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两次偷渡到澳门，从搬运工做起，创业失败后，挑起箩筐成了一名小贩。梦想一夜暴富，最终靠卖小小的指甲钳，一年销售额近两亿元人民币。梁伯强如今已是世界三大指甲钳制造商之一。
梁伯强如今已是世界三大指甲钳制造商之一。
如果47岁的梁伯强坐在面前，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富有的广东老板：穿普通的休闲服、抽七块钱一包的红塔山，还会热情地给你斟茶。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梁伯强就一度拿上了每月5000元的工资；1985年，他回到内地办厂；1998年，他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人造首饰产销大户。现在，他是国内最大的中高档指甲钳供应商，每年将价值近两亿元的指甲钳销往全世界。
两次偷渡混迹澳门
1962年10月，梁伯强出生在中山市小榄镇一个贫穷家庭。他的父亲长期在外帮人扎竹排，母亲在当地一家蚕丝厂上班，靠着一点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梁伯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文革”中度过。喜好安静的梁伯强没有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把时光耗费在玩耍中——他跟着一个乡下教师学了近十年的绘画。而正是这个兴趣，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
16岁的梁伯强高中毕业后，因为有绘画技能，幸运地进了当地一家集体单位——小榄制锁二厂，成了一名宣传文员。这在当时，可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
不过，进厂第二年，梁伯强被抽调参与庆祝改革开放的系列宣传活动。当活动在半年之后结束时，他在原单位的岗位已经没有了。梁伯强无奈被分配到了任务重、收入低的翻砂铸造车间当工人，每天穿着油迹斑斑的工作服在机床上敲敲打打。
这一落差，让梁伯强痛苦不堪，“我不想就一直这样下去”，梁伯强说，缺衣少食的少年时代，使得他从小就有挣钱养家的念头。
而当时，因为毗邻香港、澳门的地理优势，沿海出现了“偷渡潮”。那时候，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的两个村子，人均年收入有上百倍的差距。那些偷渡客在家信中提到的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成为像梁伯强这样希望改变命运的内地人最热衷的聊天话题。
1980年4月的一个傍晚，18岁的梁伯强带着简陋的救生装备，怀揣一个饭团，和三个同伴在中山小林农场八一大坝跳进了冰凉的大海，他们要偷渡到对岸的澳门。第二天清晨，在大海中熬过十几个小时后，这些精疲力竭的农村青年第一次看到了高楼大厦。
初到异乡，活下去是最重要的。梁伯强在澳门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牛仔裤工厂做搬运工。白天干下来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晚上就睡在仓库里。但这样的劳作换来的只是一个月30葡元的收入，而澳门当地人的平均工资是600葡元。对澳门有了点了解后，梁伯强开始考虑“跳槽”。
早年学到的绘画手艺又一次帮了他——三个月后，一则招工广告让梁伯强成了澳门一家仿古家具厂的绘画师，负责在家具上画山水花鸟之类的装饰性图案。这份按件计酬的新工作，让梁伯强的月收入飙升到了三四千葡元以上（相当于当时人民币三四百元），这个十数倍于内地的收入，让梁伯强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人还能挣这么多的钱”。
一年以后，梁伯强手头有了3万葡元，他萌生了创业的念头。他倾其所有在澳门一个偏僻的山脚租了一间铁皮房，又雇用了两个从中山偷渡过去的年轻人当工人，开始给当地的家具厂提供家具产品的绘画服务。尽管生意不大，但当了“老板”的梁伯强能赚到更多的钱了。
由于自己只有一张澳门的临时身份证，而雇用的工人连临时身份证也没有，梁伯强每天都在忐忑不安中开展着业务。几个月后的一天深夜，澳门警察在工厂附近进行了一次清查吸毒的行动，刺耳的警笛声让梁伯强误以为自己开厂的事情已经被警方知道了，他像惊弓之鸟一样，一路逃到了澳门与大陆的通关处——拱北海关旁的树林里。第二天天亮时，他高举双手走向海关大门。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审讯后，穿着短裤短衫的梁伯强狼狈不堪地回到了小榄镇。此时，他身上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块在澳门买的手表。
此后一年多里，为了生计，梁伯强挑起箩筐，满大街叫卖咸鱼、冰棍。那段小贩生涯，是梁伯强最潦倒的阶段。直到1983年底，梁伯强才想方设法进了当地一家国营工厂，又过上了平静却又贫困的日子。但在澳门的“万元户”经历，让梁伯强的心一直蠢蠢欲动，“我知道自己能赚到钱，但是这需要时机”。
