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或许从来都没有这么艰难过。一季度，上海的GDP暴跌至3.1%，只相当于全国的一半，位居全国倒数前列。
重庆预计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2%以上，全年目标是14%
国家对重庆的万亿投资级别：今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5300亿。到2012年，工业化方面1万亿，城市化也有1万亿左右的项目，一年5000亿，四年两万多亿
编者按：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
重庆上海，一西一东，一快一慢。
过去几年里，重庆在诸多方面一直效仿上海。黄奇帆，上世纪90年代开创“浦东开发模式”的灵魂人物之一，自2001年到重庆就任常务副市长以来，复制当年的浦东经验，利用金融手段盘活了山城沉睡的土地资本，迅速改善了基础设施，并做大了国有经济。
重庆最繁华的地段——解放碑
然而，真正让重庆异军突起的是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重庆因其“内需主导、统筹兼顾”的“重庆模式”而令海内外瞩目，被很多人看成是中国经济向内需转型的先驱。
今年，这两个直辖市都收到了中央的大礼包。
1 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发3号文件，将重庆的改革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赋予重庆西部重要增长极、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内陆出口商品加工基地、扩大对外开发先行区等十多个“黄金定位”。其政策力度，用黄奇帆的话说，“不亚于1990年浦东开发对上海产生的推动力 ”。
3月底，把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亦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在金融危机中备受打击的上海经济转型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提供政策支持。
上海和重庆，浓缩了危机中中国经济的复杂现实：上海体现了东部外向型经济的困境及转型之痛，而重庆展示了中西部内需型经济的生命力，尽管两者的体积，或者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重庆逆势崛起，上海艰难转身，是为快慢双城记。
在一季度GDP几乎垫底之后，上海谋求绝地逢生：在打造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以向服务业转型的同时，又瞄准以新能源等九大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迥异于上海原来的汽车、钢铁等六大支柱产业的定位
上海突围新能源引领制造业升级
大上海，或许从来都没有这么艰难过。
一季度，上海的GDP暴跌至3.1%，只相当于全国的一半，位居全国倒数前列。相反，此时原来中西部、东北等落后地区，以及与浦东越来越可以相提并论的天津滨海新区，却在大踏步地飞速发展。“市里领导和底下压力都很大。”上海一位政府官员如是说。
跌入谷底之际，各方开始积极谋变。一季度以来，先是国务院正式通过了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和航运两中心的意见，力推上海向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为配合该战略，不久又批准了拥有陆家嘴的浦东区和拥有洋山港的南汇区合并。
紧接着5月底，上海又宣布要推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力图使上海制造升级。“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战胜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决定着上海未来的发展。”对这个战略转型，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寄予厚望。
新能源上位
在5月31日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施意见》中，上海提出了新能源、民航制造、先进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九大产业，希望在2012年把这九大产业的产值提高到1.1万亿。
这一高新技术产业的布局，迥异于上海原来的汽车、钢铁、石化等六大支柱产业的定位，最为显著的是新能源产业首次上位并位居九大产业之首。按上海的规划，三年后，新能源总产值将达1100亿，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将从目前不到1%提高到3%。
“新能源产业被提升到上海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头号重点，是对国家新能源战略的回应和紧密结合。”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这样分析。
