”等话题一道，“越南新娘”刺激着中国两性社会的神经。
原本，“越南新娘”的含义，在中越上千年的交流史里，仅仅意味着上千年的通婚，其基础是国界两侧共同的文化、习俗和信仰。近年来，“越南老婆”又带上了贩卖妇女、买卖婚姻等负面色彩，并被解读为中国低阶层男性的婚姻梦。然而，“到越南找老婆”的梦境，现在已经蔓延到中国的大城市，并被高收入都市男性远征赴越求偶的现实所证明。
《南都周刊》此次跨国调查，也沿着如斯的脉络进行。记者在越南见证这些中国大陆寻妻客求偶过程的同时，也在解读赴越中国都市男性群体的婚姻心态，并揭示商业利益捆绑下跨国婚姻的风险，以及新婚家庭不明朗的未来。
腾龙旅店的日与夜
“越南新娘”，这四个字对于初到腾龙宾馆相亲的中国男人们来说，如同真假未知的幻梦。从“闪恋”到“闪婚”，快餐式的跨国婚恋模式，在这个旅店每日上演。
南都周刊记者_许十文 实习生 吴曙良 王敏琳 越南河内、海防报道
3月第3周的一天，来自北京的赵海，倚靠在越南海防市腾龙旅店（Thanh Long Hotel）的房间，那张深褐色的沙发上。
午后的天气有点潮闷。这个39岁的单身男人，看着天花板，呆了半天。
“在北京，我经常做梦，做梦回到了这里（腾龙旅店）。”他对《南都周刊》记者说：“睁开眼睛看到天花板，我才发现自己躺在中国的家里。我会恍恍惚惚地想，究竟哪个是现实，哪个是梦？”
作为一家网站的老板赵海，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海防了――他还想再试一次。上回，他在腾龙旅店相中了一个漂亮的越南女孩，但犹豫了十几天，他始终下不了决心，把这个女孩娶回中国去。
带领赵海来到腾龙旅店的是老戴，一个最近在互联网上知名度很高，号召男网民到越南找老婆的40岁男人。他的相亲团里，有来自中国上海、深圳、广州、沈阳、北京、石家庄等六大城市7名“团友”，他们决定到越南来，都是因为看到了老戴的博客――记载着老戴与越南老婆阿银的相亲故事，抨击中国的城市女孩；这一路上，从南宁，到河内，到海防，老戴和赵海们一路上谈论的，也都是如此。
男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寻找越南老婆。婚恋气息包围着这些来自北国的男人。腾龙旅店位于一条叫做良庆街（Luong khanh Thien）的马路边，附近的大饭店们每周举行至少一场以上的婚宴，而马路西侧则配套着数家婚庆用品店。从玻璃大门进入腾龙旅店，所有人都会经过一个由奶黄色地砖、抽象浮雕画、多米立克廊柱和东亚假山装饰的饭厅，然后发现，巨大的“”字张贴在饭厅的尽头。
“越南新娘”，这四个字对于初到腾龙宾馆相亲的男人们来说，如同真假未知的幻梦。从3月17日开始，这些来自北国的男人，开始与一批又一批的越南女孩见面。旅店为来客们提供从“闪恋”到“闪婚”的全部场所，从二楼客房间的相亲，到一楼饭厅的结婚。腾龙旅店的店员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们看惯了相亲的女子在楼梯上上下下，看多了异国男人们的兴奋、失落或者犹豫――每一次聚餐，每一个夜晚，他们都会谈论遇到的越南女孩，还有他们经历过的爱情。
越南民众和小贩们每天在旅店外聚集，离散，但哪怕是腾龙旅店附近的本地人，都不知道，这一幕幕的奇异过程，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
阿涛的新婚
3月17日上午，腾龙旅店开始热闹了起来。当老戴和赵海们到达时，上一批相亲团成员、来自中国东北的阿涛已经在举行婚礼了。
初到腾龙旅店时，除了老戴外，包括赵海在内的男人们，大多都表现得沉默而谨慎。他们提着各自的行李，穿过腾龙旅店的饭厅，从楼梯走上二楼的客房。在楼梯的尽头，一幅半旧的木质浮雕画刻画着三名越南女子，穿着红黄色的长袍，彩带飘飘，垂目修长，弹奏着不同的乐器。
面朝浮雕左转，第一个房间，就是阿涛的新房。自从上一批老戴带来的相亲者离开后，40岁阿涛一直和他的准新娘住在这里。曾经离过两次婚的他，形容自己是“啪的一声”就来越南找老婆――刚与中国太太离婚一个月，他在网络上看到老戴的博客以后，立刻办理护照飞往越南，然后迅速相中了19岁的越南姑娘阿翠，前后共花了四五万块人民币。
“我这个叫做最后一搏了。”阿涛坐在临时铺上花红毛毯的床上，搂着阿翠对大家说，“我老婆漂亮吧？这事儿呀，宜早不宜晚！你不早选（越南老婆）的话，就给人家就挑走了！”阿翠不明白自己的新婚丈夫在说什么，一边看着阿涛，一边看着这些新来的相亲郎，自个儿也笑了起来。
阿涛的亲身“示范”引来了团友们的兴致。老秦，一位来自南方大城市、年纪超过50岁的学者，对新娘的年轻很感兴趣，还向大家列举杨振宁的例子：“杨说自己被翁帆照顾得很好。我认为那个女人还是爱他的。这么大的年龄，不下很大的决心怎么会嫁他呢？我觉得呢，翁帆还是有胆量的，并且还敢于牺牲。”
新房里，年轻的伴娘也引起了来访者们的注意。她穿着白色的镂花蕾丝长裙，蹦来跳去，时而躲在人们背后，时而捂着嘴，用越南话兴奋地笑喊。
“她可以作为我的备选吗？”赵海站在房门问老戴。
“当然可以。”老戴回过头来，拍着赵海的肩膀说，“我叫养妈跟她说就好了。”
由于女方的亲朋大多来自海防市区之外，阿涛的喜酒在中午就开始了，腾龙旅店也播起了激扬的音乐。在主持人声嘶力竭的鼓动中，阿涛和他的越南太太站在“”下切蛋糕，喝交杯酒，而老戴熟悉的养妈“阿珍”，以及老戴的越南老婆阿银，则忙着在旁边为他们翻译。在向宾客祝酒的时候，阿翠和父母都只喝了一点，她的中国东北老公显然觉得不过瘾，一仰头，把满杯红酒都闷了下去。
一个在旅馆客房等待相亲的越南女孩。
赵海（右二）去伴娘阿好家上门订亲，他用手机给未来岳母（右一）展示他所居住的城市――北京的图片。
中国男人阿骏和越南女子阿好在海防司法厅礼堂领取了结婚证，司法厅为了这些新婚夫妇准备了葡萄酒庆祝。
速配开始
腾龙旅店的客房看起来就像中国的招待所，有的朝向嘈杂的马路，有的则没有一扇窗口，顶上还挂着陈旧的镜面反射球。不过简陋的环境没有消减中国客人们的兴致。婚宴过后，男士们聚集在一起，坐在沙发，或者躺在床上等待相亲。在赵海的房间里，大家不约而同地，又谈起了伴娘。
“你喜欢那伴娘吗？那个女孩，你能接受吗？”老秦问赵海。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他挥舞着手臂，演讲一般总结：“样子过了关，起码算过了门槛了吧。我在中国（没有找老婆），就是这个原因。男人就是视觉动物，样子过不关，后面的就不想谈。”
当时针转到了下午5点，老戴开始在走廊里朝各个房间叫喊：“女孩子们来了”。
男士们迅速地回到了各自的房间，腾龙旅店的二楼立刻安静了下来，所有门都被带上了。
木楼梯响起了脚步声。老戴熟悉的“大养妈”阿珍来了。阿珍是一个中文流利的肥胖中年妇女，手机不时响起，她的身后跟着几个同样是养妈的大龄女人。这些女人各自带着两三个到五六个女孩，聚集到腾龙旅店二楼的走廊。女孩子们有的穿着简单的牛仔服，有的穿着旧式的丝衫，大多数都勾着手指，站在那里，等待长辈们的调遣。
相亲开始了。房门打开。阿珍分批带着若干个女孩子，逐次走进相亲者的房间。她们每批在每个房间逗留十来分钟――在这十来分钟里，阿珍告诉中国男士们，他们要迅速判断自己是否喜欢其中的一位，并愿意跟她继续发展下去。养妈阿珍会坐到男士的身边，担当翻译，让男士询问对方的年龄、学历、家庭等问题，而女孩子则会用给越南话回答这些问题，通过养妈翻译给这些男士。
第一天见面，气氛略带局促。几乎所有的男士都变成了结巴，与坐在对面床沿的女孩对望着，有时这种对望会持续很长时间，有时则瞬间而过。“是有比较好看的女孩，但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话，”相亲者阿根看着一个貌似香港明星佘诗曼的女孩，对阿珍无奈地说。
阿珍拉起阿根的手，眯起眼睛笑着说：“你什么都可以问她。你可以问她年龄，问她工作。还有，你可以问她以前有没有恋爱过，是不是处女。”
除了阿珍，其他养妈都在现场观看这个过程。她们有的站着观看，有的翘起手靠在墙边，如果某位女孩子看来明显引起了男士兴趣的话，她的小养妈便会坐到这位女孩子的身边，耳语几句，之后向相亲者打眼色。
不过最终的撮合，还是要靠阿珍来进行：“如果你喜欢哪个女孩子，想留下她（在腾龙旅店），你就告诉我，我出去以后问问她的意思就好。”这是阿珍每次离开房间前必讲的话。
几轮相亲之后，已经到了晚饭的时间。大家发现，卸下白色长袍的伴娘已经坐在了赵海的身边，两人手里都有一本中越词典。男人们开始在为赵海如何考察这位姑娘出谋划策。当得知伴娘已经把赵的所有袜子洗干净以后，大家纷纷都竖起了大拇指。
