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2009029期封面
50万“悬赏”当代中国梦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的财富梦想，无论数量、规模、具体形态、实现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普通人的财富梦想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和成熟”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张欣 | 北京报道
白孩子、黑孩子，奋斗了，做到了---所谓“美国梦”。
何为“中国梦”？
明星形象+巨商财富+高官风度？精英或可“代言”，却不能“代表”。
庞大草根阶层的种种莫名冲动，种种痴心坚持，如“地火”默默无声，却使无力者有力，使悲观者前行。
今年5月起，一个叫做“2009我的梦想”的海选活动在民间渐行渐热。主办方旅游卫视称，最终会有10个中国非凡梦想家获得每人50万元的“圆梦基金”。截至上周，2009个凡人梦想已通过网络、电话等各种渠道收集齐整，静候PK。
梦想曾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
张颐武教授认为，“要描画中国的梦想线路图，必须从100年前提笔。”
100多年来，中国一直没有间断做梦。1903年，刘鹗的《老残游记》以一个梦开篇。梦中，中国像一艘破旧的大船迷失了航向，即将沉没。老残好心借给船上的人仪器，以便能看清方向，平安登彼岸。哪知船上许多人却认为，他们用的是外国罗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
“这是关于中国梦的最早隐喻。中国人的梦想，就是这样始终伴随着危机与失落。”甲午战争粉碎了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梦想，辛亥革命成就了“共和梦”，但军阀政府的昏聩使得中国人不得不把理想社会依然当作一个白日梦。
1933年，近代中国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发起一次全国大“征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其一，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其二，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主编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大同世界”在收到的答案中所占最多。这一梦想被暨南大学教授，《中华通史》、《世界通史》著者周谷城生动地概括为---“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那次“征梦”活动共收到160多份答案。据编者统计，就地域来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其余也全部来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沪、宁、杭，“却不能因此证明通商口岸的人们太爱做梦，而内地人就没有梦想。”
就性别来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从年龄上看，35岁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数，最年长的马相伯先生已94岁，依然“还有着伟大的梦”。奇怪的是青年人对于公开梦想却兴趣缺缺。在144个梦想者中，知识分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其余的官吏、实业家、银行家几乎也都是精英基层。
这些统计结果恰好与今天本刊的统计结果构成了有趣的对照。由于征集到的梦想中有针砭时弊的内容，胡愈之不久后即被免职，印证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
从新中国到“改革开放的新中国”
新中国的60年，是被梦想不断激励的60年。“但前30年，中国人的梦想缺乏个体意识，要么是跟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梦想联系起来，要么就没有梦想。”袁岳告诉本刊记者。
张颐武的解释是：“前30年，中国梦是集体的梦想---牺牲个人利益来改变中国的面貌，实现强国梦，这些个人牺牲都得到了报偿：集体奋斗为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建立了工业基础和文化象征基础。”
电影《天下无贼》中，以黎叔为首的一伙贼看中了傻根的6万块辛苦钱，而王薄和王丽这对“贼鸳鸯”被傻根“天下无贼”的质朴梦想打动，决定保护傻根。张颐武说，在中国梦成型的最关键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时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故事。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了“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这里‘不能动’的是什么？是中国人依靠个人努力和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张颐武说，傻根单纯朴素的“挣钱、盖房子、娶媳妇”的梦想，就是中国人梦想最初最单纯的状态。
