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公交纵火犯最后3天:请邻居们吃红烧肉(组图)

　　核心提示：成都纵火疑犯张云良的最后三天，6月3日，他曾先后三次买汽油；6月4日，他请街坊吃红烧肉；而6月5日，张云良早起进城，再也没有回去。

张云良

　　成都天回镇大湾村四组一处出租屋，是张云良生前居住的地方。本报记者 吴伟 摄

　　张云良买汽油前向房东借桶，有个装垃圾的铁桶(图中所示)很脏，于是，房东将冲厕所用的同款铁桶借给了他。本报记者 吴伟 摄

　　新京报7月10日报道

　　张云良，江苏省苏州市人，生于1947年6月16日，年轻时当过兵，复员后在铁矿厂工作，后来南下广东“淘金”，2006年辗转到成都，一个人租住生活，主要经济来源靠在苏州的两个女儿资助。

　　今年6月5日，川A49567号9路公交车发生燃烧事故，造成包括张云良在内的27人死亡。7月2日，四川省公安机关通报，成都“6·5”公交车燃烧案是一起特大故意放火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张云良已当场死亡。

　　张云良是怎样一个人?记者试图从张云良的最后三天，来拼凑起他留给这个世界的背影。

　　张云良还没死时，他的死，是街坊邻居间用来开玩笑的内容之一。

　　卖水果的女人会当着他面问，“老张，你怎么还没死?”

　　张云良嬉皮笑脸地应道：“明天就死，明天就死。”

　　过几天，女人又见着了他，“哎，你还是没死成啊?”

　　头发稀疏，皮肤水肿，脸色惨白，脚有点跛，62岁的张云良看似弱不禁风。他说自己痛风，街坊们不清楚他具体得了啥病。

　　不过，茶馆老板娘胡大姐，把张云良的生死当成大事。

　　她是房东，怕独自一人的张云良死在家里。偶尔，她路过自己的房子，听到他屋里没声音，就隔着窗户大喊：“老张!老张!”

　　屋里传来一句普通话：“干嘛?”

　　胡大姐也不回答，知道他还活着就行了。

　　6月5日，张云良死了。

　　和他一起在燃烧的成都9路公交车上殒命的，还有26条生命。

　　没人知道他的全名

　　张云良只是个普通的外地人，事发后，房东找到租赁合同，才知道他的姓名

　　天回镇大湾村四组位于城乡接合部，距9路公交车始发站天回镇，5站地，从天回镇到终点站火车北站，11公里。

　　这是张云良距离成都市区的距离。

　　他租住的小屋不足17平米，位于成都军区总医院附近的一条小街。循着小食店、菜市场，以及一个挨一个的茶馆，往深处走，一座两层居民房的左下角，就是他的安身之所，一小片竹林包裹在他的窗外。

　　小街上到处都是出租屋广告，打工者、货运司机、拆迁的农民、合同制的医生护士、长期看病的病患，是这里租住的常客。

　　去年6月中旬，病恹恹的张云良就被前任房东给撵了出来，怕他死在家里，不吉利。以前，发生过几起患病老头老太死在房东家的事情。

　　胡大姐勉强让张云良租了她的房子，租金每月150元，水电费除外。

　　茶馆里、麻将桌上，人来人往，没人过多在意某个人的来历和隐私。

　　张云良的邻居、房东、牌友，都只知道他的姓。打牌、开玩笑时，“老张”、“张大爷”，能叫上人就够了。

　　街坊之间也是如此，胡大姐、吴胖子、罗大汉，代号的知名度远高于姓名。

　　在大家眼中，张云良只是个普通的外地人，长期在此租房治病。

　　6月5日晚，张云良没有回家，电话也联系不上，街坊们嚷嚷着，要去收治公交车事故伤亡人员的军区总医院挂号寻人，却没人知道他的全名。

　　胡大姐匆匆从家里找到了一年前签下的房屋租赁合同，抄下了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这次张云良真死了，不再只是个玩笑，“可惜他当时正巧就在那车上”。

　　惋惜没维持几天，就转成了惶然。

　　大约6月中旬，张云良成为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

　　成都市刑侦大队、成华区公安分局、金牛区公安分局等，先后七八次到大湾村四组。街上一家理发店的老板娘说，有时公安一来就是几十辆车，街道只能容一辆车通过，被挤得满满当当。

　　街上的人几乎挨个接受了警方的查询，有的还不止一次。

　　7月2日，成都警方正式公布，张云良为川A49567号9路公交车的纵火者。

　　周围人开始从记忆中搜寻张云良的点滴信息，他在生前的最后三天里，一些日常生活习惯的重复，让人看不出什么意外的痕迹，而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又让人记忆深刻。

