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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主政广东改革体制 号召官员杀出条血路(图) |
| www.sinoca.com 2010-02-01 小康杂志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导读]这是继深圳大部制、顺德综合改革之后，广东在半年内第三次强力推行的行政改革，从中心城市、到地级市、再到县、到镇，广东的行政体制改革几乎全方位开始破冰。
广东政改探路
“简政放权”，看起来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但是广东的行政改革还是突破了人们之前的想象，无论是顺德的党政合一，还是深圳的“行政三分”，都触动了旧体制的敏感神经，而将“放权”扩大到县、镇一级更是相当激进。
这一波的改革浪潮，有经济危机引发的市场倒逼，更是执政者主动求变的破局之举。
广东两年走了两大步，第一步是以危机促转机，将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困局转化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在经济上发出“不救落后的生产力”外，汪洋强调的是“腾笼换鸟”，“扩笼放鸟”之经济政策，其核心放在了将“广东制造”改为“广东创造”。
第二步，则是以经济转型倒逼行政体制改革，从上至下开始破解行政壁垒。解放思想、大部制、经济功能区定位、放权强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都着眼于重建一个高效的政府体系，汪洋说：“我们要求企业转型升级，前提是政府的服务要转型升级；我们希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首先是政府要提高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 之后的一切改革，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进行。
广东变革的阻力很多，已经形成的官僚体系能否为制度所破解，新的产业及逐渐提高的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未来举足轻重的力量，仍需时间验证。但广东的这次探路可以视为整个中国转身的样本，汪洋将这次转变称为“惊险一跃”。
跃过去，前面是康庄大道。跃不过去，广东只能沿原有之路前行。
这是广东要“杀开一条血路”的必然选择，这是广东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发展逻辑，所以这一轮改革，广东没有回头路。
广东政改探路
继深圳大部制、顺德综合改革之后，在半年内第三次强力推行的行政改革将目标拓展到了县、镇一级，广东正在为其“全面转型升级”前的最后一跃进行全方位蓄力
“这是一场持久战，又是一场攻坚战。”汪洋说，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将广东的转型比喻成一场新的国际竞赛。
尽管参加过无数次会议，也主持过无数次会议，但是东莞市石龙镇党委书记冼周恩还是觉得大开眼界，“以前要一级一级的传达。”冼周恩说，“现在我们直接获得信息，就能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我们可以做的。”
1月5日到7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全委会上，来自东莞、中山和江门的17位镇委书记列席会议，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说：“镇委书记列席省委全会，这在广东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汪洋参加了东莞代表团的分组讨论，和东莞13名镇党委书记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这个头一次意味深长，一个星期前，广东公布《关于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广东新一轮“简政放权”在新年拉开序幕。“身大衣小”、 “脚大鞋小”，汪洋曾对珠三角一些县镇“财大权小”做过如此形象的比喻。在东莞，一个行政级别仅为正科的镇，却有100多万人口，200多亿元GDP，近 30亿元财政收入。这些发达的镇街迫切需要更多的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意见》来得恰逢其时。
这是继深圳大部制、顺德综合改革之后，广东在半年内第三次强力推行的行政改革，从中心城市、到地级市、再到县、到镇，广东的行政体制改革几乎全方位开始破冰。
胖子如何“瘦身”
“人长胖的过程是靠吃出来的，而‘吃’是令人愉悦的。让一个已经胖起来的人主动减少美味佳肴，增加运动量，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广东省委全委会议上，汪洋出人意料的将“广东”比喻成一个“胖子”。
汪洋说，过去30年，广东靠外向带动加工贸易，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省份一跃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但这种庞大的经济总量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是一个迅速成长起来的“胖子”，看上去块头不小，但缺少肌肉，缺少力量，缺乏核心竞争力，“一遇到要较劲掰手腕时，就常常要打败仗。”
让“胖子”减肥，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是汪洋的目标。
“广东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广东省的三来一补企业有两万多家倒闭。实际上，比企业倒闭更糟糕的是危机暴露出来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广东转型由此开始。“从某种程度来说，要感谢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因为它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 汪洋说。
在寒潮中，汪洋说出了“政府不救落后生产力”的话语，这一度引发了外界对广东的广泛批评，有报章评论指责这种说法不够人性化。其后“腾笼换鸟”的说法也引发了企业界人士的诸多担忧，但之后广东省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频频出招，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先后制定实施《广东自主创新规划纲要》、《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加快“十大创新工程”建设。
在经济“减肥”，练“肌肉”的同时，汪洋把另一个目标锁定在了政府体制改革上。
2007 年，甫一上任的汪洋见识了广东的“特殊”。这一年的年底，同样是广东省委全会，缺席者竟达50多人，出人意料的是，之前汪洋已经在会上打过招呼。但缺席者仍然占到会议人数的10%，这让汪洋大为震惊，他说“省委全会是广东省规格最高的会议，研究部署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本来就是靠这个会议安排工作，一个部门就一个人，还没有来，我们的决策就无法传达，更无法执行。下一次纪委要对到会人数进行登记，形成基本的制度。”
人们在惊诧南方官员的大胆，但鲜有人意识到，在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最前沿省份的政府官员们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一位从广东省调任珠海的官员本想有一番作为，然而，底下官员的消沉和散漫让他感到无力。一天晚上，他向省里来的朋友抱怨，朋友难以置信。他当场做了这样一个试验：拨通一位他所重用的中层干部的电话说，“省里来了领导，我们正在商讨一些事情，你也过来一起研究吧。”电话那头传来了这样的声音，“不行啊，领导，我要在家陪我老婆。”
放下电话，他说，这就是珠海的官员。朋友愕然。这个故事足以印证当地的官场风气。
在前期的调研中，主政者汪洋同样发现：一些党员干部意志开始消退，拼劲松了、干劲弱了、闯劲没了，有的无所用心、敷衍塞责，陷于文山会海，忙于迎来送往；有的爱做表面文章，不愿真抓实干，满足于当 “传声筒”、做“中转站”，习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有的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不是扑下身子干实事，而是眼睛向上谋“位置”。
在之后的会议上，汪洋当众拿出了一本《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的书。他在会上举例时特意打开书，读了一段：“吴南生置生死于度外，他说，‘就让我去汕头搞实验吧，要杀头就杀我的头……’”
