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温州人:为什么他们总是那么有钱?(组图)

多可怕，温州人不赚钱，谁赚钱？！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上海温商捐款登记在册的就有6600多万元 

也许，温州人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温州的启示 

温州的事总是特别地令人兴奋——“南联盟”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他们已经进入了急待重建的废墟；“长三角”的楼市刚刚加温，温州人已经先机而入，待到所有的楼市都轰轰烈烈的时候，他们已经转战金融、能源、建材甚至古董、字画…… 

融资、炒煤、炒股、炼油、购房、“鞋城”被焚、争论不休的地下钱庄—— 

中国之有温州人，一如欧洲拥有犹太人。 

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商团像“温商”一样饱受全国眼球的关注。 

温州，不仅仅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象征。 

 

“智行天下、情系温州”第二届世界温州人大会 

 

五马街古称五马坊，相传东晋王羲之为永嘉（今温州）郡守，出乘五马而得名，如今此地已是商店林立的步行街

温商，也许不在于为中国贡献了多少“大”的东西，而在于给国人多少全新的启示。 

一个全新的温州，正在崛起！ 

“可怕”的温州人  

中国要走向世界，温州这支商业的野战部队战斗力是最强的。 

温州启示录

如果，你还在苦苦寻觅以发展私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温州模式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个商业奇迹的秘笈，那么，很遗憾，你已经落后了。 

血管里流着的是一样的华夏民族的血液，却似乎拥有与生俱来的独特商业基因的温州人，对于商机的敏感固然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帮手。我们一直感叹，他们简直就是东方的犹太人，不过，“勤奋”、“务实”与“团结”，这几个听起来谁都懂得的道理，却是最终引领温州人率先摘取市场经济丰硕果实的关键要素。 

差距就在这里，拥有更多知识背景支撑的我们，在智慧上未必落后于农耕草根起家的温州人，但相比他们，“勤奋”、“务实”、“团结”，这些似乎轻易就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却未必能够坚持。 

因此，与其思考温州人为何能够成功，不如直接去思考温州人的意志为何如此坚定！ 

想一万条，不如扎扎实实做一条！温州民间俚语“低头拉车，抬头看路”，温州人的性格里，有一种输得起的精神，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很多成功的温商回顾他们的创业历程，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只要认准了一个方向，我就要走下去，再苦、再难，都不放弃。 

金辉著书《可怕的温州人》，也有人著书分析温州商人的性格特征，说温州人“脸皮厚”，不管你怎么看他，不管你怎么折腾他，他就是死咬一个目标不放弃——我要赚你的钱！ 

多可怕，温州人不赚钱，谁赚钱？！ 

温州人的经验告诉他们，市场经济没有捷径，成功的路子只有一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因此，在改革开放前30年获得市场经济真经的第一代温州企业家告诫他们的子女那个千古流传的哲理——上苍总是眷顾勤奋的人。 

我一直认为，温州人似乎就像我们的寓言，让我们在巨大的落差面前明白了古语的真谛。 

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末，温州一直在争议中行进，1985年，媒体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界开始关注并寻找温州精神。 

研究温州，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温州人身上学到什么。 

今天，在金融危机时代，如果，你还在忧虑这场金融海啸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而我们又该怎样迎接这个挑战，那么，很遗憾，你又一次落后了——当我们还在仅仅围绕着“危”消耗我们宝贵的脑细胞的时候，温州人已经在思考如何抓住“机”的问题了。 

你看到的只是温州庞大的游资在不断回流，给你的留下的印象是连温州人也暂时收敛拳脚过冬了。 

就像当初，过了若干年，我们突然惊愕地发现，温州人已经悄悄占据了经济领域的若干个制高点，现在，就像拳击运动一样，温州人虽然收起了拳头，但他们却是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出击。一部分温州人已经出动，收购难以为继的矿产、企业、烂尾楼……温州人在四处寻找“底部”。 

出击！吃进！ 

若干年后，我们会不会又一次惊讶地发现，在金融危机带来的这个新的起跑点上，“历史的错误”在我们身上重演——迟钝的我们，又一次让温州人抢跑了？！ 

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人群，这确实是一个不能不让人佩服、有着特殊商业魅力的人群。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的身上。勤奋、务实、团结，成功铺就了“从无到有”的创业道路，但“从有到大”，在这样一个知识型的社会，就不是仅靠勇气就能实现的了。 

不差钱，就差文化的第一代温商已经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企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规模，面对国际化的挑战，草根出身的他们越加觉得吃力了。 

温州人在行动——加快进行产业机构调整，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从浓厚家族企业色彩的企业向现代管理的企业迈进。 

从企业家到企业化，这是温州人至关重要的转变。 

历经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风雨洗礼的温州人，商业文化在传承的同时也有了新的拓展。 

一个新的学习型的商会文化已经在上海温州商会中建立，并发扬至各地的温州商会。为了全面提升企业家的专业、人文与生活素养，沪上大批知名学者被请进温州商会讲坛。 

似乎在有意无意之间，一批在上海取得成功的温州企业领袖，比如王均金、周星增、张文荣，不约而同开始热衷于捐资助学，甚至干脆直接在沪上办起了民营院校。 

以我们对温州人先入为主的先期印象，我们认为办学当然潜藏着商机，尽管目前在民营教育产业的起步阶段可能需要企业家倒贴不少资金。 

但不能就此怀疑投身教育与文化产业的温商的动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如何回报社会，现在是除了钱之外，温州企业家们越来越关注的话题。 

台风、雪灾、地震，屡屡灾难中，我们不断看到温州商人豪爽捐赠的身影。透过这些行动，我们看到温州人的公众形象在不断闪亮。 

知识可以形成生产力，第一代温州商人正在蜕变，不差钱、不差文化的第二代温州人也已经登上舞台。 

有了知识的力量，温州人将更加“可怕”。 

话题回到眼下，6月11日，新一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球的近千名温州商业领袖们集聚黄浦江畔共商发展大计。 

民营经济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被寄予重望，而温州的民营经济又被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晴雨表。 

眼下的温州商界，“抱团”、“突围”是最热门的两个词语。 

温州，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我们的方向与信心，因此，这场大会的召开尤为引人关注。 

温州人在思考什么？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关于商会 

要了解温州人，把脉温州的商业文化，现年50岁的上海市工商联温州商会(简称“上海温州商会”)会长杨介生是一个很好的人选。这位温州商界公认的儒商与绝大多数温商一样，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的第一桶金是苦难，1980年，教师出身的杨介生怀揣着300元只身来沪，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早一批在上海创业的温州商人。 

近30年后的今天，在上海生活的温州人已经高达21万之多，所办的企业超过2万家，总投资金额超过2000多亿元，行业覆盖服装、制鞋、电器、机械制造、房地产、教育、贸易、航空等诸多领域，其中上海市民营百强企业中，温州商会的会员就占据了16席。 

在这些温商中，杨介生是一个不多见的传奇人物，他亦儒亦商，从当初300元起家，到今天成为赫赫有名的上海锦丽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商业上的奇迹自然不必多述，在成功经商的同时，杨介生还兼任了华东师范大学等沪上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将他多年的经商之道传授给莘莘学子。 

上海温州商会成立至今已有10年，杨介生连续担任了第二、第三届会长，他说，在上海的温州人是全球除温州本地以外温州人规模最大的一个群体。“上海之所以如此吸引温州人，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综合魅力比较高！”杨介生说，对于温州人而言，上海是国内的一个制高点，在这个人才高地，温州企业可以吸纳到更多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高端人才，同时，依托上海，可以借船出海，加快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温州人看好上海，还因为上海的教育、治安环境，这对于他们培养企业接班人都有好处。” 

目前，全球共有240万温州人分布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温州人戏言，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咱温州人。杨介生谈及温州特有的商会文化时说，仅国内，注册的地一级以上的温州商会就有178家，至于县一级的就更多了。 

温州商会在温州人的商业行动中一直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杨介生分析，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温州人的团结。要经商就要整合资源，商会可以让大家更好地团结在一起，互通商机。“温州人之间的交往非常简单，大家一见面，觉得项目好，谈好各自利益就行，不用像外面那样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论证、谈判、法律程序。” 

杨介生认为，这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合作文化，温州人不是生来就有钱的，在创业初期，温州人比很多地方的人都要贫穷，温州人到外面跑生意，订单拿回来了，却没有钱生产，怎么办？“温州人很早就明白，只有先把一个人搞上去，大家才能都有饭吃。” 

于是，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便主动凑钱，帮助他尽快安排生产，这是温州最初民间融资一个非常有效也很普遍的方式，当然后来也衍生出了各种形式的抬会、标会。“ 虽然抬会、标会出过事情，但毕竟是极少数的，不能因此全盘否定这种融资方式，温州早期如果没有这个方式，也发展不起来！”杨介生说。 