1984年10月，澳门突然宣布了一个消息：有临时身份证的人可以换取正式身份证。梁伯强兴奋不已，感觉自己的“时机来了”。梁伯强孤身再一次偷渡澳门，从朋友那里拿回了寄存的临时身份证。不久之后，他成了一名正式的澳门居民。梁伯强再也不愿回到小榄，依靠工厂里每月不到几十元的工资度日了。
他在澳门留了下来，凭借以往的工作经验，他成了一个香港商人在澳门开设的首饰工艺品厂负责人。
返乡办厂渴望盼暴富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珠三角地区涌现出一家家港资、台资加工制造企业，内地人也开始从四面八方赶来。
1985年4月，梁伯强再一次回到了小榄镇，帮香港老板在当地设立了一家首饰工艺厂。半年之后，工厂就雇用了600多名工人，梁伯强负责整个工厂的运营管理，“这相当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梁伯强说，那时，他的月工资已经高达5000元。
但命运再一次作弄了梁伯强。香港老板因为私下将产品在广州市场上进行批量销售，违反了来料加工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允许随意在内地销售的规定。1986年的一天，梁伯强的工厂被海关查封，他本人被拘押一个多月。
当海关最终查明与香港老板违法销售产品的事情无关后，梁伯强被释放。但此时的他面对的是老板失踪、工厂被封、工人流失的状况。他再一次失业了。
看到家庭作坊式的工厂正在珠三角雨后春笋般兴起，有技术、懂管理的梁伯强想到了自行创业。凭借两台手动冲压机，梁伯强在家里开了一个小作坊，做起了老本行——人造首饰。产品生产出来后，他就批发给广州、义乌等地的经销商。不久之后，有了一定资本的梁伯强在小榄镇成立了一家工厂，以浙江义乌为主要市场，开始了他真正的老板生涯。
为了打开销路，梁伯强像珠三角无数的小作坊老板一样，手提大袋小袋的产品，往返于广州到浙江的火车上，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里向一家家的商户推介。十年之后，梁伯强的工厂员工已逐渐发展到数百人之多，销售额逐年攀升。1998年时，梁伯强已经成为国内人造首饰领域的产销大户，销售额高达6000万元以上。
作为最早发家致富的广东商人之一，梁伯强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但他们的商业意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跟上市场的步伐，很少愿意深入去了解市场趋势、企业品牌、现代管理。梁伯强形容自己早年“也就是农村土小伙的模样，除了生产和销售，其他一概不懂”。
为了赚更多的钱，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梁伯强还试图去倒腾当时流行的“政府批文”。为了拿到批文，梁伯强一度频繁地飞赴北京，希望能结交那些“有门路”的人。为此，数年中，他花掉了上千万元的“公关费”，“坐飞机就像坐出租车一样，几万元一桌的饭局也毫不心疼”。但这种希望一夜暴富的心态，最终没有带给梁伯强任何回报。
回忆当年，他说自己就像那些深信“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而盲目跑到珠三角的农村青年一样，“差不多到了1997年，我才醒悟过来，发现自己并不属于空手套白狼的那一类人，只能靠实实在在地做事挣钱”。
放弃倒腾创建“帝国”
1998年，放弃倒腾“政府批文”念头的梁伯强，正苦于公司在日渐萎靡的人造首饰市场上难有更大作为时，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大意是说国务院一位领导以国产指甲钳质量普遍不高为例，要求轻工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看完新闻，梁伯强意识到一个新的市场机会正在出现——生产人人需要而又无人关注的指甲钳。
那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国有指甲钳厂已经处于濒临倒闭的境况，市场上销售的国产指甲钳大多产自广东、浙江一带的小作坊。但这些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价格低廉但又做工粗糙，大多以几毛钱一把的价格通过地摊、杂货店销售。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韩国产的“777”牌指甲钳则基本只出现在高档的百货商店里，价格更是国产指甲钳的十倍以上。
在低门槛低利润和高门槛高利润的问题上，梁伯强选择了后者——他口袋里有足够的资本去参与高风险的市场游戏，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始有了通过打造品牌为企业注入长期生命力的商业念头。
为了全面地了解世界高档指甲钳的生产、销售情况，他甚至还进行了一次环球商业考察，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了解市场情况。
