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困难 陕西农民杀死儿女后自杀身亡

打工挣不到钱，种田收入寥寥无几。富平县农民赵小林杀死18岁的儿子和16岁的女儿之后自杀身亡。事发前他多次哀叹活得窝囊。

这起典型案件，让我们不得不关注当下农民的精神生态环境，以及农民群体中的心理亚健康者的现状。

2月11日上午10时30分，富平县曹村镇尚书村，暂居在大姐家的党会芳食难下咽，她呆呆地举着筷子，却一直没有落下。突然，筷子摔到了桌沿，她也软软地瘫倒在地。

亲人一阵手忙脚乱，把她抬上炕。

“已经三天了，她几乎什么也没吃。”来照顾四妹的党会芳的二姐泪流满面。

2月8日，从学校里赶回家的42岁小学教师党会芳，看到了丈夫赵小林、儿子赵应坤、女儿赵丹陈尸家中的惨况。

警方做出的结论是“赵小林杀死儿子、女儿后自杀”……

一起令人嘘唏的人伦惨剧

悲剧的发生地是曹村镇小贾村中一院稍显寒酸的旧房子，院门紧锁着，房门大开，隐隐透着凄凉和恐怖。

2月8日上午9时许，村民陈进英接到党会芳从学校打来的电话，党会芳说，她从前一天晚上开始给丈夫赵小林打了好几个电话，但一直关机，她让陈进英到自己家找找赵小林，让赵小林把女儿送到镇上的圣光私立学校去，因为学校正式开学了。

陈进英来到赵小林家，发现大门锁着，敲门无人，她有些担心，便给党会芳打电话问家里是不是烧着煤炉?党会芳回答说没有。但听了陈进英的话后，党会芳也有些担心，就急忙向学校领导请假，赶回村里。到了家门前，她发现院门反锁，就和陈进英夫妇、赵小林的大哥赵林一起敲门，还是没人回应。12时40分左右，赵林翻墙进了院子，打开院门，4个人走进屋里，推开东边的卧室门时，只见赵小林趴在地上，身边一摊血迹，喉管几乎被割断，手里握着一把切菜刀。见此惨状，党会芳一下子瘫软在地，赵林赶紧跑出去打电话叫人。

随后，人们在卧房里发现了赵小林18岁的儿子赵应坤和16岁的女儿赵丹，他们已经死去。赵丹身上有两处刀伤，颈动脉被割断；赵应坤身上无伤，脖子上有掐痕。

接到报案的富平县公安局曹村派出所、刑警大队相继赶到，勘验现场后，警方初步做出结论：赵小林系杀死一儿一女之后自杀，死亡时间大概是2月8日凌晨2时许。

傍晚，党会芳被娘家人叫去了距离小贾村不远的尚书村大姐家。留下来的娘家人和婆家人、村干部、家族长辈，一起商量善后事宜。当晚，赵小林和儿子、女儿的尸体被拉到县殡仪馆火化。

血案惊人，一向沉默寡言的赵小林一下子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村民们开始追忆赵小林平日的种种行为，猜测着赵小林杀子杀女又自杀的动机。

多次说活着没意思，觉得窝囊

今年44岁的赵小林曾在西藏当过兵，1989年复员回乡后，在西安等地打工多年。2006年后，他在家务农，再也没有出去打过工。

赵小林的父亲赵文锦今年76岁，是富平县食品公司退休职工。赵小林一共弟兄三人，大哥赵林，今年50岁，本村务农。三弟赵喜林，40岁，职校毕业，学过医，在本村经营医疗站。

赵林说，二弟为人忠厚老实，实在不是能够做出这等惊人血案的人。尽管公安机关已有了结论，他至今怀疑二弟和侄子侄女是不是有他杀的可能。

但很多村民证实，赵小林不止一次地说过活着没有意思，自己活得窝囊。

赵文龙、陈进英是赵小林的四叔、四婶，他们就听到过赵小林说过这样的话。赵文龙还以长辈身份教训侄子：“窝窝囊囊活个人，争强好胜拱个坟。人贵知足，你儿女双全，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赵小林产生了这样的厌世思想呢？

赵文龙分析，家庭困难可能是主要原因。据赵文龙了解，最近几年，赵小林诸事不顺，养猪养羊不赚钱，养牛亏了本。种田的收入寥寥无几，而他需要供两个孩子上学。儿子赵应坤今年读高二，女儿赵丹读初二，负担非常重。全家就靠当教师的党会芳每月800元左右的工资支撑着……

和赵小林一起在西藏当过兵的同村战友刘光辉则认为，赵小林的悲观厌世，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单单是经济困难。