在前期发展中尝到了抱团的甜头，温州人因此逐步形成了合作的文化传统，之后就逐渐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商会。在商会的平台上，企业可以互相支持，你有什么项目不能做，可以分给有实力的同乡。杨介生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可以互相学习。他说，人发展到一定程度，自我感觉就会过于良好，企业内部无人敢说他，但是到了商会，都是老板，可以直言不讳，直接指出彼此发展、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企业发展集思广益，大有裨益。 

身为文化人的杨介生一直看重文化在生产力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发展中，最成功的部分一定是文化在起作用。 

“改革开放30年，你说什么文化在起作用？那就是发展的文化，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胡锦涛讲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实际就是科学发展的问题。”

关于文化 

当了6年的上海温州商会会长，杨介生说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率先在全国178家温州商会中，率先打造了一个学习型的商会文化。“这6年是温州人在上海发展最快的6年，我们始终把学习摆在商会文化的第一位！” 

从2005年开始，上海温州商会启动“人文东方”系列讲座，杨介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促进两大价值的提升——一，企业家在商业活动中的价值；二，企业家从人的角度全面发展的价值。 

“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普遍农民出身，金融、经济、管理等专业素养不够，而且人文素养、生活素养也不够，这三大素养的不够会阻碍企业的发展，你说，一个人文素养差的企业家，他的社会形象差、企业担当不够，他能有怎样的发展？” 

在杨介生看来，温商既然来到上海，就等于一只脚跨上了国际的舞台，不能再把自己局限于温州企业家的范畴，“你就代表着中国的商人形象”。 

温州人有一种豪气，想引领中国民营经济，这也是温商一直追求的目标，“没有国际化企业家的素养，如何实现企业国际化？！” 

杨介生解释，温商距离自己的目标还有多远，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向不能搞错。“这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我觉得说温州人很有钱的人不少，但说温州人很喜欢学习的人不多。” 

为提升企业家的“两大价值、三个素养”，商会请来了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知名学者朱学勤主讲商业文明，“生意人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工商文明，重商了不等于就文明了，企业家还有一个社会责任，明白了工商文明，我们就知道该怎样去努力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专家周国平感慨，他还是第一次被商会请来给企业家讲哲学。 

杨介生介绍，讲座至今已经举行了10次，“通过不同领域的专家给企业家们充电”。 

比如，对于财富和成功的概念，告诉企业家们，有了财富，不等于成功了，成功的内涵除了财富标准，还有人格是否高尚等精神层面的要求。“还有埋地雷的问题，给企业家敲警钟，不要在发展过程中越过道德底线、法律底线。”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上海温州商会请来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孙景尧教授，请他围绕灾难文化作了主题为《留得真爱在人间》的主题讲座。 

孙景尧告诉在座的温商，在地震中所有的文学都在歌颂英雄与爱心人士，企业家要带头，关注弱势群体，回报社会，并唤起更多企业家投身爱心事业。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上海温商捐款登记在册的就有6600多万元。 

“人文东方”讲坛开设之初，确实有不少温商觉得奇怪，商会不给大家提供商业信息，组织学习人文做什么？ 

“凡是与商业有关的，比如现代企业管理、金融危机方面的讲座，大家都感兴趣，可是很多人对人文就提不起精神。”杨介生回忆，很多温商都是小学文化，觉得这么深奥的文学、哲学听着就头大，但是来到讲座，听着听着就入迷了。 

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吴晓明在讲座上剖析了“什么叫科学技术，什么叫人文素养”的问题。鉴于听课企业家的知识背景，吴晓明不能讲得太深奥，他用一两句话就深入浅出概括出了这两个问题的核心。 

吴晓明打了一个比方——一个人没有钱，他去偷东西，比如偷银行，这需要工具，否则打不开，这就是技术问题。 

大家又问，那你的人文体系呢？“很简单，你没有钱，要不要打开银行，你决定打开还是不打开就属于人文素养问题。” 

杨介生看到企业家们豁然开朗，觉得很高兴，“解决了企业家的方向问题”。商会就是要这样引导企业家去思考做人做事的底线。 

“温州一些企业早期发展过程中忽略了一些底线问题，确实损害了温州人的形象。一个高素养的企业家才能赢得社会的承认。”杨介生认为。 

受永嘉学派中利与义两者关系的影响，温州人一直存在帮助弱势群体的意识，杨介生说，温州人出手一直很大方，这一点从他们对待亲朋好友的方式可见一斑。“现在通过专家的表述，让他们更加系统、深入、具体地明白，什么叫爱，什么叫社会责任，什么叫财富文明。” 

关于金融危机 

近 30年在上海闯荡的经验告诉杨介生，一定要将温州与上海这两座城市精神中最精华的部分融合起来，在沪温州企业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温州人有时候把勇气摆在智慧前面，该出手时就出手，敢为人先，我自己的经验，有时候勇气确实要比智慧重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容不得你考虑那么多，那么成熟，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好事情，等你广泛论证觉得可以做了，商机早就被人拿走了。” 

“ 温州人的思维，只要我能输得起就可以了，或者我一个人输不起，几个朋友一起合作，输了一起承担，只要输得起，就先干了再说！”在杨介生看来，上海是一个更强调智慧与理性的城市，“企业做大了不能再单靠勇气，一定要与智慧互动。在这样一座城市，拥有两种优势文化的结合，成功的概率才会更高。” 

那么，对于眼下的金融危机，温州人又有着怎样的思考？温州的企业家又表现如何？杨介生说，温州人在市场经济跌宕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对于风险已经有了免疫力，比起其他商业群体，抗击打能力更强。 

“ 由于存在合作、团结的文化，温州人的自救能力也比较强，如果一家企业遇到困难，他的朋友只要在资金不是很困难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出手相助，来自朋友之间的帮助很多时候比银行来得更快。在温州，如果一个人做生意没有几个好朋友，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说明这个人为人不好，大家都不愿意与你合作。” 

“温州人出手很快，生意做久了，能正视问题，行情不好，亏一点就出让了，或者卖掉一部分厂房、设备，保存一定的实力，等到回暖了再东山再起。”他告诉记者，目前，温州除一些出口外向型的企业受到影响较大外，其他一些企业受到影响并不是很大。 

杨介生说，温州人始终不会停止步伐，眼下即便金融危机，温州人也认为机遇始终存在，温州人现在讨论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到达底部，哪些行业已经到达底部。“有些企业已经有了多余的资金，或者已经整理好部分资金准备出手，有些已经进去了，收购了一些地区银行、矿产、地皮、烂尾楼。” 

眼下，越来越多来自国内外的企业、政府邀请温州人过去投资，杨介生认为，中国要走向世界，温州这支商业的野战部队战斗力是最强的。 

温州人现在的目标是，一定要在国内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率先找到商机。那么，“机”找到了吗？杨介生的回答掷地有声，“找到不少！” 

“外界一直流传温州民间游资有6000亿的规模，实际远不止！温州人寻找商机的眼光很独特。”杨介生说，在寻找商机的道路上，温州人永远不知道疲倦。 

眼下的温州，“抱团”与“突围”被频繁提及。因此即将于6月11日召开的世界温州人大会备受关注。 

杨介生介绍，这次大会确切地应该叫做世界温商领袖论坛，与会的温商领袖近千人，来自世界各地，大会的主题就是“跨越危机、凝聚商机”。 

在最困难的时期，温州召开了这次会议，温州人发家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团结精神将再次发扬光大。 

“全世界温商团结起来，力量不得了，我们有好的项目，全球温商可以来，他们有好的项目，我们可以走出去，到北美去，到欧洲去。” 

杨介生说，中国要走向世界商业群体，温州人就要有自己的想法，冲在最前面。 

关于温州精神 

关于第二代温州人，杨介生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觉得总体来说，第二代温州人书读得多一点，吃苦耐劳的精神要差一点。但他认为，第二代温州人长久的发展一定会超过父辈，因为第二代温州人，包括杨介生自己的女儿在内，接受的都是中西方的教育，至于经商，他们的基因里肯定遗传了父辈们的因子。 

“相比我们，他们的勇气可能不如智慧，但是我想，他们按照学到的世界发展上成熟的商业经验，结合我们的经验，再加上所接受的良好的教育背景，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第一代温州商人现在大多已到半百年纪，杨介生说，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继续带动他们。“香港的邵逸夫一百多岁了不还是董事长嘛！” 

温州人一直在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企业接班人，杨介生认为，客观上也在培养中国自己的现代企业家，年轻的一代没有经历过“从无到有”的创业道路，但他们要走的是“从有到大”的过程，这是一条管理者的道路，需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进行更多的国际买卖、交往，这就是父辈望尘莫及的了。 