在这位文化学者看来，到了今天，“中国梦”已经从“傻根”变成了“许三多”。
1980年，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位教师到美国Lowacity访学。在当地大学安排的公寓里，他惊讶地发现，那里24小时供应热水。贫困已久的中国教师突然遭遇丰裕的物质条件，那种精神上的震撼可想而知。于是他放下教鞭拿起擀面杖，义无反顾地留在美国做起了担担面。
“这个去美国的教师、后来的小饭馆老板，和傻根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人在争取脱离贫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张颐武告诉本刊记者，80年代的中国人就好像放空了的容器，少了束缚，剩下的是依靠个人奋斗“脱贫”的勇气和力量。
“新中国”这个词语一直表明着政治上的更新，而近年来在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上的全新发展，使得“新中国”的概念丰富起来。
著名媒体人凌志军这样描述清华创业园的一个房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元，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类似的逐梦故事在今日中国永远处于“现在进行时”。正是由于这种逐梦带来的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有4亿人脱离了贫困；GDP30年间增长了67倍，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5倍。
“改革开放的新中国以‘中国梦’为基础建构起来，她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张颐武把“改革开放的新中国”的崛起，称为自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过程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财富在增加，社会变得更开放，中国就可以支撑和包容越来越多普通人的梦想。当普通人的梦想也能被公众关心、尊重的时候，这个社会也会因为梦想的蓬勃丰富而更有活力与魅力。
草根越有梦想，中国越有希望。
我家要造“大飞机”
希望私人飞机能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给所有怀着飞行梦想的人一点动力，一点点就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 | 南京报道
家住南京五台山的吴征，在后院搭了个神秘的大棚。1990年开始，他没事就钻进去，一呆一整天，一鼓捣十好几年。邻居偶然进来张望，满地奇形怪状的破铜烂铁，以为他在做收废品的营生。
2003年，52岁的老吴带着刚参加完高考的儿子大卫，吭哧吭哧地把棚子里的东西捣腾出来，变魔术似的组装成一个庞然大物。大家这才发现，那竟然是一架真的飞机---长6米，翼展10.6米，重180千克，铝合金骨架，尼龙绸机翼，檀木螺旋桨，机舱内设有一前一后两个座位。
“军舰鸟”，小吴起的名，老吴把这三个字用大红油漆规规整整写在了机身上。从没坐过民航飞机、连汽车驾照也没有的老吴，在此后几年里，驾驶着亲手制造的“军舰鸟”，在周围人的目瞪口呆中，数次掠过水面，直上蓝天。
“我能飞到几千米，当然因为受到种种限制，这种私人轻型飞机只能在几百米内低飞，可就是这样，也像做梦似的??”老吴这样说。
“UFO”激起斗志
玩纸飞机是吴征童年的最爱。怎样让纸飞机飞得更高更远更久，幼年的他常为此煞费苦心。13岁那年，军体委到中学招收军体运动员，他被选中并加入了专门培养设计人才的航空航海模型俱乐部。“你们就是中国未来的飞机设计师，航空母舰设计师。”教练员的话让他热血沸腾。
俱乐部有专业老师上课，讲造飞机和舰船的基本原理。深奥的理论让有的同学昏昏欲睡，吴征却听得入迷。一年下来，原本招进的百名学员只剩下不到十人，吴征还在其中。水翼艇、航空母舰、小型飞机，当一件件模型在手中诞生时，他已梦想着驾驶自己造的飞机自由翱翔。
1966年，学校停课，俱乐部解散，吴征被下放到内蒙古当农民。“下放地近中苏边境，在田里干活时，看着苏联喷气式飞机在头顶盘旋耍威风，心里真不是滋味。”
三年后的一次奇遇让吴征的梦想重又萌发。吴征说，那时他在一片沙漠的边缘自己动手盖了间土坯房独住。一天夜里，他突然在屋外看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铜锣大小的明亮的圆盘，慢慢降落在两三里路外的一座小沙丘后面。这个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的“UFO”，又激起了老吴探索飞行奥秘的斗志。