汪洋说了自己的体会：“我一看真是激动啊，那个时候的勇气是什么，经济的压力，社会的压力，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当年没有资金就自己去找，当年搞电厂、修路什么都没有钱，没有技术我们就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三资企业，这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啊，使广东的发展实现跨越式的进步。”在这次会上，汪洋连用 22个“解放思想”，向全省发出了“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的动员令，并号召各级领导发扬当年“杀开一条血路”的精神。汪洋还要求，要坚持把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围绕“三促进一保持”坚定不移“腾笼换鸟”，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其时，隔江的香港《文汇报》评论道：汪洋真要“杀出血路”，得面对“三座大山”──改革动力不足、官员求稳怕变、企业畏难欠进取。
这次是动真格了
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安排后，广东的政改拉开帷幕。
“看病要知道是什么病，还要知道用什么药治这个病……老药方治不好，就要找新药。这就是解放思想的意义。”2009年年初，汪洋在广东省两会上意味深长地说。2009年5月初，国务院正式批复《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信号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深圳大部制率先出台。2009年7月31日，主抓改革的深圳常务副市长李锋宣布深圳市机构改革方案时，会场内静得出奇，这是一次被称为 “改革开放30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有消息说，在改革之前，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每天都会接到不少来说情的电话，“接电话的时候我客客气气地，但是放下电话后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
政府机构减少15个，精简幅度近1/2，首次整合决策、规划职能，设立七大委员会，要求两个月内基本完成……尽管改革的“操刀者”在不同场合传递过“改革即将启动”的信息，但是具体的改革方案在从起草到正式发布的一年时间里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参加7月31日会议的许多局级干部也是在大会上才第一次获悉了改革的全貌。“这次真的是动真格了。”经历过七次行政体制改革、对大部门制度并不陌生的深圳政府官员不无感慨。
改革如疾风骤雨般推进着，深圳大部制的争议还未平息，一个多月后，人们开始用“石破天惊”形容9月16日出台的顺德机构改革方案。被称为“改革明星”的广东佛山市顺德区，进行了一场被认为是中国当下“最大胆”的“党政大部制”改革。数量的减少只是表征之一：党政机构由原来的41个精简到16个，缩减近 2/3，政府工作部门减少到只有10个。
需要“勇往直前”的何止顺德，9月24日，广州市委市政府召开政府机构改革动员会，公布了“大部制”改革方案。经过改革，市政府工作部门和办事机构将由49个精简为40个，其中调整、撤并的机构达到29个，占总数的58%。
“广州根据自身特点，改革重点放在了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力主往‘大城管’的方向走。”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看来，这是广州此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惟一亮点，“相比深圳、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广州改得比较保守，动作较小。这与广州的定位有关，广州作为省会城市，不可能也不适合一瞬间动得太大。”
部门合并，副职领导激增！大部制改革推行4个多月后，几个地市的大部制改革却都碰到了这个同样的难题。“汪书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他说，有些地方大部制改革后，暂时不精简人员，不减少干部职数，是改革中理顺政府关系，转变职能要付出的成本。体制理顺后，这些问题可以逐步解决。”一位参加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会议的人士告诉记者。
一切改变始自随后，佛山、珠海、江门、东莞等地的大部制方案也陆续公布。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州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彭澎对广东省各地大部制改革方案进行归纳比较后，总结出了深圳、顺德、广州三种模式。“深圳模式以‘行政三分’为重头戏，改革程度在广东算是中等，但在国内已经是较为激进了；顺德模式以‘党政联动’之举让人眼前一亮，但争议较多，而扁平化、同类项合并、高效廉洁等多方面都有所创举，在广东也都属激进，不少县级单位都表示难以模仿学习；广州模式虽然被一些改革学者指责为太过保守，但却成为其他地级市效法的榜样，其中也不乏自身特色。”
顺德改革后不久，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刘海向汪洋汇报镇街改革情况时，会后汪洋将他留下，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顺德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变化并非立竿见影，但其影响甚为深远，广东的政府“瘦身计划”自此已从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一直推进到地级市。
政府不能关在楼里
“该放权的放权，该松绑的松绑，鼓励先行先试、啃硬骨头。我们要求企业转型升级，前提是政府的服务要转型升级；我们希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首先是政府要提高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2008年初汪洋如是向广东人表态，在他看来，广东的转型首先是政府的转型。
这一次，广东省将“放权”的范围延伸到了镇一级。
2009 年底，广东省下发《关于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指导意见》，在这份文件中规定的“放权”包括支持“有条件的县设立海关、外汇管理、商业银行等分支机构”，而且再度表示了对顺德行政体制改革的支持。《意见》明确，省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各地级以上市政府要重点研究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和信息化、外经贸、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旅游、农林水利、教科文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商、质监、安全监管等方面管理权限的下放事项。
熟悉政府部门运作的人士称，这几乎将所有权力部门都“下放”了。而广东省的意图则是2010年的上半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地级以上市为主进行推广，并将之逐步在全广东推开。 “改革开放30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放权，”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为此专门在广东省委机关报撰文阐述这一道理。
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从2007年开始就请求让镇党委书记参加广东省委全会，当时汪洋对他说：“扩权得一步一步来，不可能一步到位。”2009年，水到渠成。作为试点的东莞市下发了《关于扩权强镇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按照该意见，东莞市27个部门将下放248项行政管理事项给石龙和塘厦两个试点镇。“上面 27个部门，我们下面不能搞那么多，下面应该是全科医生，什么都能做，做很多事情。部门精简，权力相对集中。” 石龙镇党委书记冼周恩对之前跑审批、效率低下的做法深有感触，现在石龙镇准备以七个中心承接下放来的248项事权。
冼周恩说：“我们的政府应该在离人们最近的地方，而不能关在楼里。”
放权会带来什么好处？在有人担忧放权会让基层政府权力过大时，冼周恩认为这实际上是释放了地方的活力，因为他们最想要的只是“事权”，冼周恩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东莞的架构全部是县一级的权力，现在县级权力下放，相当于继承法里面的财产权，在东莞，镇和市之间不是父子关系，而是儿孙关系。现在，‘爷爷’看着这个‘孙子’逐渐长大，但还未满18岁，就说拿些权给‘孙子’独立行使，考虑到还有很多‘叔叔’，就把权分给很多‘叔叔’去管了。所以，这个权不是‘叔叔’的，而是‘叔叔’代管的。当‘孙子’差不多快成年，‘爷爷’就把‘叔叔’的权移交给了‘孙子’，‘叔叔’习惯了这个权力，自然舍不得，就跟‘爷爷’说这‘孙子’还不到18岁，权不能放，恰好‘爷爷’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叫权力移交。”
在“放权”之外，一些新的举措也在试行中，《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2020)》(征求意见稿)在年初下发，汪洋率广东省主要领导密集调研粤北地区，广东的发展格局在“瘦身”之后开始显露新的气象。