1999年4月，梁伯强的第一批指甲钳问世了。他用了一个国外朋友的名字 “ST.Allen”（中文名“圣雅仑”）为自己的指甲钳命名。尽管这个品牌名称有点莫名其妙，但跟国内小作坊出产的那些同类产品相比，梁伯强的指甲钳在原材料、产品功能和造型设计上高出了一大截。而也正是这一点，让他的指甲钳在国内脱颖而出，也为他的“指甲钳帝国”奠定了基础。
据公开资料显示，梁伯强生产的中高档指甲钳现在占据着国内第一、世界第三的市场份额。他说，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指甲钳上面，希望“将指甲钳打造成瑞士军刀、zippo打火机一样的产品”。
胡润榜富翁阶级分析
这是一个以胡润富豪榜前50位富豪为样本的统计分析，我们的重点在于考察他们的出身与发迹年代，从而尝试描绘出近30年来，中国富人数目在时间轴上的分布状态，以此来呈现中国社会“阶层再造”的侧面。
今年荣获各项大奖的电影《贫民富翁》，男主角杰玛还差一个问题就能成为百万富翁，影片给了四个答案A：他作弊；B：他幸运；C：他是天才；D：一切命中注定。看完电影，这段提问给我印象很深，它使我对胡润榜单中的大富翁们产生了另一种视角的解读兴趣，他们原来都是干什么的？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掘到了第一桶金？他们何以能够发家致富？
贫民富翁占了一半
带着重重疑惑，我开始了对胡润榜富豪的统计与分类。在看过每年前50名（去掉重复上榜者），共计205名富翁的人生经历后，我发现正好有100名富翁（家族、兄弟和夫妻都只算主要的一人）就如同电影中的杰玛一样，家庭出身一贫如洗。“贫民富翁”的比例接近50%。
这些贫民富翁都有过穷困的童年，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整天都被饥饿所威胁。比如靠贩卖汽车起家的冼笃信（1999胡润富豪榜第19位），小时候吃得最好的就是一筐番薯加一把米熬成的稀饭，“稀饭里只有几粒米，一年只能吃两次肉，一顿是过年，一顿是端午节。”为了给自己加餐，冼甚至还把目光盯上了山上的老鼠、松鼠、野鸡和蛇。
在这些“贫民富翁”中，家庭贫困的一大特点还在于人口众多，如华为老总任正非（2000胡润富豪榜第5位），全家共有9口人，家里通常都是几个人合用一席棉被，在地坑里做饭，贫困的景象连后来来抄家的造反派都目瞪口呆。年轻时的任正非在家就没穿过衬衣，即便是夏天也穿厚外衣。
新中国购买了第一部法拉利的李晓华（1999胡润富豪榜第4位），家庭出身同样贫寒，一家6 口竟然要挤住一间7平方米没有窗户的住房。之所以这些“贫民富翁”的家庭人口有这么多，还跟出生的特殊时代有关，在这100位贫民富翁中，有5人出生在 1930年代，有13人出生在1940年代，1950年代的最多，有47人，出生在1960年代的也有35人。
80年代是贫民富翁的黄金时代
1940年代和1950年代出生的“贫民富翁”加起来，是整体的65%。这两个年代的人正好赶上1949年以后，毛泽东提出“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号召全体人民多生多育，据传当时有的 “英雄母亲”曾创纪录生下18个孩子，而生个七八个的都只能算是普通。
生长于这两个时代的人，一出生就拥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口粮少，人口多自不必说，其间要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吃不饱穿不暖是那个时期的常态，但在经历长久的贫困与苦难后，他们反而比常人更加希望摆脱困境。
当80年代财富的政治禁忌被打破之后，已经成年的那一代中国贫民便如饿虎出笼。他们为追求财富，表现出近乎天方夜谭的想象力。整个80年代，中国到处流传着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发财神话。这是中国的贫民富翁们的黄金时代。
与之相对应，纳入我们统计范围的100名“贫民富翁”中，绝大部分人是在80年代中后期掘到第一桶金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贫民富翁的发迹年代的分布数据：1979至1991年，有82名贫民富翁是在这个时间段发家的，其中有63人在80年代挖到第一桶金；1992年以后，则只有18名。
90年代白手起家不再主流
90年代之后，贫民富翁的产生几率逐渐下降。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中国迎来新的一次创业高潮。不过，这次创富运动并不属于这100名“贫民富翁”，中国开始进入腾讯的马化腾、网易的丁磊以及百度的李彦宏等互联网骄子的时代。
马化腾等财富新贵，在出身上并不如刘永好、宗庆后和张茵那样贫寒，在致富路径上，两个年龄阶段的富翁也截然相反。无论是刘永好、张茵、许家印还是宗庆后，都是靠实业获取财富的。
但马化腾等网络新贵，要想成功，早已离不开资本的聚合以及推力了，马化腾曾经一心想干的就是把QQ卖掉，但没人肯买，要不是有风投公司愿意，砸钱帮助腾讯在香港上市了，QQ也就不会有现金资本来发展新的业务。
在我们现在统计分析的100位“贫民富翁”中，年龄最小的是出生在1969年的黄光裕。而 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上榜富翁，根本就没过第一代富翁那样困苦的生活。这固然是社会总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贫困人口比例下降的体现，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白手起家”的机会已不如80年代那样遍地都是，财富的代际转移开始出现。