近年来，在石油价格节节攀升，铁矿、石油等资源外部依赖日益严重后，中国将节能减排上升到国家战略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但上海的产业规划并未对此有明确和有力度的回应，依然沿用世纪初的主要判断。而这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模范的上海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不适应。
2007年，上海新掌舵人俞正声的到来，改变了这种局面。
在湖北任上就接触过东风新能源汽车的俞正声，对新能源汽车情有独钟。在2007年11月履新上海市委书记后，俞正声出席的首次大型公众活动，就是在2007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兴致勃勃地与众人一起试坐新能源公共汽车。
此后，俞正声对新能源产业保持了高度的关注。
2009年一季度，俞正声曾对上汽集团、同济大学汽车学院以及航天集团上海新太阳能中心等企业和科研机构对新能源汽车和太阳能等产业的技术发展多方调研，最终将新能源列入上海高新技术产业首位，形成了核电、风电、煤气化、太阳能和新能源汽车五大板块。
实际上，在新能源的某些领域，如太阳能领域，上海并不占优势，反而是江西新余赛维和无锡尚德，不仅在规模，甚至包括技术等方面，都走在上海前列。对此，上海的思路是错位发展，不与无锡和江西能耗高的多晶硅太阳能生产技术正面竞争。“现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更为关心的是薄膜电池的发展，其生产1瓦的能耗可以降到很低，比如0.6-0.8度/瓦。”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元昊说。不久前，俞正声刚去过这家公司考察。
挡不住的外迁潮
上海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调整，是对此前产业定位的重新修正。
主要布局于浦东张江的医药产业，是张江聚集程度最高的高技术产业，仅张江药谷孵化器就孵化了110家左右的医药企业。但是，由于医药的研发周期一般长达10年以上，新药的研发成本国际上约在10亿美元以上，因此即便经过成十年发展，完成了研发型企业的聚集，张江医药的产值还是非常低——2009年一季度，张江医药的产值虽然增幅达34%，但绝对值只有23.82亿，短期内难以完成对GDP的支撑作用。
医药产业发展的巨大困难，使得张江桑迪亚等大量本打算发展原创药的医药企业，迫于市场和生存压力，开始为国外跨国巨头提供医药研发外包服务，成为张江医药产值和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之一。而部分对成本高度敏感的中小型医药研发企业，则因难以获得充分的资金支持，开始在周边地方政府高额资助的诱惑下，离开上海。
2008年，张江药谷党委书记杨振发在苏州、平湖等地调研时，看到了不少张江面孔的医药企业，让他心痛不已。在2008年浦东政府部门组织的调研中，杨发现，60%的医药企业都有外流倾向。
还有部分“曾经”的高新技术产业也让上海不得不重新看待。典型的是2009年初开始的英特尔外高桥芯片封装测试工厂西迁成都。
位于浦东外高桥的英特尔芯片封装测试工厂是1994年最早进入外高桥的大型生产企业，当初上海将它作为高技术企业的典范。但是，当因为上海房租、人工成本上升，导致英特尔芯片封装测试工厂外迁之后，对上海刺激相当大。上海政府更加明白，靠土地和人力方面的成本和资源优势发展，最终不会有出路。“现在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实施意见，更强调自主知识产权，并不盲目追求产值和GDP。”上海浦东发展改革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说，部分省市正在走上海十多年前走过的老路，而上海已经走到了另外一个阶段。“这次九大高新技术产业的选择，充分考虑上海的既有优势和技术积累，与以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定位而言，是渐进的调整，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浦东新区科委主任朱旭东说。
产业调整历史
产业调整，对上海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了。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制订了“三二一”的发展战略，淘汰了部分没有竞争力的轻工制造业，试图努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上海中心城市的辐射和服务功能。
在进入新世纪，上海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第一次超过了一半，上海的增长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二一”策略基本成功。