“他们一定要到市场里去，遇到问题才能学到技巧！”杨介生说，温州商业文化中很多优秀的内涵已经得到传承。 

温州人的发展欲望特别强烈，形成了这种特殊的文化环境，一个人如果不追求发展，在温州人的世界就会变得很难为情，而既然要发展，就要务实。 

务实，这是温州人在商业里悟到的真理。“在全国，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勤奋的群体，温州人的勤奋已经形成一种文化，身体要勤，脑子也要勤，为赚钱，晚上可以不睡觉。” 

杨介生说， 现代企业家一定要有全球视野，全球性企业家的素养与国际交往能力，如果没有就走不出去。“世界五百强企业，他们的今天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一定要寻找差距，我们跟不上的，就把子女送出去学习。” 

“从无到有的经历告诉我们很多非规律的东西，但是从有到大，企业到了一定规模，一定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管理学强调的是规律性。”杨介生说，一些温州标杆企业，已经或者正在利用金融危机的时机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管理机制与产业结构问题。 

提及眼下正在为找工作犯愁的大学生，杨介生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发展的时代，不同领域的人都会用赚多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 

“这种方式我同意，没有办法，时代背景。年轻人是这个时代中最优秀的一个群体，我能理解年轻人对于财富的渴望。可是不能急躁。” 

“很多年轻人一定要挤到金融行业，或者想坐办公室，这是不现实的，一方面是很多人抱怨找不到工作，一方面又是很多行业招不到高素质人才。” 

讨论温州，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从温州人身上得到些什么启示。杨介生认为，只要坚持，再困难，也要找到一份工作，先做起来，“不要抱怨运气不好，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坚持。一定要知道，只要你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只要做到无人能超过你，将来就一定会有机会。” 

多年来，杨介生在产品上一直坚持做最好的品质，做最好的细节。 

他说，你让我去打扫马路、扫厕所，我也一定都会比别人做得好。 

态度决定人生！ 

年轻朋友们，也许，温州人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热敏温州——温州市长赵一德访谈：政府，就是应该服务于民 

推动温州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是温州人精神，温州30年走过的路，就是一条敢为人先、创新发展之路，温州人的骨子里充满了瓯越文化的原始张力，温州人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祖先搏击大海的智慧和精明，温州人精神的特质，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实践理性和创新精神。 

温州的事总是特别地令人兴奋——“南联盟”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他们已经进入了急待重建的废墟；“长三角”的楼市刚刚加温，温州人已经先机而入，待到所有的楼市都轰轰烈烈的时候，他们已经转战金融、能源、建材甚至古董、字画…… 

融资、炒煤、炒股、炼油、购房、“鞋城”被焚、争论不休的地下钱庄—— 

6月11日在上海举行的“2009世界温商领袖(上海)论坛”将使公众对温州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为，这次大会召开在“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之际。 

春江水暖鸭先知。寒流中，温州人的脚丫，比鸭蹼更热敏、更快捷——这样的一次“大集结”，是经济转暖的“气象预报”，还是投资抄底的先期讨论？是前瞻性的市场分析，还是实质性的“商机瓜分”？ 

大会前夕，我们采访了温州市市长赵一德同志。 

《新民周刊》：每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总有一些先行突围的经济实体。他们是公众的希望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先导。 

虽然，经济的复苏首先是多种元素的合力所致，但这一次，我们关注温州——确切地说，是关注遍布世界各地的“温商”的举动，他们已经是国际范围内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即将在上海召开的“2009世界温商领袖(上海)论坛”尤其让我们产生某种期待，我们注意到，这次主题为“创新克时艰，汇智迎未来”的盛会是由温州市委、市政府作为“特别支持”，温州市委统战部担任总规划的。显然，政府是这一届论坛的有力推手。那么，政府部门是怎么看待这届世界温商领袖论坛的意义的？对它的筹备起到什么作用？ 

赵一德：必须看到，当下的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持续。这场危机已从局部蔓延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正在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温州经济和温商群体都不能置身事外。 

本届“世界温商领袖论坛”在“危机”中召开，可以说意义重大，我想，这样的危机和挑战，对温商来说，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温州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应对危机、捕捉商机、争取先机的发展之路，所以，这次大会应该是一次“应对危机、捕捉商机、争取先机”的深度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进行思想的对话、理念的交换、智慧的碰撞，进一步坚定信心，理清思路，研究对策，从而把危机的损失降低到最低，把危机当中转化出来的机会效应放大到最高，尽快地送走“ 寒冬”，迎来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春天！ 

至于温州市政府对它的筹备起到什么作用我以为主要还是“服务于论坛”，比如提供各种政府掌握的资源、资讯，当然，还提供了一部分资金，具体的工作主要是温州商会在运作，大家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 

《新民周刊》：“温商”是中国内地以地域都市命名的最著名的商人群体。我们的国家，因为历史悠久，在“大文化圈”下，存在不少各有特点的“地域性文化圈”，如果我们再深入一点的话，能否从“地域性文化”的特征出发，探讨一下温商的价值观源头和哲学背景？您不觉得这样的“根性的探讨”其实对彻底了解温商颇具积极意义吗？ 

赵一德：您是不是在提示我谈论我们特有的永嘉学派？呵呵，我觉得这样的探讨非常有意义，而且搔到痒处(笑)，为什么呢？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没有无根无源的价值判断。 

温商的做人原则、经商信念、商业伦理等一系列思想的“根”，在哪里？ 

我认为和温州历史上曾经影响全国的“永嘉学派”有关，从“永嘉学派”可以找到温州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码。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温州创业精神的思想发源。 

集大成者是著名哲学家、诗人叶适。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功利，注重事功，经济上，他们反对中国传统“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应该“通商惠工”、“扶持商贾”，发展商品经济，并认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是合理的，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学术思想上，他们重视事功之学，认为讲“义 ”不可以离开“利”，对汉儒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的说法表示异议，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义利并重” 观，试图把两者统一起来。 

我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说温商都研习过“永嘉学派”的著作，而是想说明，由于永嘉学派长期在温州地区传播，历经千年之后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广泛的“亚文化壳”，这个“亚文化壳”的影响非常大，时间既久，就形成务实的、开明求利的社会风气，凭借永嘉学派的坚实砥柱，成功地抵御了传统文化中的“空谈义理”和“君子不言利”的风气，整个社会的贬、褒、崇、抑都很清楚，许多温商的优秀品质和经商风格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 

《新民周刊》：嗯。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当年燃烧在“南联盟”的战火刚结束，进入战后重建的第一支队伍就是“温商”，更早些时候，第一批介入柬埔寨和非洲诸国战后重建的也是“温商”，可以说地球村落的每个角落都有温州商人的身影。有人说，温商凭着“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吃苦耐劳的传统，凭着“一有土地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的生存毅力，凭着“有机会抓机会，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的市场眼光，成为一个特别的市场经济、民本经济的标本。从“商团”特点出发，您如何看待这个标本的蕴涵？ 

赵一德：您刚才说的那些顺口溜，其实就是“永嘉学派”思想的“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亚文化传播和俗文化表达。 

改革开放30年来，勤劳智慧、敢为人先、特别能创新的温州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温州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走出了温州的路子，形成了温州的模式，创造了温州的奇迹，提升了温州的文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实践证明，推动温州不断发展的根本力量是温州人民，温州30年走过的路，就是一条人民群众创业发展求生存之路，民营、民有、民享、民富，就是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和精髓所在。 

推动温州发展最优质的资源是世界温州人，温州30年走过的路，就是一条以商业网络整合全球经济资源，以人员流动置换生存空间的发展之路，温州之所以有今天的知名度，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温州人有非常响亮的品牌。 

推动温州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是温州人精神，温州30年走过的路，就是一条敢为人先、创新发展之路，温州人的骨子里充满了瓯越文化的原始张力，温州人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祖先搏击大海的智慧和精明，温州人精神的特质，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实践理性和创新精神。 

《新民周刊》：不错，世界上，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温商，温商被认定为当今中国最具活力、最会赚钱的现代商帮。但是恕我直言，人们对“温商”也一直有褒有贬，褒者称之为“战略性商机敏锐”或“财商发达”；贬者称之为“经济动物”或“唯利是图”，对此，您怎么看呢？ 

赵一德：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崛起的温州商人群体，不仅人数多、队伍大、分布广、经营范围宽，而且素质比较高，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都在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世界华商中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对温商的价值取向，我们有过“四句话”的概括，一是恋乡不守土。温州人走南闯北，漂洋过海，生活在别处，成功在他乡，奔走在全国各地、世界各方。有人说：“世界上凡鸟儿能飞到的地方，便有温州商人的足迹。”二是敢冒知进退。温州人开拓创新意识很强，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在别人还在计划经济樊篱中彷徨的时候，就先觉醒、早行动，率先发展市场经济，在不少方面先人一步、快人一招，赢得了先发性优势。温州人敢于开拓又不蛮干，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换个思路干，一个地方没有发展空间了，就会拉家带口寻找新的希望之地。三是自信不自满。温州商人和企业家在经商创业中有一种不断进取、永不言败的精神。温州人不仅敢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能够做成别人不容易做成的事情。同时，他们做事比较理性、低调和务实，对自己事业的成功不爱炫耀，对自己拥有的财富不作宣扬，而且非常注重自身的学习提高，现在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看黑板”。四是重利不守财。温州人特别能吃苦，只要有钱赚，最苦最累的活也愿意干，一分一厘的钱也愿意赚，不少人就是靠一分一厘地赚钱而发家致富的。但是，温州人不是把赚钱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富起来的温州人也把回报社会作为一种追求，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 