广州要有“大哥”的意识，深圳靠什么实现“三十而立”？萝岗代表着广东的未来。在汪洋妙语连珠的评价中，蕴含着对广东“核心推动力”的追问，最终他将这种核心推动力定位为“自主创新”。
在年初的广东省委全委会上，汪洋如是说：“自主创新道路是我们现在还不太熟悉，而且有许多弯道坎坷，甚至‘人迹罕至’的创新发展之路，但经过‘惊险一跃’后可能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的康庄大道。”
在这“惊险一跃”之前的政府体制改革，可以看作是广东在起跳前的蓄力，这种蓄力正在加速进行。
(温海星对本文亦有贡献)
1/2 深圳31个政府部门调整为16个“委”、“局”、“办”，精简幅度近1/2。
2/3 顺德的党政机构从41个减为16个，直接减去了近2/3。
⊙“广东用一个姿态快跑了十多年，现在放缓了一些速度，调整一下姿势，提高一下长跑动作的技术含量，应当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说过去30年的发展，傍资金‘大款’是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的话，今后30年的发展，广东必须靠傍科技‘大款’，来实现经济质的飞跃。”
⊙“过去人们常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现在我们要努力做到‘东西南北中，创新到广东’。”
――汪洋
吴敬琏把脉广东转型
――本刊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广东的改革力度是最大的，汪洋同志的方向是对的，没有一个省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提到他这样的高度。
文|本刊记者 陈艳涛
2008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广东的一次演讲中，说自己不是广东的“外人”。上世纪80到90年代，他常常去广东，一年里甚至要去好几回，在广东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时刻，他在几个不同场合，谈广东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所碰到的问题和挑战。
时隔一年多，当《小康》杂志推出广东专题，关注广东以行政改革为开端的新一波大变革时，吴敬琏接受了《小康》记者专访，再次为广东经济把脉支招。他言辞恳切，认为在广东变革中“汪洋同志的方向是对的，没有一个省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提到他这样的高度。”他希望看到广东“能搞上去”，开创出“广东创造”的新局面。
政府转变是关键中的关键
小康：汪洋书记的说法是在给广东整个经济减肥，因为这三十年的发展是虚胖，在这个减肥的过程里，政府要起到什么作用？
吴敬琏：脂肪要减掉，肌肉要长起来，政府的作用，一个是制定方针，一个是规划，第三是辅助政策。从根本上说，政府还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现在要改善体制、要转型，政府功能的转变和提升是关键中的关键。
小康：您2008年5月曾经专门给广东省的领导讲过《广东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广东的转型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到了什么程度？
吴敬琏：那次演讲，我头一天跟汪洋同志单独谈过一次。我说这个“腾笼换鸟”的口号，在浙江做得并不成功。恐怕还是要鼓励就地升级，而不是把现有的整个企业弄掉，我还是强调对于制造业集中的地方，需要微笑曲线。关于腾笼换鸟这个提法，汪洋后来补了两句 “扩笼壮鸟”、“筑笼引鸟”。简单地说，就是把鸟撵出去，然后引进高新技术。这里的问题是，目前的生产力是落后，但重要的是它自身能不能去有效地延伸，而不是要用一个完全新的东西去代替它。
最近我跟陈清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同志讨论过一次，我们对全国各地的产业升级有广泛的调查，认为像广东这种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应该从省里重点抓住一些产业，然后向外扩散。广东可以利用香港的服务业，把我们国家的某些产业变成世界新兴产业，世界强势产业。然后向东莞扩散，这样的话，能够给东莞原来的加工业注入新的技术。而这个技术是属于国有自主产权，不是外国技术。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技术，比如我们在电信上就有很多新技术。
强县扩权是好事
小康：去年我们考察了广东几个城市的开发区，感觉发展还不错，关于开发区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您怎么看？
吴敬琏：目前开发区还是专业化不够，专业化不够最大的问题就是专业人员留不住。因为专业人员的提高是要靠互相交流的。没有交流就不可能提高。其实就制造业本身来讲，要在那种小的专业化程度高的地方发展，这样同专业的人才才有机会招进来，这是我们在苏州学来的经验。
制造业一般是在小城市。有好多好处，一个是小城市有好多同一专业的人，密度还很大，所以技术上容易提高，信息交流方便，第二个问题是跟农村容易结合，能够带动很多业务让农民干，农民甚至有部分时间可以来替工业工作。这样农村就容易提高。现在很多大城市都是封闭的，好多制造业都是在旁边的开发区，开发区跟农民是隔绝的。很不利于城乡融合和农村提高。美国西雅图作为一个中心城市，有很多世界有名的企业，比如亚马逊，就在镇上。波音公司的民用基地也是在一个镇上。而公司总部一般是在大都市，因为需要各种各样的金融、商业、会计师等服务业。制造业业内的关系密切，但跟不同行业之间的关系不多，所以应该在小城市，同时又能把农村带起来。
制造业旁边还应该有居住区，让人们工作方便，而且这个居住区把农村也带起来了。农民可以提供很多服务，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
小康：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现在是广东的下一个目标，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
吴敬琏：这个事好啊。强县是学浙江，不是市的问题，是地的问题，现在都叫市，本来根本没有“地”这一级，原来是省的派出机构。后来有些地方就是地辖市，是地强，县弱，浙江有好多城市，“地”是很弱的。这个地管县有一个毛病，地级政府把资源都抽到他那儿去了。把这个地级市弄得很大。这个县其实就是一个小城市了。一个好的格局是自然的能使得专业分工。
小康：广东有些县级和镇级的城市经济上强大了以后就出现了脚大鞋小，身大衣小，没有权，但是他很有钱。比如说东莞几个镇的GDP就能达到几百亿。
吴敬琏：这个没有关系，其实镇是小城市。现在我们中国的问题是政府权太大，管经济管得太多。比如东莞长安镇，一下暴富以后，有些人什么事都不干，长安镇又出了一个政策，说所有外来企业必须保证有三个人是长安镇人，保管、出纳这些岗位不能自己找人，必须找本地人。这些人干活吊儿郎当，广东人管他们叫做二世祖。这些人什么事都不干。但政府代表老居民，保护他们的利益，当地人很拥护，因为这些农民不愿意学习，不愿意学习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来一条这样的规定。
广东转变任务艰巨
小康：汪洋书记提出来把广东制造改成广东创造。
吴敬琏：所谓广东创造也就是增加技术含量。向微笑曲线两头延伸，延伸就是增加知识含量，广义说也叫技术含量。不管是营销也好，研发也好，其实都是增加创造，创造倒不一定是狭义的技术化，比如说创造新用途，营销上有创造，创造品牌也是创造。
小康：您认为目前“广东创造”还存在哪些瓶颈和制约的因素？
吴敬琏：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人的素质，就是要靠教育，但现在教育体系这个问题大了；还有政府的行为。要创造啊，无非是三个东西，一个是要有压力，第二要有动力，第三要有能力。要从这三个方面下工夫。
有些事情表面看起来是有损害的，但实际上是给了压力，但光有压力把它压垮了也不行。要想办法提高能力。要让创新、创造和回报挂起钩来。这才有动力。不大可能用一个偏方，吃一个药治好了，这里有很复杂的环节。
比如说为了让创新企业能够长大，就有一个风险投资、私募基金问题。以前成思危副委员长提出来，中国要有风险投资，但号召了几年也没有出来，后来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排出了我们风险投资搞不起来存在的十几个问题，不解决就搞不起来。然后大家合力，一个一个解决。第一件事，风险投资搞公司制是不行的，单门独户也是不行的。根据国际经验，一定要搞有限合伙制。出资人是负有限责任，经办人是负无限责任。这个制度中国没有，然后经过努力，人大常委会在三年前修改了合伙法，把这个定了。怎么认定呢？要科委认定。认定中又出现很多问题，还有十几件事都要办成。还有推出创业板，创业板弄了多少年，去年才刚开始，没有创业板就退出不了，退出不了第二轮就投不了，所以每件事要排出整个规划，到底要办哪几件事，每一件事要做些什么。
汪洋同志那里有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他那里还没有一个有力的参谋机构，能给他做计划，他这个人是干劲十足，但光他自己干劲足不行，还需要落实好。
小康：您当时演讲时给广东开的药方是“两个转变”，即实现由工业化早期的工业布局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工业布局的转变，由工业化产业结构向现代市场产业结构转变。现在看来，广东有没有在这两方面有些进展。
