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何明 罗锋 人民出版社
原标题: 毛泽东出访苏联
1949年12月，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出国访问。毛泽东此次出访，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可是，对于这次出访莫斯科，毛泽东后来颇多怨言。他对别人说，从感情上讲，我对斯大林并不怎么样。“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他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他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当他听说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时就更生气了。毛泽东说，有一次他同斯大林吵了起来，斯大林把电话线挂断了。后来科瓦廖夫问我是否愿意出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然而，1950年元旦那天，情况出现转机，斯大林突然改变主意，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毛泽东与斯大林在遭到斯大林的多次谢绝后，毛泽东终于开始了莫斯科之行
毛泽东访苏的想法，最早萌发于1947年，但每次提出来后，都被斯大林谢绝了。尽管斯大林有多种理由，但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令他最为担忧。因为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毛泽东以什么身份出访苏联，斯大林不能不有所顾及。直到1949年年初，斯大林还在考虑毛泽东以当时的身份出访莫斯科是否适合。1月14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声称，毛泽东现时到莫斯科来未必是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是游击队的领导人，尽管他打算化名到莫斯科来，但要隐瞒他的莫斯科之行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必定会透露出去。斯大林担心，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会被西方舆论利用，说毛泽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想从莫斯科得到什么指示。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于当天致电毛泽东，建议“暂时推迟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时刻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斯大林没有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而代之以米高扬去西柏坡。他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立即向您派去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
对毛泽东来说，访问莫斯科无疑是他的一个夙愿。从1949年1月起，毛泽东在同科瓦廖夫谈话时多次提到，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当中，没有去过莫斯科、没有见过斯大林的只有他毛泽东了。有鉴于此，科瓦廖夫多次建议，毛泽东应当亲自同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本人建立联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承认了新中国，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当毛泽东看过机要秘书送来的莫斯科照会之后，激动得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位机要秘书给毛泽东送过无数次文件，像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苏联承认新中国何等重视和激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斯大林担心的毛泽东的身份问题已不复存在。11月5日，科瓦廖夫告诉毛泽东，斯大林愿意在任何时候欢迎毛泽东去莫斯科。毛泽东表示，他渴望能在12月斯大林70诞辰之际前往莫斯科祝寿。
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
受毛泽东之托，周恩来于11月10日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愿望通知了苏联大使，请他转告莫斯科。
11月12日，在接到斯大林的正式邀请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毛泽东同时还表示，希望科瓦廖夫能与他同行。
为了这次出访，特别是给斯大林送礼一事，毛泽东颇费了一番心思。12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山东分局：“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毛泽东指示山东分局接电后务必于12月4日前将这四样特产分别购买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毛泽东特意关照，这些物品必须是最好的。
12月6日，正值北国的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推迟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的目的，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作了如下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同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11月10日，周恩来在拜访罗申时表示，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同斯大林进行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外，他还想就中苏条约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讨论。
毛泽东由此看来，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早在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过，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三种解决方式：1. 不加任何修改；2. 签订新条约；3. 暂时维持原有条约，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当然想签订新条约，以取代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
毛泽东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让他终生难忘。1956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提起他第一次访苏的感受，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1956年 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或许是中共同南共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毛泽东说起话来也就毫无保留了。他告诉南共代表团，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交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所以，“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
其实，在动身之前，毛泽东还很高兴，对这次访问充满着信心。在他看来，签订一项新条约将不会有问题。因为无论是米高扬还是斯大林都承认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况且斯大林已经答应，等他去莫斯科讨论条约问题。科瓦廖夫回忆说，出访之前许多问题都已磋商好后，毛很激动。尤其是，这次莫斯科之行将解决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不带陪同人员，不带中央委员和政府领导干部，甚至少量的工作人员也不带。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苏联方面的陪同人员有驻华大使罗申、总顾问科瓦廖夫。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他对“接待的冷淡感到不快”。苏方对此解释说，本来在车站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需绕行一趟，也无需答礼。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了。
毛泽东在车站作了一个简要的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把毛泽东的访问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
斯大林斯大林出尔反尔，毛泽东颇多怨言
12月16日下午6时，毛泽东走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双方开始了第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除毛泽东和斯大林外，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和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中方翻译师哲，苏方翻译费德林。
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道：“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回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从此开始了。可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费德林在其记录里并没有提到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有人查证，俄罗斯档案文件里也找不到斯大林这句话，包括斯大林的所谓道歉。
