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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林彪罗荣桓为何出现治军战略分歧(组图) |
| www.sinoca.com 2009-08-29 网易历史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在军旅生涯中，罗瑞卿曾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对政治工作的重视、忠诚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总参谋长，罗瑞卿却对军事训练工作极为重视。相反，作为军事将领出身的林彪在担任国防部长后，面对周边不断紧张的军事形势不急不燥，却对“政治”表现出过度的热情。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两位重量级人物——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国防部长林彪在军事战略问题上发生争论，双方在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主要战略方向问题上各执己见，针锋相对，直至毛泽东介入……
在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上，罗瑞卿坚持：“要准备战争，作为军队来说，搞好军事训练，乃是最重要、最具体的准备。”林彪则认为：“政治的因素，……这是战争中打败敌人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1959年8月，罗瑞卿、林彪分别接替黄克诚、彭德怀出任中国军队总参谋长、国防部长，两人共同面对了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风云。
1959年8月，印度对华发动军事进攻，西南边陲暗流涌动。1962年10月，中国对印度发动自卫反击作战，一举重挫印度反华气焰，但印度时有蠢动苗头。
1960年8月，苏联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中苏之间的边境纠纷便不断发生。据苏方材料记载，仅1963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就有175起。1963年夏，苏军重新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不服从自己的盟国，动辄施加军事压力并进行颠覆，是苏联的一贯作风，这更引发了毛泽东的警惕。1964年10月，苏联发生领导人更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对华问题上，继承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反华立场。当年11月，他们当面对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事实上，他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同美国一起，继续积极酝酿签订所谓“防止核扩散”条约来对付中国；在中印关系上，用给予印度贷款和军事援助的办法，继续给执行反华政策的印度撑腰打气；尤其是，在苏联新领导上台以后，苏联开始制造和加剧中苏边界紧张局势，在中苏边界驻扎重兵，从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急剧增加，最后达到54个师近100万军队，中国的北部边陲暗伏杀机。
1961年5月，取代法国控制南越的美国为防止胡志明在北越成立的越南人民共和国统一南越，发动所谓“特种战争”：提供武器和金钱，派遣教官和顾问，装备、训练并直接指挥南越傀儡政权军队镇压南越人民，阻止越南南北统一。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一开始即给予坚决的支持。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分析美国特种部队入侵南越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之后，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1963年3月，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研究如果敌人进攻北越，中国如何援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 1964年初，当美国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等国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1964年8月，美国借口军舰在北部湾遇袭，派军机轰炸越南北方，是为北部湾事件，越南战争扩大化，美国直接出兵越南战场，战火烧向中国的南大门。
在世界第一、第二号强国美苏一齐把中国视为军事行动潜在目标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军方的代表人物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的一言一行。
在军旅生涯中，罗瑞卿曾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历任过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保卫局局长、八路军（司令员朱德、副司令员彭德怀）野战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兼第2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委，对政治工作的重视、忠诚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但罗瑞卿对军事训练工作极为重视。作为总参谋长，他向中央军委建议： “要准备战争，作为军队来说，搞好军事训练，乃是最重要、最具体的准备。”毛泽东也一贯教导军队，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罗瑞卿坚决贯彻毛泽东的训练方针，对部队训练工作抓得很紧。
早在1963年底，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深入部队，总结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毛泽东看了十分高兴，大为赞许。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这种练兵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罗瑞卿一月下旬亲自到南京召开现场会议，进行具体的组织和推广工作，要求全军迅速形成比学赶帮的练兵热潮。由于这种贯彻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很容易为广大指战员所接受，全军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很快就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从1月到10月，罗瑞卿不辞辛劳，不畏寒暑，先后十多次到全国许多地方，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观看表演。