吴敬琏：对，就是产业结构转变。是全面铺开了，但任务还是很艰巨。佛山的建材业搬到山区以后，最近发现污染很严重，因为山区治理污染比平原还困难。还有东莞，那时候他们给我介绍了某手机，后来反应说，手机里面也有问题，这些东西都需要审核的。有了计划以后，要经常关注，适时发现哪些环节出了什么问题，怎么补救。向省委报告，然后省委采取措施解决。
电动汽车产业我们是随时关注的，发现我们国家这一年速度比美国慢得多，所以很有危机感，美国跟深圳小企业技术水平是一样的。深圳的这个企业是一位八十几岁的院士给我介绍的。这个企业叫德方纳米，一看确实好。美国有一个企业，叫A123，两个技术水平是一样的，就是用5到8分钟充满80%的电。我们是企业自己发明的，美国是MIT教授发明的。 MIT教授发明以后，美国能源部就给他钱继续让他发明，他就从MIT辞职出来，这个公司实用化了又拿到了专利。他准备在中国常州加工，还没有开工，密西根州州政府就决定，要把密西根变成世界动力电池之都，给他退税一亿美元。美国能源部又给两亿七千五百万美元。上市融资大概融了两亿美元。现在正在建，最近上海有一个电动汽车计划。就是跟他合资在上海建一个厂。我们的企业到现在还是原来的水平，这种事情在中国有很多。
小康：为什么将广东的这篇演讲放入到《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的增订版中，您是否认为广东的抉择能代表中国模式的抉择？
吴敬琏：广东的改革力度是最大的，汪洋同志的方向性绝对是对的，没有一个省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提到他这样的高度。汪洋同志总是亲自出马，有几个东西也做得挺漂亮。比如搞大学教育。他搞了一个大学城，像北大在他那儿都是独立办学，另外还引进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都是亲自他出马找教育部，最后都做的挺好。去年还完全按照规范建立了一所大学，叫南方科技大学。一定要有很多强有力的大学，否则人才没有了。
但是关键是执行力要加强，要有重点地做几件事。现在广东最缺的是省里的统筹，应该有个规划，抓住重点，排出来，看有哪些障碍，怎么去打通。要是全部铺开去做，中国现有的体制毛病太多，没办法，只能抓一些重点。
我二月份要去趟广东，主要想跟省里的同志们共同研究，广东要抓住几个产业振兴，现在考虑到的，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信息产业。广东是有这个条件的，一头是香港，一头就是深圳。要利用好珠三角跟香港的融合。深圳的信息产业现在真是不可小视，它的电信业，在世界上都排在前面。这个产业现在正在好几个方面酝酿着突破。一个就是三网融合，三网融合我们已经搞晚了，中央批都已经三年了。另外就是电信技术，移动宽带化，和宽带移动化。三网融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就是移动宽带。还有就是物联网，就是整个用三网融合后把各种产业都用网络连起来。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
另外一个产业就是电动汽车。比亚迪是全世界第一个搞全电动汽车的，他核心的难点就是在电池。电池的最优技术现在也在深圳，是世界最优啊，不是中国最优。像这样的产业，他不是挣点钱过日子这么简单，这真是中国未来最有希望的产业，如果全电动汽车这样的产业能搞上来，那我们整个汽车业就翻身了，因为你要在燃油技术上超过西方国家，那太难了，人家搞了一百几十年了。但在电动车上，是我们先搞出来的，我们和他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恐怕还是要鼓励就地升级，重要的是它自身能不能去有效地延伸，而不是要用一个完全新的东西代替它。广东要抓住几个产业振兴，现在考虑到的，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信息产业。
顺德：小城穿上“大部衫”
位于广东省佛山市东南部的顺德区，孕育了美的、科龙、格兰仕等众多民族品牌。如今，这个曾经的中国百强县之首，再次以她的魄力进行着一场实验性的变革
顺德，珠江三角洲一个总面积800余平方公里的小城镇，正在进行着当代中国最为大胆的体制改革。
2009年12月16日，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珠海召开，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力推大部制改革的 “顺德样本”，并向全省推广。
2009年9月16日，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改革动员大会上，顺德“大部制”改革方案一经公布便被舆论冠以“石破天惊”之称。41个党政机构(含双管单位)及群团组织统一整合为16个大部，顺德此次改革精简幅度近2/3。
一向以创新著称的顺德，这次将改革的手从经济领域伸向了政治领域。作为唯一试点区，无论成败，顺德再次成为改革的先锋队。
顺德“大部制”样本
改革速度之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从宣布改革到人事变动，顺德仅用了三天时间。
2009 年9月14日上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批示同意顺德大部制改革方案，当天下午，佛山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作内部通报；15日上午，顺德区召开党委、行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党政联席会议，当晚，方案一并通报给各职能局局长；16日上午召开全区科级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宣布免除22名正局长，并确定16个大部负责人和副职人员名单；17日下午，新产生的部门负责人首次与新闻媒体见面。
新上任的16个大部局长在21日便正式投入工作。
“大部制挂牌前后，把我们搞得很紧张，每个采访几乎都是临时通知，天天加班，我估计没有哪个政府这样做。”一位当地记者如此形容那三天的工作。与记者们相比，顺德的主政者们对这次改革更觉突然，副书记、副区长们知晓自己成为改革对象，也仅仅比媒体早了6个小时。此后一天，这些副书记、副区长们摇身变成了各大局的局长，原局正职全部成了副职，副职则成为顺德新设的首任“局务委员”。
顺德区增设区政府政务委员，与区委常委、副区长一起兼任16个大部门的首长，并参加区联席会议决策。联席会议的决策直接由16个大部门落实执行，形成“联席会议―部门―业务科室”的决策、执行机制。
顺德区教育局是大部制改革中没有调整的两个部门之一，新任局长由顺德区副区长曹洪彬兼任。曹洪彬是广东2008年公选的100名年轻干部之一，2009年11月当选顺德区副区长，一个月后，成为顺德大部制改革后首任教育局局长。
“大部制改革对顺德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整合教育资源，构建现代教育体系。” 曹洪彬说。
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是唯一一个新组建的党委机构，并且与新组建的政府机构顺德区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合署办公。这无疑是本次大部制改革中的亮点。顺德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周志坤形容说：“这个部门的职能跨度之大，难以简单概括。”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以及顺德区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是由原来的五个职能部门和五大群众组织组合而成，包括原来的统战部、农村工作部、民族宗教事务局、外事侨务局、民政局，以及工会、团委、妇联、残联和工商联。
“党政联动是顺德此次改革的一个主要特点。我个人长期在基层工作，在基层最关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刘海如此评价这次“突如其来”的改革。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澎说：“这是深圳改革方案没能突破的，相对来说，也是顺德这种层级进行这种试探所拥有的特殊优势。这种试探性改革首先突破了原来‘党政分开’的认识水平。”
扩权强镇下的改革
顺德的改革并非一蹴而就。
16年前，顺德同样进行了一场标杆性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先行试验。从1992年5月5日开始，顺德采取“不分党委部门或政府部门，一律按工作性质、职能考虑撤并”。这项历时10个月零8天的改革至1993年3月13日市委办、市政府办两个办公室合并为止。
这次改革后，顺德5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9个，其中政府部门为23个。撤掉了27个部、办、委、局；各部门的内设机构，精简了125个；临时机构撤掉了近100个。改革前在编人员为1235人，改革后减为897人。
1999 年7月27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关于确定顺德市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市的意见，批复同意在维持顺德市目前县级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等系统和国家垂直管理部门仍维持现行管理权限由佛山市代管外，其他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赋予顺德市行使地级市的管理权限，并直接对省负责。