但是，2000年之后，上海第三产业发展又有了瓶颈。2001-2003年的3年中，上海服务业发展增速不断变慢，2003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迅速下滑而再次低于50%，与此同时，上海外资进入速度开始下降，2003年上海吸引外资输给了邻近的苏州。
2002年年末，上海提出科教兴市战略，试图摆脱经济增长的资源依赖，转而依靠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此后，“走通华山天险一条路”这一科教兴市战略，成为市委书记陈良宇逢会必讲的口头禅。
然而，这一战略，被2003年的“173计划”扰乱。当时，上海从嘉定、青浦、松江三个区的试点园区圈出173平方公里土地，以更低的商务和土地成本吸引外资，防止产业外移，与苏州、杭州等长三角二线城市形成激烈竞争。消息一出，江浙不满之声沸沸。
但是，2003年后因中国房地产和汽车业启动的重化工业高潮，让拥有上海汽车、宝钢、金山石化、上海电气和众多大船厂的上海开始了新一轮工业的突飞猛进，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上海不再提“三二一”战略，取而代之的是“二三产业并举，融合发展”的新思路。
工业园区模式，明日黄花？
然而，随着土地的逐渐减少和地产价格的猛增，产业外移的趋势还是不可阻挡。2005年，联合利华开始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合肥，上海保留了总部和研发部门就是证明。
上海的各级官员也意识到这一点。发展总部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是上海应对这一趋势的重要手段。
2008 年初，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与江苏南通启东市的启东产业园合作，借地8000亩，成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控股60%的外高桥集团(启东)产业园。 “包括税收等收益在内，发展成果按股权比例分配。”启东经济开发区滨海工业园主任助理胥宏锋认为，这个办法充分利用了双方各自优势，实现了双赢。
但启东方面不仅满足于引进从外高桥淘汰的制造业，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借机吸引高技术企业进驻。“我们给落户这里的研发企业和机构的本科生每月补贴 500、研究生1000、博士3000，还有安家费，根据项目情况还可给予项目资助。”胥宏锋坦陈，与上海在这些方面肯定是有竞争的，只是怎么平衡的问题。
苏州高新区吸引高科技研发企业的力度更大。“我们这里企业最高拿到的政府资助可以超过1000万。”苏州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局副局长韦纯青介绍，对领军型科技创新人才，他们给200万的安家和项目启动资金。苏州高新区和工业园区有不少研发型企业系从上海出走。
实际上，外高桥集团（启东）工业园的运转并不理想。至今为止，外高桥集团（启东）工业园的外高桥园区只吸引了两家公司，其中一家还是医药研发企业。
但在上海方面，则试图通过这一模式，把外迁企业的总部和研发运营等机构留在上海，同时分享企业外地成长的税收等利益。
外高桥与启东合作的模式实际上是上海地方利益，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实现的最理想的模式。“我们集团上海部分的增加值大概四五成，但整个集团在上海创造的利税，能占到集团全部利税的三分之二。”上海迪赛诺生物医药公司董事长李金亮说。
迪赛诺是生产抗艾滋病毒药物和制剂的医药公司，在江苏盐城和大丰，以及江阴、苏州都有产生基地，年产值达到了20亿元左右。是上海张江最早走出去到长三角布局生产基地的公司。
迪赛诺没有把总部迁出上海。对李金亮来说，成本很重要，但人才更重要，公司的研发和营销等运营，他还是放在上海张江。
但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制剂的生产，虽然外地比上海张江的成本一年低1000万，李金亮还是选择在上海南汇临港新城生产——临港的成本比张江一年节省500万左右。
李的做法是上海最希望看到的。浦东与南汇的合并，就是上海希望突破行政阻碍，将浦东高技术产业研发成果的产业化项目内部消化，转移到南汇，GDP和财政收入、就业等留在上海，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将使浦东金桥、张江等开发区走出上海的步伐暂时停滞。张江等开发区在市政府发文推广外高桥经验之后，都已到长三角甚至内地做过多次考察，希望复制外高桥模式。但南汇的加入，整个浦东和上海的产业规划将重新改写，上海和浦东的产业外移，将更多采取自我消化的方式。
从政府规划的角度，浦东南汇的合并后，上海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布局，也将不同。
在上周上海市政府就两区合并举行的专家咨询会上，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提出：由于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是依赖人的聚集的，所以功能单一靠项目集聚的工业园区建设模式，已经不适应上海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需要。