“其实，赵小林对什么都感到失望了。”刘光辉说。

从村民们的议论中可以得知，赵小林的家族关系复杂而令人心酸。

赵小林和党会芳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当初，党会芳家里对赵小林的家庭不满意，但最后两个人还是结婚了。结婚的过程给党、赵两家人都留下了至今难忘的不快。

党会芳高中毕业，一直做民办教师，虽然没赚到多少钱，但教学水平颇获好评。

相比而言，赵小林的人生就显得黯淡一些。初中毕业的他，虽然也有过身为军人的意气风发，但退伍回乡之后，经历坎坷和摔打，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据党会芳的姐姐们说，有一次，赵小林外出打工三个月只拿回来60元钱。

党会芳和赵小林结婚之后，因分家时闹了些矛盾，赵小林和母亲多年没有说话，和三弟赵喜林15年都没有说话。

如今，赵小林猝然离世，赵喜林悲痛之余，也有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悔恨：“我们兄弟俩竟是至死也没有和解呀!”

赵喜林感慨地说：“现在想想，当初我和二哥也没什么大的矛盾，就因为一些家务事，我看不惯他的态度和做法。我大哥结婚以后，分家另过，二哥和我跟老人在一块……二哥结婚后，不太愿意再负担老人的生活，也不愿意负担我的学费，我觉得二哥自私，就不理他了……就这样互相憋着气，15年没有说话。”

赵喜林说，开始时，他确实对二哥有些怨恨和瞧不起。随着时间推移，二哥有了变化，他也产生了变化，“我开始同情他。他一天到晚不跟人来往，没有过多的语言，也没什么爱好，而且我感觉，他自己也意识到这样对老人不好，有心改善却又无力改善。这时，我就有些理解他，觉得我二哥也确实挺难的。”

在这个家族里，大哥赵林算是相对“超然”的人。赵喜林言语之间对他充满感激，他和老二赵小林也能正常来往。

但这样的关系中，还是出现了过年老大、老三聚会，老二缺席的尴尬。

有人说，赵小林性格内向孤僻，这是事实，但孤僻的人也有能谈得来的朋友。无疑，一起扛过枪的战友刘光辉就是他比较愿意倾诉的对象。

“我们18岁时一起当兵，关系一直很好，怎么都没想到他会走这条路，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刘光辉说。

到底有多大的事情，让自己的战友能走到这一步?多日来，刘光辉都在想这个问题。“他的经济状况是有些紧张，他告诉过我，他想出去打工，让媳妇辞去教师的工作回家，好把自己腾出来，但媳妇不同意，还是到学校去了。但他也可以走嘛，剩下的几只羊可以变卖，儿子可以托给他大哥，平时住校，也就是礼拜天吃顿饭的事。女儿反正是跟着她妈在学校里又不用他操心。”

但仔细想想，又似乎有些蛛丝马迹在铺垫这样的悲剧。

“他确实多次说过活着没有意思，活得窝囊。”虽然当时赵小林是以玩笑的口吻说的，但应该是有些真切感受的。刘光辉记得，去年正月里，他外出打工前曾去看过赵小林。当时赵小林正患胃病，很严重，瘦得皮包骨头。去年9月，他回家又见到赵小林。赵小林说：“我花了几千块钱把病看好了，我要争气。”

刘光辉问他为什么这样说，赵小林很伤心，说：“我这次病得很重，病中很希望亲人们能够来看看我，听他们说些暖心话……”

“他对亲情充满期待。”刘光辉这样感觉。

他为什么要带走一双儿女

赵小林和党会芳之间的夫妻感情又怎么样呢？村民们说，赵小林这个家多亏了党会芳的教师工资。因此，赵小林在妻子面前有些心虚和自卑；而另一方面，赵小林又觉得女人终究是女人，挣的那点钱终究是不够用。

有人感慨，其实，赵小林这个家，已经很不像个家了。虽然儿女双全，虽然有个做教师的妻子，但两个孩子上学，儿子一星期才回一趟家，妻子和女儿因为是在私立学校，只能一个月回来一趟。这样，守家男人赵小林成了独守空房的单身汉，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孤僻。

和赵小林关系比较正常的大哥赵林，也受到了赵小林的很多埋怨。他曾在朋友面前发泄对大哥的不满：“我养的那两头奶牛，都是大哥帮我选的。第一头牛我想要个口轻的，结果买了个老的，第二头又瘫了，只能当肉牛处理。”但当着大哥的面，他又表现得很大度，说这都怪他自己没有喂养好。