2003年1月8日，顺德正式并入佛山市，成为佛山的市辖区。
顺德并入佛山后，被舆论解读为人大衫小，仅过了一年便丢掉了全国县域经济百强之首的位置。2000年至2003年，顺德曾连续四年称雄，2004年则被江苏昆山赶超。
随后的发展中，顺德GDP虽然高速增长，并于2006年达到1058亿，成为中国首个产值超千亿的县级经济体，但与东莞相比，上升势头明显放缓。2002年，两地GDP之比为0.69：1，到2006年变为0.40：1。
“行政级别降低后，顺德的事权和财权相应变小，投资价值自然会降低。”顺德原市长冯润胜说。
2007 年12月，汪洋主政广东，不久便对顺德提出新的要求：弄清影响实现科学发展存在的体制约束，继续保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锐气，着力在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积极探索。2008年10月，冯润胜作为老干部应邀参加了一个调研会议，会上冯润胜和省里专员谈了很多顺德过去的问题，“很厉害，很尖锐。”冯润胜说。
2008年9月，顺德被列为广东省第一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唯一的县级试点单位，并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直接挂点联系。11月，汪洋钦点顺德参加广东省特区经济会议，作为唯一的区县级与会单位，和深圳、珠海、汕头、广州、湛江等一起被列入行政体制改革试点，共同探索大部制。
2008年底，《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开始准备，历时近10个月。此次改革改变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一改革模式，同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深化镇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强镇扩权”。
广东将顺德作为综合试点，授予顺德地级市管理权限。对顺德放权，但不升格。省委提出珠三角一体化战略，目的在于打造一个城市群，而不是在打造一个地区，顺德是广东改革一盘棋里的一个子。
“这次机构改革，表面上看是机构的合并，实质上是党政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是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我们希望通过改革建立决策、执行与监督互相制约又互相协调的行政管理体制，为全国县级行政单位改革探路。”顺德区委书记刘海说。
汪洋说：“作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排头兵之一，顺德今天遇到的问题，其他地区明天将要遇到；顺德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强烈的改革意识和丰富的改革经验，破解科学发展难题的能力强；顺德名扬省外乃至国外，在这里成功实现科学发展，示范效应会更大。”
大部集权隐忧
2009年9月17日下午，顺德区长梁维东携手刚刚拿到任命书的16位新大部的一把手亮相媒体见面会。
顺德把纪检、监察、审计、信访职能集中由纪委(政务监察和审计局)行使，尤其是信访部门归入纪检监察，意味着信访真正成为了一种监督力量；审计是传统的政府部门，顺德把其归入纪检监察，实际上是把部门监督权统归党务，并新成立一个行政审批监督室，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但随着顺德7个区委常委、副区长兼任大部制的首长，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同时，监督的难度必然增加。16位大部的领导的权力如何制衡成为目前顺德大部制改革后最为关注的问题。
顺德提出“决策民主化和扁平化、执行集中化和统一化、监督外部化和独立化”，全区重大决策集中由区党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政府正副区长、区政协主席、政务委员组成的区联席会议决定。
而大部后，人大、政协等监督机构如何更大地发挥其作用目前仍未明确。顺德官方也并未对此问题做出官方回应。
“很多地方政府原来党政在一个大院办公，后来都分开办公，形式上的分开并没有把职能分开得很清楚，现在职能分清了，但又可能产生‘两个政府’的误导。这是值得顺德党政联动改革注意的。”广州市社科院研究院彭澎说。佛山市人大代表王基国认为，这次顺德机构改革组建区政务监察和审计局，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将能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顺德区委书记刘海说：“以后，纪委将派驻纪检组到各大部门，进行有效监督。但四位一体的决策制度没有改变，改革后这个流程更为流畅。今后将思考人大、政协在当地经济发展、建设民主法制中如何发挥更大作用。中央有国务委员，我们设置政务委员。”
彭澎则认为顺德改革保守之处就是“人员一个不减”。精简机构、人员分流，历来是行政改革的基本招式。顺德改革与深圳改革最大一个共同处就是不进行人员分流，这就使机构改革可以减少摩擦，得以顺利进行。但是，顺德改革与深圳改革在人员安排上也有不同之处，与深圳设置大量副职不同，顺德副职不多，却创设了政务委员、局务委员这种新型职位，据说创意来自国务院的国务委员。这种创设保证了“人员不减、待遇不降”，是一大创举。但是，从长远来讲，应该考虑相关岗位的 “只减不增”、自然淘汰。
⊙“搞学术的，要看他教育部门有什么人、科技部门有什么人；当公务员的，要看他有没有什么背景、跟谁的关系不错。这种环境不会有吸引力！”
⊙“美国为什么让全世界的人才都趋之若鹜？主要是因为它对人才的成长有一个法制环境保护。我们现在可能没这个环境，很多人才，到了一个新地方，都觉得自己前途叵测，没有保证。”
⊙“政府要像园丁一样，创造有利于植物生长的环境，至于每一种植物在竞争中怎么生长，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去刻意设计。”
――汪洋
珠海官场能否破壳而出
当历史的机遇再次垂青珠海，这里渴望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他们担心，不这样，珠海或将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文|本刊记者 郭芳 刘建华 珠海报道
珠海的“大部制”改革迟至2009年11月2日才开始。相比“一声惊雷”的深圳和“石破天惊”的顺德，珠海的大部制改革要温和许多。但这里的亮点在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当局希望通过政府机构改革的推动来实现与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联动。当历史的机遇再次垂青珠海，这里渴望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他们担心，不这样，珠海或将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低效的政府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
此前不久，香港智经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朱文晖做过一项调查，咨询过数百家香港投资机构，得出一个结论：即便港珠澳大桥修通，香港也很少有投资机构愿意到珠海投资。原因是：珠海行政效率慢、审批难。
“软实力是珠海的一个软肋，很成问题。珠海缺乏特区敢闯敢干的精神，尤其是办事效率和行政效率过低问题一直存在。”当地的媒体人胡明发曾听到过无数的采访对象向他抱怨珠海庞大、臃肿、低效的行政体系。
来自珠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的一份调研报告称：2009年上半年，该市“保增长、定格局”的十大重点工程建设并没有完成既定任务，主要原因是前期筹备工作不到位和行政审批过程过于漫长。
“一些项目，因为前期工作没准备充分就往上报，被打回来重新做一遍再上报，已经晚了。还有很多项目，省里面批得很快，几天就批下来了，到珠海这里就不行，推不动，给你耽误个把月。”胡明发说。
珠海的行政效能和机关作风在这次的重大项目上全部显露出来。在一次会议上，珠海市长钟世坚终于忍无可忍，对他属下的官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几乎每一个部门都能说出一大堆理由。领导再着急，也无可奈何。”一位知情人透露。
珠海市委书记甘霖新上任不久曾经疾呼，不提高行政效率，对不起纳税人。之前每一任主政者都曾试图努力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每年都要花不少钱到内地和国外去学习一些经验，目的就是为了改进行政效率。”民盟珠海市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原和平说。上世纪90年代初，原和平曾亲自参与过一些政府决策，当时的行政机构很精简，一个大的项目上面的审批手续不会超过五个公章，审批时间也很短。那时，其他地方审批一个大项目盖的章都还需要两张A4纸。
“2000 年后，珠海向内地学习，没有学到先进行政方式，却把官僚体制带入了珠海，过分的程序化执政，导致了行政效率的降低。”2007年，时为珠海市政协委员的原和平下去视察时发现，一个项目的审批时间竟需要250多个工作日，加上周末节假日，足足要一年时间。这让政府也感到为难，但却不是一个部门所能决定的事情，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领导。每个局都有自己的规范，科员推科长，科长推处长，大家都怕承担责任，办事效率低。