2002年上榜的李兆会，当年直接继承父亲几十亿元的财产，一举成为全中国最年轻的“富翁”，2007年上榜的杨惠妍，甚至因为得到父亲转移的公司股份，而一举成为当年富豪榜的头名。
贫民富翁数目在逐年下降
胡润从1999年开始，每年推出一份中国大陆的富豪排行榜。在第一年上榜的富豪前50名中，贫民出身的富豪有28人，占了一半以上。这一比例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胡润榜新晋富豪（指进入前50名者，下同）有31人，其中贫民富豪 19人；2001年新晋富豪30人，其中贫民富豪16人；2002年新晋富豪17人，其中贫民富豪11人；2003年新晋富豪15人，其中贫民富豪8 人；2004年与2005年新晋富豪均为12人，其中贫民富豪4人；2006年新晋富豪15人，其中贫民富豪也是4人；2007年新晋富豪19人，其中贫民富豪5人，2008年新晋富豪4人，而贫民富豪只有1人。
从上面的数据中，每年新增的富豪总数在下降，其中贫民富豪的下降趋势更是非常明显。无论是新增富翁还是新增贫民富翁人数的减少，都可能说明了一点：经过长时间的原始积累，财富的分布已经大体上固定下来，中国社会的创富机会开始向已富阶层集中，具体表现为富者愈富，贫者迈入新富阶层的门槛抬高，阶层的代际“遗传”出现。而未来几年，中国要出现新的贫民富翁的可能性也将大大降低。
社会学家所说的阶层固化的雏形已经降临在中国社会上。
30年，草莽渐次退场
1980年代，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竞争并不充分，四处都充满了各种诱惑和可能，由此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新中国的第一代富豪。1990年代之后，越来越高的创富门槛与日渐扩大的社会阶层隔阂，使得贫民出身的草莽英雄渐渐淡出了江湖。
1993年，随着特区开发建设的需要，许多外省人涌入海南淘金，他生活在拥挤不堪的库房，怀着贫民富翁梦想。 摄影·黄一鸣/FOTOE
财富草莽英雄纷起
1977年，刘永行高考高中理科状元，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未能在次年春天踏入大学。这一年，许景南在福建老家拉板车。拉5公里收1块钱，赚到的钱除了买工分交给生产队，剩下的才归自己。
刘永行不会想到他与他的兄弟日后会成为中国富豪榜的常客。那时候富人等于罪人，以财富为标识记号的阶层分化已被抹平，即使是先前阔过的家族，也如失去根基的浮萍，漂浮在这个扁平社会上面，被风吹浪打。人们自觉压制着自己对财富的欲望，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梦想。
社会在悄然地变化。1980年前后，各地的大街小巷突然冒出了许多地摊小贩。没有人想象得到这些像野草一样蓬勃生长出来的个体户雏形，将会撬动一个扁平化社会的历史性变迁。
这一年的春节，做家电修理工的刘永行为了让四岁的儿子能够在过年时吃上一点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短短几天时间，他竟然赚了300块钱，相当于他10个月的工资。年广久也开始卖起瓜子。
人们对财富的欲望就这样被唤醒。但政策对个体经济放开一条窄缝，初衷并不是为了让刘永行们变成富翁——直到1985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正式提出来——而是为了缓解那时候突然加大的城市就业压力。
1979年2月，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潮水般返回到当年出发的城市，接下来的两年，还有300万人将陆续返城，解决他们的就业成了燃眉之急。计划经济体制内已经无力吸纳这批就业大军，国家只能“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到1979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已约十万户。
1983年秋天，刘永行的兄弟刘永言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块手表，刘永行卖掉了自行车，四兄弟一共凑1000多元，办养殖场。许景南用拉板车赚的本钱，开起了包装厂、拖鞋厂、木箱厂、机砖厂和建材厂。
商业的力量被启动起来，就不再停息，并悄悄推动政治的变化。1984年，官方肯定了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从政策上保证人们创富的安全。而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竞争并不充分，四处都充满了各种诱惑和可能。“下海”成了这个时代的关健词，并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新中国第一代富豪。