吴征的一个亲戚，原来在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飞机设计课程。为了解更多的航空知识，他辗转找到这个亲戚，向他借飞机设计和无线电方面的书籍。“亲戚很感动，‘文革’期间，哪还有人想学这个啊？就连他自己都进了五七干校，放弃本行了。”亲戚给吴征寄来厚厚一摞航空专业书。他潜心研究，为看懂其中的公式、原理、英文，他自学了高中课程，后来还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
上世纪80年代，吴征调到南京无线电元件厂任技术员，成家立业、繁琐的日常工作，差点让他造飞机的梦想再度夭折。他曾把那些陪伴多年的专业书打成捆全卖了废品，书刚卖出去就后悔了。“太没出息了，就这样轻易放弃，都对不住UFO来看我一回。”
没钱就得“不要脸”
1990年，准备了许久的老吴终于开始动真格的了，“飞机工程”在他自己家里正式启动。老吴很庆幸自己身处南京，这里有航空航天大学等研究机构，他能“近水楼台”。老吴最爱到航空大学附近转悠，希望能多结识老师或是学员。只要打听到某位老师的住处，他就会登门拜访。
比起设计，更难的就是原材料。造飞机是个精细活，零部件一样不能少，而航空材料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为了找材料、凑零件，老吴常背只大口袋，到处找机械厂的废品，和拾荒者一起在建筑工地寻寻觅觅，能扒拉到航空博物馆要处理的垃圾堆更是意外之喜。
“我一不偷二不抢，但是没有钱就得不要脸，能捡则捡，能赖则赖，不精打细算不行。这一点和国家造飞机一样，我们国家虽然有钱了，但要铺到各个领域，专业飞机设计师也要精打细算。”老吴曾在旧货市场花了80元钱淘到一台1954年生产的旧钻床，为了修好它，两只手打满了血泡，可他乐坏了，“有了这个，好多垃圾就变废为宝了。”
1998年下岗后老吴没有再找工作，全家人的生活基本靠妻子的工资勉强维持。即使生活捉襟见肘，老吴仍然过得兴致勃勃。有次偶然打听到百余公里外的铝厂可能有飞机需要的铝管，他当天就骑着辆破自行车出发了，“心情那个激动，就像姑娘在时尚杂志上看到了一直想要的漂亮衣服，终于知道哪个店有卖了，还打折。”
美国的天空有20多万架私人飞机在飞
2003年7月，吴征开始筹备首次水上试飞。试飞场地要考虑多种因素，必须水面宽阔，无障碍物，不妨碍航道且远离市区。老吴几乎天天往长江边上跑，仔细侦查比较地形，甚至被当成要跳江自杀的。最后，他确定南京浦口滨江大堤旁的一处江滩能把危险性减到最小。
8月4日，天气晴好，试飞开始。老吴坐进驾驶舱，儿子和几个村民一起将飞机推下了水。突突突，发动机启动，飞机在水面滑行一段距离后，开始了海豚式跳跃，高度一次比一次高。岸边的小吴和妈妈，紧盯着飞机的每一个动作，手心紧捏着一把汗。忽然，飞机腾空而起，5米，10米，快速升高，飞行了20多秒后安然降落水面，岸上爆发出人们的欢呼声。
“‘军舰鸟’首次飞行，比莱特兄弟的首次飞行要长十多秒。”当天，吴妈妈在《试飞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试飞不久，江苏省民航管理局安全部门派人专门来了解情况。管理部门结论：该飞机无《试航证》、《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以后如要试飞，须先到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在权威部门技术论证后，认为可以试飞，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定试飞时间、地点、飞行高度、距离等因素后，方可飞行。“这是对航空安全和公众安全负责，也是对吴征个人的人身安全负责。”
对此老吴颇不服气：“看上去都对，可是如何做到？航空史其实就是航空爱好者的历史，不分专业的还是业余的。美国的天空有20多万架私人飞机在飞。”
后来，他将试飞地点移到安徽偏远地区，“老百姓看到我的小飞机可高兴了。有一个村里裁缝帮我缝补了被吹裂的垂直尾翼，大家都奉承她，以后谁还敢说你手艺不好，你可是缝过飞机的！”
在2003年到2007年间，“军舰鸟”一共试飞了16个起落，流空时间13小时以上，最高飞到了几百米。
要造“大飞机”
造出了飞机，老吴还是个拿低保的下岗职工。他家的两室一厅多年来没有装修过，地面凹凸、墙壁斑驳、家具破旧，屋里最鲜亮的就是几只飞机模型，再就是贴了满墙的彩色飞机海报。后院大棚里换了茬零件，看起来还是个破烂堆。
老吴每天仍旧在这里做着自己的试验，有时候心里神往着儿子小吴那些“高端的设备”，那些“重要的项目”。
吴大卫，北航飞行器设计专业二年级博士生。4岁参观南京国防园，10岁参观航空博物馆，所有的零花钱几乎都用来购买航空杂志，从创刊起，一本不落，现在堆起来有一人多高。
儿子是老吴有计划营造的另一个飞机梦。
在大学里，吴大卫是航模队中的主力，他所在的北航航模队一连拿过四个全国冠军。至今，全国航模载重比赛的纪录仍由他保持。“我国能够在航天领域取得载人航天飞行和月球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但航空工业的发展却十分艰难。虽然在造自己的大飞机，但航空工业真正的国产化程度依然很低。”他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很多思考。