他及时地向部队指出，要注意防止和克服某些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的偏向，要珍惜群众的积极性，爱护战士，不要搞得太疲劳。罗瑞卿还多次陪同周总理和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军委首长观看军事表演。1964年的6月15、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汇报表演。在看完擒拿格斗的表演后，毛泽东还对着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打了几拳，风趣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打你几拳！” 毛泽东在观看表演时作了重要指示：“北京、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部队要练夜战、近战”，“‘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这次军事大检阅，极大地振奋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我军的盛举，是我军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作为军事将领出身（红一军团军团长、八路军115师师长、第四野战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面对周边不断紧张的军事形势不急不燥，却对“政治”表现出过度的热情。
1959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没几天，便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别出心裁地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1960年1月，林彪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题写的三句话、八个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发挥成为“三八作风”，作为检验全军部队革命化的标准。在同年9月至10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提出所谓“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把政治工作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在他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林彪指示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还讨好地称这是在“复古”。
在1962年1月至2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在检讨“大跃进”等“三面红旗”问题时，林彪表态支持毛泽东。林彪因为不满意罗瑞卿找人写的讲话稿，便自己拟定了提纲，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过去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在此前后，林彪还下令《解放军报》逐日在报头刊登毛泽东语录。1964年5月，他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毛泽东语录，补充编纂成《毛主席语录》一书，在全军发行，在全体官兵中掀起了学习运用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林彪提出：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到“文革”中，《毛主席语录》竟成为 “红宝书”，被奉为圣典。对于林彪搞的那一套，毛泽东是满意的：“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对于强调政治工作，罗瑞卿没有任何疑义，但一直坚持“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应该并重”、“军事政治同等重要”、“军事政治要轮流突出”等观点。
1964年11月，正当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轰轰烈烈地继续深入发展的时候，长期“养病”的林彪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发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提出要“突出政治”并将其作为军队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同时，他攻击群众性的练兵运动是“单纯军事观点”，是“军事冲击了政治”，诬陷罗瑞卿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其后，林彪的笔杆子大加颠倒黑白：“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他利用窃踞的要职，背着中央军委，背着林副主席，擅自决定要搞全军大比武，公然和林副主席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指示相对抗。从一月至十月，他先后十三次到各地坐阵督战，疯狂推行大比武，妄图冲击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冲击林副主席制定的我军革命化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罗瑞卿推行大比武的恶毒用心，是妄图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改造我们军队。通过大比武，大搞军事第一，技术第一，以此冲击无产阶级政治，冲击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贬低和削弱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罗瑞卿一心抓军事训练的热情。
按照林彪的说法，“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指战员的头脑，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显然，不“突出政治”或“军事冲击了政治”，就是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反对“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也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顶大帽子，戴在谁头上，谁不害怕？罗瑞卿当然要据理力争，矛盾产生了！诚如外国学者所言：“回顾起来，罗瑞卿向林彪挑战似乎有些令人惊奇。1949年以前，罗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政治委员，50年代担任公安部长（而非一支部队的司令）。所以，没有理由怀疑罗会反对强调思想教育和政治忠诚，而这正是林彪当国防部长的特色。除此之外，林和罗在共产党革命过程中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早在30年代红一军团时，罗就在林的手下任职，后又在红军大学和抗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林的副手。1959年，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罗就被提升为总参谋长。即便对罗的任命不是林彪提出的，但至少也得到了他的认可。”可见，罗瑞卿之所以敢于在林彪大喊“突出政治”的背景下推动大比武，是出于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忧患意识。