1995年2月，美国杂志《福布斯》首次发表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上榜的19人中，刘永行四兄弟力压“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以6亿元资产高居榜首。拉板车出身的许景南也成为了中国体育用品大亨。不少跟着年广久出来卖瓜子的穷光蛋，都先后变成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
从贫民出发，到达富翁的彼岸，构成了整个80年代中国阶层再造的主要篇章。
研究中国阶层变迁的社会学者孙立平说，在80年代，包括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或职业不理想的人，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有的成了当时的万元户。
孙立平将这种阶层流动称之为“上向流动”。显然，“上向流动”是贫民富翁批量产出、财富草莽英雄纷起的重要机制。
上向流动不知不觉间停滞
1990年代之后，与忙着兑现财富的先行者们相对的，是愈发难以攀上创富通道的贫民阶层，与日渐扩大的社会阶层隔阂。与描述农民工凄惨生活联袂出现的，是“富二代”甚至是“富三代”的频频曝光。“上向流动”不知不觉停滞下来。
“19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政府手中，然后政府按照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实行再分配。”社会学者孙立平分析道，在这个全社会受益的过程中，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益和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属于社会底层的失业者首先通过个体经营成了最早的致富者。“然而，这种权利和财富扩散的良性演变趋势在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表现出逆转的苗头，那就是‘官倒’的出现。”
孙立平指出，“官倒”的制度背景是价格“双轨制”，“官倒”现象使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程权利的人们突然变成了中国的一批新兴富裕者。“其中有些人正是靠着从事‘官倒’活动积累的财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后来成了19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而1990年代之后出现的多种因素，如引入市场机制提供的机会、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都使得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富豪阶层的大门当然还向贫民出身者开放，但门槛已经大大提高。在80年代，身无分文、大字不认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因为风云际会而跨入富人阶层者比比皆是，只要胆子够大、脑子够活。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稳定化，出身、知识、权力、人脉关系、创业资本已是踏入富人阶层之前必须跨越的门槛。
孙立平对比了90年代初期与最近几年的两次官员下海潮，他说，在90年代初那次下海潮中，下海的人们，包括官员也包括知识分子，往往是直接当老板。最近几年，在一些地方，伴随机构改革，又出现了一轮官员下海经商的浪潮。但这次下海的官员往往不是直接去做老板，而是做职业经理，成为高级打工族。在这个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商场中的门槛已经开始形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趋势。
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的李强教授用教育机制的变迁来解释上向流动停滞不前的原因：20年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但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像当初刘家四兄弟那样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的贫寒子弟已经急剧减少，中国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明显呈现下降的趋势。
在中国短短30年创富游戏中，中国草莽完成了从粉墨登场到英雄辈出再到渐次退场的过程。
英雄莫问出处，在成熟的阶层社会，知识与个人努力才是人们进入富人阶层的最公正的“敲门砖”。
中国再造贫民富翁的钥匙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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