　　6月3日：

　　先后三次买汽油

　　打牌是张云良的嗜好，牌友吴胖子记得，他欠的1000多块钱还没还

　　警方调查期间，张云良生前的牌友吴胖子回忆，“6·5”之前，张云良曾找她借桶未果。一旁的胡大姐这才想起，6月3日上午，张也曾因此找过她。

　　当天上午九、十点钟的工夫，张云良向她借一个铁桶，并说半小时后归还。

　　茶馆里有个装垃圾的铁桶，很脏。于是，胡大姐将冲厕所用的同款铁桶借给他，也没问他用来干嘛，“快点哈，下午要用(它装)水冲厕所”。

　　那是一个废弃的聚酯漆包装桶，容量20公斤，估计容积为10多升。成都警方随后向胡大姐索要了这个桶。

　　胡大姐从警方那里知道，案发后，成都军区总医院附近一个加油站的监控录像显示，6月3日上午，张云良先后去了该加油站三次。

　　头一回，张云良提了个塑料桶，被加油站拒绝售油;第二次，他提了个铁桶，交了100块钱，先加了70块钱的油，桶满了;第三次，又接了30块钱的油。

　　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对外公布这段录像。

　　除了记得张云良借桶，吴胖子尚记着，老张欠她的1000多块钱还没还。

　　打牌，是张云良的一个嗜好。

　　张云良生前喜欢在吴胖子开的茶馆里打麻将，胡大姐为此还开过张云良的玩笑，说他喜欢吴胖子。他也半开玩笑地赞美吴胖子，“人漂亮，眼睛大大的”。

　　牌友说，张云良爱打“麻将5块、10块、20块带花的”，“斗地主2、4、8、16元”，一晚上大约几百、上千元的输赢。

　　在胡大姐、吴胖子看来，这么赌，难说大小，老赢或者老输那肯定很大，但平均起来也不会太大。

　　吴胖子记得，张云良曾透露，女儿一个月给他寄3000块钱用于治病和生活，后被一个访蓉的江苏老乡举报了其劣习，被削减为1000多元。

　　之前张云良夸大自己的病情，老说自己病得要死了，还让老乡帮忙打电话，张云良的女儿在寄钱上未作过多限制。

　　张云良在牌桌上拮据起来，大约是从去年七八月份，最初向吴胖子借钱，50、100元的借。刚开始很有信用，女儿的钱一寄到，马上就还，但今年以来陆续借了1200元，一直未还。

　　牌运和经济来源受限，可能多少影响了张云良的心情。

　　住处附近理发店的老板娘说，张云良理发时，老聊打牌的事。有一次理发时他情绪不好，一问，他回了一句：“今天又当了‘兔子’，被他们宰了”。

　　张云良还谈起，因为被女儿管住了钱，所以“今年不敢大赌了”，已经输了2万多块钱。

　　6月4日：请街坊吃红烧肉

　　有一次房东当面叫张云良“老色鬼”，他也没反驳

　　张云良从未在街坊邻里面前提过自己的过去，大家也不关心。

　　而媒体寻访到的张云良的经历是：生于江苏苏州，年轻时参军入党，复员到吴县铁矿供销科前途看好，因将厂里的铁矿石运到浙江换回化肥，“赚了点钱”，被以“投机倒把罪”判了一年半的缓刑，后来南下广东“淘金”，2006年辗转成都，平时最主要的去处就是马路边的茶铺和隔壁院子里的麻将馆。

　　胡大姐觉得，老张爱显摆、爱吹牛，老在大家面前提自己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在花旗银行上班，每个月两三万;小女儿差点，每月8000块。”

　　据说，张云良的大女儿是苏州市一家规模很大的港资塑胶公司高管，年薪百万;小女儿在镇上的幼儿园教书，丈夫开着一家租赁公司。两个女儿都住在苏州市区。

　　张云良的户籍登记地是苏州市浒墅关阳山花苑。媒体报道，张家在小区里拥有4套住宅，这是六七年前苏州建设高新开发区为其提供的动迁房。这些房子被租了出去，张本人没在那里住过一天，妻子被女儿接到市区居住。

　　此外，张云良死前每月还可以领到130元的补助金和390元的土地占用补偿金。

　　如果不是在经济上有所联系，张云良与其妻女走的，几乎是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此间，两个女儿也曾劝父亲回家安享晚年，但他没把这当回事。

　　成都警方在通报中说，张云良生前有赌博嫖娼的习惯，其女儿减少了寄给他的生活费，他遂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并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

　　听说张云良嫖娼，吴胖子有些不太相信，张云良的身体不佳，“他是那种放屁都还要人按出来的人，还咋嫖?”