不过赵海还是显得疑虑重重：“她在房间叠被子的时候，眯起眼睛。我在想她是不是视力有什么问题？我也没法问她。”
旁边的伴娘看着赵海，和阿翠说了几句越南话，又捂着嘴笑了起来。
讨论一 所有人都很兴奋。在腾龙旅店里，男人们讨论着下午见到的女孩子，直至深夜。
老秦张开大嗓子说：“这年头有几个中国女孩子还帮你洗臭袜子啊？我谈过几个（中国）女孩子，都对我说，今天你做饭好不好。我在外面做事业，你做饭不行吗？！”
“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像我们这种年龄的，多少还有点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在里面。”赵海靠在沙发上回应他。
老秦来劲了。“我在外面那样工作，赚这么多钱，女人赚什么钱呢？赚那点钱，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一个月三五千块钱不起什么作用。女人成家以后必须以家庭为中心。如果她也在外面打拼，那谁来关心家里呢？”
赵海：“男的如果没有什么本事，其实呆在家里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不过现实是，在中国，如果女的事业比男的强，她肯定就瞧不起你，我觉得这是特别无奈的事。”
“逼”婚
当相亲者们度过了海防的第一个夜晚，腾龙旅店也拆去了前一天婚宴的装饰。摩托车流的声音从马路传到了相亲者们的房间，把男士们从睡梦中吵醒。尽管大家都只睡了几个小时，但没有人觉得疲倦――这种状态一直维持了好几天。
第一天的相亲并没有让男士们满意，他们认为来相亲女孩子们不够高，不够漂亮。“昨天下午来的女生真是太丑了。越南就是这样的吗？我是挑相貌的，不挑的话，我还会来越南吗？”早上起床以后，老秦对老戴抱怨说。
新婚燕尔的阿涛依然很亢奋，光着膀子加入到话题中：“马克思说的对的。女的看你，先看你的经济，再看你长得好不好看。……不要灰心，还有好多天！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一定能达到！”
这天的相亲，开始有打扮时髦的少女出现了。一些长得比较漂亮的女郎，当她们站在二楼走廊等待入房的时候，老戴会主动和她们合照留念，用来发在博客上。养妈阿珍还是像第一天那样，带着女孩子们在各个房间穿梭，走动，然后询问中国的男士们：“你想留下谁？”
阿根留下了一位来自广宁省农村的20岁女孩子阿蓉。阿蓉长着一双大眼睛，披着红色的大衣，她穿高跟鞋的时候，比阿根的个子还要高。中午男士们聚餐、喝茶的时候，阿蓉已经倚靠着阿根，仔细地为这个异国男人拔下四根白头发，然后一根一根地交到了阿根的手里。
面对这看起来温馨的场面，腾龙旅店里又响起了男士们交口称赞的声音：“越南的女孩子真是温柔，真是细腻啊。”
“她们不像中国的女人。越南女孩不会跟说你一定要有部车，在哪个区要有房子。她们说互相尊敬，相爱就OK了。”一如既往地，老戴为这种场面作解释，赞美着。
在阿珍的建议下，午饭后的整个下午，阿蓉就呆在了阿根的房间里。两个不同国度的人没法说话，阿蓉只得不停地为阿根捶背，猜测着阿根的各种意图，端茶递水，直到她发现阿根的手提电脑可以上网，听到宝儿（越南一位当红女歌星）的歌曲为止。
“你喜欢我吗？我想改变自己在越南辛苦的生活。”阿蓉在网络上很快就找到了和阿根沟通的方法，她一句一句地用翻译软件说。不过她很快又改变了笔调：“其实我家也不是很穷，我想嫁外国人，只是因为我自己想这样而已。在广宁，很多人都嫁出去了。”
这段短暂的心灵交流，很快就被打断了。傍晚时分，一位自称为阿蓉婆婆的老年妇女，以及带阿蓉来相亲的养妈进入了阿根的房间。她们把阿根陷入了越南语和白话游说的重围之中：老太太们不断地列举着阿蓉的好处，然后要求阿根尽快定下结婚的决心，阿根则堆着笑脸，不断地推却，直至老太太们失望地离开。
晚餐时，阿蓉离开了腾龙旅店。饭厅里的越南女生只剩下伴娘一个，依旧为大伙拿碗筷，端菜，沏茶。
讨论二 男士们这天并不走运，律师老律、学者老秦都在中意的女孩子们面前展现自己的知识或财富，但看来却不奏效，反而是一些样貌不合心意的女孩愿意留下来。晚饭中，大伙讨论的中心话题，也随即变成了“金钱无用论”。
老秦：“我的要求很高，不是一般的高。我们今天下午（指第一天）看了很失望。我们千里迢迢跑过来，是因为我们认为越南的女孩子很贤惠，气质也会比中国的女孩子好。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在中国是95分漂亮+60分贤惠，那这边的女孩75分的漂亮加上85分贤惠就满意了，但不能一点都不好看，我不但自己心里接受不了，连亲戚朋友都会笑话我，说这种样子的女孩在大陆太多了。”
“我到现在（还没结婚）这个样子，就是想找个完美的。大家都知道，阿珍到目前带来的女孩子，很少有海防城里人，都是农村的，或者工厂妹。现在我已经（对养妈）降低要求了，我说农村女孩子都可以接受。换在以前，农村女孩子跟我相亲，我是绝对不会要的。”老秦越说越生气。
看到老秦又生气了，相亲者、做律师的老律赶紧叉开话题。“中国女孩多功利啊，越南女孩儿不一样，她们不会满脸的物欲。不过现在呢，我发现她们也会想这些，虽然没有中国女孩那么的离谱。我来这里期望不高，开出就三个条件：年轻、漂亮、处女。但是，我看越南不是三十年前的越南了，这样的女孩儿，欧美的来选，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来选，估计符合这样条件的，都没剩下几个了吧？”
前来相亲的女孩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带她们来的养妈。
赵海带阿好去市场约会购物，这个传统一直是团员考验女孩子物质欲的途径，但他们只能靠越汉词典来交流。
半路加入者
很快地，相亲已经进入了第三天。海防的天气从初时的阴冷，慢慢地变得湿热。腾龙旅店的电风扇大多数都开了，叽叽呱呱地转动起来。
看中的女孩不愿留，看起来很差的女孩不想要。大家都陷入了这样的困局。随着失望和挫折感一点一点的累积，相亲的男士们情绪变得低落。私下里，他们互相讨论着心里的不解。
“我开始以为到这里来我是买方市场，我选别人的，谁知道这咋变成卖方市场了？”老律说。这个来自南方某大城市的高个子，他的工作与演说有关，现在连续几天遇上语言障碍，开始不知所措了。
不过，两个新加入者很快搅乱了腾龙旅店相对寂静的气氛。他们一个是来自北美的华裔男士、年过四十的老隆，另一个是研究婚姻的在读女博士，阿美。
总是一身白色衣裤的老隆，一进入腾龙旅店就成为了焦点人物：他能手舞足蹈地向大家讲述自己一路上的经历，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养妈这边，阿珍会特意带来一些打扮时髦的女孩给这个华裔男人见面，而这些女孩不会到其它房间里去。
老隆行动迅速。这天下午，他已经牵着一个叫阿红的女孩的手，进行一场跨国恋爱了。阿红身材修长，笑起来十分羞涩，还有两个小酒窝，她跟着老隆在腾龙旅店附近的市场散步，老隆为阿红买了一枝红色的玫瑰，亲手放到阿红的手上。和所有相亲者一样，他无法用语言跟阿红沟通，但这位四十多岁的男人用各种夸张的姿势表达自己的意思，让阿红笑得前俯后仰。
不过阿红有时也会呈现出这些外国人不易察觉的担忧。“你了解我们嫁过去，家里要给多少钱吗？”看在老隆开心的样子，她手执着红玫瑰，用越南话问另一位同行的相亲女孩。
在腾龙宾馆，另一个半路加入者阿美，在老戴的默许下，在二楼的房间之间走来走去，见缝插针地跟相亲者谈话，试图迅速地了解这些男士的想法。“他们很兴奋，喜欢说中国女人拜金，”阿美对记者说，“我总是问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他们会反复说，中国的女人太差了。总之是很差，很拜金。”
傍晚，老隆和阿美在腾龙旅店二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老隆曾经与女博士有过不如意的恋爱，因此他对阿美也有着天然的敌意，当他们争吵的时候，男士们也纷纷围拢在他们身边，评头品足。
阿美带来的中国籍翻译，广西女孩小惠，也成为了众人关心的对象。在几天相亲中都没有收获的男士们，纷纷围着小惠，问及家常细短，当看到小惠为大家抹杯擦碟的时候，大家又惯性地赞扬了一番――“你看，在越南呆久了的中国女生也比国内的强啊！”