左学金提到一个案例：一家外资银行打算将数据中心从南京西路转移到张江的银行卡园区，但考察后发现，那里晚上加班的话，连公交车都坐不到，只好放弃这个打算。
2008年左学金去深圳光明新区参观发现，以高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定位的光明新区，自成立后，已放弃园区发展模式，而是以建设新城的模式来发展产业。
这一切新的规划，将在浦东与南汇合并完成之后具体确定。现在，新浦东的人大和政协会议正在筹备，8月，会议选出新领导班子后，一切就会更加明朗。
全国“保 8”，重庆为什么是14——黄奇帆解密重庆经济增长
■重庆预计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2%以上，全年目标是14%
■1-5月份,重庆贷款余额增长45%,在31个省份中排名全国第一
■政府财政担保和大集团、国家批的大项目发挥作用，使重庆成为融资全国第一
■重庆飞纽约和上海飞纽约物流成本一样，凡是适合空运的加工贸易，西部就有竞争力
■如果重庆有108个山寨大王聚集的一个高地，那将是在新的内需型形势下诞生的加工贸易新基地
■贷款规模超过GDP一倍以上是金融中心的前提，银行、证券、保险规模要足够大，六种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平台金融品种要足够丰富
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是中国内陆第一个保税港。图/CFP
金融危机将会长周期地影响中国，即使美国走向复苏，中国也还得受复苏后的美国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冲击性影响——那就是当美国人去杠杆化以后，需求将不再那么疯狂。
中国以外需、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来拉动经济发展的好日子，可能难以回来，而将面对的，是外需型经济向内需型转化的转型，是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过新的投资或收购重组进行的结构调整，是生产力布局在东中西部、在城乡之间进行的统筹调整。
这样的格局下，重庆既要保增长，还要实现经济转型。
全国“保8”，重庆冲14
重庆的工业增加值一度从原来的20%降到3%，但很快经济企稳回升，GDP增速逐月增长，一季度GDP增长从1-2月份的6%上升到9%，1-4月份增加到10.3%，1-5月份继续增高为11.3%。重庆预计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2%以上，全年目标是14%。
重庆之所以能够平稳保增长，有三个宏观的原因。
第一，中央保增长的战略措施在重庆贯彻落实比较好。比如保增长里面有投资项目拉动这项内容，在中央的第一批、第二批2200亿的财政性的拨款投资中，重庆就有七十多亿，超过重庆的人口在全国的比重与GDP在全国的比重。这七十多亿可以拉动五六百亿的项目群；国家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与重庆强相关的有8类，对重庆制造业有普遍的推动性；国家金融宽松政策的推动，1-5月份，重庆贷款余额增长是45%，全国是30%多一点，在31个省份的贷款余额增长率中，央行统计重庆排名全国第一。
第二，国务院3号文件推动。这个文件有12条重大政策和10项专题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不亚于1990年中央给上海浦东开发的十大政策。
第三，重庆政府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年4、5月份的时候就出台了七条对经济危机有对冲作用的调节措施，去年底又按中央的要求出台了 12条措施，对重庆保增长、保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贷款增速为何能全国第一
今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5300亿，大体比重是1/3是基础设施投资，1/3是工业项目，还有1/3是包括房地产投资在内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到2012年的投资总量，工业化方面1万亿，城市化也有1万亿左右的项目，一年5000亿，四年两万多亿。
今年的贷款增长全国排名第一，事实上从2003年一直到2008年，重庆贷款余额增长在18%以上，高于全国15%左右的平均水平。
这跟重庆的金融生态有关。
重庆这五年不良资产率下降速度几乎是全国最快的。2002年时重庆地区的不良资产率还在27%，但是现在的不良资产占全部银行贷款余额在2%，低于全国平均值，在全国的31个省份里面排名第四位。所以各总行都比较愿意调资金到重庆。
另一方面是及时调整，让政府和大集团、国家批的大项目发挥作用。
今年年初我们内部开会讨论如何来承接中央银根放松政策，我们判断是通过国家级的大项目、大集团和信用十分好的省级政府的财政信用，所以年初重庆启动大集团跟银行借钱。另外，重庆政府过去六年不搞赤字财政，量入为出，到2008年财政收入已近千亿，债务余额还控制在500亿左右。但金融危机中，政府要增加杠杆比，要放开思想，所以今年重庆政府财政担保比往年大大增加。
这几方面，使得重庆融资成了全国第一，也有效应付了金融危机。
空运带来加工贸易转移
