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建构了以毛为代表(另外还有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与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为格局的党史模式,毛后来的思想有许多变化,独此一路线斗争史,他终生确认。
历史问题清算了,现实的权力分配也就清晰了,错误路线的代表者要一一检讨才能留用;正确路线的代表者毛、刘执掌主要权力。
总结历史是为现实服务。延安时期的最大现实,是确立毛的领袖地位,是清洗一切与毛不同的人物和思想。《决议》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几十年后认为,《决议》过分突出了毛泽东,有的地方还抹煞了历史,比如农民运动就不是毛的发明:“在毛主席以前,有的同志已经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P68)
但如果不过分突出毛泽东,历史还有什么用?
四 整风的压力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毛在报告中没有点名地概括批判了王明路线的主要错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等都作了至少一次的检讨,他们都承认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间中央路线的错误,但对王明集团崛起的六届四中全会有不同看法,还有人认为它基本正确,王明顶得还很厉害,“各说各的,没有统一思想。”(P199)毛泽东的目的没有达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P232)──毛泽东不会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仍要说“一致认为”,表明他还得牵就一些,表明整风还需加温。
毛有的是办法贯彻自己的意志。会上有异议,就先停下来,在会外下功夫:
──重新解释历史。会后即成立历史清算委员会,从历史上证明王明等人一贯错误,总结出党内路线斗争的规律;
──重新组织队伍。当时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王明的人居多,毛必须建立自己的班底。一是重组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后期,毛即要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对刘的一路行程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刘回延安后不久即成为仅次于毛的书记处第二把手、总学委副主任,鞍前马后地为毛泽东效力;本来一九四一年九月已成立了以毛为组长的高级学习组,但当时任命的副组长王稼祥恰恰是毛要清理出局的人物,所以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重新成立中央总学委,就由康生出任副主任。后期整风由毛、刘、康牢牢控制;
──以组织清洗配合思想清理。整风学习是一种号召,真正有力的恫吓还是组织清洗。一九四二年六月,毛说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坏人”;八月八日,又说中央党校已挖出二百五十个特务,估计还不止,“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数目”;而行政学院,“除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参见杨奎松《恩恩怨怨》P153,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教员和学生本不是整风的主要对象,遍及延安的恐怖是整风的强大的威慑力。绥德抗大分校的副校长就说过:“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思痛录》P18,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被逼承认自己是特务。在这种气氛下,哪个高级干部敢不胆寒心怯、缴械投降?
因此可以在一九四三年的九月再来和王明等人算帐。
九月七日会议开始后,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首先发言,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路线,但这还不能令毛泽东满意。九月十三日,康生发言,对前几天的会议提出批评,他提出三个要点:一是联系历史来检讨王明的投降路线,这就要追溯到王明等人的上台,追溯到四中全会,解决四一年会议不能解决的问题;二是联系实际来检讨,要求受王明影响的长江局、东南局(博古、周恩来)等人起来揭发;三是要自我批评,就是要服输,要自己认罪。康生发言后,毛发言说有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指王明等人,经验宗派指不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毛要求他们: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P290)
内力是自我认识,外力是揭发批判。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的毛泽东,说话已经无需顾忌:不要打了才说,不打自招才好。胡乔木认为:“毛主席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另外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但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P288)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审干已经发明了一种斗争逻辑:“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的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甚至是反革命问题。”(P277)反革命的大棒在头上悬着,谁还敢表示异议?
于是,十月十四日再开会时,博古、罗迈、张闻天、周恩来都作了以自我否定为中心的整风检查,有人不满意,他们就二、三次地检查,直到毛泽东认为可以放过了。比如,周恩来检讨后,“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P297)周当然知道他要做什么,反复地、诚恳地检讨,终获毛的恩准,七大后重新进入核心,但当年的错误,成为终生的金箍咒。
五 任弼时的崛起
任弼时一九四○年三月与周恩来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随即受命领导“七大”筹备工作。四一年九月任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三年三月,成为中央书记处三个书记之一(另两位是毛、刘)。胡乔木认为,任弼时之受信用,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三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些微妙的关系,其他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P70)
什么微妙关系?第一,资历老意味着在党内有威望,说话有人听;第二,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与毛的一方面军没有直接关系,用他既可避嫌,也可反映出“五湖四海”干部政策;第三,他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给党内的印象似乎有国际背景。但他又不是王明集团的人,在苏区肃反中是支持毛的。
党是一个战斗集体,它需要选拔立场坚定而又干练有为的干部。但既然是一个集体,是一个山头林立、派别纷繁的结合体,仅仅靠共同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是不能紧密聚合的,这就要求选拔干部要考虑到各个山头、派别的利益。革命时代当然不会庸俗到“无知少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的程度,但平衡各方势力仍是任用干部的首要因素。
任弼时的崛起主要在于他能起“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与刘少奇、康生相比,任不是毛的心腹亲信,所以对他的“信”取决于他的“用”,如果不能“用”,就要请他下来。转战陕北时,任弼时为中央纵队司令,因为部队去向问题而与毛吵得很厉害,尽管任的出发点是为了毛的安全,但他居然敢与毛吵架,就不得不把位置让给不敢和毛吵架的周恩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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