1965年1月6日至9日，罗瑞卿主持召开有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针对林彪在《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罗瑞卿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争论。
在战争准备这个问题上，林彪空洞地强调：我军的战争准备首要的是政治思想的准备，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准备。我们战胜敌人，“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因素，是人民的因素，部队中政治工作的因素，党的领导的因素，是民心军心的因素，这是战争中打败敌人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无论如何，这个是最主要的因素。”又说：“我们过去打仗是靠政治打胜的，十年内战是这样，抗日战争是这样，解放战争和赴朝抗美作战也是这样，今后也还是要靠政治打胜仗。”
但是，罗瑞卿“公开地和林副主席唱反调”：“军事训练”是“最重要的准备”。早在1964年 1月，就在大比武的南京现场会议上，他就指出：“要战争准备，作为军队来说，搞好军事训练，乃是最重要、最具体的准备。”同年3月，在北京部队参观“尖子”表演时，他又重申：“把部队都练成象今天的‘尖子’这个样子，这就是我们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安全的最实际、最重要、最有效的准备。”1964 年底，在林彪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严厉地批评了大比武后，罗瑞卿在送他征询意见的“林副主席的指示”上进行了多次修改，如实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从当时林彪党羽的诬蔑中，可以看出他的真实态度：“在十天之内就篡改了八次之多，以折衷主义的手法，塞进了他的许多私货。林副主席说，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要赶快煞住这股风。罗瑞卿却说，十几年才搞了一次比武，积极意义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林副主席说，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的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罗瑞卿却说，这里是指必要的，也不能乱冲一气。林副主席说，要把军事训练压缩一下，要突出政治。罗瑞卿却说，不要一下偏到这边，一下又偏到那边。林副主席说，政治不好，打起仗来往后跑，军事再好有什么用。罗瑞卿却说，军事技术过不了硬，打起仗来也可能向后跑。”
迫于林彪的压力以及害怕被戴上不“突出政治”的大帽子，罗瑞卿被迫在许多场合高喊“突出政治”的口号，“唯恐别人把突出政治的话听去了，于是，紧接着就在‘但是’后面大作文章，高声大喊要‘突出军事’。”请看他对“但是”二字的妙用：“政治搞不好，别的就搞不好；但是，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是空政治，那里有这种政治！”“政治搞不好，打起仗来向后跑；但是，军事没有一点功夫，打起仗来，人家扑过来了，你说向不向后跑？”“政治搞好了，其他工作就有了保证；但是政治挂帅的工作做出了成绩，并不等于别的工作也做好了。”“要抓紧挂帅的东西……；但是，在工作安排上那些先做那些后做，要看具体情况。”“政治是主要的；但是，如果打不准，开不动，那也不行。”
在对人民战争的理解上，林彪主张“大办民兵师”、“地方武装是地区坚持对敌斗争的骨干”、战争中“人的因素第一”。罗瑞卿强调优先保障正规军、地方武装“半脱离生产”、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重要性。
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它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20世纪60年代，全军都有一个共识：“要不要实行人民战争，敢不敢实行人民战争，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分水岭，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根据人民战争思想，中国军队不仅有自己的主力军，还有自己的地方军，并且大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实行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毛泽东深知，“兵民是胜利之本。”因此，他对于民兵建设极其重视，曾一再教导军队领导人： “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大办民兵师”，是毛泽东对新形势下如何开展人民战争、应付帝国主义侵略的思考。
对于毛泽东“大办民兵师”的指示，罗瑞卿是坚决贯彻的。1959年11月，他写信给中央军委，系统指出“我国的民兵制度，是在毛泽东同志思想指导下武装全民的制度。……民兵工作在我国国防建设上，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民兵的教育训练方针，应贯彻军事、政治并重。”1960年5月，为交流民兵工作经验，鼓舞民兵生产、工作、学习的干劲，总参谋部还组织召开了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并形成为制度。 1964年7月23日，他还和参加民兵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郑重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军队工作要两手抓，一手抓部队，一手抓民兵。不过，罗瑞卿从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军队出发，主张重点建设正规军，在人财物方面优先保障正规军建设，坚持“民兵事业费……在地方经费中开支”，这自然而然就把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放在“次重点位置”。后来，罗瑞卿的观点被攻击为“小办民兵师”、是片面强调正规军建设的“一条腿走路”。
把握了毛泽东对“大办民兵师”的期望心理，林彪大讲特讲：“民兵工作是我国国防建设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战争上的具体运用。把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和大办民兵师结合起来，这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国防建设上的具体运用，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民兵历来是我们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当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民兵不仅是我军的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而且可以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人人是战士，户户是堡垒，村村是战场，给敌人布下天罗地网。如果没有民兵，我们的主力军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象一个独臂将军，就不可能打真正的人民战争。民兵又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不要民兵，实际上也是削弱还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