夜晚，养妈阿珍私下请老隆到附近的海鲜大排档吃火锅。这顿饭花了66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200多元。在吃饭的期间，阿珍的电话不断地响起，催促她带女孩子到腾龙旅店相亲，但她看起来不以为然。
“老隆，慢慢吃，不着急。”阿珍说。几天以来一直呆在阿珍身边，像保镖一样的一个越南男人，拿起水烟筒，悠悠地吸了起来。烟圈和火锅的水汽在半空中集合到一起，又迅速地消散而去。
讨论三 这天大家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看老隆和阿美辩论。
老隆坐在沙发上，指着阿美说：“你是白痴。”
阿美回答得干脆直接：“NO！”
老隆不依不饶地说：“就女生来说，在学校打扮最差的是博士，打扮最好的是刚刚进来的，打扮最有品位的是快要毕业的。我就认识有个博士。她住处的走廊全部都是灰，厕所是黑的。她们是生活的白痴。”
“如果那女博士穿着很好，生活有品位呢？”阿美有点不解。
“那她就不是博士了。她不会有精力投入到生活去。”老隆说。
阿美笑了一声，回应道：“你的意思是，女人就不需要去奋斗，就只要做好这些基本工作？”
老隆：“聪明！抢答100分。”
男士们大笑起来。老隆越来越得意：“在女人的领导下的男人是很窝囊的。女人好不容易有点权，她会拼命展现，因为她要展现自己的权力，因为这些权力来之不易。”
赵海依旧靠在沙发上，悠悠地说：“所以我始终两个观点。女人第一不能有钱，第二不能有权。”
自我包装
第四天。又是一个清晨，但天气变得更加潮热。7点刚过，走廊里再次回荡起阿涛和阿翠的每天早上必然响彻走廊的打闹声。阿涛夫妇总是起得最早的，招呼着腾龙宾馆出入的客人们。老隆速配的女朋友阿红，换上了黑色的短袖上衣，早早地来到旅店房间，牵着老隆的手臂，勤快地帮老隆捶起背来。
两对跨国伴侣打情骂俏，其他住客们则变得更加沉默。男士们开始小声探讨一些微妙的现象，譬如，阿珍带给老隆看的姑娘，大部分人都没相亲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安：老秦对前一天看上的一个女孩念念不忘，但养妈告诉他，女孩父母不满意他的年纪；另一个心事重重的中国相亲者老犹则半开玩笑地说，他可以一年来越南十二次，直至找到老婆为止。
“三天啊，过得就像三年一样。”老犹，这个企业老板叹着气，看着桌面上的咖啡壶。黑色的咖啡漏落在咖啡杯里，一滴一滴。
回到腾龙旅店，一轮轮的相亲又开始了。男士们开始转变相亲的战略――在老戴的建议下，他们放低了声调，不再对女孩子强调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并尝试着展露笑容。
另外，几乎所有的相亲者都戴上了黑框眼镜。“这是我跟台湾人学的。戴上眼镜，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个注重知识的人。”老戴说。
这天的相亲已经开始失去“秩序”。戴上黑框眼镜的男士们，不再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相亲的女孩。当木楼梯响起脚步声，大家会主动走到走廊里伸头窥探那些聚集在走廊里的女孩子。当相亲要开始时，他们才背着手，慢慢地走回自己的房间。一些来相亲的越南女孩子，面对这些年纪倍于她们的男人则显得很害羞，她们穿着牛仔裤，拿着摩托帽，坐在二楼的走廊上，把手缩到两腿之间，低着头。
老秦依然很执着，就像前三天一样，他坚持穿着西装。当养妈阿珍经过房间门口时候，他在手提电脑里展示一些越南网站，指着漂亮的越南姑娘图片说：“阿珍，你看看。像这种女孩就很好，脸型很好，样子甜美，轮廓也很好，身材肯定也高。”
一个巴基斯坦裔美国人的加入，把相亲的格局搅得更“混乱”了。这是一个50多岁的海防英语老师，名叫Andy，当得知腾龙旅店的男人们原来都来自异国，为的是寻找一个越南老婆时，曾经离异的他立刻也举手表示参加。
于是，男人、养妈和女孩们都聚集到了一个房间，英语、越南语和中文在腾龙旅店的二楼交错混杂着，字典在男士们手上传来翻去，好不热闹。
讨论四 经过几天的相亲，男士们对来相亲的女孩子都有了初步的整体印象。有的人在寻求下一步的相亲之策，而有的人则沉浸在恋爱的幸福之中。夜晚，大家在一个房间又讨论开来。
听到大家在说相亲女孩子的缺点，老戴开始解释了。“来相亲的女孩子，很多都来自从海防附近的工厂，或者周边地区。她们来这里看我们，要被扣很多钱或者路费，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她以后要到陌生的国度，所以她们的风险比我们大得多，所以这些女孩很伟大。我们都是想要幸福的，大家在寻求幸福，我们不是来买女人的。”
老秦提出异议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她们不懂得英文或者中文。我看她们的文化连初中都没有到。这样的沟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毕竟以后要朝夕相处啊。”
老律在一边反省自己与女孩交流的方式。“其实头两天相亲我还没当回事，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我长得比较高大，发现女孩儿看我的眼神都是怯怯的。我仍然是按照国内的感觉和她们交流，因为我说几句话就可以消除她们的疑虑，但在越南的话，根本行不通。”
赵海仍然靠在沙发上发言。“她（越南女性）不会给你压力。这是最好的一点，因为她嫁到中国后就很难回去，而且她无亲无故的，你就是她唯一的依靠。对男的来说，这是个好的选择。甚至，如果有的人不想担负很多责任，这也是一种好的选择。如果是同等条件，我就宁愿要这边的（越南老婆），这样省了很多麻烦的事情。”
退出者
3月21日，腾龙旅店又有婚宴即将举行。一大早，大喇叭响起了强劲的音乐。吃过早餐的中国男人们，则坐在腾龙旅店的饭厅里，抱着手，或者摸着自己的后脑勺发呆，看起来就像群雕。
比起刚来的头三天，到腾龙旅店相亲的女孩子已经逐渐减少了，但大部分中国男人还没有能谈上恋爱，乃至结婚。偶尔有一两个看起来年纪较大的女性出入，阿珍会向这些沉默的男士解释：美国人Andy的要求比较特别，他不需要十八二十的小女生。将近中午的时候，一个专门给Andy相亲的、穿着性感的女郎被养妈带了进来，男士们又开始活跃了――尽管他们普遍曾表示时髦的女性不够纯洁，但还是纷纷跟随进入相亲的房间，拿出相机，拍个不停。
Andy与这些中国男士相比，眼神和言谈要放开得多。相亲里，当养妈告诉他被某位女孩拒绝的时候，他会做出用刀割喉咙的姿势，惹来哄堂大笑。另外，由于在海防有工作，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每天呆在腾龙旅馆等运气。
没有等运气的还有那些曾经到过腾龙旅店相亲的女孩们。在旅店对面的和平饭店，来了几个中国人，前些天出现过的女孩们，又在阿珍的带领下到那里相亲了。
腾龙旅店关于相亲女孩的讨论已经不多了。这天，众人谈得最多的是：赵海决定送伴娘阿好回家。在前一天晚上，赵海转到了老戴的房间，然后这天上午，赵海为伴娘收拾好行李，把愁眉苦脸的伴娘送到车站去。
男士们说，赵海是想重新加入到相亲的队伍中去――“我就说嘛，他开始的时候太冲动了，估计是看着来相亲的女孩越来越漂亮，他心里也开始有想法了。”
犹豫的不单单是赵海。刚到腾龙旅店住上没两天的老隆，这个上午也要离开海防了，去中国了。“养妈对我说，阿红家的老人家对我什么要求都没有，只说阿红以后就是我的人了，她会一直跟着我。那一刻我真是激动。”老隆临走前对记者感慨地说：“不过这样太快了。我需要离开。我需要冷静一下。”
老隆给阿红留下了一台手机，给阿红的父母和妹妹送了表示诚意的红包。没有人知道他会不会再回来。
这天离开的中国男士，还有一个无时无刻不强调自己囊中阔绰，喜欢到海防赌场大呼小叫的团友。几天以来，他一直游说养妈，花钱寻找越南的年轻处女过夜，在遭到多次拒绝以后，他找老戴退还了相亲费，骂骂咧咧地走出了腾龙旅店。
到了傍晚，老律、老犹和老秦也开始学会走出腾龙旅店了。他们像越南人那样左顾右盼，小跑着避开马路上的摩托车，到附近的市场买西瓜，在附近的米粉档讨价还价。西装革履的老秦在一家商店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还勇敢地拿出相机拍照，还打算拿回来给阿珍看――“我想和她相亲，行不行？”
周而复始
才离开了一天，赵海的伴娘拉扯着大小行李，又重新回到了腾龙旅店。两天后，赵海终于鼓起勇气，到伴娘的家里看望伴娘的父母。这个已经第二次到越南寻找老婆的北京男人，开始下决心了。