“有些公章盖一箩筐都解决不了问题。一个项目按正常的时间两个月就可以办完，这里搞半年都办不完。这样招商引资，谁还敢来？”原和平在与珠海市政府领导的接触中发现，他们也非常着急，有些都是他们亲自下去跑。在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中，对一些部门撤并和职能整合也是为了解决审批的烦难，以提高行政效率。
像深圳一样，珠海也组建了一个“巨无霸”式的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将原来的经济贸易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科学技术局的职责整合划入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新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与其合署办公。而从亮相的11位掌门人的形象和履历看，大多数理论水平较高，能动脑子，做事开明，带有现代气息的，并且形象温文尔雅。 2010年1月，珠海市宣布将逐步实行党政“一把手”家庭财产在一定范围内报告制度。“一把手”的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都要列入报告内容。
当局企图改变政府形象的决心昭然。
独特的官僚架构
珠海建立经济特区以来，历经了五次政府机构改革。然而，要彻底改变这样一个庞大、臃肿、工作热情消退、意志消沉的官僚体系，显然不容易。
“除非当局能够进行最大力度的改革：将珠海的三个行政区和五个经济功能区进行撤并。”一位赋闲的珠海高层领导认为，造成目前这样一个官僚体系的根本原因是珠海特殊的行政架构。
珠海最大的一次经济功能区体制改革发生在2004年。南水、唐家湾两镇分别并入高栏港区和高新区，实施“区镇合一”新模式，高栏港区、高新区管委会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根据授权履行市级政府的行政审批、经济协调与管理职能。
调整完之后的经济功能区拥有独立的财政和整套齐全的班子，同时，市里充分授权他们享受区一级别的行政管理权。
“每一个单独的经济功能区事实上都是单独的行政区。”一路改革下来，珠海从开始的一区一县，最后发展成了三个行政区和五个经济功能区。其中，金湾区经调整后，其下只有两个镇。最小的万山区只有6000多人。
分区以后，上面不断要求下面对口，每个区的编制不断增多。最后变得非常完整。“一个办公室里，坐着十几个人全是局长。市里面有这么多局，不同的局总有会议，回来要召集所有局长开会，每天就是开会都开不完，根本不用干活了。”功能区的一位局长抱怨。
事实上，区一级的机关对市一级机关的工作效率抱怨非常多。那些功能区里主管经济的负责人抱怨说，“我现在就变成一个小办事员。到市里拿一个批文，迟迟不肯下来，就反反复复地到处跑。”
“如果市一级可以将权力下放，一样能换来高效率，但他们不是这样。”当地的一位智囊认为，这是珠海的一个最大的体制弊端。这种体制的弊端造成了珠海与珠三角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
以东莞和中山为例，市之下直接就是镇，中间没有区级行政架构，经济管理权下放，充分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珠海恰恰相反，它将权力上收，镇一级没有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在政策上受到非常大的制约。”结果是珠海周边的农村与东莞、中山的农村相比落差非常大，一个经济特区带着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
很多人对珠海这样的区域设置表示质疑。而事实上这也导致珠海最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以珠海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来看，在珠江三角城市中，它的官员队伍也是最庞大的。”以税务队伍为例，一位珠海税务系统的官员透露，珠海的税收不到东莞的二分之一，而珠海的税务人员却是东莞的3倍。
前述那份报告指出：珠海机关公务员普遍缺乏危机感，责任心不强，服务意识弱，遇事推诿，互相扯皮，严重影响了项目进度。同时，政府办公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内耗问题，所准备10份文件有8份是用于政府部门之间事务，80%的精力都用于参加政府内部其他部门的会议，直接应对个人及企业的工作付出太少。
当地的主政者曾努力改变这里积弊已久的官场风气。但缺乏有力的手段。一件事情让当地的一位学者记忆深刻：有一次，市长召集他们开会。当中有人向市长反映一个问题，希望他能够重视解决。令人意外的是，市长告诉他们，这个事情他已经碰到过好多次了，批示过好多次，“但几年下来这个事情还是这样，没有解决。”结果，市长也加入了这个抱怨的行列。
“连这个城市的领导者都感到无奈的时候，我知道，要改变这个城市已经很难了。”这位学者叹息。在采访中，这样的抱怨无处不在：从普通的老百姓，到企业商人，到学者智囊，再到官员自己……
当地的一份调研报告分析：从制度环节来看，珠海的一线公务员之所以有如此表现，是因为待遇优厚，不愿犯错，一切照“章”办事，而这里的“章”，大多数是从维护部门利益、方便部门管理的角度制定的。2008年初，一位广东省代表曾经在省两会上反映，珠海的GDP远比不上广州，但其同级别的公务员，薪酬却比广州高出50%。“一个科级干部月薪可以拿到一万多。”“处级干部年薪接近20万，仅车补就高达3000元。”另一位官员则抱怨，珠海的领导更换太频繁，城市的定位也随着领导的更换不断更换。
“珠海的发展思路一直摇摆不定，每谈出一点东西来，大家看着都有点激情，但后来发现这个思路又不行了。”这不只是珠海的问题，也是全国城市的通病，但珠海的情况显然更严重。
“广珠铁路，这个铁路动工了三次，叫三上三下；横琴岛的规划和定位经历了三次，叫三起三落；港澳珠大桥三易其名，也是三起三落。‘狼来了’喊多了，大家都不信了，珠海也一样。”激情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摇摆当中被逐渐磨灭。
改革是唯一出路
“珠海现在面临这么多的发展压力，解决根本问题，还要从更大力度地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入手。”广东当代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杨正浒说。
与珠海市政府机构改革联动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这些事靠职能部门和财政拨款，什么时候能完成？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能转移必须有国有企业、社会组织去承接，政府才有可能转变职能，集中精力于政策、规划、监管和服务。”在珠海市政府机构改革的新闻发布会上，珠海市改革办主任戈晓宇解释了珠海此次改革的背景。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私下的表述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是珠海缺钱。无论搞横琴开发、高栏港区开发，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钱，国有企业是很好的融资平台。据悉，目前珠海11家国企承担着珠海市30%的重大项目建设，投资超过1000亿，仅防灾减灾的项目投入就达100亿。
“2009年，珠海为支持政府项目向银行举债的规模显然过高了。”杨正浒一直在关注珠海的政府负债水平。他担心，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负债高峰。
怎么还？这是个问题。政府的收入主要是税收和土地财政收入。土地财政占了珠海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例。由房地产带动的财政收入占近三分之二。现在的情况是：珠海总共可开发的土地面积将近400平方公里，现在已经开发了150多公里，批而未用的接近160平方公里。现有的财政还可以依赖的土地已经所剩不多了。
财政的薄弱，直接影响到的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
“迄今为止，珠海已经出台了较为全面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但在现实操作中推进的力度不大。”一位参与政策制订的官员告诉记者。广东的意图是，让珠海借鉴香港的经验，在社会管理机制上能够跟港澳接轨，最终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
甘霖表示：政府要 “放权”，把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权让渡出去，就必须由社会组织有序、有效 “接力”，这样，政府职能转变才能得以实现。
“珠海发展的压力很大，如果有第三方组织帮分担一部分社会管理，政府就能解脱一部分精力出来。”杨正浒说。
“现在珠海哪里还有钱去购买社会服务？”一位官员反问。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压力相当大。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改革的方向。