今年是中国“航空百年”，小吴透露父子俩最近又琢磨起要造一架更大的水陆两栖飞机。“我们设计中的‘大飞机’，成熟以后可以真正投入使用，比如实施水面救援什么的，都可以派上用场。更希望私人飞机能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给所有怀着飞行梦想的人一点动力，一点点就好。”
把森林搬进家里
用我设计的砖造房，就可在房间墙壁上种满植物，形成微型梯田，坐在家中也能呼吸好似来自密林中的清新空气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徐笛 | 上海报道
2003年一个平常的傍晚，看过了《新闻联播》，58岁的陈炳泉脑中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
几日后，他写就一封短信，郑重地在信封上写下：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胡锦涛总书记收。
实际上，老陈给不同级别的领导写过很多封信，中央的、广州的、韶关的都有。这些特殊的“群众来信”不是反映问题，它们的主题都是一个“绿色梦想”。
“我研制出一种楔盆砖，用这种砖造房，便可在房间墙壁上种满植物，形成微型梯田，坐在家中也能呼吸好似来自密林中的清新空气，希望我的‘绿屋’设计能获得领导的首肯和支持。”
陈炳泉憧憬着，那些自然条件很难进行种植的地方，比如海岛、沙漠，比如高山顶上的解放军哨所，都可以利用这种微型梯田技术种植新鲜蔬菜。
不足一个月，寄给总书记的信就有了回音。信件被层层批转至韶关市科技局，一位处长请陈炳泉到局里谈谈。
陈炳泉带上全部资料，期待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领导们都觉得有前途、可发展。”陈炳泉说。科技局当场将800元支持资金递到他手中，那一刻老陈五味杂陈，“扑在绿屋上快20年了，这是我得到的第二桶金”。
随后，科协又派一名工作人员参观了陈炳泉的“绿屋”。“原本租了间门面房，墙上种满了绿色植物，科协工作人员觉得很新鲜，还表示要找一幢楼供我展出。”陈炳泉告诉本刊记者。
每逢傍晚时分，周围四邻也喜欢到老陈的绿屋里纳凉，“空气宜人，室温低于室外，邻里也说好，但又加了句‘有了闲钱才会把家里装点成这样’。”看客多，顾客少，门面房开了大半年也没拉来项目，租金太高，不久，老陈关掉了门面房。
陈炳泉一直盼望造一幢既可以住人又能种满农作物的房子，可供人参观，慢慢推广他的“绿屋梦”。他也没再去找政府部门，“有句俗话不是说，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吗。”
“解决了空气问题”
1945年出生在广东梅州的陈炳泉，18岁那年考入长沙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学制5年。3年后，他和许多同龄人一起卷入了动荡的社会洪流中。此后短暂的政策调整，使陈炳泉得以重返校园继续学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鞍山钢铁公司。
当年，这是份不错的工作。1976年广东大力发展钢铁工业，鞍钢一整套人马被调往广东工作，陈炳泉重返家乡。在韶关市的一所矿山，他以工程师的身份工作到退休。
年轻时到野外找矿，经常要进到深山密林里，“空气清爽极了，再回到市里，就觉得空气污浊、呛人，有时市里的空气比矿井下还糟糕。”陈炳泉开始思忖，能不能把森林搬进城里，搬进家里。
1984年，浏览资料时，他无意中看到墨西哥人在玻璃幕墙上搭架子，将植物种在室内，但浇水、播种等工序十分繁琐。陈炳泉觉得可将其改进用在中国。此后每逢周末、休息日，他都泡在图书馆查资料，植物学、建筑学逐一学起。1991年，他的第一个产品出炉---壁挂式侧面栽培器。
陈炳泉找了一家韶关的工厂帮忙生产，先用塑材制成栽培器壳体，漏斗形的壳体里上端设置进水管，下端设置排水管，壳体正面挖出栽培孔，在栽培孔里侧放一层隔网，然后塞满土壤，就可挂在室内种绿植，浇水后剩余的水分会通过管道排出，由于隔网的阻挡土壤也不会散落屋内。
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老陈认定这个发明“很有价值”，他申请了国家专利，第二年便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认证。
老陈家客厅的墙壁上已全装点上了栽培器，这也是这款专利产品唯一的现实应用。但为栽培器换土有些麻烦，有的植物还会烂根。2002年，他制作出了改进产品---楔形花盆、楔盆砖，并再次获得专利。
恰巧老陈所在单位与韶关市某县环保部门有业务往来，听说老陈的发明专利，这家单位邀请他装修一间办公室。这是间半地下办公场所，仅有几扇天窗。覆盖了绿植后，工作人员都说感到“神清气爽”，老陈也为此赚到了第一桶金---6000元。
广东一家科技报刊的记者上门采访，虽然已事隔几年，老陈确切地记得那位记者说的每一个字：“袁隆平解决了吃饭问题，您解决了空气问题。”这个肯定让老陈下了决心，穷尽余生推广绿屋。
梦想和现实像两条平行线
几年前，老陈开了个人网站，“每个月交千把元钱，网络公司负责维护制作。”
远在长春的一位年轻的环保局长，通过这个网站认识了老陈和他的绿屋。局长出路费邀请老陈到长春洽商。“这位局长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提出申请国家环保基金在当地推广绿屋。”老陈觉得有点谱了，就回到了广东，静静等待下一步合作。
然而他等来的却是告吹的消息---“基金没有申请到”。不久，这位局长也升迁调往其他地方了。