上次相亲，赵海是在春节期间过来的。他曾经相中一个长得比较漂亮的越南姑娘，但回到北京以后，越想越不对路，还对着DV仔细研究这个女孩的品行。“说实在话，伴娘长得没有我上次相中的漂亮，但我觉得她很踏实。”他说。
相亲每天周而复始，老戴的相亲团也临近结束了。腾龙旅店里只剩下了老秦、老犹与老律在坚持。腾龙旅店的服务员们表现得越来越随意，她们经常靠在客房的椅子上，懒洋洋地互相聊天，哪怕这些中国客人就躺在床铺上。
连续的阴霾以后，海防的天气开始转晴。阳光透过窗口，晒在房间花白色的地砖上。走廊里原本堆着整齐的一叠椅子，经过男男女女数天的腾挪，变得杂乱无章。
阿翠和伴娘就像男士们认识了很久的亲人一样，每天打闹、追逐着，嘿嘿哈哈地调戏她们的另一半。
几乎在临走之前的一刻，老秦和老犹分别相中了一个身材和样貌都令他们满意的女孩。养妈说，这两个女孩愿意和他们继续发展下去。受到鼓舞的老秦和阿犹，决定过些天重返越南，重返海防，重返腾龙旅店，把他们的异国恋爱继续下去，乃至结婚。唯一没有收获的阿律，向老戴说，自己要回到家里好好练习一下微笑，力争下次来获得女孩子的青睐。
为了吸取“逼婚”的“教训”，老犹甚至绕过养妈，私下雇请翻译到了女方家里，探听对方家长的真实意见――当他拿出一叠美元作为红包送到家长的手里时，女孩家长原本狐疑的脸色终于转变了。
十几天后，老戴带领下一批中国相亲男就会到来。各种故事还会在腾龙旅店里上演。
3月26日，随着老戴的回国，所有中国男士都离开了。服务员一边在房间里搞卫生，一边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一个越南女孩呆在其中一个房间哭泣。因为她未满20岁，不能在中国登记结婚，于是曾经与她相亲、恋爱的一个中国准新郎，半夜悄悄地离开了腾龙旅店，连衣物行李都没有带走。
女孩子的养妈坐在二楼的走廊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一路发呆。腾龙旅店里安静得出奇。
我们为什么到越南找老婆
在很多欲前往越南相亲的中国男人眼里，老戴和阿银是一对楷模夫妇。
老戴，这个时刻处于亢奋状态的生意人，已经在为怀有越南新娘梦的中国男人―包括他自己，勾勒出一个模糊的面貌，同时发现这些欲求之下的巨大市场。
南都周刊记者_炫风 洪鹄 实习生_吴曙良 越南河内、海防、中国南京报道
老戴，中越跨国婚介者，如今是网络上的当红人物。在西祠博客上，他不断张贴图片，展示自己的家庭和工作，尤其他的越南太太阿银；在私下里，他勤于结识一些人，譬如，从南宁到河内的大巴上，他能把所有的年轻女士――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的，都认识个遍。
在男女情爱和赴越娶妻等话题上，老戴能滔滔不绝地谈上几天几夜，现实中，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男士――不单单是农村讨不到媳妇的单身汉，还有中心城市里对中国女性失去了希望的男人们――把他奉为先锋。在从南宁到河内路上，有些中国男性遇到老戴，会在一阵观察以后，像发现到明星一样，寻求他的签名。
每天都有很多电话找老戴，希望能在他的带领下，实现自己的跨国婚姻梦想。尽管老戴不认为跨国中介是他的长远目标，但自从去年10月娶了越南老婆阿银开始，到今年4月，他已经带着中国待娶的男人们7次往返于南京和越南。老戴认为，他的使命建立在“为中国大陆男人正名，并让中国相当一部分城市女孩反省”的社会高度，其张扬的作风，以及对越南女孩极致的赞美，也招来了不少非议。
找老婆找出的生意
我叫老戴，你可以叫我戴总。看，我手上有个文身，刺着我初恋女朋友的名字。那时候我们都在读书，很纯真。是的，我用情很深，所以我当时就用针刻上了她的名字。
我是个生意人，第一次结婚是在三十多岁时。我的结婚对象，是我的营业员，比我小11岁，漂亮、能干，还帮我管理商场。这次结婚是很匆忙的，现在想来，才发现当时很多东西真的没有考虑清楚。
一系列的事情，导致她离我而去。结婚大约半年以后，我被绑架了，那次还被砍了很多刀。然后，我的合伙人卷款跑了，之后我还要打官司，到处给钱，弄得焦头烂额。当时我的财产已经不多了，但我的太太几乎同时跟我闹起离婚来，然后把我大部分财产都拿走了。这次婚姻的挫折，令我一无所有，也对我的婚恋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以前是不注意女孩的品质的。后来我到越南来找老婆，就是因为研究了很多资料，注意到越南女孩子的品质。她们勤劳，贤惠，而这些准则在我离婚以后都反省过的，我一定要按照这些准则来找老婆，把品质放在第一位。长相、身材倒是其次的。
这种女孩，我觉得在中国国内很难找到。我曾为征婚特地做了个网站，前来应征的女生，符合我全部标准的一个都没有。当然，在国内，比较专一、勤劳善良的姑娘应该还是有的，但没有谈过恋爱的，基本上没有吧。
我到越南找老婆，被骗了很多次。在胡志明市，我给了中介两万块人民币，中介给我找来了四五十个看上去很漂亮的女孩。看中以后，可以跟她逛街，但女孩们今天说家人不同意，明天又用别的理由推脱我，反正都没有下文。后来有个同道告诉我，他已经花了4万多，一个多月了还是没有结果，我便确定这些中介是骗子，他们不是诚心为我找老婆。
我也找过很多其他它中介，港台的，专门帮台湾、香港人在越南找老婆的，但他们不愿意做我这个大陆人的生意，建议我去海防。我也真的去了。
在海防的舞厅里，我认识了现在跟我合作的养妈阿珍，就是她给我带来了阿银，我的越南老婆。说实在话，这个养妈跟我接触以后，很实在地跟我说，她对中国大陆人是不感兴趣的。我就跟她说，你帮了我，以后我会带很多优秀的中国人过来，照顾你的生意，还让你知道中国大陆也是很好的，大城市比台北那些地方还要好。
为什么找越南老婆？
我曾经考察过阿银。在宾馆里，我故意把床、房间弄得很乱，她一进来就忙着收拾了。然后我带她去逛奢侈品店，她看是看了，但没有买，尽是往便宜的地方走。我说要给她买，她说在没有定下来（结婚）之前，不会用我的钱。而且，她为了我，穿起了高跟鞋，结果把脚趾头都磨破了。
让我更感动的一个细节，是她帮我洗衣服。我知道每个来相亲的女孩子都会帮男士洗衣服，但那天她把浴室的门关了，我听到里面就是哗哗的水声。我还有所担心，但突然，门打开了，我发现自己的内衣、内裤和袜子全都晾了起来，啊，那真是太感动人了。
其实，很多找我帮忙的男性，他们的收入很高，有的人知识谈吐都很好，但为什么还向往越南？因为国内女孩的品质达不到越南的，温柔、勤劳这样的品质。他们跟我来之前，都会有这样的疑惑，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到了这里以后，短短几天，他的心理就要调整过来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抉择。
毫不夸张地说，他在这里相亲六天，想的东西，比他在国内六年的心路历程还要多。开始的时候，男士们会把国内婚恋中的一些择偶观，其实就是一些额外的负担带到这边来，然后他们会迅速地抛弃这些负累，按照自己最原始的意愿去求偶。
跟我来的男性，大概在38到45岁之间，其中离婚的、有孩子的比较多。越南那边嫁给我们的，一般是18-25岁的女孩，25岁以上的少一些。18岁结婚在越南是合法的，我办过最大的一个是70多岁的中国男人，找了个30多岁的越南老婆。
确实，这种相亲的过程，有很多让男性产生冲动的机会。我都劝他们在没有办结婚证之前，不要碰那些女孩子。但是有时候人是控制不了的，我尽力劝，该说的也说了。
有些中国女士，会打电话来骂我。有些女的说我害了她的老公，说她老公动不动就说要去越南找个老婆，这样就把她们否定了，她们其实也是好老婆。还有一些，就是发信息过来，侮辱我，骂我，说中国女孩没有像越南女孩那样的品质吗？
鱼龙混杂的求妻者
我见过很多越南中介、养妈，大概觉得分成三种：一是骗人的，糊弄你的；二是确实是介绍女孩，但不会为大陆人做；第三种是愿意和大陆人合作的。最后的一种肯定越来越多，我已经感觉到这个市场大得有点可怕。
我现在对参团者的要求已经很高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待那么多人，淘汰率几乎是99%左右。就这段时间，如果我把报名参团的人都带上，那至少有三百多人，如果加上那些打电话来问讯的，简直不计其数，我现在很想建立一个有国际婚介资质的公司。