“大办民兵师”还是“小办民兵师”，反映了罗瑞卿、林彪对人民战争之人民性的不同理解，但却被林彪贴上了“削弱还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这个标签。后来，林彪批判罗瑞卿，更是莫名其妙地放言：“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罗瑞卿，把按照毛泽东思想组织起来的民兵，看成是他们篡党、篡军，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一大障碍。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破坏民兵建设，反对武装人民群众；一方面又在民兵建设中搞单纯军事观点，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妄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民兵，把民兵也变成他们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
与民兵建设问题相联系，罗瑞卿、林彪还在地方武装建设问题上存在分歧。
当时，全军官兵都牢记一句毛泽东语录：“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全国胜利以后，毛泽东确实也一再指示，“要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地方武装除加强本身的建设外，平时协同地方加强群众工作，把民兵搞好，战时用民兵补充扩大，对敌作战。”
关于地方武装建设，罗瑞卿当然没有异议，不过他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是否搞一点？半脱离生产，农忙时回家。”在新中国已经具有强大国防军的情况下，少搞一点地方武装的观点也无可厚非。罗瑞卿的考虑是，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战争中人的因素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武器装备的地位越来越高，实现人和武器的完美结合，必须要减员增效。
已经以“紧跟毛主席”自命的林彪，习惯于老生常谈：“我们的军队不仅有自己的主力军，还有自己的地方军，并且大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实行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就能够调动起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组成一个战斗整体，最充分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当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地方武装就是坚持地区对敌斗争的骨干，带领广大民兵有力地配合主力军作战，并不断扩编、升级，壮大主力军。主力军有了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的配合作战，就可以腾出手来，形成强有力的‘拳头’，寻找和创造有利战机，随时机动和集中打歼灭战。”
在地方武装建设上，罗瑞卿、林彪争论的只是重视的“度”而已，而非要不要地方武装的问题。但是，在批判罗瑞卿时，却完全变味了，甚至无中生有、上纲上线：“中国赫鲁晓夫说，地方武装‘是否搞一点？半脱离生产，农忙时回家。’这完全是不要地方武装的谬论。罗瑞卿根据他主子的意旨，对毛主席关于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指示，先是极力封锁，拒不执行，整整拖了五年之久；后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一再大打折扣，千方百计地破坏地方武装的建设。”“中国赫鲁晓夫和罗瑞卿，要把民兵砍掉，又要把地方武装砍掉，破坏我们的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传统体制，破坏实行人民战争的基础。他们反对武装人民群众，反对用人民战争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把国家的命运压在技术装备的赌注上，从根本上否定人民战争思想。如果我们相信罗瑞卿的那一套，就要葬送我们艰苦奋斗得来的胜利成果，葬送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斗力的发挥，有赖于人和武器的结合；战争中，人是决定的因素，武器是重要的因素。
面对美国、苏联军事科技的飞速发展，罗瑞卿认为，在坚持人民战争的前提下，必须加速中国的军事科技发展，重视技术兵种的作用。1964年8月，在抓大比武期间，他专门观看了装甲兵、工程兵、炮兵的尖子分队和技术能手的比武汇报表演。在抓国防工业、军事科技方面，他是极其重视的。
1964年1月9日，他在主持召开的国防工业办公会议上作总结讲话，强调要坚持国防工业建设的各项方针任务，力争提前两年，在今后7年内建成一个基本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并建议在今后7年内着重抓航空工业，选择空军装备作为突破口。同年9月 1日第一颗试验用的原子弹研制成功。9月20日，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呈送《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提出“以今年10月份试验为最好”，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即向参加试验的科研人员和部队发贺电，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以竟全功”。
1965年6月11日至7月3日，他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党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大力协同，多谋善断。
由于对现代武器装备巨大威力有深刻认识，对祖国的军事科技实力不断进步充满信心，罗瑞卿曾勉励科技工作者：有了新的技术装备，就可以“把任何侵犯的敌军消灭在海洋、在天空、在敌人发起进攻的基地上。”