网站开了一年多，虽然不少网友留言支持，但老陈再也没等来第二个合作者，每月千余元的支出让家人从旁敲起退堂鼓，老陈只好关闭网站。
2005年，机遇再次垂青。韶关当地一位知名女企业家通过朋友介绍与老陈相识。参观了“绿屋”后，两人便敲定合作。
女企业家出钱成立了生态绿化公司，并在工商部门注册。老陈负责科研和生产，买水泥，做楔盆砖。对老陈来说，这是离梦圆最近的时刻。
拿了几个月的工资，已生产出成规模的楔盆砖，然而现实与梦想似乎近在咫尺，却又总像两条平行线。这位女企业家因为家事精力难支，最终关闭了这家公司。
不管有没有船，灯塔都发送光芒
为了延续自己的梦，2009年5月，老陈通过大学同学找了个兼职差事---为湖南一家公司找矿，月薪5000余元。每天背着馒头和水上山，中午睡个囫囵觉，晚上背着石头下山，“石头拿回来要反复研究里面有没有铁元素，”老陈说，“现在条件好了，公司还给我们派了一辆越野车，晚上能开车到山脚下老乡家里住。”
山里没有手机信号，每次进山前，老陈都不忘在博客上留言请有意合作者短信联系。
坚守了25年的梦想已让老陈花去了20余万元积蓄，“还有孩子的5万”。家人劝他放手，“我总是舍不得，或许只有等到生态危机时，人们才能赏识我这个绿屋的价值。”老陈说。
“那些每天坐在空调房里的人，要是能享受到绿屋的空气就好了。”白领和公务员，是老陈认定的主力客户，但他说自己没啥门道和他们打起交道，“也是我能力不够，有研究能力并不等于有推广能力。”
虽然磕绊不断，但老陈坚韧如此，家人已不再干涉，“环保必然是未来的主题，我的绿屋肯定是有价值的”。
皱纹爬上了老陈额头，因常年野外工作，他的皮肤略显黝黑，一头银丝已难遮盖年轮。在“绿屋博客”说明栏里，65岁的老陈写道，“要像灯塔那样，不管有没有船来往，它都发送光芒”。
13岁，梦想在岩壁上挂一整夜
在国内，一个孩子在野外攀岩且在岩壁上过夜，是从未有过的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张欣 | 北京报道
军绿色北京吉普在蜿蜒的山间公路上飞驰，风在耳边呼呼作响。13岁的北京小学生戴天啸很享受这种感觉，大声地说：“我喜欢，我喜欢！”连续转弯时，他兴奋地提到了电影《头文字D》中高速过弯的“漂移”术：“我也可以做到！”
戴天啸此行目的地是北京近郊的密云白河峡谷。白河，这条注入密云水库的河流不仅是北京人的主要水源，还孕育了北京乃至中国的攀岩运动。从中国最早的运动攀岩壁“老岩场”，到中国第一条被人无保护攀爬的线路“纪念碑”，这里见证了不少中国攀岩的历史。
2009年，戴天啸梦想着“在野外的岩壁上过一晚”。一位户外运动业内人士告诉《望东方周刊》，这件事可没有听起来那么简单。在国内，一个孩子在野外攀岩且在岩壁上过夜，是从未有过的。
坚持一下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戴天啸看上去和同龄男孩没什么差别，除了健康的小麦色皮肤---那是一般整天忙碌于做功课、上兴趣班的城市孩子不大可能拥有的。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小不点”玩攀岩、玩滑雪已经将近10年，而这些户外运动在多数成年人眼里还是专业、高端的奢侈品。
不满周岁，戴天啸就被父亲带去野外；4岁，跟随爸爸攀上了位于密云市一块被攀岩爱好者称为“小森林”的岩壁，攀登高度140米；5岁开始学习滑雪，在北京及周边地区雪场里人送外号“小飞侠”；9岁时一个人背着行囊前往奥地利的Hintertux，接受国际竞技营培训，并获得了国际青少年滑雪比赛的第五名。现在的他，又开始玩定向越野、皮划艇、山地越野自行车等项目。
每天下午4点是戴天啸定向越野项目训练的时间。除了常规的体能训练，他还要学习看越野地图，“一个圆套着一个圆，全是等高线，要在上面准确地找出山地、鞍部等各种地形。”这项运动要求参与者必须具备极强的山林地辨别方向、选择道路和越野行进的能力。
“爬是人的天性，人一接触到岩壁，自然就知道该怎么爬，所以攀岩是最安全的运动。”戴爸爸说，“总有人问我怎么舍得让三四岁的孩子去搞那么危险的户外运动，很简单，让孩子知道，只要坚持一下就能看到在地面上看不到的风景。”
圆梦前的“踩点”
吉普拐出平坦的山间公路，在几条宁静的村落街道里兜兜转转，驶入一片到处是鹅卵石的河滩。透过车窗可以看到不远处是被称为“纪念碑”的大岩石。它海拔60多米，几乎垂直而立。
“纪念碑”的攀爬线路其实只有一条，长47米，由一条传统攀线和一条运动攀线组成。得名“纪念碑”不仅仅因为外形，还因为这里是中国第一条以无保护的方式完成的攀爬线路，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车轮摩擦鹅卵石，发动机嗡嗡作响，经过断断续续的流水，到了车子开不进的地方，戴天啸和爸爸妈妈下车，徒步向“纪念碑”进发。
和爸爸一起去探路，戴天啸却选择了和爸爸不同的进发路线。当爸爸妈妈到达岩壁下的时候，他还在和横在自己面前的一块岩石较劲。
“4岁的时候，在攀岩馆练习多次的啸啸就跟着爸爸到野外训练了。那时候爸爸站在岩壁底下，向他简单交代一下技术要领，然后各自出发。”戴妈妈回忆道。
“其实每一块岩壁的攀登路线都是固定的，因为我人小，手脚不够长，就把大人的每一个攀登步骤分解成几个，自己找攀附点，一点点往上爬。”现在的戴天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一脸的平静，“其实不难，肯定有觉得累的时候，坚持一下就好。”
