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解放军装甲兵在核试验后搜集数据经历(图)

许瑛。

 　　■那一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亲历者  

　　许瑛：1927年生于河北，1954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装备技术科学研究院工作，1964年4月，任装甲兵核效应试验大队队长兼党委书记。经历过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共经历四次核效应试验，1987年离休，现居北京。

　　一团蘑菇云伴随惊天动地的巨响翻腾而起。战士应声跃起，将军帽抛向空中，“万岁”声此起彼伏，军帽上的一颗颗红星在蛮荒的西北戈壁熠熠生辉。  

　　这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戈壁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情景。  

　　此后，这幅情景以黑白画面的形式，无数次在电视屏幕上重现。  

　　“这样拍不对。”82岁的许瑛说，“声音传播比光慢，我们先看到蘑菇云，就开始欢腾了，后来才听到如雷的响声。”  

　　那一刻，37岁的装甲兵核效应试验大队队长许瑛，站在离爆心50公里的沙丘上，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幕。  

　　这一幕被许瑛长久地埋藏在心底。膝下子女多次打探，许瑛总是一贯静默，“没有什么好说的。”  

　　“中国军人只有任务，没有传奇。”许瑛说。

　　绝密任务

　　1964年3月的一个夜晚，北京郊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装备技术科学研究院(下称“装甲兵科研院”)大院。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个大院的寂静。  

　　政治协理员曲书泽打开门，发现院子里站着院党委书记兼政委诸敏的秘书。随后，曲书泽被请到诸政委家中。  

　　书房门紧闭，诸政委表情肃然。曲书泽感到气氛有些异样。他迅速回忆最近工作有没有失误，有没有犯政治错误，可是找不到头绪。

　　这时，诸政委开口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什么？”  

　　“一切行动听指挥。”  

　　“能背下军人保密守则吗？”  

　　“能。”“好吧。”  

　　诸政委取出一张公文笺，递给曲书泽。  

　　“看清楚了吗？”  

　　曲书泽盯着公文笺，一动不动。  

　　“看清楚了。”  

　　诸政委划了一根火柴，公文笺瞬间化为灰烬。  

　　“这件事除了我和麻志皓院长，其他常委都不知道。”  

　　曲书泽立即意识到，自己接到的是一项“绝密任务”。  

　　公文笺上写的是：组织上决定让你参加原子弹爆炸核效应试验任务。  

　　几乎同时，许瑛接到装甲兵科研院院长麻志皓的通知：“我国要进行核试验，装甲兵要组织一个核试验队，组织决定由你负责，协理员曲书泽为你的助手。”  

　　许瑛听完，瞪大眼睛，“双眼似乎要喷出火来”，愣在原地。他抑制不住内心的亢奋。  

　　1952年，许瑛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节节胜利，美国便多次以使用原子弹威胁中国。“我们恨透了这个东西！”许瑛说。  

　　1958年，面对步步紧逼的核威胁，毛主席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现在我国有原子弹了！打破核垄断的日子为时不远了！”许瑛在回家路上一遍遍地想。  

　　紧接着，装甲兵科研院几经斟酌，精选39名试验人员，于1964年4月14日成立装甲兵核效应试验大队。许瑛任大队队长兼党委书记，曲书泽任政委兼党委副书记。  

　　与此同时，空军、炮兵、防化兵等9个兵种相继成立试验大队。装甲兵的任务是在原子弹爆炸之前，把各型坦克装甲车辆、测试仪器、各种动物布放在爆心周围的不同距离上，待原子弹爆炸之后，驾驶坦克赶往爆心附近回收仪器和动物，以研究原子弹爆炸效应。  

　　由于装甲兵有敦厚的坦克作掩护，对冲击波辐射等有削弱作用，因此装甲兵将成为核效应试验中，唯一一支穿越原子弹爆心的队伍。  

　　从组建成立的那一刻起，这支队伍就开始了一段“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儿女”的隐蔽行动。

　　进军罗布泊

　　1964年7月16日，装甲兵核效应试验大队向核爆炸试验场——罗布泊进军。  

　　出发前，许瑛在动员大会上强调，半路停车时如果有人问“你们从哪里来？”就回答“我们从后边来。”如果问“你们到哪里去？”就回答“我们到前边去。”同时，大队对外宣称“野外试车大队”，以去野外调试装甲车为名，以保障行动不泄密。  

　　参加试验的坦克被塞进列车车厢，顶部用篷布遮盖起来，人员也作为“秘密武器”乘坐闷罐车。  

　　五天五夜3550公里铁路行军之后，闷罐车行至吐鲁番兵站。接着，“试车大队”换乘敞篷老解放卡车开始爬天山、穿戈壁。550公里公路行军，几乎都是硬戈壁搓板路，汽车只能低速爬行前进。  

　　就这样，“试车大队”西出阳关，北越嘉峪，越走越蛮荒，直到7月31日晚，踏进神秘的罗布泊。  

　　几千年前，这里中兴着一个玉壶美酒、胡歌汉舞的楼兰王国，丝绸之路也途经此处。而眼前的这番景象，把这群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的青年彻底镇住了：苍穹高远，戈壁滩一望无际。沙丘连绵起伏，四下眺望，没有人烟，不见牛羊，甚至看不见苍鹰，偶有零星的骆驼草提醒着生命的存在。寂静，近乎死寂。仅有经久不息的大漠长风，与人的喘息声相伴。  