现在我接电话，大概有一半人我直接就可以在电话里拒绝他们了。我先是问他是否农村的，以及收入。这样已经可以删除掉四分之一了，然后学历、年龄，对女性的要求等，一下子又可以划去一大批。我的相亲团是在南宁集合的，见面时，我还有机会劝说一些我认为不适合的人放弃。我要告诉他们一些风险，譬如，你的越南老婆起码一年不会说中国话，不能帮你工作，而且一年之后，你们可能就有孩子了，有了孩子之后，这又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能迈出最后一步，亲自过来相亲的人，往往是大城市的，因为我给出的价钱（在五六万左右），也不是一般农民可以一下子给出来的。我是南京人，但从来没见过问讯的南京男士真的要跟我来的，倒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男人行动特别迅速。我带过来的男士，住在上海的最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仔细研究这个事情。
来找越南老婆的中国大陆人，有几种类型特别不好。第一种是他经济上很穷，根本就付不起钱，有的还骗我说他多有钱。第二种就是麻烦事特别多的，譬如这边什么证件都办好了，结婚前他又不干了。第三种，就是素质比较低下，或者动机不纯的，就是想找几个女人来玩玩，或者是想到这边找个代孕的，找个二奶什么的。
关于女方的风险，我认为还好控制。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是到她家去，第二个我们在她家（附近）办婚礼，第三个我们都是去合法的司法厅、公安厅登记结婚。第四个，我让养妈去查每个女孩的底细。我认识的养妈在当地的户籍、公安系统很有关系，我相信她。
我最近考虑的事情，就是在越南这边开个语言学校。语言学校培训两三月，基本上可以排除那些其实不适合嫁到中国的女生，还考察女孩子的品质。
有的人会问，我的越南老婆会不会跑掉啊？我认为责任主要还是在于男方这一块。我分析过那些嫁到台湾后跑掉的越南新娘，大多数人的老公有暴力倾向，或者酗酒、凶恶、虐待。我想，如果自己能把男方这边把关好一点，越南女孩在那边过得比国内好，她们也就没有跑掉的必要了。
说到底，我在这个跨国婚介里，目前处于向导的角色。我只不过是过来人，然后更多人来找我，希望我帮他们做这个事情。我希望以后能把这当作一个规模化公司化去做。
越南相亲备忘录
心理准备
前往越南相亲，首先确定自己需要寻找一个什么样角色的新娘，是专职太太，还是跟自己共同发展事业的伙伴。根据自己不同的要求，准备不同的考察方向。
对于新娘的客观条件，比如身高、体重、外貌等，由于每个人观点不同，所以无法一概而论，需要实地考察后来确定，不要相信婚介的宣传或网络上的图片，因为利益关系，会有很多不实宣传，同时由于越南新娘经济的发达，即使是真的，等你按图去找时，也很可能图片上的姑娘已经出嫁了。
考察准备
选定自己的寻找方向后，根据自己的要求，确定考察项目。
需要找一个全职太太，那么就要从女方的持家能力、对老人的孝顺情况、对老公的照顾水平、对家务的敏锐程度等情况去进行考察。
如果需要找一个事业发展伙伴，则需要从教育水平、学习能力、智力水平等方面进行考察。
如果你要求又能持家，又能在外面帮助你，这也未免太苛刻了点，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就不要要求别人做到。
时间准备
由于跨国婚姻的手续繁杂，所以你必须做好在2~3个月的时间跨度内，平均每个月至少有10天可以往返中越办理各项事宜。
经济准备
相亲，是一件人生大事，所以在经济方面，要认真盘算好。要把越南新娘娶回家，你的收入：在一线城市，不要低于4000/月；在二线城市不要低于3000/月，在三线及以下城市或乡村，不要低于2500/月。以上是供养一个全职太太的最低要求，不包括今后小孩的开支。
养妈们的生意经
在河内海防甚至胡志明市，养妈们控制着庞大而无序的跨国婚介市场，同时以“金字塔”结构，网罗着那些愿意外嫁的越南女孩到相亲场所来。
南都周刊记者_炫风 实习生王敏琳 黄薪儒 余小北 吴曙良 方舟 越南河内、海防报道
在越南新娘网络广告上，有的会这样形容：在海防、胡志明这样的城市，女孩子都愿意嫁到外国去。
但在海防，这至少不是一个被公认的事实。
“谁会把这种事情摆到台面上呢？”就像绝大部分海防人一样，32岁的黄氏玲对记者这样说。
黄氏玲的小店铺就开在腾龙宾馆的对面，但她从来没有发现，每个月都有来自北方的异国男人在里面相亲。
在过去，海防人对跨国婚姻的认知，更多是来自台湾规模化的相亲活动。十多年来，从海防市区向东，公路边排列着繁体字标识的一个个台资厂房，有时候它们也可以成为一家家“腾龙宾馆”――来自周边地区或者工厂的女孩们接受一定的训练，然后在不公开的场合与台湾相亲者会面，直到结婚。
长期以来，一批又一批来自北越各地的女孩，在海防、河内等各种相亲场所低调地穿梭，寻找嫁到外国的机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些女孩面对的相亲者多了一个群体：那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寻妻客。
一方求嫁，一方急娶，强大的诉求，无异给了那些专业物色女孩的养妈，提供了一个巨大而极具潜力的新市场。
应运而生的婚姻介绍人
黄氏玲中文说得很好，与不少做生意的中国朋友有交往。这几个月，她发现一些貌似做生意的中国人，在寻求她帮忙的时候，往往最后会露出“狐狸尾巴”――那就是找老婆。
“我本来还以为他只是考察一下海防市场，谁知道他带了几个中国男性朋友过来，谈论的都是见到的女孩子。”黄氏玲说，“原来那个人在国内做中介，物色了一些想到越南找老婆的人，收了钱，带过来再说。”
根据越南当地多名中国籍翻译的描述，从去年开始，来自中国的中介们，以“游猎”方式，带着客人们在河内或者海防的街头闲逛。尽管这些中介工作人员连越南语都不懂，但仍然有不少来自上海、天津、深圳等大城市男性跟随――这些客人有的通过QQ联络，或者电话的方式招徕而来，有的甚至是在旅游途中，临时加入相亲队伍。
“我总是在接待那些要我介绍女孩子给他们认识的中国人，”河内一位叫做阿心的本地翻译说，“大部分越南本地翻译都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为他们物色对象，我们不知道后果如何。”
为了寻找愿意外嫁的越南女人，来自中国大陆的中介们，会频繁地利用越南当地的各种社会关系。譬如，通过朋友介绍，甚至通过特定的付给酬劳的方式，联络到一些愿意与这些中国男性见面的越南女性，以满足客人结识越南女孩的要求。
“实际上，这类相亲行为在越南并不是非法的，尤其如果双方同意，结婚时又走法律途径的话，越南政府不会加以干涉。”一位中国常驻河内官方机构的人士告诉记者，“不过，从越南社会的传统道德思维方式来讲，公开的组团相亲并不会被支持，因此参与者通常都倾向于低调操作。”
在河内、海防这两个中国大陆人常到的北越城市，这一类活动更加明显。由于涉外婚姻的手续只能在越南中心城市办理，因此越南各地有意外嫁的女孩，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到达河内、海防和胡志明市等地。
一些家境不佳的女孩，养妈们的出现，解决了她们一些烦恼，比如代她们先支付在河内、海防、胡志明等城市的生活费用，直到她们成功嫁出后，再向女孩家庭收取这些成本。
大养妈与小养妈
在海防，养妈隐藏在大街小巷、乡间田野之间。
“养妈是这样的一类人：在一个地方认识很多有女孩的家庭，而且很善于取得家长们的信任，认为女儿通过她外嫁是最好的，”在一个相亲现场，一个海防阮姓女孩向记者透露说，养妈之间也是有大有小的，小养妈可能就是你身旁的一个年长亲戚，有一天，突然会给你打个电话，叫你去参加某次相亲；而大养妈手中掌握着众多养妈的信息。
和那些通过社会关系物色越南女孩的外来中介不同，海防、河内等地的职业养妈，经过十几年面向海外的“媒婆”锻炼，每个养妈都有能力，去物色、带领来自不同地区的、愿意外嫁的越南女性到相亲的场所。
记者在相亲现场看到，当有国外的相亲者到达时，养妈们通常互相支援，把旗下的女孩子带到相亲场地，并因此获得小额酬劳。一旦女孩成功嫁出，这个养妈的收入也会大幅增加。所以，为了达到“速配”的效果，养妈们一般都会向相亲者极力推荐带来的女孩。而拥有外语能力和定期客源的“大养妈”，是养妈中的领导者，通常要平衡养妈之间的“生意”，并掌控着整个局面和信息传递：
男方（中文对养妈）：我不知道这位小姐能不能用中文跟我沟通。
养妈（越文对女方）：你懂中文吗？如果他跟你说中文，你最好作出不懂的样子。随后，大养妈（中文对男方）：她们学中文都很快。做老婆没问题，结婚半个月就能沟通了。
……
男方（中文对养妈）：我想问问这位小姐，她做什么工作？