总之，温州商人以其优异的经营业绩，为温州和全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以其独特的个性和风格，树立了自己鲜明的形象。现在“温州商人”这四个字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一种精神的象征。 

政府，就是应该服务于民 

《新民周刊》：如果从“地域性商团实力”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在这场公众期待的经济复苏的努力中，“温州商团”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温州民间资本非常雄厚也非常活跃，它们在对抗金融危机中有什么出色表现？ 

赵一德：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是在应对当前危机方面，我们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市场营销网络的优势。目前在全国各地创业的温州人有175万，已在全国170多个城市成立温州商会，创办商品交易市场2000多个，还有60万温州人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创业发展，建立了遍布世界各地的温州人营销网络。在产品出口受阻的情况下，这个营销网络对温州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可以推销温州的产品，另一方面可以将好的技术、信息带回温州，实现互动发展。二是产业和产品的优势。温州产品以生活必需品为主，具有较强的成本和价格竞争优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需求下降主要是抑制了高端消费，这对温州产品拓展市场却带来一些机会。三是雄厚的民间资本优势。温州民间资金比较充裕，今年春节前后，在外温州人带回资金存入本地银行的有400多亿元，市场资金流动性保持良好状态。四是企业家群体的优势。温州的企业家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对商机的嗅觉特别灵敏，对市场变化的感觉特别敏锐。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根据这些优势，结合温州经济特点，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全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使温州率先走出困境。 

首先是拓市场。国际金融危机带来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国内外市场需求下降。从应对危机的着力点看，从温州经济特点看，首要的任务是拓市场。年初以来市里提出要全力实施“温州名品购物中心”计划，就是发挥温州人市场网络、在外温州商会、在外温籍企业家和温州产品价廉物美、品种繁多的优势，政府引导，行业牵头，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争取通过两年的努力，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立100家温州名品购物中心，推进温州知名品牌联合进入知名商场和商业街区，扩大温州产品销售，把温州单个产品品牌优势转化为温州区域品牌优势。在国内建设“温州名购”的同时，美国、欧洲等地的18个温州商城、海外工业园正紧张建设，重点境外市场服务平台也已启动。 

其次是扩投资。现阶段温州最大的投资增量是抓好沿海产业带建设，去年我市编制完成了产业带实施规划，对沿海产业带建设的功能定位、开发时序等诸多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现在各重点产业功能区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正在积极推进，产业用地已经陆续推出，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区块建设，积极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引进一批好的温商回归项目，带动其他区域的存量调整，并激活整体的产业结构调整。 

第三是抓整合重组。这是温州产业经济逐步走出“低、小、散”格局，共同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的需要。当前，我市企业整合重组的意愿很强烈，也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案例。现在，整合重组的实施意见已经出台，对整合重组的政策已经很明确。下一步，我们要结合十大行业转型升级方案，努力落实一批整合重组项目，打造若干个具有全国，乃至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 

在同样环境下，温州民营企业办法总比人家多、信心比人家足、活力比人家强。相信只要我们善于发挥优势，全力克难攻坚，就完全有可能使温州经济率先走出困境 

《新民周刊》:一个责任、高效、服务型政府，应以民为本，是各地经济发展的期待和保障，但是真正做到这点，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近些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切实扶持民营经济，引导民间经济走向，让温州民间的经济日益搞活？ 

赵一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主要是抓生产、拓市场、搞研发，而政府主要是造环境、优服务、定规则。从这个定位出发，近年来我们主要是抓好四个能力建设:一是提高政策引导力。重点是完善和落实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三个方面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特别是在产业布局政策方面，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1600多平方公里的沿海产业带建设，坚持把三次产业协同起来，把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环境保护协调起来，科学调整区域发展布局，真正使沿海产业带成为温州科学发展的示范区。二是提高要素支撑力。比如在融资方面，大力推进金融改革，以创新的方法破解融资难问题，允许企业股权质押，盘活了企业的静态资产；推出了小企业联保贷款的新模式，允许数家缺乏抵押物的小企业凭借供应链或从事的行业形成相互担保，共同申请贷款。又如在土地方面，去年部署开展了“破解留地安置难、土地办证难、供地用地难”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促进规范用地”的专项行动，努力缓解发展用地制约。三是提高体制创新力。我们以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切入点，认真研究制定阶段性实施意见，理清改革试点工作思路和重点内容，启动了13项改革内容，着力破解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四是提高公共服务力。去年初，我们针对企业生产经营普遍困难的实际，开展了“政企联动，攻坚克难”企业服务年活动，针对梳理出的制约企业发展的128个难题，落实责任部门，逐个研究解决。在企业服务年活动中，全市20多个职能部门纷纷出台服务企业的具体措施，切实优化服务，确保国家、省、市的有关优惠政策落到实处。比如，在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提高通关效率和进口付汇效率、缩短检验检疫出证周期等方面加强了对出口企业的服务。 

《新民周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探索和艰难前行的过程，各地的经济模式潮起潮落，精彩纷呈，前瞻地看，温州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正在酝酿中吗？它的前景如何？希望能为我们阐述一下？ 

赵一德:改革开放30年以来，温州人民在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少、人均耕地少、国家投入少、交通区位条件差的艰难状况下，依靠勤劳和拼搏，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生机勃勃的“温州模式”。反思过去30年的发展，我们虽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主要还只是完成了“量”的积累，发展的“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包括发展布局、产业层次、发展不平衡等方面的问题都比较突出。当前，温州正处在科学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要着力化解克服一些不符合科学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拓展提升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推动温州模式的创新、扬弃和现代化。首先，在产业演进上，由增量向提质发展。经过多年的发展，温州已形成一大批特色优势产业。目前已建成“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汽摩配之都”等30多个全国性的生产基地。这是我市今后发展的基础和优势所在，必须加快推进特色优势产业整合提升，全力打造区域品牌，提高整体竞争力。同时，主动对接国家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重点是规划发展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努力形成新的发展优势。其次，在发展动力上，由创业向创业创新并重转变。温州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企业研发投入明显偏低，过去温州企业产品技术主要靠仿造，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注重自主创新。温州企业已与国内外10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有许多产品已进入航天、核电等高科技领域。今后政府要积极做好组织和引导工作，推动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第三，在经营方式上，由地域性向国际化升级。温州过去是在市内建立专业市场，现在已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连接世界的温州人营销网络。但是遍布全球的网络并不等于经营方式全球化，今后我们要在温州人营销网络中积极融入国际化元素，通过温州人营销网络这张“网”，进一步完善运作机制，更加有效利用国际资源、资本、人才等各种要素，真正实现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

王均金的新长征  

对王均金来说，要真正实现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家族式企业”这个门槛，是无论如何要迈过去的。

王均金果然有点不同凡响。 

那是端午节前一天的午后，在均瑶国际广场32楼一间豪华会客室里。他目不斜视地走进来，握着一个插着耳机的手机，没有寒暄，就一屁股坐在背对落地窗的椅子上，然后直截了当地轻吐出两个字：“说吧。” 

2004年11月王均瑶先生英年早逝后，这个“二弟”便火线上阵，承担起实现均瑶商业帝国平稳过渡并使之继续可持续发展的重任。如今4年已过，40岁出头的王均金看起来愈加老成持重，尽管形容依然年轻，但鬓发中却已隐现白丝。 

这4年多来，均瑶集团在王均金治下，已从一个传统制造业转化为以营销、研发和服务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企业，航空、食品饮料、百货零售和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其四大主营板块，形成航空运输和营销服务两大支柱。 

可以说，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做加减法，并使之具备可持续的增长能力，是王均金开启均瑶新时代的钥匙。 

不过，一切似乎还只是个开始。 

在将均瑶集团成功纳入一个新轨道之后，王均金的担子亦轻亦重。他说，“均瑶的品牌、规划和发展等，基本上都按我们想的在进行，没有什么偏差。”目前，除了社会活动之外，王均金重点考虑的，是如何打造维持企业长期发展的持续能力。其他的具体管理事宜，都放权给职业经理人了。 

在王均金装饰典雅的办公室，挂着百岁老人夏征农亲笔手书的“百年老店”条幅，这是王均金的目标，也是企业使命。 

“‘百年老店’是一个战略理念，所有的思考和工作目标都在围绕它进行，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实现。”王均金说，“现在，我们离这个最终目标还远着呢。” 

