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慢工细活的作家阿来终于推出新作《格萨尔王》,这距他的《尘埃落定》已经11年。在这中间,他仅在2005年推出长篇系列《空山》。
阿来不是多产的作家,今年6月,他准备了半辈子的《格萨尔王》终于出版了。这部作品作为“重述神话”国际项目的系列之一,是否能打破此前苏童、叶兆言等人的作品在评论和销售方面的惨淡景况?
格萨尔王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天灾人祸遍及藏区,妖魔横行,黎民百姓遭受荼毒,天神之子格萨尔降临人间,他凭借自己非凡的才能和诸天神的保护,降妖伏魔,铲强扶弱,给人间带来了幸福与安宁,于是天神之子的英雄事迹在人间流传开来,人们不停地讲述和传颂,祖祖辈辈敬仰英勇仁慈的格萨尔王,其雕塑遍及藏区。
一贯慢工细活的作家阿来终于推出新作《格萨尔王》,这距他的《尘埃落定》已经11年。在这中间,他仅在2005年推出长篇系列《空山》。
为什么写得这么慢?他有个著名的一夜情理论:“就像轰轰烈烈谈过一次恋爱之后,马上又开始和另一个人再这么刻骨铭心地来一次,我做不到。小说写作对我来讲,不是一夜情的事情。”
其实,他重述藏族活史诗《格萨尔王》的消息,早在2003年就在圈内传开。据说,他曾在某些场合表达过这个创作构想,“每次都略带激动”。
今年6月,出版方终于宣布:阿来准备了半辈子,最看重的作品《格萨尔王》完稿。
跟阿来聊天是个舒服的过程,进入气场后,他几乎没有什么禁忌话题。骨子里,他对人类命运之类宏大问题的答案都比较悲观,在新作《格萨尔王》中,这种怀疑与悲观也自然地流淌着。这种立场,让他的言行多了几分洒脱,甚至让我忘记正跟我聊天的这个人还是体制内的“省作协主席”。
“我准备了半辈子”
偏居川地,加上作品并不高产,阿来这些年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并不高。两年前,阿来曾如此表达对《格萨尔王》的期待:“我迫切希望开始‘重述神话’《格萨尔王》小说的叙写,因为那样就又可以回到写《尘埃落定》时那种自由神采的岁月里了。”
南都周刊:不妨先聊聊小时候都看过哪些神话?
阿来:我生长在偏僻的农村,那里大部分是文盲,现在说就是文化沙漠,神话我也没接触。到了80年代,我也20出头了,开始贪婪读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的《山海经》、《西游记》,藏族的《格萨尔王》,在很多场合也开始接触。
南都周刊:《格萨尔王》被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你觉得这么说是不是合适?
阿来:可以这么说。更重要的是流传方式,它不是讲述,是口头演唱的方式。要说区别,《格萨尔王》是100多万行,《荷马史诗》是二三十万行。前者直到现在还是口头传唱,后者却只存在文字中。
南都周刊:作为藏族英雄的格萨尔王,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
阿来:说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比如昆仑神话里的西王母,在史记里有个影子。通过不断地加工,这个形象不断地脱离现实生活,有了文学的生命。对喜欢这个神话的普通人来讲,有没有这个人并不重要。
南都周刊:据说这次的《格萨尔王》是你“准备了半辈子”,并把它作为“最看重”的作品?
阿来:这部作品我花的气力确实比较多。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跟同时代的作家来比,我非常低产。写作是手艺活,如果随便写,每年写个两本没问题。但这样的写作对我有什么意义?今天这个时代,写作被看做有点小名小利的行为。但对我来说,更是个人的修为。不管怎么讲,我衣食无忧,不会饿肚子,作品少了也不会焦虑。
南都周刊:你做了很多史料的准备工作,还去实地探访。过于重视史料,会不会限制了你的自由发挥?
阿来:我坚定地表示不会。格萨尔王也有格学,就跟《红楼梦》有红学一样,100年前,国外就有人靠研究这个拿博士了。人家都研究了100多年,有不少成果。但要什么不要什么,这种取舍就表明了我的角度。
新小说将由两条主线交叉并行推进,一条主线是围绕格萨尔王展开的,另一条线索则围绕着一位神秘的格萨尔艺人展开,他的存在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今人的视角。艺人跟传统故事之间,是互相塑造的。
南都周刊:这种写法有难度吗?
阿来:当然有。没有难度我不会写的,哈哈。
南都周刊:格萨尔王在传说中几乎是个完美英雄,你有没有赋予他更人性化的东西?
阿来:我有一些怀疑。他是上天下来的,使命就是为人间斩妖驱魔。但他离开人间的时候,带着困惑,妖魔是被除掉了,他之前要带给人间的幸福并没有出现,人世间仍然有争斗压迫和痛苦。妖魔不再统治人类,人开始统治自己。
南都周刊:你只是表达了了这种困惑?我在故事梗概中看到“慈悲”这个词,这是你力图给出的解药或者答案吗?
阿来:没答案,怎么可能有答案。这还是人性的问题。
“我就是一个有点自尊的人”
阿来把加入“重述神话”项目看成一件有点体面的事。但加入项目前,他拖了一段时间才跟出版方签约。“你不能干涉我的创作自由,你不能对我有什么要求。要么就给我自由,要么就不参加好了。”
南都周刊:你曾把写《尘埃落定》的过程比喻成恋爱,还曾说写作不是“一夜情”。这次写《格萨尔王》又是怎样?