养妈（越文对女方）：你做什么工作？“女方（越文对养妈）：我最近没有工作，在家玩。养妈（中文对男方）：她说她在附近缝补衣服。这是个很勤奋的女孩子。
女方（越文对养妈）：他挺奇怪的，问我这么多问题，呵呵？
男方（中文对养妈）：她说什么？
养妈（中文对男方）：她说你挺帅的。
……
小养妈（越文对大养妈）：”他要留下（我带来的这个）女孩子吗？如果不要的话，总得给她们付点路费吧。“
大养妈（越文对小养妈）：”你带过来的女孩子都不漂亮，人家不选你就带走吧，（如果）每个都要收钱，你以后不要带过来了！“
由于，养妈的收入主要来自相亲者缴纳的婚介费用，因此相亲成功与否，对不需要付出多少成本的养妈来说，意味着收入多寡。而这个收入，还因异国相亲者的国别和身份而有所区别。譬如，如果女孩成功嫁给来自欧美的男士，养妈向相亲者收取的费用就会更高些。而这个分成，有业内人士透露，一般大养妈占据了大部分的收入，而小养妈和类似老戴这类的外国相亲团组织者，拿的则是小头。
一些未经证实的说法认为，除了介绍费，养妈甚至还能在男方给女方的礼金中提成，甚至直接向女方家庭收取费用，这些费用从2000到3000美元不等。
潜伏着的风险
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人通过中介到越南觅妻，无异于给中介和养妈们打开了巨大的市场――从生意的角度来说，大陆客的数量激增，生意的流转速度更快；从监管或自律的角度来看，对大陆的相亲人士，并没有针对性的措施。
针对台湾的涉外婚介行业，在十多年的发展中已经达到了相对的成熟程度：越方女孩们要参加长达半年的语言、技能及地理文化等方面的课程，而台湾的相亲男士也要在半年内往返两地三次，以达到反复考察，顺利磨合的效果。为了控制风险，有关的婚姻中介合同上还会列明赔偿条款，譬如保证新娘能找到工作，或者新娘不会跑掉，等等。
”如果嫁给中国人，从相亲到摆酒，短的话几天就搞定全部手续了，“一个参加相亲的女孩对记者说，”所以从收费方面来说，现在嫁给中国大陆人的收费（女方交付养妈等中介）比台湾人更高。“
大约十年以前，越南国内广泛报道了一些非法中介以婚介为名，实则贩卖妇女的恶性事件，这些贩卖的路线终点落在了中国的南方地区，因此使很多有意外嫁者，对中国大陆心存芥蒂。不过，记者在河内和海防的街头调查发现，随着近年中国经济实力（尤其金融风暴过后）的显著提升，这种过往的印象已经有消减的迹象。
更大的市场，更快速的周期，更少婚姻风险的承担，更少的舆论压力，这都被视为养妈们把目标转向中国大陆的原因，过去养妈们频繁接触台湾的合作者，现在则开始与中国大陆的来访者握手。
在经济利益以外，这种倾向已经引起了一些越南华人团体的注意。
”现在中越之间几天就速配而成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了。除了能让中介更快收取利益以外，这只会增加这些未来家庭发生问题的几率。一旦几年以后，这批越南新娘中的不如意者回到越南，难道不会再一次影响中国大陆的形象吗？“一名胡志明地方侨领对记者忧心忡忡地说。
“越南老婆”前传
当地人用“越南婆”，这个富有白话气息，又带点调侃语气的词语来形容他们心目中的越南女性。大多数人认为她们是穷家汉的老婆，或者是在边境商贸中分一杯羹的劳动力，甚至被视作生意人在国境南边的女伙伴。
南都周刊记者_炫风 实习生 吴曙良 中国广西凭祥、越南同登报道
侬美荣是越南同登人，40年前嫁到了中国。
何红飞两年前娶了个越南媳妇，何氏至今还是理论上的“黑户”。
广西凭祥市浦寨的中越贸易关口。
北纬22度附近，广西凭祥，中越边界重地。在中国这边，从市区到农村，橙黄色调子，简单的三角楣，以及仿洛可可涡旋花纹装饰的新房到处可见，它们有的挤在城区旧房子的夹缝里，有的竖立在广袤的田野上。房地产广告摆出了“打造法式风情小镇”的旗号，而贩卖货物的生意人，以及看守店铺的当地人，混杂在一起，行迹匆忙。
在友谊关的南北两侧，欧式风格的小房子随处可见，家家户户都挂着中国或越南国旗。从红色国旗的图案上，人们能分清哪些建筑位于中国，哪些属于越南；但要分辨中国人和越南人却有一定的难度。
普通话、粤语、壮话、当地粤语、甚至越南官话混杂在街头上。在当地，人们用“越南婆”，这个富有白话气息，又带点调侃语气的词语来形容他们心目中的越南女性。在《南都周刊》记者的走访中，大多数人认为她们是穷家汉的老婆，或者在边境商贸中分一杯羹的劳动力，甚至被视作生意人在国境南边的“女伙伴”，但她们就生活在边界两端的凭祥和（越南）同登，已经逾百上千年。
“越南老婆”，是凭祥生意人在私下场合常聊的暧昧话题之一，而到了隘口、卡凤等离国境不到几公里的地方，这已经是当地默认的现实。在广西、云南漫长的中越边境线地区，她们与边民交往，恋爱，结婚，生子，还形成了“越南老婆”在中国都市人心目中的传统印象：非法婚姻，农村穷人的选择，买卖婚姻，林林总总。
边境通婚
3月上旬，距离越南不到一公里的四方岭，村民何加文的太太、六十多岁的侬美荣穿着深蓝色的开襟壮服，忙着照顾两个不到一岁的孙女。屋外是地矮连绵的丘陵，山的另一边就是她的故乡，越南。
“半小时就能走过去。有些路，你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侬美荣说。
这本来是下田插秧的季节，但庄稼地里旱得干裂，没有水，侬美荣只能在家做点家务，喂鸡，打扫，给刚出生不到一年的孙女儿熬汤。她的媳妇，也是来自越南同登的何氏，一个个子不高但鼻翼丰厚的姑娘，见到记者来访，一直看着地板，然后匆匆地跑到屋外去了。
在何家的屋子里，除了壮族特色的祭祀台，还摆着何家儿子与媳妇的婚纱装。不过，在当地民政部门的登记表上，已经嫁到这里40年的侬美荣被认为是正式的户籍人员，但她前年刚娶进门的媳妇则被写为：“何氏，越籍”，至今还是理论上的“黑户”。
实际上，尽管国籍不同，但何家文和侬美荣都是壮族人（在越南则被称为侬族），他们从小就说同一种语言：壮话。他们的儿子和媳妇也是如此。至今，侬美荣还不认识多少个汉字，乃至在吃药的时候，她会向记者了解包装上的剂量说明。
“年轻的时候，中国和越南都很穷，甚至闹饥荒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跑到越南那边去，”何加文回忆说。“我经常去越南玩，尤其喜欢到那边唱山歌。打仗之前，大家随便可以走过去的，那边有朋友，有亲戚，大家就像一个镇，或者一个村互相认识的那样。”
何加文与侬美荣谈恋爱时，由于没有通讯工具，他们就定期约在市集上见面，分手时又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间。恋爱大约半年以后，1970年代初，她们结婚了。何家文的家，当时还是茅草房，跟侬美荣家几乎没有区别，不过，何家文在经济上的负担更大一些，因为侬美荣当时还没有中国户口，于是，到城里跑活的都是何家文，侬美荣则留在村里种地。
1970年代末，中越爆发边境战争。军队驻扎在村里，何家文夫妇和村民们都躲到附近的山洞里。洞外的炮弹呼啸着飞过，每一下震动都令她们心寒。“当时没有地方可去，这些山就是我们的家。”侬美荣说。
双重黑户
随着中越经济差距的拉开，从19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女孩子从边界以南嫁到了边界以北。“直到现在，同登那边农村还是很穷。大家住的房子都是泥砌的，但这边至少有砖头。”侬美荣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她的媳妇何氏，已经懂得开着摩托车在村落附近拉客赚钱了。
越南女性在凭祥是具有双重色彩的。一方面，超级市场的女服务员，或者公共汽车的女售票员有时会对这些“外国人”使白眼，嘀咕一句“越南婆”。另一方面，人们平时又会讲述越南女性的种种传奇故事，譬如越南农民（在越南种地的农民通常是女性）能熟练地把田里隐藏的地雷像拔萝卜一样堆到田埂边，然后弯腰继续插秧。
边境村民们对越南妻子已经习以为常。在四方岭正盖着房子的工地上，不单有越南过来的女孩在帮忙，而且同登地区一些越南男人也会过来打短工。如果不查身份证的话，或者你不是当地人，谁都看不出这些人的区别。
现在的四方岭，几乎一半的农户男丁都娶了越南老婆。娶越南太太的投入，要比娶中国女孩低廉，按照何家文的形容，儿子何红飞与何氏在前年结婚，总共花了大概5000元，而在凭祥，单是给女方家的定金就要1.8万。每隔一两个月，婆媳俩就会经过边检，或者特定的道路，去同登的亲戚朋友家走走。