毛泽东一开始也没有提祝寿的问题，实际上会谈是从有关战争问题开始的。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 3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道：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因此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表示：和平取决于中苏两国共同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至10年，而且可以保障10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随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声称，斯大林的估计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仗。
接着，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将话题转到中苏条约这一棘手的问题上。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但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对修改中苏条约产生了顾虑。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苏中同盟友好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作适当的修改”。他强调，该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由苏中两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该条约的主要条款。这表明上述条约的签订，已经征得了美英两国的同意。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个条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
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不想拿这方面的利益当赌注。斯大林认为，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认为，“表面上可以保留协定的有关条款，而实际考虑到中方的愿望可以进行修改。不过，如中国同志对这些办法仍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表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要想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单靠中国的力量是不够的。此外，中长铁路也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强调，作为共产党人，不便在别国领土上，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说：既然苏军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么为什么，比如英国人不能在香港，而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
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反驳斯大林。他甚至承认，中共中央在讨论条约问题时，没有将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所以，他强调说：“怎么对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已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
毛泽东已经表示过，签订新条约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但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被迫承认“不要急于修改条约”，这令他多么扫兴！难怪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毛泽东由此想到，斯大林把他看作是“半个铁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时总少不了提起这件事。此事在他心里埋藏了多年。1956年3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终于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会谈中，双方还就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交换了意见。新中国刚刚建立，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科瓦廖夫说，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拒绝为中国提供贷款。有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科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如何困难。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时曾表示，得到3亿美元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但不知道莫斯科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毛泽东还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中共将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联共（布）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布）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待中央政府成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爽快地答应：“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这可能在中国引起良好的反响。”
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斯大林表示，在这方面苏联愿意给予帮助。“空中航线可途经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帮助有保障。”
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磋商。由于中国当时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够提供军事援助。早在7月25日，毛泽东就此事曾电告过刘少奇。斯大林虽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考虑到台湾问题涉及美国利益，苏联提供援助会引起美国的干涉。所以，他表示苏联只能提供参谋人员和教练员，其他问题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建议从国民党投诚人员中挑选一批人组成空降连，把他们空投到台湾，“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的答复不满意，就连斯大林也未必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实现。
会谈快要结束时，斯大林表示，他希望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尔8226;尤金派给了毛泽东。
几年之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时流露了他的愤懑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何要说这番话？因为当时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甚至怀疑他是“半个铁托”。不过，毛泽东对尤金却颇有好感。因为尤金在斯大林面前替中国共产党说过好话，他曾告诉斯大林：“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斯大林还是怀疑”。
尽管第一次会谈不尽如人意，毛泽东的心情也不愉快，但是，《人民日报》还是在12月18日那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对双方的会谈给予了足够的评价。社论称：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苏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对于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见，“表示极大的欢欣和兴奋，因为这是中苏友谊伟大前途的象征，这是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伟大胜利的象征。”社论称赞说，毛泽东访问苏联，“表现了中苏两大国人民友谊发展的最高峰”。
不歌颂斯大林，难道“还能骂他”
毛泽东说，去莫斯科祝寿，不歌颂斯大林，难道“还能骂他”
自12月16日以后，斯大林没有约定双方下一次会谈的日期。用科瓦廖夫的话说，毛泽东在16日与斯大林会谈后“被晾在别墅里好几天 ”。在此期间，科瓦廖夫经常去看望毛泽东，他发现毛泽东“情绪很不好，焦躁不安”。但是，毛泽东在18日的电报中说他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情意恳切”，看不出“情绪很不好”。而且19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还声称“我们在此都好，这几天休息一下，等候你们对我18日电的回答”。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受斯大林的指示拜访了毛泽东，于20日还同毛泽东商谈过斯大林寿辰的安排问题。
这几天，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内外对他访苏的反映，为此他特意指示胡乔木帮他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2月21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复电毛泽东：在今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周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事加以考虑，并给予指示。