无论如何，珠海社会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已经破题，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农村社区民主自治和社会组织的试点工作已经在推进。具有一定社区民主自治基础的香洲区翠香街道及青竹社区居委会等被作为社区民主自治的试点；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则被确立为社会组织的试单位，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按照珠海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时间表，珠海将在2013年完成试点工作。
“一切问题的解决终归都要回到改革上来。不推动改革，前30年累积的问题无法解决；不推动改革，珠海或将无法抓住历史的机遇。”杨正浒说，改革是这个城市唯的一出路。
广州开发区：从这里看广东未来
汪洋曾说“广州科学城代表广东的未来”。广州开发区及其所在的行政区萝岗，当地人称之为“开萝区”，三年间这里发生的变化，浓缩了广东的嬗变之路
“占地多、有污染的项目一概不要，通通要拿走！产业转型升级，我们首先要把笼子腾空，把小麻雀放出去，再引来金丝鸟，最好是腾笼换凤。”
薛晓峰所说的 “小麻雀”，包括一些合同金额超亿元的项目，这些在很多城市很可能是抢手“香饽饽”，但在广州开发区，在决策者权衡种种利弊之后，痛下决心，“甩”了出去。
薛晓峰，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萝岗区委书记，从2007年开始，他忍痛扔掉了一些“香饽饽”，自然有新的打算。“九龙工业园新安排进来的项目投资密度达到了每平米700美金，而转移走的20多个项目，每平米投资密度不足100元人民币，从100元人民币到700美金，这是多少倍的提升啊？
“50倍。”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广州市萝岗区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沈奎在一旁插话说。
但在九龙工业园，萝岗区的一个区级工业园，还有许多制鞋制袜项目。开发区的决策者们果断转移走二十多个旧项目，被安排进来的新项目虽只有七八个，数量下降了一倍多，但其产值效益翻番增长。
从 2007年开始的“腾笼换鸟”、“腾笼引凤”，让广州开发区近3年来新引进的项目，投资密度从500美金提高到1000多美金，整整提高了一倍多。到 2009年年底，广州经济开发区和萝岗区的“米产”，也就是薛晓峰常常挂在嘴边的土地产出效益，达到每平方米创造的工业产值超万元，GDP超3000元，税收收入800多元，同比达到两位数增长。去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增40%多，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增30%以上。“广州开发区是广东省‘双转移’战略的最直接受益者，下一步要把开发区打造成为全省‘双提升’的核心载体。”薛晓峰说。
“送嫁妆”与“加减法”
最初的转变并非如此轻描淡写，而是相当艰巨。
三来一补、加工制造业起步，实施外向带动，广州经济开发区成立之初的发展路线，跟全国54个开发区一样，是单一的工业园区。
2006 年，经济开发区的第二产业占到经济总量80%，而三产所占比重仅有20%。广州开发区20年发展创下了骄人业绩，但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抱着单纯的工业一条腿走路”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薛晓峰说，土地支撑不了，环境容量支撑不了，人口结构越来越失衡了，这一切都使原来的发展模式遭遇“天花板效应”。
于是，薛晓峰带着开发区的同事们到国内国外的开发区四处考察。“白天看，晚上开会，” 薛晓峰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广州经济开发区还算是师傅，结果现在徒弟不仅把师傅的东西拿过去了，还推陈出新。这让大家颇受刺激，回来后大家就在短时间内讨论出了40条对策，开发区的转型升级由此开始。
当年，广东省提出了 “双转移”政策，广州开发区则闻风而动，更进一步。当广东省提出“腾龙换鸟”之策时，广州开发区自我加压，提出要“腾龙引凤”。“就是把鸟腾出去以后，把凤引进来，围绕‘腾龙引凤’的核心问题是在土地上做文章，抽住土地这个发展的命根子来调整产业结构。具体讲就是三句话：提升开发区制造，推进开发区创造，拓展开发区服务。”薛晓峰说。
之后的三年里，广州开发区做了一道“加减法”。
“加法”的例子如宝洁公司，开发区的办法是，提升其核心制造环节，开发区与宝洁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在没有新增一寸土地的情况下，新引进20多个高附加值的品种，把核心的制造环节引进来后，还新设了研发中心。坐落在广州开发区的宝洁公司，成了宝洁王国在世界各地布点中搞得最好、最有竞争力和效益最高的地方。
加法的答案是：此举相当于五年后再造了一个宝洁。宝洁现在的产值约为300亿，五年以后要形成600个亿的产值规模。而宝洁占用的工业土地还是20万平方米，没有新增一寸地。
这样的“加法”延伸至在经济开发区里落户的105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我们追求的是头脑灵光，四肢发达，心脏起搏有力的产业结构。所谓心脏起搏有力就是要发展总部经济，我们要求这些企业设总部，起码是华南总部，乃至于中国总部，亚太总部，另外还要把研发环节放进来。包括索尼公司等，索尼华南总部和研发中心都成立了。”薛晓峰说。
与“加法”相对应的则是“减法”。
从 2007年到2009年将近三年时间，开发区把有史以来全部的2000多个项目梳理了一个遍，高端项目促其锦上添花，低端项目逐步转移出去，清理的项目达到了100多个。减法并不容易，原来很多项目也是通过招商进来的，开发区的做法是“送嫁妆”，“你再去找一个更适合发展的地方吧，我们制订相应的政策支持企业转移，好离好散，这样成本就低了很多。”
这一通加减法算了整整三年，在没有新增土地的情况下，盘活了2.5平方公里的土地。薛晓峰发明了“米产”这个词，算每一平方米的经济容积率，他说，“搞开发，这个是核心指标”，2009年，开发区的项目投资密度从3年前每平方米500美元增加到每平方米1000美元。开发区的现代服务业增长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去年为GDP增长贡献率达到 30%。
加减法的效果相当明显，广州开发区以不足广州1%的面积，产生了广州约 1/7的国内生产总值、1/4的工业产值和1/3的工业利润，在5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拿到了六项第一：GDP第一，工业增加值第一，工业利润第一，财政第一，税收第一，外商投资企业的效率第一。
变“非洲”为“亚洲”
有人称萝岗区“一边是欧洲，一边是非洲”。一方面，广州开发区作为全国最先进的开发区之一，2007年人均GDP达到40多万元，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另一方面，近在咫尺的农村，各方面发展状况又落后于广州市平均水平，萝岗区刚成立时，农民的年人均收入比当时广州市的平均水平低3000多元。要想实现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摆在萝岗区面前的首要难题是，如何实现“非洲”与“欧洲”的统筹发展，首先要把非洲变亚洲。然后再朝着“欧洲”的方向发展。
2007 年刚到任时，有两件事情让薛晓峰深有感触。位于萝岗区北翼的九龙镇有一个村子，村里的孩子们想当兵，却年年都在征兵体检上栽跟头，而原因竟然是水质有问题，地表水受到了污染。在调研过程中，薛晓峰了解到全区还有5.9万人喝不上安全的饮用水。于是，利用半年时间，区里投资5000多万元，解决了近6万人世世代代没有解决的饮水问题。
另一件事情和住房有关，2007年狂风暴雨多，可是每逢雨季，薛晓峰就提心吊胆，因为害怕危破房屋坍塌。恰逢那年七一，他去一个村子访问困难老党员，看到一对老年夫妇住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因为漏雨，屋内搭起了一个塑料帐篷，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后来经过调查，他了解到全区有500多户人家还住在这样的危破房里，于是，又花了半年的时间，给每家补贴 4万元钱，全部建起了新房。
沈奎说，开发区还制定了“六增两减”政策，在六个方面增加农民收入，在两个方面减少农民支出，从总体上提高农民收入。
在2009年底完成的一项权威统计中，萝岗区的农民年人均收入已达12000元，达到了广州市的最高水平。“基本上过渡到了亚洲。”
2008年底以来，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外向度较高的广东经济影响尤为明显，而作为广州产业高地的广州开发区、萝岗区却“风景这边独好”，形成了“东边不亮西边亮”、“此消彼长、少消多长”的格局。
2008年4月18日，汪洋考察萝岗区时指出，广州开发区路子是对的，广州科学城代表广东的未来。
破解“空城计”
下一步，在萝岗区的北部，将崛起一座以知识经济为核心，集聚着高端产业和人才、高品质工作生活环境、美轮美奂的世界一流新城区――广州知识城。
然而，从目前的现状来说，这还只是理想。
萝岗的交通和生活配套设施目前还不完善。从市区打车到萝岗，司机会沿着开创大道一路前行，这是萝岗区最靓丽的路段，是外来人看开发区的“窗口”，而目前，这条大道还没有明显的标志性建筑。尽管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在此投资设厂，投资项目达到2500多个，其中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投资项目105个。但大部分“开萝人”下班后便搭乘有限的几班公交或班车返回市区，因此整个开发区入夜便唱“空城计”。