不知是开玩笑，还是真的谦虚，他只给自己4年多的成绩打了50多分。 

走出家族式经营模式 

对王均金来说，要真正实现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家族式企业”这个门槛，是无论如何要迈过去的。 

谈到这一点，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他就是均瑶集团的第三任总裁黄辉——一位有着十多年跨国公司履历的资深职业经理人。 

说他是王均金的幕后军师，一点都不为过。 

在服务跨国公司时期，黄辉的成功之处在于，在规范的环境中做不规范的事；而在空降民营的均瑶之后，他的战略则变为：在不规范的环境中做规范的事。 

在王均金的支持下，他针对均瑶集团薪酬体系混乱、主营业务杂乱等不规范问题，首先推进了均瑶的薪酬体系改革，紧接着将集团业务做了全新调整和梳理，使之形成了航空、营销服务两大主业以及地产辅业的“2+1”业务框架。 

有了黄辉这样的职业经理人，王均金得以把具体管理各个业务板块、抓执行的担子移交出去，自己有了更多的思考时间，也有更多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说，“一个人什么行业都管，怎么管得了？肯定需要专业的经理人，这是企业发展所必需的。” 

如今，像黄辉这样的“外人”，在均瑶集团越来越多，主要的业务板块都由职业经理人掌控。比如，航空方面，吉祥航空的总裁是深圳航空公司的上一任，副总、飞行总管、机务总管等，都是从其他航空公司招募来的。再比如，乳业公司、置业公司以及文化传播公司，主管的总经理都是职业经理人。 

“资产、股份是家族的，但管理不一定就是家族的。”王均金说，“所谓的家族企业都是在变化的，我和弟弟在董事局做文章，把握好战略方向和资源配置，其他的都交给职业经理人，给他们一个决策体系。” 

如今的王均金就像一个船长，掌控着企业的“续航能力”和“航行路径”，手下的“大副”、“二副”和水手则集中精力做大做强主业，围绕服务业扬帆破浪。 

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如今在均瑶的商业版图中，除了航空运输之外，让王均金付出较多的，是文化产业。 

自2005年年中拿下北京奥运会“福娃”的特许经营和零售权之后，王均金看到了文化产业中蕴藏的巨大金矿。 

最让他自豪的是一套由均瑶研发的、以“古技撷英·中华藏绣”为主题的奥运会特许绣品。这套作品运用苏绣的工艺，将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图示和现代奥林匹克形象元素紧密结合，并借助中华传统刺绣的形式加以表现，一款长40厘米、宽30厘米的绣品，市场售价高达2.98万元。 

他说，“这就是一种文化创意品牌营销。依靠有文化底蕴的创意创新，为诸如奥运会、世界杯和世博会这样的世界性品牌创造价值、增加价值，从而在市场营销中取得更大成功。” 

此后，均瑶集团又相继牵手F1方程式大奖赛、2007年女足世界杯和上海世博会，申请特许生产和特许零售。如今，文化产业已为整个集团贡献了超过30%的利润。 

对于每个授权品牌，均瑶集团都非常注重在理解品牌内涵基础上对授权产品的创意研发。以F1为例，均瑶单为产品运营就投入了3000万元，并集中众多高级产品研发及市场运作人员，研发出包括服装、服饰、纪念品和汽车配件等14大类的授权产品。 

去年9月，均瑶集团又正式成为上海世博会标志特许产品生产高级赞助商，根据协议，均瑶将获得家用玻璃制品、家用陶瓷制品、家用金属制品、礼品、玩具和箱包等世博特许产品的经营权，而整个世博会特许经营产品的市场价值，预计将在25亿元至40亿元之间。 

除了品牌营销之外，王均金还涉足教育事业。2005年，均瑶集团收购了原为公立学校的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和世界外国语中学，希望把它们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来运营。 

静心应对金融危机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均瑶集团自然也不能独善其身。 

但王均金心里很笃定。 

他说，从企业角度来讲，并非所有企业都会受到危机影响，影响肯定有大有小。“就均瑶集团来说，目前看冲击并不大，因为我们以服务业为主。就航空业务来说，由于目前吉祥航空的航线都在国内，影响也不大。相反，今年1－4月份，吉祥航空的营收增长了15%，整体表现还不错。” 

对于危机本身，王均金有两点看法。其一，它对企业增强长远的忧患意识很有好处。其二，有助于帮助企业以大局观看问题。危机来了，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度难关，大家一起发力，共同应对。 

他说，民营经济是就业的主渠道，中国99%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生命力旺盛，当然也会有新陈代谢。“据我的观察，大多数中小企业还是有底子的，尤其是温州商家，现在减产观望一下，休息一下，熬过一两年，到经济复苏时，它们恢复得比谁都快。” 

这就是温州商人的活力。无论是创业精神，还是吃苦耐劳的品质，他们身上都具有做生意的细胞。 

王均金其实就是他们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身为新一代的温商，王均金身上的创业精神没变，吃苦耐劳的品质也没变，改变的是眼界、资源配置能力和驾驭资本市场的能力。他读过长江商学院的CEO班，也在沃顿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上过课，跟马云、牛根生等人是同学，还在工商联和温商商会任职——视野宽了，圈子大了，人脉广了，底气也就足了。 

对于已经在路上的新长征，王均金累并快乐着。采访结束时，他满是期待地说，“明天是端午节，终于可以打打球了。”■ 

钱金波：我梦我思故我在 

面对全球经济之“冬”，钱金波谈论的不是应对，而是抓住所剩不多的时机，扩张进攻。 

“红蜻蜓要做中国LV！”几年前，钱金波放出这句豪言时，遭到了人们不加掩饰的嘲笑。红蜻蜓，这个土生土长于温州的品牌，也敢与全球最奢侈的LV扯上关系？在业内业外许多人看来，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而且还是个飘在云端的梦。 

但对钱金波来说，把红蜻蜓打造成源于中国的全球奢侈品牌，这不是梦，而是梦想。 

MICAM展爆出大新闻 

2009 年3月4日-7日，意大利米兰。著名的Duomo大教堂近旁，三条呈H形分布的贵妇街Viadella Spida，ViaS.Andrea和ViaMonte Napoleone齐聚着所有最顶级国际品牌专卖店，货架上最新一季甚至最新一周的鞋、手袋、时装及各种配饰，璀璨光鲜，奢华炫目，这里是潮流的交汇点，高品位的中心，是米兰这座全球时尚之都的心脏。 

这几天，像以往的39年一样，鞋，成了米兰城中、贵妇街上最当仁不让的风光宠儿——此刻，顶级国际专业鞋展——MICAM国际春鞋展正在此地盛大开幕。尽管全球金融危机风声鹤唳，奢侈品行业坏消息不断，但居高不下的1600多家参展商和4万多名专业参观客其中包括1万多名海外参观客商的到来，不啻一剂强心针，提振了整个行业的信心，为危机下的米兰赚足了面子。作为世界上三大专业鞋展之一的MICAM国际鞋展，自1969年创办以来始终将最前沿、最时尚的鞋类信息传递给专业观众，每届展会所展示的鞋类款式和制作工艺都堪称顶尖，它是来年消费者脚上的风情、欧洲各大商场的热销，以及全球最重要市场上的旺点的源头。 

不同寻常的是，今年的MICAM展爆出了一条大新闻——中国鞋进MICAM展啦，居然还是3号精品馆！ 

这确是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要知道，40年来，MICAM国际鞋展一直被控制在国际顶级品牌手中，意大利、西班牙的一般品牌都只能望“门”兴叹，而亚洲企业和品牌更是从未获准参展。MICAM展之所以“门”难进，是因为它有着近乎苛刻的参展条件。企业必须提前半年提出参展申请，然后由MICAM专设的专家评审组对申请企业进行审核，其要求包括款式设计代表国际时尚最前沿水平；产品不仅品质上乘，更要有自己的工艺特色；企业和品牌具有相当的实力等。 

多年来，中国鞋业品牌虽然不断向MICAM申请参展，却屡屡被拒。事实上，随着中国鞋的崛起，除MICAM之外的所有专业国际鞋展，无论是历史最悠久的美国拉斯维加斯鞋展，还是世界三大鞋展中的德国杜赛尔多夫展(GDS)、意大利加答展(GARDA)都陆续被中国鞋攻克，唯剩MICAM展。且近年来几乎每年 MICAM展上，意大利鞋业界都要发出“振兴本土鞋业，抵御中国鞋入侵”的呼声，因此这个展会也被公认为欧洲鞋业抵御中国鞋的最坚固堡垒。 

2009年，中国鞋业终于揭开了历史新篇章——红蜻蜓翩然飞入MICAM展。 

3 月6日MICAM展开幕第三天，对第一次以参展商身份坐在自家展位中的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来说，是异常忙碌的一天。意大利、西班牙同行在震惊之余终于回过神来纷纷向钱金波道贺，恭喜中国品牌跨进世界一流鞋类品牌行列；欧洲媒体也纷纷找上门来采访这个进入MICAM的第一个中国品牌；而希望与红蜻蜓达成合作的品牌与采购商更是纷至沓来，达46家，现场成交鞋订单3.8万双，成交额超过150万欧元。 

