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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历史学家唐德过世 曾为胡适李宗仁作口述史 |
www.sinoca.com 2009-10-30 羊城晚报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据新华网报道,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唐德刚先生,于2009年10月26日晚间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过世,享年89岁。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家圩,幼时在私塾念书,旧学邃密,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黄彰健等人同学;此一时期的“中大”历史系有“沙坪坝的黄金时代”之说,柳诒征、朱希祖、缪凤林、郭廷以、向达、沈刚伯、贺昌群、白寿彝、韩儒林等史学家皆执教于此;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安徽学院史地系讲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讲授《汉学概论》、《中国史》、《亚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课程,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7年。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曾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
唐德刚的散文可读性颇高,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誉之为“唐派散文”,“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文章口无遮拦,气势极盛,妙趣横生。” 唐德刚与其师郭廷以,都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家,也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
唐德刚曾当过兵,做过中学教员。在美国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及口述历史工作,与当年政要如顾维钧、李宗仁、陈立夫等人多有接触。与胡适有忘年之交,有师生之谊,曾著《胡适口述自传》(1981)、《胡适杂忆》(1979)。唐德刚夫人吴昭文,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吴开先之女。
为胡适作传留下第一手史料
“三分胡说,七分唐著”
唐德刚到美国两年后,美国入侵朝鲜,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因为学生不能随便回国,唐德刚因此留了下来,他主修欧洲史和美国史,随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取得美国国籍,留校执教,前后达15年。
身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者。从整理、抢救史料的重要性、紧迫性考虑,唐德刚萌生了搞口述历史的念头。上世纪50年代后期,唐德刚在哥大东亚研究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协会”,动员美国的社会力量参与此事,意在把中国旅外的各界要人过去的经历通过他们的口述记录下来,加以整理、出版,传诸后世。他的著作中,最为大陆读者所熟知的,是《晚清七十年》一书。
1958年4月,胡适离美抵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在台去世。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影印发行《胡适口述自传》。1979年,唐德刚将上述自传译成中文,他着手写一篇序文。谁知一下笔便一发不可收,竟写了洋洋十余万言,于是,干脆单出了《胡适杂忆》一书。《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杂忆》这两本书如今已成为研究胡适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有人干脆戏说胡适自传为“三分胡说,七分唐著”。
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历史非直线,弯曲有上下”
唐德刚此前曾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专访,对他从事的口述历史事业、与一众历史名人的交往经历有过一段深度解读:
教美国人区分诸葛亮和孔明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著名历史人物做了口述史,能介绍一下是怎样开始口述史工作的吗?
唐德刚:口述历史,并不是我要搞,是偶然的。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上世纪40年代,当年是从国民党的中央大学拿了“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传统历史学的,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
既不能回去,后来学校便又招呼我回来替教授做历史系助教。那时候做助教被教授唤来唤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干不了。我记得有个历史系教授,美国人,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
说起口述史来,一晚上也说不完。“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我的老师亚伦・芮文斯(Allan Nevins)开创的。那时美国对战后很多国家都很有兴趣,政府和基金会都有这笔基金。国民党垮台后,这笔钱花不出去了,但他可以研究国民党。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理,因为我会讲汉语。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口述史是胡适。
李宗仁有时会信口乱讲
记者:有人说您的运气很好,在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时候,是胡适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也有时间给您讲自己的经历?
唐德刚:我认识胡适的时候,也正是国内清算两个姓胡的,胡风和胡适。胡适怎么敢回去!胡适虽然有“大使”的退休金,但在美国过得很辛苦,跟我们一样,也没饭吃。胡适大博士,英文也讲得那么好,也找不到工作,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求人。
胡适那时候时间太多了,也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还组织文学社,不但胡适,林语堂也在。因为林语堂写英文书拿了一笔稿费,翻译成中文又拿了一笔稿费,所以他过得比胡适好。胡先生那时也很可怜,他生病也没医院保险,后来连看病都看不起。
记者:除了胡适,您还给李宗仁、顾维钧这些人做过口述史,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唐德刚: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胡适是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编者注:我们有共同语言)!那时候李宗仁在美国也没饭吃,但日子比胡适好得多,他在银行存款还几十万哩。
李宗仁是军人出身,读了三年书,桂系军阀,文学、历史完全不懂。我和李谈话,他讲不了英文,而且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
顾维钧的英文比胡适还厉害,我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认识。
陈立夫不够格位列四大家族
记者: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都在同您联系,想做自己的口述史,后来为什么只做了那几个人呢?
唐德刚:国民党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因为美国人给钱。宋子文找过我多次,我并不认识他,但他知道我,我也想做宋子文的(口述史),他是多重要的一个人!但我没办法,在哥伦比亚我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主持政策的人。
记者:如果给宋子文做口述史,哥大会给宋子文、胡适和顾维钧同样的报酬吗?
唐德刚:不同的。它衡量每个人值多少钱,也考虑这些人本身有没有钱。美国人也知道胡适可怜,像他这样的人不能死在美国吧?那样就成了美国的大笑话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给胡适薪水。我跟哥大讲好,给他3000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这是笔巨款。(李宗仁呢?)一个铜板没给,因为他有钱!顾维钧也没给钱。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是陈立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做过院长,蒋介石的左右手,但国民党破产,台湾也讨厌他,只给他一笔路费把他赶到美国来。他后来真是吃饭都成问题。我后来到大陆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词,但我认为陈立夫可不够资格,他过得还不如我……
张学良的书“没法写”
记者:大陆很多人都认为,您没有给张学良做成口述史是个很大的遗憾,您怎么看这件事?
唐德刚:我跟张学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触后发现,他的话我可以听,但张学良的书我不能做。张学良是大而化之的人―――你要听我的话,做学问,我是排长,你是小兵―――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
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知道什么?!”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
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
“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我跟张学良说,汉公,你这个事情记错了,他说:“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你的事情装在头脑里,你的头脑有多大?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顾维钧那么仔细的人,还有错,何况张学良?
历史学家也能对现实发言
记者:您接触过的这些名人,哪个好相处?
唐德刚:还是胡适。我和胡适还有些私交。有些事情,我还可以教训胡适一顿。胡适一辈子教了很多的学生,我是他最小的一个。
记者:可是这种关系如何平衡―――既要和他们保持密切关系让他们毫无保留,又不能有闻必录?
唐德刚:我这个人可能运气好,很容易和他们搞到一起。怎么平衡?我讲的是历史,是历史真相。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记者:我注意到除了历史著作外,也有许多涉及时政的文章或评论。有人认为,历史学家更应注重发掘新的证据或事实,过分跟进当下发生的事情、对现在发生的事情作出评断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唐德刚:谁说历史学家不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
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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