在启动内需的总体方略下，重庆依然应该加大对外开放，但怎么开放？除了国家给的政策，比如像保税区、交通枢纽，各种有助于开放的战略措施以外，很重要的是我们对加工贸易的理解。
大家会说西部要成为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承接基地，但是完全简单的就照此去沿海招商引资是不对的。为什么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受冲击？金融危机造成市场萎缩，另外煤电油运各项成本提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要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凡是符合三个降低、两个打平、一个高效的模式的加工贸易就可以来重庆。意思就是说如果重庆能符合以下条件，发展加工贸易就具备竞争力：如果劳动力成本、油电煤运等各种要素成本比沿海低40%-50%，加上西部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同时，还必须具备进项和出项两个物流成本的打平——加工贸易产品所需要的零部件（或者是本地化生产，或者是全球运输过来）成本，产品做好后要运往市场的成本。
在物流成本方面，如果汽车、火车、轮船运输，内陆要增加2000公里，重庆没有优势，但如果是空运，从重庆飞纽约和从上海飞纽约是一样的，物流成本也相同。凡是适合空运的，西部可以有效竞争。
按照这个模式，西部可以加工笔记本电脑。中国内陆六个省份和西部十二个省到今天为止事实上还没有笔记本电脑的加工。但因为笔记本主体是航空运输，那么只要组织得好，就能够通过高效服务使得笔记本电脑的整机出项物流成本和零部件供应的进项物流成本跟上海一样。这时候你有另外的三个比沿海低的成本优势，你就有竞争力，就有可能让跨国公司把产能基地转到内陆来。所谓的加工贸易的承接基地是要通过这个概念来转移的。
重庆版山寨
加工贸易的概念，就是人家掌握着市场和品牌，将加工外包给你。这个意义上说，出口转内销是不合适的。
现在跨国公司中品牌和市场萎缩了，加工能力却还存在，所以要转为内销，但不能仿冒、假冒跨国公司的品牌然后自己就这么生产了就内销。
不过你可以山寨。什么叫山寨版？山寨版就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中国的一些非常有创意的企业自己创设了品牌，而且在中国内销的市场打通了销售渠道，这些掌握了品牌和市场的企业委托有生产能力的企业进行外包加工。
这种加工贸易不是两头在外，而是两头在内。不是内陆地区到沿海去承接一块什么东西，而是自己模仿着OEM、ODM模式，自己创造品牌和开拓市场。
我觉得这个山寨版里面有巨大的智慧和创新。事实上，如果重庆有一平方公里的写字楼盘，能够容纳上千个山寨公司，创设自己的品牌和自己的销售渠道，然后在重庆其他的各个工业园区去搞几十平方公里的生产基地——你甚至可以把它叫做108个山寨大王聚集的一个高地。那将是在新的内需型形势下诞生的加工贸易新基地。所以在这个阶段要创新模式才能解决加工贸易转轨的过程。
中小企业融资
重庆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有重要促进化解意义的一些金融机构平台进行了推动。
现在已经有七十多个小额贷款公司，有七八十亿的资金借贷到社会上，利息20%以内，是中利贷，就把典当行、高利贷的那些70%、80%利息给冲击掉了。实际上是帮助危机当中的中小企业化解融资难问题。
一百多个担保公司资本金达100亿以上，按银行的规则，100亿资本金可以担保七八百亿的贷款。还有像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他们就像啄木鸟，专门对一大批中小企业中的优秀的企业进行选择，通过他们的投资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资本信用，推动了各类银行金融机构为这些企业放贷，甚至推动他们走上股票市场。另外，信托与租赁也得到发展。去年信托公司发行了200亿信托资金，今年继续发行200多亿，主要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托和租赁。
通过这六种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重庆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的解决。今年重庆贷款余额可能八千多亿，2012年的时候可能就到一万五千亿，2015年就可能是两万多亿贷款。
贷款规模超过GDP一倍以上是金融中心的一个前提条件——上海GDP一万多亿，贷款余额有三万多亿，北京GDP一万两千亿，贷款余额也有三万多亿。
要做到这样，银行、证券、保险规模要足够大，六种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平台金融品种足够的丰富，同时还要有法律法规、人才支持、比较好的金融生态等。
通过这样的这些措施，最终要使重庆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长江上游地区的一个金融中心，成为西部发展的突破口、领头羊、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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