“1990年代开始，镇里就开始遣返边界上中国人的越南妻子，最近这十年觉得不现实了，逐渐把她们默认成自己人，”友谊镇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是世代住在一起的，但因为他们没有办结婚登记，我们又要管着超生，所以才有过去驱赶她们的做法。”
“普遍来说，她们都愿意进中国国籍，但是又不能进。这就是为什么地方能宽容她们的原因。”长期在广西边界地区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周建新说。这位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长介绍，这些婚姻建立在共同文化、习俗和信仰的基础上，而国界对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方面，中越边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很多中国边境女性的婚姻都流向城市。为了传宗接代，男性与越南人恋爱，物色妻子，当地人都觉得没有问题。”他说。
据介绍，广西边境中越通婚的历史长达千年。近代，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等时期，很多居住在边境的中国人去了越南，后来成为侨民，而到了中越战争时期，这种边界上的往来乃至通婚停顿了将近十年。从1990年代初开始，从越南方面进入中国的边民越来越多，其中不少人成为了中国边民的家庭成员。
“不过，以前对涉外婚姻登记手续纷繁复杂，收费又高，使这些越南老婆成为双重黑户――在中国要被赶，那边的政府也不认她们。”周建新说。从2004年开始，广西边境城市的民政部门获得权限，开始为边民的跨国婚姻进行登记。不过，根据凭祥市民政部门的介绍，目前为止，没有一对夫妇来做过登记，只有一两个边民来咨询过。
在越南期间，记者了解到，目前越南政府对涉及外国公民到越南娶妻的手续较为复杂，譬如必须到指定中心大城市的有关机构办理，这也成为了很多台湾及中国大陆新兴通婚中介对相亲者收费的主要依据。
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中越两地的家庭，近年已经不止于边民通婚。随着中越贸易的迅速发展，来自各地的外地商人聚集在浦寨、弄怀等地区，记者走访了解到，其中不少与越南女性有事实上的夫妻关系。
来自湖南，37岁的水果贸易商林兴明（音）就是其中一个。他的越南妻子，24岁的阿贞与他居住在凭祥市区，已经4年多。平时，阿贞会奔波在越南和凭祥联络生意伙伴，为林兴明的朋友做翻译。“我倒是一两个月才来一次。其实，我在家乡已经有太太了，不过，我老婆（指阿贞）不介意。”林一边喝功夫茶，一边对记者说。
通婚2.0
凭祥市政府宣传部的张扬认为，现在的越南不像五年十年前了，越南开放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说到越南，就想到它穷，但其实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家境不佳的女性，就会想嫁到外国去。”
根据媒体报道，在广东和广西一些非中越边境的地区，还有很多未经过合法手续“嫁”到中国的越南妻子。譬如，在广西东部的玉林市，或者广东北部的清远市，总计有逾千名越南妇女在当地生儿育女，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在上个世纪被贩卖过来的，这些贩卖组织甚至逼迫越南妇女从事卖淫的活动。很多报道都指出，这些犯罪活动的源头，都来自于城乡地区男性建立家庭的诉求，并为这些组织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
在越南，关于中国大陆拐卖越南妇女的报道并不少见。从21世纪开始，中越双方开始展开针对性的，连续打击行动。不过，越南打击贩卖妇女和儿童的“国家行动项目”办公室表示，中国是贩卖越南妇女人贩的最大目的国，占2004至2010年间所有相关案件的65%。
在中越通婚多重局面并存的情况下，根据海防、胡志明市一些婚介组织的介绍，从去年开始，中国大陆城市男性到越南求偶的数目开始迅速增加。这些求偶者要付出两万元以上的中介费用，来获得与越南适婚女性见面，以及谈婚论嫁的机会。
“贩卖妇女和边境通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事情，而买卖婚姻和自由恋爱也是如此。”周建新评论说，“大城市的中国人到越南找老婆，我想他们没有建立在一个能建立家庭的，互相沟通的基础上，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在边境研究跨国婚姻的人，这还真是新鲜的事情。”
从新娘到新移民女性
2006年4月29日，韩国首尔，一名韩国男子与她的越南妻子、孩子共进早餐。
“我们越南女人，就像山丘上的房子，暴风雨来的时候，只要敞开大门，任凭风吹雨打，都可以安然度过。”向来给外界温柔、乖巧印象的越南新移民女性，在充满挑战的台湾异国婚姻旅程中，用20年的青春岁月，以及一双柔弱的肩膀，为自己撞开了幸福与平权之门。
文_莫忘初
由于韩国乡下的一些男人难于娶到当地女子，便转为向中介机构寻找外国女子做新娘，
在2005年韩国结婚的人群中，有14%是跨国婚姻。而在台湾，到2010年2月底，
越南配偶已达82,986人，比例高达25%，仅次于大陆配偶。
70年代，台湾与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的跨国婚姻，大多是被不肖中介以“介绍工作”为由，“淫取”来台进行色情运贩的人肉交易。
80年代，婚姻中介跨越了台湾海峡，成了投身东南亚广大婚姻市场的“台商”，专门引荐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外籍新娘”。
90年代，发裙飘逸、温柔可人的越南姑娘，突然成了台湾广大劳工、农村单身汉，以及残疾人的“福音”，成为“排排坐相亲，拉拉手结婚”的“速配”对象，省了谈恋爱的时间，也免了蜜月旅行。
2000后，是台越中介婚姻的高峰期，平均每天有30个越南女孩嫁给台湾郎。
小小的台湾，有250家以上的婚姻中介，抢食着外籍配偶每年上亿元台币的商机大饼。
2009年8月1日，移民部门一声令下，规定“跨国婚姻媒合不得营利”，如此一来，不以营利为目的才“合法”的婚友社，一下锐减到11家，不到20年，迎娶越南姑娘的中介费也一路溜滑梯，从40万元降到25万元台币。
随着越南新娘的热潮逐渐降温，结婚人数也从高峰期的每天30对新人，降至每天10对左右。不过，到2010年2月底，台湾的越南配偶已达82,986人，比例仍高达25%，仅次于大陆配偶，这些越南姑娘大多来自偏远农村，只有国小或国中学历。目前，台湾的外籍配偶人数，已经突破40万人，平均每100对新人中，有8位是外籍配偶。
从“越南新娘”到“外籍配偶”，再到“新移民女性”的称谓，这一条争取尊重与平权之路，一走就是20年。
为爱飞翔
在距离地表35公里的高空，42岁的曾福强（化名）端坐在越南航空的经济舱，为了生平的首次约会，他的心脏正扑通扑通地跳着，这一次，他要为自己的爱情而飞翔，目的地是距离越南首都河内四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农村。
“我的朋友叫阿香，她以前在我们村子里帮佣，工作期满回越南之前，叫我来找她玩。”曾福强腼腆地笑着，还从随身携带的黑包包里掏出一迭照片，用台语说道：“我在嘉义养鱼啦，这些照片是要给她父母看的。”曾福强忙着养鱼，错过了婚期，他喜欢阿香，也存了一点钱，但是不想通过中介。“因为要先当朋友，先谈得来再谈恋爱‘卡（台语：比较）自然’啦。”
还没有谈恋爱就要结婚，来不及度蜜月就要生孩子，是台湾越南配偶的典型写照，但却不是曾福强想要的婚姻。因为他不想让一个好端端的女孩，变成买来传宗接代的“代理孕母”，像曾福强这样以时间换取空间，追逐自己幸福的台湾男人，毕竟是少数。
与曾福强同班机的人，除了赴越经商、返乡劳工或出国旅行的乘客之外，放眼望去，大多是偕同老公与小孩“回娘家”，或是好不容易才“逃回家”的越南配偶。
过去20年来，台湾约有8万名劳工、乡村人口或残疾人，砸下数十万台币缩短了爱情的酝酿期，透过婚姻中介“实买虚娶”，只要短短七天，就可以把一个素昧平生的越南姑娘，变成自己屋里的枕边人，一个语言不通却合法的性伴侣。
幸福的赌局
对越南女孩阮氏莲（化名）而言，幸福的赌局取决于一场未知的跨国婚姻，入门筹码是20年的青春。