阿来:有没有内容要表达,与想不想表达,对我来说后者更重要。要有表达的价值和愿望,才去表达,就跟爱一个人一样,不好勉强。
南都周刊:写每本书都是这个状态?
阿来:都像是谈一次恋爱。这算是代偿机制吧,现实中没有实现,用这个实现,呵呵。
南都周刊:从《尘埃落定》到《格萨尔王》,主题都与藏文化有关,但你似乎不愿成为藏族文化的代言人,是什么让你如此抵触?
阿来:我的出身没办法选择,我写不了上海的咖啡馆,北京的酒吧。这个太假了。我们的当代文学有个不好的风气,动不动就贴标签,国家啊,民族的之类的标签,但我们的作品跟这些宏大的庄重的词,非常不相称。我个人把文学看成很庄重的事情,如果多谈这个,就把本来庄重的事情搞得不庄重。
南都周刊:谈谈“重述神话”。这个项目一直质疑不断,有人说“重述神话”是山寨文化,你对此似乎还表示认同?。
阿来:这要看怎理解山寨文化。我认同精英文化,但对传统文化我不是顶礼膜拜,比如我在《格萨尔王》中加入了我的怀疑,增加了现代人的理解。
对传统,我们往往有一种态度,就是戏说它,解构它,颠覆它。我个人来讲,在文化上不是红卫兵。红卫兵的做法是,先不管我建立什么,先把旧的东西打碎。这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现象,这是很可怕的。我们打碎了很多东西,我们建立起来的东西不见得比原来的东西好。我们说这个房子不好,先把它推倒,不问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再建。解构这个词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但在中国变成了变本加厉的东西。
南都周刊:也正是因为“重述神话”的项目,《格萨尔王》将同时以六种语言在全球推出。功利地来讲,《格萨尔王》也许比《尘埃落定》国外获奖的几率会大一些。
阿来:这个我不考虑。我也获过一些奖。人家给我奖,我也很高兴。但我不会揣摩别人需要什么东西,很多作家比我聪明,在写好小说的同时,还能揣摩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是一个笨蛋,能写好小说,已经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了。
南都周刊:那还是让别人揣摩你比较好。
阿来:呵,我也没想让别人揣摩自己。我放弃了很多事情来写作,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写作相对来说还是简单的事情。它只跟自己较劲,不麻烦别人。如果你揣摩了,那就把简单的事情又弄复杂了。
南都周刊:这可能会影响别人对你的评价。我看到一个报道,整篇的一个中心意思说你是“一个骄傲的人”。
阿来:我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在人类已有的精神成果面前,我在不停学习,是个很谦卑的人。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是为了特别目的就对人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很多人已经习惯别人对他这样,如果遇到不是这样的人,一个自尊的人,他们就会觉得不习惯。其实我就是一个有点自尊的人。
“作协里没几个作家”
每次写完一部作品,阿来都喜欢自驾车出去旅行。这次,出版方找了很多读者和媒体跟阿来一块走藏区,这让他感到“有点表演的感觉。”。之前,他曾在杂志社任社长,今年2月又出任四川省作协主席,“一大帮子人跟我后面走,从内心觉得挺没意思”。
南都周刊:作协似乎成了一个体制的象征,谁退出作协,就是个人自由的坚持,金庸进入作协,形象似乎就受损。为什么会是这样?你作为四川省作协主席,觉得这种形象有没有可能改变?
阿来:不可能的。这个不可能。作家协会不是自己成立的东西,它是官方的一个机构,这是跟中国的整个体制联系在一起,它只不过是中国众多的官方机构中最不重要的一个而已。所以作家协会中没有几个作家,甚至大部分都不是作家,有着大量的党政干部。
有些人真的是想作协改好,我可能也是其中之一,但在目前这个情况下,马上很好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体制问题。它虽然是官方机构,但没有官方机构法定的权力,说说它也没有什么危险。有些人总拿作协说事,在社会上博得很多喝彩,能得到很多好处,这个好处已经被很多嗅觉灵敏的人发现了。又没有风险,又有好处的事情,谁不干呢?
南都周刊:你还是挺敢说话的。
阿来:这有什么不敢说的,这都是事实。对吧?中国改革,我们总觉得体制性改革慢了。比如说哪天,我也可能退出作协,我就悄悄地不去了,不会在媒体上炒。
南都周刊:但媒体也会追着你问的。
阿来:那我也可以不回答。这些都很正常。就跟我们离婚了,我们跟朋友疏远了,一样的。作协就是官办的群团组织,当个作协会员也没什么好处,就是吃吃饭,开开会,退出了也没有什么损失,少开几次会而已。
我在文坛上可说是特立独行的,不属于哪个派,没有哪个前辈是我的老师。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南都周刊:这个时代,对中国作家来说不是好的时代?
阿来:我们对小说给予了太高的期待。不仅是作者对自己有期望,我们的读者也有期望,媒体也期望,出版社更期望,因为已经变成产业链的一部分了。但我们刚进入市场经济刚开始,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很迷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处理方式是,我们不知道新的是什么样子,就只能在旧的样子里做的更好了。
文化是周期性的东西,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会着急,但历史上文学出现百年的空白,很正常。
南都周刊:你对很多事都不是很乐观。
阿来:对今天这个世界有什么乐观的?对人有什么好乐观的?而文学相对于人类的命运来说,更是个小问题。
《格萨尔王》 阿来著/重庆出版社2009年8月版/28.00
南都周刊记者·张守刚 北京报道 摄影·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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