林彪认为，罗瑞卿的观点有违自己提出的“四个第一”的“人的因素第一”，且知道毛泽东最反对 “唯武器论”，就不作分析地强调：“不管现代武器和技术装备怎么发展，不管现代战争的打法怎么复杂，战争的最后胜负，归根到底，还是要决定于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决定于战场上的近距离搏斗，决定于人的觉悟、勇敢和牺牲精神。”“被侵略的人民用人民战争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当前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越南。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镇压人民战争的试验场。美国进行这场试验已经有好多年了，现在谁都可以看到，美国侵略者找不到任何办法来对付人民战争。越南人民却在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美国侵略者在越南人民战争中正面临着灭顶之灾。……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人民战争是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宝。”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一文，囊括了林彪的上述观点。当天，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上，罗瑞卿发表了题为《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一句：“今天报纸上发表的林彪同志的文章，又给我们提供了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理论的一个好教材。在这方面，我就不再多讲了。”对于林彪不加分析地拔高人民战争，罗瑞卿是不以为然的。
罗瑞卿、林彪在人和武器重要性上的分歧，实质是在坚持人民战争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要不要发展尖端武器装备问题，而不是要不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不反对人民战争的问题。结果，林彪党羽却大泼污水：“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罗瑞卿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唯武器论的基础上的。他根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反对武装群众，反对民兵制度，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中国赫鲁晓夫宣扬什么技术占首要地位，技术决定一切。罗瑞卿则鼓吹有了新的技术装备，就可以‘把任何侵犯的敌军消灭在海洋、在天空、在敌人发起进攻的基地上。’他们用武器制胜论来反对武装人民群众，反对用人民战争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妄想单纯依靠技术装备来战胜敌人。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言外之意，林彪是一贯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的。
在积极防御问题上，是“诱敌深入”还是“要把敌人顶住”？林彪说：“为了歼灭敌人，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把敌人放进来打。”罗瑞卿则认为，“现在条件不同了”，“要把敌人顶住”，“敌人进来就不好办了。”
毛泽东说过：“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积极防御，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彻底革命、彻底消灭敌人的思想基础上的，它的核心就是打歼灭战。
如何实施积极防御并力求打歼灭战，林彪认为：“为了歼灭敌人，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把敌人放进来打。只有把敌人放进来，人民才能用各种各样的行动参加作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逼着敌人分散兵力，逼着敌人背起包袱，逼着敌人犯错误，也就是让敌人兴高采烈，让敌人的十个指头都伸开，让敌人的两只脚都陷在泥坑里。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只有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最后保住或夺取城市和地方。那种害怕丢掉地方，害怕打烂坛坛罐罐，而分兵把口、处处抵御的办法，既不能消灭敌人，也不能守住城市和地方，这种办法是我们坚决反对的。”1962年春天，根据上述认识，林彪提出了“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把敌人放进来打。”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能够以苏联为依托。在积极防御问题上，林彪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把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等同起来。
对于积极防御，罗瑞卿自然赞同，但对于“诱敌深入”则表示不愿苟同。他认为，“现在条件不同了”——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并曾在朝鲜战场成功挫败过美国，“要把敌人顶住”——随便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会伤害这些地区人民群众的感情，因此应该尽可能采取“堵水的办法”，“敌人进来就不好办了。”
今天看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尽可能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要把敌人顶住”而不随便“诱敌深入”，是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责所系。况且，“要把敌人顶住”和消极防御也不能简单划等号，所以罗瑞卿的观点无疑有其合理性。
但是，在批判罗瑞卿时，林彪党羽竟然写出这样的奇文：
“林彪同志一再指示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坚决保证毛主席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彻底实现。罗瑞卿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反对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消极防御、单纯防御，打烂仗。……罗瑞卿在窃取我军的重要职位以后，适应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竭力主张推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他们的这些谬论，并不是什么新玩艺，而是毛主席早在三十年代就批判了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的破烂货。他们主张‘顶住’和‘堵水’，就是害怕丢掉地方，害怕‘打烂坛坛罐罐’，害怕触怒美帝国主义。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继承者们屈服于帝国主义、害怕战争的共同的心理特征。中国人民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人民，敢于诱敌深入，敢于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罗瑞卿害怕丢掉地方，害怕打烂坛坛罐罐，死捧着消极防御当法宝，要处处设防，分兵把口，伸开五指，摆开架势，去同敌人拼消耗。照这种祸国殃民的战略方针去做，必然处处薄弱，被动挨打，让敌人各个击破，由冒险主义变成投降主义，断送我们的无产阶级江山。”