前不久在上海办公室接受《新民周刊》采访的钱金波，回顾起3个月前参展MICAM仍然十分激动：“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自豪！谁说中国制造没有设计？谁说中国只有廉价产品？我们在MICAM展上告诉全世界，中国鞋也能融入西方主流社会。”法国里昂商人Samansa也许是红蜻蜓在MICAM获得的新客户的代表，他对钱金波说：“刚看到这里竟然出现中国品牌时我还很担忧，和你们接触后才发现你们是大公司，产品品质非常优秀。”Samansa在法国拥有数家高档商城，是多个高端品牌的代理商，在这次展会上，他成了红蜻蜓的新客户。 

精明的钱金波用足了MICAM展厅，他把那些欧洲鞋款设计师请到布置得大气优雅的MICAM展位里谈合作。钱金波征服了这些曾经居高临下看不起中国品牌的欧洲设计师，把他们曾开出的天价成功地变成了合同上的合理价格。这些设计师对钱金波说，无论如何，你的公司出现在这里就表明和别的公司不一样，先不谈产品，进入这个馆，我们就知道你们这个企业是有梦想的。 

不是梦，是梦想 

确实，MICAM展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钱金波又向自己的梦想前进了一大步。事实上，不管别人怎样看待他的那个云之梦，钱金波一直无怨无悔地踏踏实实地朝着那个遥远的梦想迈进着。 

早在几年前，红蜻蜓就制定了与大多数中国鞋类品牌不同的国际化策略，红蜻蜓走的是主流商业渠道，坚决地把自己的专卖店开在国外高端鞋城、商场或商业大街上。与此国际化策略相适应，红蜻蜓提出了“欧洲设计，中国制造”的理念，投入了巨额研发资金。2007年，红蜻蜓投入2亿元在意大利设立了研发中心，重金聘请了数位意大利顶尖鞋类时尚设计师参与设计。此次MICAM展上展出的产品，就是与西班牙著名制鞋商Florencia Marco S.L(FM)合作设计的，在欧洲流行趋势的基础上突出红蜻蜓品牌风格。 

几年来，红蜻蜓成功探索出了一条进入欧州主流市场的路径，红蜻蜓已陆续在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开出了10多家专卖店，展示自己的品牌与设计，也最终引来了MICAM展主办方的关注。今年5月，红蜻蜓又进军美国主流市场——以首个中国品牌的身份进驻位于美国洛杉矶的顶级购物中心WEST FIELD(西田购物中心)。红蜻蜓美国形象店位于西田购物中心广场一侧，四周LV、PRADA、GUCCI、DIOR等奢侈大牌环绕，整个店铺面积达 1300平方英尺，由美国WEST COAST公司负责店面设计，完全符合北美奢侈品牌的店面形象。店内陈列的红蜻蜓产品也全部由西班牙顶级设计师设计。 

红蜻蜓再次为中国鞋业品牌实现全球价值梦想作出了榜样。 

很多人奇怪，面对当今影响深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何红蜻蜓却能逆势振翅，腾空高飞，翩翩起舞呢？钱金波说，那是梦想带来的力量。哲人说：“梦想绝不是梦，两者之间的差别通常都有一段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距离。”当“做中国LV”被人嗤笑成痴梦时，钱金波知道，那绝不是梦，而是梦想，这个梦想背后积淀着他对人生和事业的深深思考。 

与生意场上那个大刀阔斧、披荆斩棘、勇于开拓的成功商人形象不同，这个14年前500万元起家，如今拥有2万余名员工，下辖9大子公司的产业集团董事长，架着眼镜斯斯文文地坐在办公室里娓娓道来时，感觉他似乎更有些像憧憬着浪漫沉溺于遐想的文学青年。4年前的某一天，已进入不惑之年的钱金波坠入了深深的哲学思考中：人为什么活着？创业究竟是为什么？美丽的楠溪江边红蜻蜓翩然飞舞的童年画面，叠映在钱金波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红蜻蜓集团的“归零跨越”战略转型方案出台了，思想落实在了实现梦想的路上。 

2005年，就在地产、证券行业热浪迭起之时，钱金波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全部产业“归零”，全心投入红蜻蜓。“在有生之年，把红蜻蜓做成一个出色的品牌，最大限度地实现我的终极梦想，这就够了。”钱金波说。 

“ 归零跨越”战略抓了几件大事。一是聚焦，从不相关领域撤回投资，慢慢剥离，结束了多元化，实现了资源的集中；二是解决与同行产品的同质化、同样式、同价位的痼疾，寻找自己的设计特点和功能附加值。通过与全球著名的鞋研发机构比利时爱思康(Rsscan)公司的合作，攻关鞋舒适度，成功研发并推出了中国第一款运动皮鞋。三是调整渠道终端。在店租每年上涨30%的压力下，红蜻蜓在鞋行业中率先向国际品牌学习，推出集成店模式，店内所售产品从单一的鞋类延伸到包袋、时装及手表、香水、丝巾、眼镜等各种配饰，新模式不仅提高了效益，还给顾客带去了全面的时尚顾问服务。自2007年10月第一家集成店在温州开业以来，红蜻蜓在全国新开集成店超过了700家。同时，红蜻蜓还在社区或二级商场开出专门的折扣店。四是实施全球战略，采用与国内市场不同的运作方式，进攻欧美高端市场。 

2008年红蜻蜓年销售额30亿元，在上万家温州企业中税收排名第26 位，在鞋行业中则排名第一。这份漂亮的成绩单还包括如今经济转冷形势下的“销售同比增长和库存下降”。钱金波说，这是执著于梦想，对人生、对事业认真思考后的收获。面对全球经济之“冬”，刚刚基本完成“归零跨越”调整的红蜻蜓，显得从容而自信，此刻钱金波谈论的不是应对，而是抓住所剩不多的时机，扩张进攻。他说，经济寒冬期所带来的低成本、低门槛为红蜻蜓逆势扩张提供了绝佳机遇，而当下的扩张又将为下一轮起飞积蓄力量。 

“时间是奢侈品最大的成本。”钱金波说，只要坚持梦想，勤于思考，踏实行动，时间就能造就一切。■ 

周星增：卖低价房给上海市民  

在周星增的眼中，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能办成一件有功德的事，那就是成功。这件事，如果有利于别人，有利于大家，有利于社会，那就是有功德。做有功德的事，那是人生最幸福、最快乐、最高级的一种享受。

世人都说，温州人是中国人中的另类，而周星增似乎是另类中的另类。 

都说商人唯利是图，2004年初上海房地产涨势迅猛，他却将建桥旗下27万平方米、获上海“白玉兰奖”的美林小城，低价供应给上海市世博局安置市政动迁户，为此少赚1个亿。 

他从来不提“利润最大化”，只求理性、稳健、可持续的“利润合理化”，为此不惜退出房地产行业，因为这种“涨法不正常，不合理”，不符合他的赚钱原则。 

他是第一个到上海办大学的温州人，也是第一个试水养老业的温州商人。他把办一所中国一流的民办大学，办一家中国一流的养老院作为毕生的事业来追求，而他的生意，倒成了副业。 

他把办公室设在上海建桥学院——那是一间不像企业家，更像是大学校长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他每天都会在黑白的围棋世界中进退、攻守、张弛、夺弃……窗外，飘荡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还有无数个龙腾虎跃的身影。 

大学梦 

“我的第一桶金是苦难。”很多年来，周星增一直这么说。 

年少时的家境清贫，不仅折磨口腹，更时时啃噬心灵。 

周星增读初二那年除夕夜，母亲把四个儿女叫到跟前，说，“妈对不起你们，家里没钱，今年过年，你们没有新衣裳，也没有压岁钱了……”周母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母亲那种黯淡的眼神，极度辛酸却又无奈的口气，让周星增脑袋轰地一热，他“咚”的一声跪在母亲面前，立下誓言：“妈妈，我以后要是没挣很多钱给你用，我就不是人！” 

于是，他发奋读书，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紧接着又成为令人羡慕的大学教师。然而，两袖清风、蜗居斗室的清贫生活似乎离他的赚钱梦越来越远。就在那个热火朝天奔南方的年代，周星增也心动了。1988年，周星增打算去海南闯一番事业。至于工作，先期去的同事已经帮他落实好了——海南工业发展总公司建材部经理。 

正在此时，温州大学校长的一封来信改变了他的行程。温州大学虽然已经设立了财务专业，但师资却是零。心急火燎的校长不知从哪里得知同乡周星增在贵州工学院教财务专业课，课上得很不错，于是十万火急地发来了非常诚恳的邀请函。 