　　胡大姐听茶客说过一个张云良的绯闻。有阵子，他带了个20岁出头的女人包房，后来才知道是附近医院的一名实习护士。

　　因为这事，有一次胡大姐当面叫张云良“老色鬼”，他也没反驳，反正他经常说自己又赌又嫖。

　　邻居罗大汉经常看见有女人去张云良房间，“老的、年轻的都有，但没问过。”

　　据悉，查案期间，警察曾排查了当地许多简陋的声色场所。

　　对于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张云良，邻居罗大汉回想起来，他6月4日的行为有些怪异。

　　那天晚上，天色已黑，张云良陆续请住在周围的一些朋友喝酒，吃他亲手做的“江苏风味的红烧肉”。这一天，距张云良的62岁生日还差11个昼夜。

　　谢胖子事后异常后悔吃了张云良的这一杯酒、一块肉。

　　查案阶段，谢胖子正巧在昆明出差，被4名警察直接飞过去带回成都，“我怕他们认为我是老张的同伙。”

　　张云良楼上刚搬来的女租户，也吃过一块红烧肉，“人不熟，意思一下就走了。老张不是四川人，交流起来不顺畅。”她的隔壁老晏夫妇，也各自吃了一块红烧肉离开。

　　至于张云良说没说过“最后一顿饭”之类的话，席间他是否与女儿打电话表露过激烈情绪等细节，谢胖子未置可否，只是推给警方，说先后8次笔录中有记载。

　　那晚八九点，张云良照旧去茶馆喝茶斗地主。

　　在茶馆老板娘看来，一切如常。

　　6月5日：早起进城

　　邻居觉得，张云良是那种刚接触觉得人很随和，但久了就感觉有点怪的人

　　“老张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和我们都一样”，胡大姐说。

　　在成都，张云良仍满口普通话，学会了一丁点四川话。在茶馆里，他也会大声喊：“瓜娃子(呼叫服务员)，搀开水。”

　　他只用自己随身带着的茶壶，有时泡茶，有时喝药。

　　吴胖子记得，有一次他显摆，“在电视购物上买的茶壶，900多块钱一个”，据说能“净化水，治病”。她打击张云良，茶壶的外壳是木头的，不值那么多钱，张云良是“冤大头”。

　　后来，这茶壶忘在茶馆里，丢了。

　　他穿着普通，在当地，大家不感觉他寒酸，但也不富裕。

　　“臭美”，会和女人比手上的皮肤，张云良对皮肤很在乎。他去理发店洗头，老板娘发觉他脸上黏糊糊的。他说自己从不擦化妆品，都用纯天然的，把苹果皮、梨皮敷在脸上、手上。他连洗发水也不用，直接用白水冲。

　　对此，胡大姐嗤之以鼻，“装吧”。她知道，在外，张云良用纸巾很仔细地擦桌边;在家，不打扫卫生，灰尘积得老厚，吃完的锅碗到下一顿用时才洗。

　　洗发店老板偶尔和他下象棋，给他递烟，他推说身体不好只抽自己的，10块钱一包的“白阳光娇子”女士烟。他痛风也不忌嘴，喝酒，吃辣椒蘸碟。

　　租房的一楼有个公共洗澡间，在张云良房间的斜对门。胡大姐说，他老偷懒在洗澡间撒尿，很臭，而厕所在楼外出门左转一小段路。很快，洗澡间就变成他私人的了。

　　他偶尔拖欠胡大姐的房租。

　　5月14日，胡大姐遇见老张就问，“今天几号了?”

　　“我知道了，输了800多，月底给你房租”。5月30日，张云良就把钱给补上了，这是他最后一次交房租。

　　他也会占小便宜。

　　最初，那间屋的月租连水电一共170元。后来，张云良买了个电磁炉，那个月整栋楼的电费比平时多交100块钱。胡大姐抓狂了，专门给他加装了一个电表，并实行房租和水电分开。安上电表后，每个月就只有10来块钱的水电费。

　　罗大汉说，张云良是那种刚接触觉得人很随和，但久了就感觉有点怪的人。

　　如果非要有一些预兆的话，邻居罗大汉回忆，出事头几天，张云良的脾气不太好，把牌友都得罪了。

　　打麻将时，张云良一把同时点了3个人的炮，有些恼了。下一把又点了炮，有人催他拿钱，他一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5元钱的钞票撕个粉碎，“催什么催嘛?早晚给你们!”

　　另外被称作预兆的，是一份遗书。

　　成都警方的通报提及，6月9日，张云良的家人收到了他案发前从成都寄出的遗书。

　　关于遗书，有另外一个版本。

　　胡大姐说，张云良的遗书并未直接寄往江苏老家，而是由一位江苏老乡，被称作老蒋的人，在其女儿来成都时，转交给她的。

　　胡大姐不清楚，张云良何时将遗书交与老蒋，警方可能是在询问老蒋和张云良女儿的过程中，得知遗书一事的。

　　据称，当时张云良的女儿并未立即向警方通报遗书内容。目前，成都警方也尚未公开遗书及其内容，“老蒋”仍受警方控制。

　　罗大汉记得见到张云良的最后一面。

　　6月5日早上，罗大汉刚吃了面条，正在刷洗锅碗之际，看见很少早起的张云良，从住处推门而出，手里提了两个商场里装衣物的那种纸质手提袋，并用报纸包住了袋口。

　　他顺口问，“老张，你去哪?”

　　“我进城。”

　　7时40分左右，张云良带着装有汽油的塑料桶，上了公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