当时，罗瑞卿指出，由于原子武器运用于战争，“条件不同了”。林彪反问：什么条件不同了？无非是帝国主义有原子弹、核武器。这有什么了不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不管技术装备发生什么变化，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不会改变。“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最后胜负，还是靠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靠人的政治觉悟，靠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靠步枪、手榴弹，靠拼刺刀，靠近战、夜战，靠几十米内的搏斗。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不管敌人使用什么武器，只要他们敢于深入我国境以内，我们就有了最大的主动权，充分发挥我们的长处和优势，用各种方法打击敌人，大显人民战争的神通，叫他们有来无回。
罗瑞卿善意提醒林彪：“敌人进来就不好办了”。林彪勃然大怒：这是公开散布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滥调。你们的这种谬论，说穿了，就是怕战争，怕帝国主义，怕革命，怕丢脑袋。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统统是纸老虎，看起来其势汹汹，实际上是最虚弱的。如果他们有胆量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自己“送货”上门，那就请吧！敌人来得越多，被消灭得越多，我们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就越大，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
林罗之争，谁是谁非？毛泽东表态：“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面对种种争论，林彪没有采取交流、沟通的方式，而是采取了政治上打击的手段。
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妻子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12月2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毛泽东批评罗瑞卿 “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实际上肯定了林彪“突出政治”的作法。
联系到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毛泽东支持林彪就不足为奇了。
早在1962年9月底，毛泽东通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露心迹：“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防止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革”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由于深谙“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重要性，毛泽东不能不倾向林彪的观点： “一切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要篡夺无产阶级政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很重要的一手就是首先从思想上腐蚀军队，篡夺军权，抓枪杆子。因此，突出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是关系到无产阶级军队会不会变质的大问题，关系到枪杆子掌握在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手里的大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关系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能不能巩固政权的大问题。罗瑞卿拼命地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军队，把我军演变为资产阶级军队，作为他们篡夺无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12月8日到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12月11日，罗瑞卿被突然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 “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但是，毛泽东对林彪的观点也是有保留的。比如，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谈到战略防御方针时，否定了原有的“北顶南放”的防御战略，他在考虑失去苏联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在谈话中，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因此，他得出结论：敌人到处可来，应处处备战，提高警惕，根据敌来势，以决定主攻、主防方向。在这里，毛泽东又实际上部分赞同了罗瑞卿的看法。
1966年春天，“文革”狂潮席卷全国，和林彪存在战略问题争论的罗瑞卿被戴上“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大帽子，莫名其妙地和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硬扯在一起遭到残酷批斗。罗瑞卿挨批，使林彪的战略观点最终占了上风，对人民军队的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在“突出政治”的口号下，人民军队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发展严重滞后，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1984年9月16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在人民日报撰文《人民军队在现代化道路上胜利前进》，文中感慨不已：“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我们的军队不搞革命化是不行的，但不搞现代化，就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军队的战斗力就没有物质基础。过去一个长时期内，由于林彪搞‘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那一套，使我军建设一度偏离了现代化这个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它的流毒影响，至今还没有肃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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