温州人梦想了几十年，终于拥有了一所自己的大学。这在所有温州人心目中都是一件无比自豪的大事——温州不仅要发展自己的经济，还要发展自己的教育，让富裕起来的温州人的后代能在家门口读上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捧着邀请函的周星增再次热血沸腾。母亲跟他说过，温州大学筹建时，曾以他的名义捐了300块钱—— 所有的温州人对温大都充满了感情——他决定回家乡，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困难超乎想象。没有住房，没有教师，没有资源。但周星增坚持了下来，财会专业很快成了全校学生人数最多、师资力量最强的专业。两年不到，他担任了财务教研室主任，四年不到，学校决定提拔他当副系主任。 

然而，一个意外又让周星增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在一次次将学校分给自己的房子让给新来的教师后，1991年周星增终于拥有了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但接收和装修房子的2万元钱却没有着落。虽然教学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但周星增本质上仍然是个“穷教书”的。在家人的帮助下，2万元终于七拼八凑凑齐了，但周星增的心里五味杂陈。 

看着周围的同学、朋友一个个富裕起来，让家里人过上了好日子，听着温州街头巷尾都在流传的生意经，周星增陷入了沉思。“继续在大学待下去，也许可以成为副校长，但我的人生从此就定格了，这不是我想要的。” 

1992 年，周星增又成了第一个辞职下海的温州大学教师。从帮别人打工到自己创业，进军低压电器行业，短短几年，周星增就富了起来。他以为从此可以让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母亲告诉他，她最感到自豪的还是那个当年考上大学的儿子，还是那个当大学老师的儿子；要是真想孝敬她，那就给孩子们办一所大学吧。 

母亲一句不经意的话，让周星增从此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造一所大学，让更多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让他们的命运从此改变。数年商海沉浮的周星增，突然间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 

赴沪建“桥” 

从1997年开始，周星增就琢磨着要办一所大学。他最先把目光投向脚下的土地，向温州市的有关部门递交申请。结果，申请递了一个又一个，都不见回复。他坐不住了，跑到有关部门去打听，得到的答复差点没让他晕过去。 

温州市辖三区二市六县，各县都有富裕起来的人把目光瞄准了民办高校。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发话：市里没有那么多土地，也不可能审批那么多学校，还是各人回自己所在县办大学吧。 

每个县办一所大学？简直是天方夜谭！ 

周星增明白了，温州根本还未把创办民办高校列入规划。他这一步在当地显然走得太远了。他开始跑杭州，跑了很多部门，因为政策、师资、土地等因素限制，最后都没有办成。尤其是土地问题，根本还没有用于民办教育的规划用地，而作为商业用地征购，价格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周星增一度心灰意冷。 

随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周星增强烈地预感到：国家要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就要来了！他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到上海办大学。 

1999年3月，周星增热血沸腾，走进上海市有关部门咨询办学事宜，当头迎来了一盆冷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赚钱本事大，办大学嘛……”这个“嘛”字拖得很长，被省略掉的下文，显然是怀疑、否定、排斥。 

这话也不奇怪。当时鱼贯而入抢滩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是投资、经商、做生意的，还没听说谁要办大学的。面对怀疑的眼光，周星增据理力争，“温州人怎么就不能办大学呢？晚清的孙诒让实业兴教，当代的苏步青、谷超豪，不都是温州人吗？” 

对方愣了一下，就问，“那你学校建在哪儿？没房子，我怎么批？” 

“你还没批准我办学，我又哪来的学校？！”这句话，周星增只能在心里反驳。面对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两难命题，周星增明白，争论没有意义，他必须超常规“破题”。 

1999年7月，周星增变卖了自己在温州所有的工厂、设备，联手几位商界好友共同办学。他一次性向市教委的银行账户上打入500万元，以显示办学诚意，同时，买地建楼。 

资金难题迎面而来。当时，上海最大的民办学校面积只有50亩，周星增第一次买下了200亩，后来又加了287亩，办学规模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前期基建投入巨大。刚开始时银行不肯贷款，“你一个外地人办大学，能不能招到学生呢？招不到学生，怎么还贷款呢？” 

周星增说：“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像在悬崖上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跌下万丈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那一年，我的新车10个月跑了9万多公里，比出租车开得还多。” 

资金问题还是得自己解决。一批温州朋友，还有他的大学同学、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一起来帮他。周星增至今还记得，一位老同学骑着自行车，跑了3家银行，把全家所有的积蓄一共2万多元统统取出来，交给了他。他们看中的，就是周星增的人格魅力和不凡的决心。 

康桥路上，一幢幢教学楼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消息传开，惊动了上海市里的领导。领导说，“我们得去看看，他到底是谁，他到上海办的是真大学还是假大学？”领导们在建桥工地上找到了晒得黝黑的周星增，听了他关于办学理念、目标、规划的汇报后，又吃惊，又佩服，又高兴。有位领导悄悄问周星增，“这大学还没批下来，你就砸锅卖铁干起来，万一上头不批，这几亿元不就打水漂了吗？”周星增胸有成竹地答道，“我这样做，就是想告诉世人，周星增办大学是铁了心的。市里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足或不符合要求，你提一点，我改一点，你提两点，我改两点，等我都达到要求了，上头还会不批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周星增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敢为人先的温州气魄，得到了方方面面的信任和支持。“建桥工程”一路绿灯，各级领导先后亲临现场指导，南汇区更是把办大学看成自家的大事，列入2000年政府重点工程之一。开学前夕，数百名康桥人为学院义务清理垃圾，种树绿化…… 

2000年9月，上海建桥学院迎来了第一批新生，共1352人。当年建成，当年招生，建桥学院再次创造了温州精神与上海速度相融合的奇迹。2005年，上海建桥学院顺利升格为本科。2008年，中国民办大学排行榜上，建桥名列第九。 

弹指一挥间，上海建桥学院已经走到了第九个年头，已经培养出了上万名毕业生。周星增说：“现在我在外面，在机场，酒店，各种场合，经常会碰到建桥毕业的学生，他们都认识我，还主动把工作中开心的事情告诉我，这个时候我也特别开心，感觉自己又像回到了当大学老师的年代。” 

温州“鲶鱼” 

自打上海滩钻进了建桥这条鲜活的“鲶鱼”，凭着温州基因的活力，得益于上海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条“鲶鱼”迅速壮大，还带来了“同伴”，搅热了民办教育界这个“深潭”，逼得本土“沙丁鱼”们你追我赶，力争上游。 

在建桥学院逐步走向正轨之后，周星增又把目标对准了养老院。在建桥学院不远处，一家名为“亲和源”的老年公寓已经于2008年5月正式开园。这家投资超过5 个亿的养老院是迄今为止国内最高品质的老年社区。社区内的所有设计、环境、设施都是针对老年人的特点精心设计，并且由国际一流的专业服务机构向老人提供专业养老服务。 

“比如，物业管理由美国著名的爱玛客公司提供服务，社区配餐中心由法国的索迪斯进行经营；社区内的护理医院由曙光医院进行管理，社区内的康体会所由香港的美格菲提供。这里还有亚洲最好的老年休闲、疗养、娱乐和健身设施。” 

周星增的“亲和源”无疑和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有着天壤之别，其“会员制”的模式也是国内首创，这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养老机构的管理模式无疑又走在了大多人的前面。 

“梦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不少朋友就认为我的想法太‘乌托邦’了！不过有些事情需要坚持。坚持就是力量，时间就是影响。民办教育就是因为参与者多了，才有后来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养老事业方面，我们也想开个好头。” 

周星增不止一次地强调，“我在温州老板中，资金量肯定不是第一位，但可能是最有幸福感、成就感的老板。” 

“ 每当生意场上遇到烦恼的时候，在校园里转一圈，看到一张张充满活力的青春笑脸，听到朗朗读书声，一下子心就放松了，也宁静了，心旷神怡，觉得自己的辛苦努力是有意义的。前几年，有个企业家朋友参观了建桥学院后，说：‘我花了5个亿，投资了一家五星级酒店。但我情愿用两个五星级酒店跟你换建桥学院。’我说，别说两个酒店，就是20个，200个酒店我也不会换的！” 

“办一所中国一流的民办大学，办一家中国一流的养老院，这是我毕生追求的梦想。做这两件事情，我更注重社会效益。如果说回报的话，我已经得到了，因为建桥品牌、建桥文化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认可。办大学，办养老院，带给我精神上的满足感、成就感，这种快乐和幸福，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这就是最大的回报。” 

在周星增的眼中，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能办成一件有功德的事，那就是成功。这件事，如果有利于别人，有利于大家，有利于社会，那就是有功德。做有功德的事，那是人生最幸福、最快乐、最高级的一种享受。■ 

千万不要预测周成建：从小裁缝到美特斯邦威 

把周成建的经历叫做“神话”，一点也不过分。一位除了一把剪刀别无他物的裁缝，为何能在十多年间创造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服装企业？周成建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名人周成建 