这并不是憧憬中的萝岗未来，也并不能代表未来的广州乃至广东。
如何破解“空城计”？薛晓峰巧妙地打了个比方：“未来萝岗新城，不仅要让老板满意，还要让老板太太和小孩满意，要让全体老百姓满意！”让老板太太满意，同样要解决一个“欧洲”和一个“非洲”的问题。
开发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为此，他们要吸引一百名科技领军人才，一千名科技骨干人才和一万名技能人才，形成一个人才“金字塔”。而为人才提供合适的“凤巢”计划也列入规划之中。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对于未来，薛晓峰信心满满，他相信，现在之萝岗，是广州最年轻的一个区，是广州重点建设的新城之一。未来之萝岗，将是一座创新之城、宜居之城、生态之城、文化之城、服务之城。
⊙ “如果我们现在仍像那些有了食物供给的古猿那样，满足于地缘优势，习惯于传统发展模式，满足于‘拿来主义’的一时富足，不思创新和进取，广东就会‘饮鸩止渴’，像当初陷入进化歧途的古猿和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一样，会被条件不如广东的地区所超越，成为新时期无法进化为人类的‘古猿’。”
――汪洋
孔雀东南飞，至此不徘徊
――访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萝岗区委书记薛晓峰
《小康》：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说过“广州科学城代表了广东的未来”，从萝岗区的发展、建设中，我们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广东未来？
薛晓峰：一代又一代开发区、萝岗区的创业者们确实创造了奇迹，但我认为这句话更多的是对我们的鞭策和激励，从现状来看，我们还谈不上能够代表广东的未来，但从发展趋势上看，我们的努力方向应该是正确的。
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广东的未来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可以从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这两个层面上理解。首先是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所谓“转方式、调结构”，这是核心。另外就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怎样在保持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还能够让城市适宜居住，这是根本。
萝岗区是广州市2005年依托广州开发区新成立的行政区，是广州最年轻的一个区。广州开发区、萝岗区近几年在坚持生态优先，转变发展方式，依托环境优势等方面做了一些新探索。2007年以来，高标准启动了萝岗新城“十公里地带”建设，目前，萝岗新城3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已经有30个陆续建成投入使用，包括行政服务中心、总部经济一期、科技企业加速器一期、国际网球中心、市民服务中心等项目。一批重点配套设施的建设也逐步跟进，国际学校、高档住宅、三甲医院、酒店等配套设施陆续建成投入使用。萝岗新城三年“强势推进起框架”的既定目标如期实现，国际化生态型新城区已现雏形。
《小康》：作为2005年批准设立的新区，萝岗在发展战略上与全国其他开发区有何不同？
薛晓峰：服务和效率是广州开发区的看家本领。
构建服务型政府不是宣传炒作的“噱头”，而是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的工作理念是“一切为了投资者，一切为了企业，一切为了老百姓”，我们对企业的态度是扶持，近年来，在一站式服务中心，“一条龙”服务的基础上，又开通了网上申报系统，最大限度地方便了企业和市民。
全国大多数开发区走的都是先生产、后生活的路子，我们也没办法摆脱这一发展规律和模式，但萝岗区成立后，我们不仅有了社会管理职能，而且有了社会管理的手段和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有条件强化我们的经济功能区，也有条件建设一个新城区，我们的终极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最适宜创业和最适宜居住的新城区，这是发展战略上的一大调整。
《小康》：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开发区采取了哪些措施？
薛晓峰：在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区域保持宜居，涉及到发展方式的问题，而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说就是发展思路、发展取向的问题。
我们的做法是，变单一的工业园区为综合性的经济园区。几乎所有的开发区都是加工、制造业起步，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之后，如果还是单纯依靠工业这一条腿，走加工、制造的路子，肯定是很难如意的。所以我们要将这种发展方式转变为一种更加强调创新、强调环境、强调人才的内涵式的发展方向。
从 2007年1月到现在，我们把开发区有史以来全部项目进行了一次梳理，把低效开发用地和闲置土地全部盘活，大概清理了一百多个项目。在产业选择上，我们也设立了较高的进入门槛，投资密度由原来每平方米500美元提高到每平方米1000美元以上，优先发展高投入、高产出、低排放的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样土地节约了，环境优美了，社会管理的压力小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转变，就是由单一的工业园区转变成为综合性的经济园区。第二个转变，就是由一个单纯的国家经济功能区，转变成为一个国际化生态型新城区，这是一个转型的问题。
总之，萝岗区自建区之日起，就按照“适宜投资创业、适宜生活居住”的理念，开展城乡规划。我们有信心、有能力，高起点、高标准地规划建设萝岗新城，把原来的一片荒山野岭努力打造为具有国际品位、岭南山水特色的现代化的美轮美奂的萝岗新城。
《小康》：从2007年到2009年，产业调整之后，开发区有哪些变化呢？
薛晓峰：实现了产业由低端到高端，人口由低端到高端，从劳动密集到智力密集、技术密集的转移，这是其一。另外，招商引资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开发区来说，招商引资是我们的发动机、核心、龙头。以前80%都是制造业，现在新引进项目中现代服务业占了大头，2008年增长了一倍多。现代服务业附加值高，占地少，环境容量小，人口素质高，同时能与园区配套，完善园区的投资环境。
现在，招商引资正逐步向招才引智，以才引才，以才聚才，招商引智的方向发展。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第一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就是人才，是高端人才。人才对于我们来说特别重要。我们连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就是通过人才来吸引项目，以才聚才，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也是我讲的第一个转变，变单一的工业园区为综合性的经济园区。刚才讲了制造环节，我们叫提升开发区制造；再就是推进开发区创造，创造就是科技创新，自主创新。任何一个经济结构，自主创新能力强不强是个核心问题，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核心推动力也在于自主创新。
《小康》：如果要吸引高端人才聚居，就要努力去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知识氛围。这方面今后如何能够实现？
薛晓峰：文化、知识氛围是一种“场”，也可以说是一个地区发展的软实力、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我们曾经对美国硅谷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发现硅谷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形成了独特的创新文化氛围和全球营运知识社区氛围。
岭南文化的特点是包容并蓄，广州开发区地处岭南文化的发祥地，我们希望将广州开发区打造成为岭南文化的一个代表作。人是知识创造的主体，我们希望能用待遇吸引人、用感情吸引人，更重要的是用事业吸引人才。我们将聚集一批世界级高端研发机构，建设一批高质量的中小学校，还将促进教育国际合作，引入新加坡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知名研究型大学，合作建设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分支机构。古诗讲：“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我们的目标是“孔雀东南飞，至此不徘徊”。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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