那次攀爬持续了5个小时，他成功完成了7个pitch(绳距，攀岩用语，指代两个主保护点之间的距离)，攀登高度为140米。“在攀爬的时候肯定会受很多伤，树枝划的，石头磨的，还行，这些忍忍都过去了。每往上爬一步，看到的风景就会不同，心中可快乐了！”
在岩壁上过夜的梦想也源于这种快乐。
戴天啸读三年级的时候，跟爸爸在十多米高的岩石上过了一夜。“夏天的夜晚，你可以听到蛙鸣鹅叫，那种感觉很舒服。”戴天啸回忆道。
这一次圆梦前的“踩点”，戴天啸和爸爸要先攀上“纪念碑”，到达岩壁2/3高度以后，合作固定安装吊帐。这顶吊帐呈三棱锥形状，长方形的帐底，可容纳2个人并肩躺下，帐身红白相间，在满山青葱的映衬下，格外显眼。过夜时，帐顶将被固定在岩壁的最上方，吊帐的一面以岩壁为依托，另外两边悬挂在空中，父子俩将利用器械使身体降落在吊帐里，调整吊帐的角度和平衡，然后就可以“享受清风明月”了。
给孩子一个“真空梦想实验场”
“上小学的孩子，让他出来玩玩，接触接触大自然，锻炼好身体，就可以了，干嘛要请家庭教师补课，上辅导班兴趣班学这学那折腾他们呢？”戴爸爸自己就是户外“达人”，赞成对孩子“放羊”。父母齐心协力，为戴天啸营造了一个几乎全无阻力的“真空梦想实验场”。
“三四岁的时候，大大抱着我从高级道上下来了两趟。”戴天啸口中的“大大”是他的滑雪启蒙教练，也是爸爸的好朋友。第三趟，戴天啸就一个人从高级道冲了下去，撞在一块网上，给弹了回来。对于滑雪者来说，要上高级道往往需要两三个雪季的练习。
“放羊不是不管，要引导孩子让他知道什么危险，他才会更好地保护自己。”戴爸爸说。
在“纪念碑”踩点结束，一行人准备返回营地。路上，活泼好动的戴天啸想尝试连续借力几块石头腾空跳，最后放弃，因为他发现石头有块凸起的部分，会有踩空的危险，而且自己穿的凉鞋不太跟脚。戴妈妈总结说：“有的时候放弃也是负责任的表现。”
长期的户外活动让戴天啸学会了独立。夜幕降临，他开始跟爸爸一起动手搭帐篷。看到他背着装满露营用品的大背包走过来，记者想上前帮忙，戴天啸却拒绝了，“不重，我曾经背过一个大驼包，差不多相当于我的体重！”
2006年，因为在奥地利菲舍尔青少年竞技营系列赛的出色表现，戴天啸曾获得前往奥地利的Hintertux国际竞技营接受一周培训的机会。戴妈妈还记得启程前为戴天啸收拾行李的情景：爸爸把雪鞋、雪具、衣服打包好，让戴天啸试试能否背得动，“他的两只胳膊一挎进背包带，整个人就被撅了回去，倒在床上。”临行前，爸爸妈妈还被要求到公证处签了托管文件。9岁的戴天啸就这样一个小人背大包出了国门。
戴天啸用“过瘾”形容他的奥地利之行：“我们5个中国小孩，还有其他2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龄孩子，浩浩荡荡地来到雪山脚下。每人都扛着Fischer最新款的比赛雪板，全副武装，那场面很壮观。经过将近10分钟的缆车之旅，我们终于到达了海拔3864.46米的峰顶。虽然是盛夏，山顶上依然覆盖着积雪。跟我们北京的滑雪场不一样，这可是真正的自然雪啊！而且雪道的坡度相当于国内雪场的高级道，长度至少要长两倍，太过瘾啦！”
从密云返回市区的路上，戴天啸望着窗外，亲热地喊出每一块他攀爬过的岩壁：“这是适合初学者的beginner，这是没有阳光曝晒、风景绝佳的coolday”??这里，是一个小男孩梦想启程的地方。
于丹：40岁，我想明白一件事
当梦想只是梦想的时候是悲哀的，当梦想转化为理想时，它是有力的
文 | 于丹
GDP能带来幸福吗？美国学者约翰-桑顿来到中国，非常认真地跟我探讨这个问题。他曾经做过美国高盛银行20多年副总裁，作为一个银行家，他多年来一直相信幸福是可以克隆的，认为美国人的幸福模式就是全世界人的模式。此次的金融危机给这个70多岁的老人很大的困惑。
2007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刚刚开始。约翰-桑顿来中国，见了我一面。后来他又来，多次约我见面。他说，按照他们的推算，中国到2030年的时候，总体投资和人均消费水平，包括人均拥有的汽车量等，都可以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那天早晨，我们约在长安街君悦酒店。下了一点点雨，交通瘫痪了，我们都停在路上，互相打电话向对方道歉。我问他，汽车量的增长意味着幸福吗？他说读了我的书，按照银行家的观点是要刺激和拉动GDP的增长，你们却提倡朴素的生活，这样跟GDP是背道而驰的，这样能达到幸福吗？
美国的金融危机，华尔街风暴，给美国一个巨大的教训，经济不是幸福的评价标准。他们曾经像信仰宗教一样信仰市场经济，但是他说，这只无形的手跟我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我就在想，中国人的幸福梦建立在哪里？幸福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我的个人成长也许更有说服力。
我出生在60年代，童年受的是非常坚定的信仰教育，到现在也摆脱不了英雄主义的烙印。因为我们很小时候听的就是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的故事，人的肉身之躯多么脆弱，但是为了信仰可以牺牲。我们加入少先队的时候，就唱“时刻准备着”。一个在英雄主义熏陶下长大的孩子，就是准备着在某一刻为集体利益献身的。
后来一个重要成长时期是改革开放，我上大学早，大学和研究生正好是1982年到1989年，这个阶段对我来说，多奢华啊，那时出现了崔健的摇滚，舒婷、北岛的朦胧诗，尼采的哲学，弗洛伊德心理学，整个精神世界被西方思潮浸染着，让我崇尚平等和民主，崇尚人的尊严与自由。