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到莫斯科祝寿。当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他的身边。毛泽东在祝词中表示，他这次参加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会，“衷心至为愉快”。毛泽东声称，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毛泽东还在祝词中祝福斯大林“健康与长寿”，并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毛泽东洋溢热情的祝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以后，毛泽东谈起了这篇祝词，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斯大林的成见有多深。毛泽东说他一共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篇是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死后应《真理报》邀请写的。他说，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是，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斯大林，“还能骂他不成”？斯大林死后，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要支持苏联，于是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毛泽东表示，这篇文章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毛泽东还说，在延安写的那篇文章，他抛掉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12月22日，莫斯科举行祝寿宴会，斯大林再次给予毛泽东特别的礼遇。毛泽东依旧坐在斯大林身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首先提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宴会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究竟如何？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过：“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
当天，毛泽东将科瓦廖夫邀到他那里谈话，并请科瓦廖夫把这次谈话纪录交给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在23日至24日举行一次会谈，以解决如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交通协定以及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毛泽东坚持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各项协定。毛泽东还提出，他希望拜访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
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可是，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提条约问题，只谈了越南、日本、印度等兄弟党的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本来，他指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甚至“可以确定方针”，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情绪顿时由晴转阴。
科瓦廖夫回忆说，他把22日的记录稿交给了斯大林，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实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
俄国有人在文章中认为，毛泽东访苏期间，莫斯科对此作了考虑，斯大林竭力不以各种安排使毛泽东过分劳累，想使他能够休息和治病。结果外国的一些报刊对此大肆渲染，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受到苏联官方的接见，认为这是苏联领导人不够重视的表现。
毛泽东在访苏前确实表示过，他此次去苏联，除了给斯大林祝寿、签订新条约外，还想疗养，但这是他访问莫斯科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各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特别是在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有心情去疗养。而且，莫斯科此时作出这种安排，也是不符合情理的。
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毛泽东非常不满。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来看，莫斯科的这一举动确实招惹毛泽东生气了。1956年3月24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这件事时还义愤填膺，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他，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因与日本共产党会谈时涉及一些事情，需要毛泽东出面接见，但毛泽东拒绝了。
这段时间，师哲特地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
1950年1月1日，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
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就没有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
但是，不愉快的日子终于在1950年元旦那一天结束了。据毛泽东讲，那天，斯大林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
斯大林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想法，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原来，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西方国家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这可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辟谣。
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条约。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了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2日，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真理报》上。当塔斯社记者问毛泽东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塔斯社记者还问毛泽东在考虑哪些问题？毛泽东表示，在他考虑的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他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从答记者问来看，毛泽东把解决中苏条约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对斯大林来说，他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也就表明他愿意重新讨论条约。
此前，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过，他不想外出参观，现在，他却主动提出这一要求。这说明，1950年元旦那天，毛泽东的心情开始由阴转晴。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意义时说，它“缓解了僵持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1月2日下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答塔斯社记者问》见报的当天，即1月2日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住处谈话，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三种办法：1. 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2. 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3. 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在毛泽东仔细分析了上述三种办法的利弊之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种办法好，周可以来。”这无疑是毛泽东所盼望的答案。但他仍然不放心，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随即，毛泽东开始计算起周恩来到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他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这天应该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十多天来最高兴的一天，他的心情特别地好。他开始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谈到各地游览的问题，并且商定好了要去晋谒列宁墓，然后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还建议毛泽东去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毛泽东甚至谈起会见苏联各负责同志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到莫斯科后还没有出门单独拜访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将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请他们自收到电报时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他希望周恩来带贸易部长、其他必要助手及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乘火车来莫斯科，对外不要发布消息，等到莫斯科后再发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毛泽东建议周恩来一行不要坐飞机。