“我们只看了一眼，相亲之后，7天就结婚，老公花了36万。我20岁嫁来台湾，1个月就怀孕，5个月时收到银行的卡债催账单，女儿还没出生，我先生每天晚上都在赌场‘加班’，还说‘工作’很忙。”阮氏莲说，孩子出生4个月之后，她有了2份工作，先是做手工补贴家用，接着是“做马做牛”。
“我嫁来台湾，是当一个人的老婆，不是当全家的媳妇。”阮氏莲说，公婆嫌她、哥哥嫂嫂数落她，老公则是打完她和女儿小洁（化名）之后，再到外面去爱女朋友。“台湾的公公婆婆，认为媳妇用钱买的，所以对我们很不好，但是却没有想到这种想法，会伤害到他们的儿子。”为了女儿，阮氏莲隐忍了5年，拿到身分证之后，决定离婚，成了独立扶养女儿的单亲妈妈。
前夫的姊夫不甘心，打电话到越南恐吓阮氏莲的父母。
“他们以为有钱，什么事都敢做，但是我永远记得这句话：‘狗会叫，可是狗不会咬人’（会叫的狗不咬人），所以我不会怕他们。”阮氏莲离婚后，当女工维持生计，还积极参加小区的新移民妇女活动，自己赚的钱不多，还把部分薪水捐给被打得更惨的越南单亲妈妈。
阮氏莲自己找打工的机会，分期付款买摩托车，方便接送女儿上下学，她学会挺起瘦弱的肩膀，撞破了失婚者遭白眼的宿命，也撞开了一道幸福之门。
两年前，在一次新移民妇女的座谈会中，阮氏莲偶然遇到了离过婚的老师陈祥（化名），两人相谈甚欢，快速坠入情网，国小毕业的越南单亲妈妈，嫁给了大学毕业的台湾失婚老师，成为彼此第二春的幸福伴侣。
买“一”送“二”
2003年，台湾男子娶越南姑娘达到最高峰，每年有超过1万名的越南女孩嫁到台湾，婚姻中介费也从40万元上下，降到后来的25万元“全包”。越南新娘嫁来台湾人数激增，问题也越来越多。
“家庭暴力、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差距，越南配偶遇到的主要问题，大多还是婚姻不和为主。”陈祥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回家替小洁加强国一的数学和英文功课，等阮氏莲和小洁睡了之后，再继续挑灯夜战。
“小洁的程度跟不上同学，是‘后半段的前几名’，我不要求她成为班上的前三名，只要求她进步到班上的前半段，所以需要更多时间的关心。”陈祥认真地强调，“我已经当了一年多的爸爸喔，不是开玩笑的，帮孩子辅导功课，也是一种亲子关系。”
为了保护妻女，陈祥不愿透露自己教学的地点和身份，令他感叹的是，有些台湾男子到越南买婚，却成了骗婚，不事先告知对方自己和前妻有小孩，买了一个越南太太回家，却送了两个现成的孩子。
“不只是‘买一送二’，有些男人喝酒、赌博样样来，娶了越南老婆来扛家计，结了婚就不负责任，就算老公是窝囊废，很多越南女孩还是忍气吞声。”陈祥说，这些例子让他听了很火大，有些台湾老公很烂，到现在都还有，真是把男人的脸都丢光了。
“我根本不敢想还会再结婚，做梦也没想到，我的身分（国小毕业）可以配到这个好老公，老天还很爱我。”阮氏莲有感而发地说着，谢天谢地。
陈祥认为，再婚后多了一个现成女儿，不是“买一送二”，而是有了一个完整的家，但有一位曾经娶过“落跑越妻”的残疾人朋友，主动替陈祥“打预防针”进行口头劝谕：“你们学历差那么多，要小心喔，不要被她迷住，不要冲太快，要搞清楚状况！”
“呦，运气好，离过婚还能遇到一个好老公，这下子可以神气了。”不只是陈祥，阮氏莲也遇到了来自失婚的越南姐妹们，私下窃窃耳语的同侪压力。
“小洁会长大，你也需要成长，希望你可以继续读书。”陈祥鼓励妻子继续学习，阮氏莲正在国中夜补教努力K书，她的梦想是拿到一张台湾的国中毕业证书，给女儿做个榜样。
“南洋”姊妹
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眼看嫁到台湾的南洋姐妹们越来越多，大多面临语言不同的窘况，位于台湾南部高雄美浓的“爱乡协进会”，在1995年开设了“外籍新娘识字班”，一起学习中文，互助自助，跨越语言隔阂与文化藩篱，学会为自己的权益发声。但是，外籍配偶们却经常为了家计疲无奔命，无法按时来上课。
“既然中文课上不成，那就筹组一个正式的社团吧。”志工们达成共识。到了2003年，“南洋台湾姊妹会”正式成立，协助这一群台湾新移民女性。她们还筹组了“南洋姐妹剧团”，甚至吸引了正在念研究所的男生担任团长，边写论文边当志工，协助“姐妹们”把异国婚姻遭受的困顿、思乡之情的煎熬、工厂恶性倒闭欠薪的心情，全部搬上舞台，不再只是社会新闻中，蜷缩于方块报导的弱势一角，她们或许在家里找不到地位，但却可以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唱自己的歌，“戏”说自己的生命史。
经过多年的倡议呼吁，由南洋姊妹会等支持新移民团体组成的“没钱没身分”联盟，终于在2008年11月14日，促使前“行政院长”刘兆玄公开宣布，废除外籍配偶申请归化时，必须出具42万元财力证明、工作缴税证明，或是500万不动产的相关规定，估计受惠的外籍配偶有6万人。
“我们来自不同国家的‘姊妹’们一起合作，修改这个对东南亚外籍配偶充满歧视的法律，以后还要持续到台湾各地去演讲，让更多人了解新移民妇女的心声。”南洋姊妹剧团的成员小忆（化名）如是说。
宁为“麻雀”
对越南来台的“新移民女性”而言，跨国婚姻的另一项考验，是性生活。
“嫁给他之后，我过得不‘性’福。”25岁的小红（化名），刚嫁来台湾时，比阮氏莲过得还好，她的先生是家中独子，生活条件阔绰，小红身上戴著名贵的珠宝，出入有司机接送，还有专属的中文老师，在其他越南配偶的眼中，就像是从麻雀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但小红还是闷闷不乐，因为每天与智能障碍的先生朝夕相处，让她无法享有真正的婚姻生活。
好不容易才远渡重洋当了枝头凤凰的小红，来到台湾却严重地水土不服，婚后一年半，她悄悄逃离了没有“性”福的家，躲在台北县的私人工厂打零工。警察找到小红的时候，她的时薪只有90元台币，却甘之如饴。
“我要离婚！”小红铁了心地宣告着，说什么也不肯再当一只寂寞的凤凰，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她宁愿成为一只单飞的“麻雀”，回越南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越南新娘潮的荣景不再，在台湾，有越来越多“宁为麻雀”的越南籍新移民女性，为了逃离赌博、外遇或家暴的先生，甚至独力抚养年幼或患病的孩子，想尽办法开起了一家家“越南小吃”、“越式河粉”。
至于假结婚、真卖淫的越南籍女子，或是婚后学会签赌、抛夫弃子的越南籍“麻雀”也不乏其人，只是先生碍于男性尊严不愿张扬，迄今仍缺乏正式的统计数据。
凤凰“老娘”
“刚到台湾的时候，很多人叫我‘外籍新娘’，起初还以为是‘美丽’、‘很漂亮’的意思，后来才知道，这个称呼含有歧视的意味。”早在10多年前就和台湾人结婚的越南新移民陈凤凰说，从胡志明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她就嫁给了到越南工作的台商先生，育有一对子女之后，才来到台湾定居。
“我是‘老娘’，不是‘新娘’了。”每当听到有人再叫她外籍新娘时，已婚多年的陈凤凰就用“我是老娘”呛回去，给对方一个软钉子碰，也维持了自己的尊严与立场。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越南新移民女性在台湾的处境，陈凤凰考进了实践大学家庭研究与儿童发展研究所，论文题目写的是“新移民女性家庭价值及婚姻调适之探讨――以越南新移民女性为例”，希望以自身的经验和专业，为台湾和越南搭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该用什么办法，才可以让彼此融合并了解台湾人和新移民的意见与生活呢？”陈凤凰想了很久，决定在小区大学教越南文化和越南语言，并成立“越南妇女发展协进团”，同时发行“越南妇女”刊物，与2006年创刊、发行量约两万份的越文“四方报”，共同刊登并报导有关新移民女性权益的相关讯息。
“我们越南女人，就像山丘上的房子，暴风雨来的时候，只要敞开大门，任凭风吹雨打，都可以安然度过。”向来给外界温柔、乖巧印象的越南新移民女性，在充满挑战的台湾异国婚姻旅程中，用20年的青春岁月，以及一双柔弱的肩膀，为自己撞开了幸福与平权之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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