人在20岁的时候往往是很极端的，我在20岁的时候认为幸福是很戏剧化的东西。那时候穿很夸张的牛仔装，长发飞扬，整晚喝浓咖啡，通宵达旦写作，做专栏主持，写报告文学。热爱摇滚，喜欢朦胧诗，狂热于尼采。我爬上了大同城墙，结果要12个男生把我接下来；我带着同学从武台山的山坡上，用裙子裹着脑袋滚下来；我学骑马，因为马惊了，停不下来，我就学会了骑马。
第三个阶段，我的人生价值观真正建立，回归到民族根基。在30岁之前我对文化的接触，都是作为思潮的一部分，缺乏骨子里的认可，一直在追求信仰的迷茫中。30而立，我在30岁这一年回到大学教书，这时候精神根性回到中国的古典。
作为一个女人非常看重幸福感。我觉得一个人不一定要成功，但是一定要幸福。
在生命的第三个阶段，中国文化对我非常重要。中国是儒释道三家为源头，这三家非常相似之处就是讲究心灵的力量，也就是生命体系内的那种价值观和信仰，儒家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是君子的三个道德。道家重视内心的活动，讲“乘物以游心”，我们吃饭、旅游，都是心灵的游历。佛家讲“觉悟”，这两个字，觉是“觉”字头下面一个“见”，悟是竖心加一个“吾”，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真正看见了自己的心”。
40岁的时候，我想明白一件事，女人更有付出爱的冲动，所以要生孩子。现代化时代往往让人过分自恋，舍不得付出，幸福感反而少了。中午我可以约朋友，出来谈工作，吃饭，晚上很少有人能约到我，因为我要回家跟我妈和孩子一起吃饭。
幸福不是社会和别人给你的，国家富强了，制度保障好了，有好的职业、爱情和朋友，都不一定会让你幸福，幸福是你怎么看待这些事对你生命的意义。
现在，我的幸福观是精神世界多元而包容，现实世界朴素而温暖。
要相信，因为相信才会有幸福。要有悟性。君子不二过，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要有执行力，当梦想只是梦想的时候是悲哀的，当梦想转化为理想时，它是有力的。(本刊记者柴爱新整理)
易中天：我是不做梦的
只有当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自由自在做梦时，我们这个民族才真正有希望
文 | 易中天
中国人就没做过梦。中国人不喜欢做梦，因为中国没有做梦的传统。
如果说传统社会中国人有梦的话，那就是我在《品三国》中讲到的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和侠客梦。其实就连这三个梦，也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梦想。
在西方的词汇中，梦想往往指那些可以通过努力来实现的理想。比如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说的“我有一个梦想”，就基本实现了，或者开始实现了。相反，中国人说的梦，则往往是荒唐可笑的，比如“黄粱梦”；或者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做你的梦去吧”、“你就别做梦了”等等。前面说的三个梦，就其实是一种心理平衡和心理安慰。
我们民族和希腊民族不一样。希腊民族的文化土壤就是希腊神话，所以西方文化传统是植根于神话这样的土壤里的。我们中国的传统，按照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就是两个：史官文化和巫官文化。北方主要是史官文化，南方主要是巫官文化。巫官文化在中国文学经典中体现在《楚辞》，那已经到了极限了，那也不是梦，只是一种幻想。后来史官文化占了压倒性优势。为什么呢？中国文化有一种精神叫现实精神，非常注重现实，不现实的东西是不会去考虑的。长期以来，我们就没有这种文化习惯，所以就不可能有你们设想的那种梦想。希腊是海洋民族，他们是有梦想的。而中国人只有现实，只有在现实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开始做梦。它是在无可奈何的时候的一种欺骗和安慰。
注重现实是一个农业民族的必然传统，因为农业生产是一个踏踏实实、精耕细作的过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而且，也可能辛苦一年，一场冰雹、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容不得他去幻想，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东西。
阻碍中国人做梦的因素还有教育。我们从幼儿园起就没人教做梦。我们喜欢标准答案。一个喜欢标准答案的教育，哪里会有梦想和幻想呢？是没有想象力的。如果一个幼儿园的孩子把太阳画成绿色的，肯定是不能通过，不能允许。连这样一点想象都不允许，哪里还能像马丁。路德。金那样说什么“我有一个梦想”？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痴人说梦”。这意思很清楚，就是只有“痴人”，才会“说梦”。说梦的是痴人，做梦的当然也一样。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因为西方的一些文化和理念传进来，我们开始有了梦想。第一个就是强国梦，第二个是富民梦。但它是一种集体梦幻。它不具有个性，是集体的、民族的。大家做一样的梦，还有什么个性啊！中国的个人那时候也还是没有梦想的，因为集体是压倒个人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目标高于个人目标，集体梦想也高于个人梦想。这种情况到今天好了一些，多少有一点个体意识了吧。
