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各国经济都遭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当中国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挽救实体经济时，先知先觉的国家却在割除有毒资产、抛弃落后资产，并在悄然之中进行着目标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转移。奥巴马总统上台后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宣布：2009年度联邦政府的科技资金投入比上一年增加一倍！使美国的研发资金总规模达到GDP的3﹪！可以预料，美国正在向研发资金占GDP的5﹪目标挺进！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明显的变化。
届时，世界将区分为主要生产技术类产品的创新型国家和主要生产物质产品的生产型国家两大类，中国如果不能在西方国家恢复元气前赶上创新型国家的末班车，将沦为西方国家永久的打工者。
然而，由于我国的实体经济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民生问题尤为突出，使我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和巨额的资金都投到“保增长”上，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型进展缓慢。2008年我国科技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49 %，用于公共教育的投入只占GDP的3.32%，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4.9﹪，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排名在末尾，1993年制定的到2000年教育投入占GDP的4﹪目标在时限过去8年后仍未实现。如果将2009年作为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第一年，美国财政对科技的投入增加了一倍，而我国仅增加25.6﹪。如此下去，中国的前景将令人担忧，即使中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口号，但这个目标离中国还十分遥远。因为：
①中国根本没有象样的创新平台，科技领域的国家队除了军事科学、航天工程和农业技术外，在其它领域和世界前沿相差甚远，民间和企业的研发队伍基础薄弱、布局散乱、各自为政、起点不高，很难参与到世界技术前沿的同步研究中。许多研究方向和课题在中国无人过问，长期处于空白状态。许多产品已经进口几十年了，中国仍然不会生产，政府对此习以为常。这说明中国的创新平台至今仍处于低水平的无序状态，它比中国的工业体系还要落后得多，与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落后50年。
② 科技创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从教育抓起，从人的素质抓起。而2008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只占财政支出的4.4 %，而同期的行政开支却高达财政支出的24﹪！我国对教育和科技的总投入，还不到各级官员“三公”消费的二分之一！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十几年前还远在韩国之上，而在2008年则下滑到世界排名的33位，而人口只有我国30分之一的韩国却上升到世界第五位。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中国巨大的行政成本正在挤占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科技和教育投入，并在无形之中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未来的科技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巨大的行政内耗正在吞噬着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大好前程！
③ 如果把科技创新作为一个产业来看待，在我国，它的社会配套系统几乎是空白。隶属于政府的科技基金基本上是以政府拍板的方式发放的，众所周知的人际关系在政府拔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里面的潜规则让一些真正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者一无所获，而一些假项目、假成果、假的鉴定报告却能得到大笔资金。除了政府的科技资金之外，在社会上很难找到支持科技创新的其它资金来源，中国的风险投资和担保公司犹如凤毛麟角，根本无法满足科技创新产业的需要。除此之外，支持科技创新的资本市场创业版至今还没有推出，社会上更缺乏创新成果的交易平台，缺乏国家对科技创新项目进行股份参与的机制和成果的收购、转让机制。而此类的社会支持系统在美国已经非常成熟。
④科技创新与软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而中国社会的流行文化却是官权至上的文化。无论什么人，近官者荣、疏官者被视为无能。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中，官员手中的一个批条就价值万金，要付出艰苦努力的科技创新成果很难得到社会的尊重。同样从事几十年的工作，公务员的退休金是工程技术人员的若干倍，这样的社会环境能够培育出创新型国家吗？
20多年前，当电子信息产业初露峥嵘时，敏感的社会学家将又一轮新技术的大量涌现称之为第三次浪潮，又将这一轮技术进步称之为信息时代的来临，经济学家则把这一轮技术创新所推动的产业变化称之为新经济。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并没有达到预言家们所估计的那么轰轰烈烈，人们所期待的许多革命性成果并没有出现，这次浪潮仅仅泛起了许多泡沫之后就匆匆结束了。这说明，创新型技术成果的出现要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得多。在多数情况下，原创性技术创新成果的出现是不确定的、或然的，它很难被准确的预测。