　　唯一让人感觉舒服的是一条河。这条河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孔雀泉。然而美妙的泉水却又苦又涩，超量的钙、镁、芒硝让所有人开始闹肚子。

　　1964年8月的一天，戈壁滩的大风携黄沙碎石钻进测试组的帐篷，卷着一张资料纸呼啸而去。  

　　“追到天边也得追回来！”纸上的一字一句均是机密。许瑛命令队员务必追回。  

　　那张资料却像一只调皮的老鹰，刚落下不久，等人靠近它又飞走了。最后，装甲兵团出动吉普车，一直追到十几公里外的孔雀泉边，才把它追回来。

　　汗洒戈壁滩

　　生活尚未完全适应，装甲兵核效应试验大队便领到了最重要的任务：装甲兵试验人员需在原子弹爆炸后，冒着大剂量放射性沾染的危险，第一时间冲向爆心，及时回收试验仪器。  

　　为减少核辐射沾染，战士们需要穿着高性能的胶皮防护衣具，从头到脚包个严严实实。  

　　8月的戈壁滩气温高达43摄氏度，地表温度达72摄氏度。在这里穿上防护衣具两个小时，相当于一个炼钢厂的炉前工一天劳动的体力消耗。穿上以后，不一会儿汗水淌满靴筒，走起路来唧唧作响。  

　　核爆炸后进出试验区一次为80公里，这意味着穿一次防护衣具最少要坚持5个小时才有可能获得数据。而防化兵经过一年训练，才能坚持两小时，只有少数人达到3小时。  

　　“同志们，我们必须达到5小时，拿到试验成果！”许瑛咬咬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是唯一的办法。  

　　开始时，队员一闻到浓重的胶皮味道就吐酸水，来不及摘下面具就吐了。秽物堵住了通气活门，队员摘下面具甩甩，再戴上苦练。半天半天地练，不吃不喝，不拉不尿。  

　　即使这样，装甲兵团依然苦中作乐，因防护面罩滤毒罐像一个长长的猪鼻子，他们便戏称这种训练为“猪八戒过火焰山”。  

　　训练半个月，队员均已达到指标要求。有队员竟可穿着防护衣具连续工作8小时，创下基地最高纪录。防化兵目瞪口呆：这伙装甲兵，莫非都是铁打的？  

　　每个战士的心里都清楚，这件事关乎祖国命运。他们苦苦支撑着，在帐篷外用石头拼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几个大字。  

　　在距离帐篷更远的地方，这片埋葬着冷兵器的楼兰古国遗址上，最具杀伤力和破坏力的尖端武器——原子弹，已安然停在爆心的铁塔上。

　　那一刻即将到来。

　　冲向爆心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次原子弹试爆炸日。  

　　许瑛带领队员最后一次进场，各自检查所辖布点和仪器设备。随后，装甲兵撤到离爆心50公里外的观察点上。  

　　“零前20秒。”扩音喇叭里，一个女声响起，战士立即屏住呼吸，许瑛听到自己胸口“扑通扑通”作响。  

　　“10、9、8……3，2，1，起爆！”那时，装甲兵没有5000度的防护墨镜，许瑛要求队员起爆前，用手捂住眼睛，把头垂下，以防光辐射刺伤眼睛。“这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他告诉战士们。  

　　“起爆”的指令已经下达了几秒钟，可是同志们没有听到想象中的爆炸声。“莫非是颗臭弹？”有人想抬头看个究竟。  

　　这时，许瑛猜想肯定跟声音的传播速度慢有关，他叉开指缝向爆心望去。此时，蘑菇云已经直抵云霄，他高喊：“成功了！”  

　　随着他的喊声，同志们一跃而起。眼前这朵蘑菇云不断翻滚。  

　　随后，巨雷般的爆炸声终于传到了观察点。  

　　此时，“全副武装”的装甲兵们坐在坦克里按捺不住，揣着胶片盒和剂量笔就要冲向爆心。但是，这次原子弹爆炸属地爆，地表的放射性沾染严重超过人体承受能力，剂量笔在远离爆心几十公里处就响起警报。装甲兵均被场区周围的关卡守卫截拦在外。  

　　爆炸后43小时，放射性沾染的剂量有部分散失，许瑛才接到上级通知：装甲兵去爆心回收试验仪器。  

　　装甲兵驾驶坦克50公里到达爆心后，进行回收工作不超过一小时，怀里的剂量笔就会“吱吱”作响，警示放射性剂量已经超标。“还没真正开始干活，就必须撤出去换下一批，”许瑛说，“很多战士不想离开，直到被组长呵斥才乖乖爬到车上。”  

　　连续工作近一个月，装甲兵团取得了厚厚一沓试验数据。许瑛在总结大会上说：“周总理当初指示，能一次完成的试验必须一次完成，我们真的做到了！”  

　　“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多年以后，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如是说。  

　　1996年7月29日，我国政府宣布从7月30日开始暂停核试验。30年间，先后10万人次参试，共进行核试验42次。（感谢原装甲兵核效应试验大队一分队队长郭洪祥及队员张化龙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