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有没有梦想，反正我是不做梦的。我也是中国人，我也很现实，我只想着把每天的事情做完，做好。但我不反对别人做梦。而且我认为，只有当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自由自在做梦时，我们这个民族才真正有希望。
所以，我们至少得从不嘲笑别人做梦开始，哪怕这“梦”做得“不怎么样”。(本刊记者杨天整理)
以温柔敦厚的胸襟去实现梦想
千万不必急功近利，短视眼前的顺利或艰困。生命的历程原本就是一场华丽的探险，有梦想的人生是最美的
文 | 眭平
从小我就梦想自己是一张邮票，只要贴在信封上就可以寄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长大以后，我发现：自己花了20多年时间，真的一步一步地完成了环游世界近180国家的梦想；也在每一个地球村天涯海角的城市、乡镇和部落里，留下了属于我与天南地北人群那一段段永生难忘的故事。
大家在电视节目中见到我独自扛着摄像机深入南美洲亚马逊河的丛林、大洋洲新几内亚食人族的村寨、非洲撒哈拉的原始部落；我也曾在菲律宾亲历了真人钉上十字架的考验，在南极对帝企鹅唱歌，在喜马拉雅山与老虎拥抱；又驾着飞机到英国麦田圈、 鲁的纳兹卡线条、复活节岛、金字塔寻找古文明的秘密??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探险是件非常辛苦的事，各种不确定的因素，都只能揪着人的心一路咬牙往前冲；只要稍微想到害怕疑惑的念头，整个计划就会马上停滞。所以，我即使经年旅行却从来没有扪心自问过这样的问题。我总是回答：“我的旅行就是我的修行”。
记得那个炎热的午后，阳光穿透海水，把美国东南角迈阿密外海的英属百慕大群岛烘烧得热腾腾的，我似乎感觉到海底那些千百年来离奇失踪的船舰飞机残骸充斥在四周，我仿佛在一个个历史灾难带来的惨痛悲伤中穿梭，却也意外地游回到了自己生命的源头。
我的母亲怀胎8个月时遇到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台风洪水。母亲游泳把我上面四个年幼的兄姊一个个拉到楼房上避灾，因此伤害了身体，也造成我的延迟出生。母亲难产生下我以后全身瘫痪，一直到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夏天的午后过世，她足足瘫痪了24年。
要我自问自己探险的梦想是哪来的，不如说我从小就一直想代替母亲的两只眼睛看看外面那个她早已经不能再参与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念头，让我小时候几乎每天放学都是背起书包跑回家，因为急着想跟妈妈诉说今天在外面我所看到过跟发生过的事情。
我天天说故事给妈妈听，直到后来当了电视新闻主播和节目主持人；我也常拿起蜡笔把她所看不到的庙会、街景、花花树树都伏在病床边画给她看，后来画出了台湾大学至今已沿用了26年的校徽；妈妈住进台大医院生命垂危，我给她表演第二天要去比赛的歌曲，后来，我获得了台湾五座金曲奖、四座金钟奖。
于是就在那一年颁奖的盛会上，我有感而发地说：我的父母那一代经历战乱流离，尽管有才华有梦想也没有机会去实现，今天我可以大声说：爸爸妈妈，我帮你们把没有实现的梦想也都实现了。
原来我探险世界的梦想，是在帮我的至亲实现他们因为时代环境、生活压力或是身体原因而不能实现的梦想！原来，那一份温柔敦厚的胸襟气度正是实现所有人生梦想最可贵的力量。
因此，今天的我不论旅行探险、拍摄记录，还是演说写作、唱歌画画，都像是在为自己的妈妈做一样地用心认真。由这种无私分享所建立起的梦想，让我的探险成为一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交一万个朋友、体验一万种生活”的愉悦经历。它们是丰富多元生活的缩影，更是我创作的珍贵素材。如此一来，旅行不累、探险不怕，因为我将有更多更有趣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不只是为我瘫痪的母亲而做。
此外，我发现我的梦想里还隐藏了另外一个可贵的力量，那或许是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通常都会有一种人格特质---把世俗或别人眼中不幸的灾难，看待成应当感恩惜福的机缘。因为正是妈妈的病痛无形中训练、激发，甚至成就了我今天能和这么多朋友分享的梦想。
你也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更要常常提醒自己：也许眼前看似阻滞你梦想实现的障碍，正是需要你用温柔敦厚、开阔的胸襟气度去理解去体会的一种未来实践理想必要的磨炼与考验，千万不必急功近利，短视眼前的顺利或艰困。加油！生命的历程原本就是一场华丽的探险，有梦想的人生是最美的。(作者为台湾著名探险家、电视新闻主播、音乐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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