上海电视台大楼《头脑风暴》节目的演播室里，周成建穿着窄腿裤、棕色休闲西装，没系领带。坐在他四周的，是诺基亚全球副总裁邓元鋆、家乐福中国区副总裁康柏德、安利大中华区副总裁刘明雄等等著名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他们的服装是中规中矩的商务西服，一丝不苟。 

相形之下，周成建显得有些特别。他斜靠在椅背上，脸上因微笑而形成的大大的“括号”透露，他正在享受自己特立独行的风格，也一定在享受与国际企业明星们平起平坐的成就感。 

2008年录制的这期《头脑风暴》，节目主持人袁岳要嘉宾提供一张图片，来表明自己心目中的“幸福感”是什么，周成建拿出的照片是他裁剪衣服的镜头。这也证明，周成建对自己的经历与成就，打了一个很高的分数。 

周成建是《头脑风暴》的常客，2009年一期讨论高考改变命运的节目，他又是座上嘉宾。坐在他对面“阵营”的，都是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企业家，而他自己，被划入草根起步、白手起家企业家的行列。 

其实，两期节目正好可以概括今天的周成建。20年以前，周成建还是浙江青田县的小裁缝，走村串巷靠手艺吃饭。餐饮、裁缝、补鞋、理发、修理——“五把刀子”是当时浙江手艺人中最兴旺的行当，周成建就是其中一把。 

青田县邻近温州，1980年代末的温州，涌动着市场经济带来的亢奋空气，成千上万小企业、小商贩，不放过任何可以创造财富的机会，活跃在这个当时还非常偏僻的小城市。1986年，周成建也收拾行囊，跟很多同乡一样开始了闯温州的人生旅程。 

到了温州，周成建还是只能当裁缝。不过，一些流传的故事证明，周成建不是普通的裁缝。裁缝是个辛苦的行当，有一次，实在困得不行，周成建操作机器时把一批西装的袖子裁短了一大截。但周成建想了个办法，将西装袖子改成了夹克袖子，把西装变成了夹克衫，这批货竟然成了畅销产品。如果不是他的机灵，他本要赔偿老板几十万元。 

打拼几年后，周成建自己当起了老板，在妙果寺市场做起了前店后厂的服装生意。 

如果一名裁缝缺少创意，他永远是裁缝；如果裁缝充满奇思妙想，就变成了设计师；如果裁缝喜欢奇思妙想还充满当老板的欲望，就变成了周成建。 

周成建最有名的一次商业炒作，是缝制了一件世界最大的风雪衣，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这样的惊人之举，赢得了全国范围的关注。2005 年美特斯邦威上海浦东总部落成典礼上，这幅巨型风雪衣的新闻照片还陈列在展览室里，巨大的风雪衣被“穿”在一栋楼房身上，那情景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极具视觉震撼。 

周成建尝到经销策划的甜头，这些经历让他得到一个经验：那些无形的东西，也许是最值钱的。事实上，当他真正开创美特斯邦威这个事业的时候，周成建仍然固守他的经验，只不过这个“无形的东西”有了实在的目标——“品牌”。 

不走寻常路 

在中国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国家的人眼里，温州人有着犹太人一般的精神，在温州，最不少的就是敢为天下先的人。但即使在温州，周成建也算是“奇人”，当大多数温州商人还在墨守薄利多销法则，依靠低成本产品闯市场的时候，周成建就开始玩“品牌”游戏，创造出后来被总结为“虚拟营销”的商业模式。 

1995 年，美特斯邦威公司成立，周成建的玩法是，在广东、江苏等拥有成熟加工工厂的地区，寻找代工工厂为美特斯邦威生产服装，然后到全国寻找特许加盟商，销售美特斯邦威的产品。看起来，周成建除了一个商标，什么也没有。但是，正因为如此，最大的利润，都进了周成建的口袋。正因为选择了一个最合适的经营方式，美特斯邦威在14年中，以超出所有人想象的速度迅速发展。 

到今天，有各种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周成建成功的原因，周成建自己谈得不多，但他的认识，似乎比外人更加冷静和理性。 

“ 美特斯邦威当初为什么这样去做呢？我也一直在总结。其实从某个角度说，美特斯邦威过去更多是处在一种被动创新的状态。1990年代初，特别是在创业初期，那个环境下大家都是大而全小而全，美特斯邦威当时的实力不如一些兄弟企业。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被动的创新、被动的放弃。何为被动放弃呢？我是做加工出身的，但我想要去做品牌，又没有经济实力，没有管理基础，我只能两者选一。所以，我最后是被动地放弃了制造这一块，而做了品牌这一块。为什么是被动的创新呢？其实从我角度说，我不是做管理出身的，也没有太多的经验，这种模式也是被动的创新，是不得已而为。” 

如果单单把周成建一系列“被动选择”而得到的成绩，归功于“好运”，应该是不公平的。相反，是明智地选择“取”和“舍”，周成建才可能探索出最合适的道路。 

美特斯邦威的成绩一定让一些同行企业嫉妒，2000年左右，曾经与美特斯邦威在同一产品领域竞争的几家国内休闲服装品牌，如今纷纷逐渐消沉，只有美特斯邦威，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这些年，周成建成长为“著名企业家”，央视“春晚”嘉宾席上频频露脸，国内各种财经、商业节目也很喜欢邀请这位非常“上镜”的老板，周成建在镜头前的微笑，也越来越从容。 

但是，周成建并没有被闪光灯晃花眼睛，对自己企业的发展，他依然保持着冷静。“我觉得，结合目前的市场形式，美特斯邦威对服装行业的执著和忠诚相当重要。曾经在楼市、股市疯狂热炒的时候，美特斯邦威也依然没有涉足这些并不熟悉行当，而是固守在服装行业。也正是因为美特斯邦威这样的固守，使它免于遭受楼市及股市的不利影响。” 

面对H＆M等国际服装品牌进入中国的市场形式，周成建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商业探险。2008年底，美特斯邦威推出相对以往产品更加高端的新品牌 ME&CITY，希望借此改变过去“学生服装”的固有形象，给美特斯邦威带来新的活力和增长空间。周成建为ME&CITY 请来都市白领们的偶像——《越狱》男主角米勒，单从形象代言人的选择，就能看出周成建想让新品牌进军国际市场的野心。 

“ 众多国际服装品牌都在抢占中国市场，对美特斯邦威来说，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或者会给Meters/bonwe及ME&CITY的品牌发展带来哪些困难。反而我觉得，这些国际大牌的进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对服装、时装的消费观念，使他们更能够接受平价时尚这样的理念，对美特斯邦威来说，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周成建说。 

周成建看温商 

其实，周成建算不上“纯粹”的温州商人，他的家乡从行政区划上不属于温州，2005年，周成建把公司总部从温州搬到上海，上海已经成为美特斯邦威的根基。但是，周成建发家于温州，温州，是他今天一切成就的起源地。 

正因为从温州来，但又站在温州之外，周成建对温州商人和温州经济，有着自己的解读。对于经济危机下民族产业、温州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周成建有自己的思考。 

“ 我认为这轮金融海啸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积极多于消极。特别是对我们的浙商和温商来说，更需要去归纳去总结。温州是一个率先发展民营经济的地方，过去靠我们自身的胆略和市场的先机，把企业做起来了，把市场做开了。过去30年，整个社会都是处在一个高速的发展阶段，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停下来，没有歇下来看看，我们过去走的路是不是全对，或者在哪些方面是值得去总结值得去分析，或者值得去梳理的。我觉得通过这一轮的金融海啸，客观的环境促使你的主观意愿更加坚定地歇下来看看想想，这样会让温州的经济，温州人的经济更加健康，以后才会有可能使温州的经济走向更远更久，让温州人的企业走向更远更久。” 

其实，探讨改革开放30年以后，民营企业该怎样走，周成建自身就将是一个标本。尽管过去的成就可以用“神话”来形容，但未来的路，必定更加充满挑战。“我相信美特斯邦威的未来面临的挑战将比过去更大，过去是在无序中发展起来的，在社会和市场快速发展中跟随成长起来的。但接下来，特别是在这一轮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更会走向一体化。发达国家企业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再瘦的骆驼也比马大，其实我们还不是马，是小毛驴，我们这只小毛驴如何更加健康地成长，让它走得更远，这个挑战还是蛮大的。” 

回到幸福的话题，周成建还是坚持，他的“幸福”，来自于手里这把裁缝剪刀。“有句老话，叫做‘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大的幸福就在于，我‘入对了行’，我可以终身从事我自己钟爱的服饰行业，可以有机会将自己和我的团队们一手创造的“Meters/bonwe”和 “ME&CITY”，以及未来可能拥有的其他品牌打造为国际知名服饰品牌，这将是我奋斗的目标。” 

千万不要预测周成建，千万不要去预测一个明了规则、但又不走寻常路的人未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