要想实现科技成果按照预期批量生产，就必须把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生产体系中最重要的产业部门，而这个产业部门并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法则去配置资源，政府投入是支撑这个产业的重要动力源泉。但是，迄今为止，所有的经济体都没有建立起技术创新产业的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类的产品始终没有按照人们的预期及时向市场提供，创新成果的推出速度大大低于传统产业扩张的速度。当创新成果不足，原有产业却继续扩张时，生产过剩就不可避免，这就是自工业革命以来200余年间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要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的确定化、批量化、连续化，只有一个途径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必须打造出规模上极其巨大的创新平台，使它足以在微小概率事件中偶然产生的技术成果也能汇成连续的产品流，只有当小概率的创新成果在规模巨大的研发平台上形成符合预期的、确定的产品流时，社会的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一个全新的社会就诞生了，它就是创新型社会。
这个社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⑴有规模巨大、质量很高、对前沿技术全覆盖、实力雄厚的创新平台。⑵全社会用于研发的资金投入应该达到GDP的5%以上，而在人类进入太空经济时代后，这个比例将逐步上升到GDP的10%、20﹪甚至30﹪以上。⑶从事与创新产业相关的就业者应该占到就业人口的5%左右，在未来的科技极其发达的时代里，这个比例还会大幅度的上升，甚至上升到30﹪以上。
当人类历史进入到由工业文明向智慧文明转型时，如果中国不能跟上转型的步伐，不能和本来已经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一起进入创新型社会，一步之差，将错之千里！中国将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国家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靠智力产品吃饭，而中国将永远沦为靠出卖体力换取残羹的打工者！因此，向创新型国家转型，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性任务。
在国民经济企稳向好的有利条件下，向创新型国家迈进的步伐应该启程了，国家的科技和教育政策应该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⑴ 进一步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使教育投入的资金逐年上升到GDP的5﹪以上，政府的科技资金大幅度增长，带动全社会的科技投入达到GDP的3﹪。
⑵ 象四川的灾后重建那样，在广大农村逐步配备标准化基础教育设施和师资。在教师的待遇与公务员拉平后，教师应该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轮流派遣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教师队伍不属于市场经济调节的范围，它是执行国家任务的团队。
⑶ 逐步实行9年义务制加3年的强制教育，使强制教育的时间延长到12年。其中后3年应以职业教育为主，升学教育为辅，并对生活困难的学生家庭进行补贴，以保证我国劳动力大军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
⑷ 增加国家设立的重大科技专项的覆盖面和数量，并增设一般科技专项系列，将长期未能实现国产化的民用技术和产品列入其中，并在社会上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征求研发者。中国的研发平台之所以几乎荒芜掉，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以往的科技体制改革中，仅一句话将科研院所推向市场就了之了，但大部分企业都卷入了引进国外技术和生产线的热潮中，而国家对科技成果已经不再是需求者，使科研院所被市场边缘化，这是中国的研发平台自废武功的根本原因。仅军工、航天、农业科技是例外，恰是因为国家在这些领域还担当着需求者的角色。由此可见，国家担当起全面的科技成果需求者的角色，对于重建我国的科技创新平台有决定性的意义。
⑸ 国家在科技投入中应该转变身份，不是以行政长官的身份分发资金，而应以交易者的身份在社会上预定或购买技术成果，再以技术拥有者的身份向企业推销成果，用市场化的手段实现科技财政资金的高效率。近几年来，国资委用市场化的手段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现在，科技财政资金也应该学会用同样的手段实现投入产出的高回报了！
⑹ 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是又一个难点。但在我国，最大的障碍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对国货的歧视。在这方面，各级政府难辞其咎，多年以来，是政府和政府直属的企事业单位，在政府组织的统一采购中，一贯奉行对外货的崇拜和对国货的歧视，甚至毫无理由地拒绝国货，对一些新技术产品，以没有国家标准为理由将国货拒之门外，而对同样没有国家标准的外货，却可以不经招标就直接定货，如此不公，中国的科技事业就难有成长的空间。令人感到兴奋的是，民间建议被采纳，今年的政府采购，已经明文规定了不许歧视国货，这是巨大的进步。我们更希望看到，在政府的采购中，将所有采购品列入招标范围，还应将性价比作为最大权重的参数来考量，以根绝对国货的歧视。当各级官员都象韩国政府那样乘坐自主品牌的汽车时，中国的科技腾飞就为时不远了。
⑺ 过去，科技资金主要投放到供应端，许多成果仅是纸上谈兵，只开花不结果，无法实现产业化，最近的科技扶持资金采纳了民间建议，已经发生了转变，较多地投入到销售环节，用鼓励销售的方法支持国货产品创新。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使我们看到了科技入轨的希望。
作者：深海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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