1月3日上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周恩来出访苏联一事务必由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贷款协定、民航协定及贸易协定。毛泽东估计，同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在旅顺、大连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毛泽东还作出如下判断：为了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考虑到签订新条约国内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建议，召集在京的政府委员们开一次座谈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1月5日，毛泽东就周恩来等赴苏时间及谈判准备工作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报称：1. 周恩来带17人左右来莫斯科“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2. 包尔汉、邓力群及伊犁贸易部长似以恩来到后两三天内即1月21日或22日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即1月19日到达；3. 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既然是谈判，就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
当天下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请注意两件事情：第一，改订中苏条约等问题在政务院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应嘱到会者保守机密；第二，周恩来率十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
第二天，毛泽东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在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中苏条约问题，并对修改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理由作了解释。他说，中苏两国之所以签订新条约，是因为革命胜利后两国形成了全新的关系。现在，日本不再有军队，国民党已经被打败。中国国内有部分人对旧条约不满。因此，签订新条约将有利于中苏两国。
但是，维辛斯基的态度又变得犹豫起来。他认为，新条约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成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 维辛斯基声称，这是“不能允许发生的”。
1月13日，毛泽东同维辛斯基再次举行会谈。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国内采取两项措施，以激励起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进一步孤立亲美的资产阶级右翼。这两项措施是：第一，强行征用在北京的前外国兵营；第二，没收设在上海的所谓经济援助和合作管理机构的粮食及财产；第三，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毛泽东解释说，美国人过去就是通过这种机构援助蒋介石的。采取这两项措施，才使中国有可能征用美国驻北京及其他城市的总领事馆，让美国在华旧领事馆全部撤走。
当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批准征用外国兵营的命令，并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管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存放的物资。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肯定：“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但是，“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 ”，所以，毛泽东要求对他们“注意解释”。
会谈中，维辛斯基向毛泽东建议，你们应该向联合国派遣自己的代表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为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为紧张，苏联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而“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惟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维辛斯基的建议，并将此事电告了刘少奇，要中央考虑首席代表的人选问题。
1月10日，周恩来由北京启程前往莫斯科。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舒展开来。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日程，即到苏联各处看一看。12日，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4日晚9时，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师哲、汪东兴一行动身前往列宁格勒，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
就在这时，美国人又节外生枝。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演讲，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月17日，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当天，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毛泽东，并将艾奇逊的讲话稿交给了他，并建议由中、苏、蒙三方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批驳了艾奇逊在中苏关系上制造的“ 最无耻的谣言”，声称美国人“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1月21日，苏联、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宣称，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和领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由于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官方”声明，所以在毛泽东看来，以讥笑谩骂的笔调痛斥美国当局或许比“官方”声明更能解除心头厌恶。谈话稿中使用的“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 等只有在批判文章里才可以用得着的句子拿到“官方”声明里就未必合适了。写惯了这类文稿的毛泽东还是选择了他熟悉的方式发表了这么一个谈话，如同几个月前他批驳艾奇逊给新华社写的五篇评论。
可是，俄国人不这么看。据师哲回忆，那篇谈话见报后，斯大林把毛泽东请到克里姆林宫，说了一通不满的话。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问道：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上次商定分别发表一项声明。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当得知胡乔木的头衔是新闻总署署长后，斯大林说道：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者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议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的声明，“那是一文不值”。
莫洛托夫也对此表示了极为不满，他说，我们原来商定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那种具有权威性的声明，新闻总署不是权威机关，代表不了政府。他责怪中方没有按约定的那样去做，“违背了我们的协议”。
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
由于不懂什么是“官方”声明，才招致了这样的麻烦。俄国人认为，在外交场合“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就会“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 ”。好在斯大林没有过多地计较，他希望中方吸取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后，斯大林还特意邀请毛泽东与自己同坐一辆车。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师哲试图打破僵局，就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做客吗？”斯大林回答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毛泽东见他俩谈话，就问道：你和他谈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做客。毛泽东要师哲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从1月22日开始，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基本达到。
2月17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
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渴望的访苏就这样结束了。中苏两党本来就有隔阂，毛泽东的访苏不仅没有化解这种隔阂，反而因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而有所增加，这是毛泽东对他第一次访苏耿耿于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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