也许，这就是赵小林的两面性。

赵小林今年也曾经试图和母亲改善关系，但结果是“我和我妈说话，我妈还是不理我”。

去年9月，赵小林竞选村支部书记。40多名党员中，他和另一名党员常文周都得了27票，并列第二，因为票数最高的那位党员不愿意当支书，上级安排工作时，常文周担任支书，票数最高的党员担任副支书，赵小林担任支委。

11月，赵小林又竞选村委会副主任，因票数差得太多失利。“我这个战友，非常热爱行政，这是他的愿望，那一段时间，他曾经想过要在村子里当个支书或者村主任，这样他还能在村子里呆下去，有个‘事业’。但结果很不理想，只当选了支委，这也让他有点失望。所以后来又有了出去打工的想法。”刘光辉说。

当了支部委员后，有村民质疑赵小林和母亲的关系问题：“一个干部可以和母亲闹得多少年不说话吗?”

“这话对赵小林触动很大，他就主动去和他妈改善关系。”小贾村村委会主任高利告诉记者。

但当选支委的“不利之处”也很快显现出来。春节前夕，乡上有一次困难补助，在往乡上报困难户名单时，高利认为赵小林条件符合，于是应赵小林之请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高利说：“我这样做，一是因为赵小林确实困难，另一个原因是我当时能感觉到他心情不好，希望能够借这次困难补助让他感受一点温暖、一点关爱。”但可惜的是，另一位领导以“赵小林是干部”为由把他刷了下来。

2月10日，刘光辉正在浇地，他蹲在田头唏嘘不已。浇地用的部分水管还是他2月6日从赵小林家借来的，现在，他都不知道用完之后还给谁去。“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奇怪，从去年9月我回家后，他每隔两三天就到我家来一趟，有时候甚至一天跑两三趟，谈话兴致很高。最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更是把他家族的那些事，父母之间，兄弟之间，统统和我说了一遍，他哥如何，弟弟如何，父母如何。这件事透着古怪，我们交往这么多年，此前他根本不谈家里的事，这一次，该说的，不该说的，他都说了。好像是给我留了个遗言似的。”

“如果真是他杀了儿女又自杀，我对他没有任何想法，就是心疼那两个孩子。”刘光辉说。

对于两个孩子，村民们都说可惜：其实，赵小林这辈子最应该自豪的就是这一双儿女，都长得眉清目秀，身材高挑，是本村数得着的漂亮孩子，而他竟忍心把他们一起带走了。

有村民说，正是因为太爱孩子了，赵小林才舍不得丢下，要把儿子和女儿一同带走。但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否说明赵小林的极端自私?

一位村民猜测：娃还没有成人，如果我就这样走了，他们肯定要看别人的脸，我把娃一起带走，不求任何人，也不要任何人来同情。

这样的推断让人脊梁骨发冷，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在那个深夜，赵小林向儿女举起刀时，曾经的慈父幻化成魔鬼，其想法已无人能知。

2月10日，在大姐家中死去活来的党会芳神经质地喃喃自语：“你这样做，还不如杀了我?”

最后岁月：借钱、托人找工作

自从赵小林和党会芳结婚以后，家庭就在拮据中挣扎着，家族中的一些不愉快也因此产生。“他们经常借债、赊账，然后再慢慢还。”刘光辉说。

拮据的情形延续到现在也未见好转。2007年，儿子赵应坤没有考上高中，自费入学，学费5000元，这笔钱是从党会芳的大姐家借的，至今未还。而最近一段时间，赵小林借债的频率似乎又有些高了。

春节前，他从四婶陈进英那里借了2000元，说是给孩子交学费，又通过大哥赵林从一位姨表兄那里借了3000元，理由是为了过完年准备养猪筹备点资金。他还粜了家里的包谷，卖了3400元。

事实上，赵小林并没有养猪的真正打算。他一直在计划着出去打工。为了能够找到工作，他托了几个熟人。但除了战友刘光辉外，都没有给他答复。以至于他这样叹息：“我想下苦都没人要，真是没用了呀!”

他还拜托村主任高利帮儿子赵应坤找找工作，说孩子学习一般，由于家庭原因在学校里有点自卑，不想上学了，不如工作去。

1月31日，是农历正月初六，赵小林开始灌溉家里的麦田，花了3天时间，将6亩麦田浇完。

2月3日，赵小林又来到刘光辉家，问外出打工的事。刘光辉说：“我新疆的朋友还没有答复。你不要着急，我走的话肯定带上你。否则，我以后见了你也不好交代不是。”赵小林笑呵呵地走了。

2月5日，正月十一，党会芳的二姐、三姐来看望他们。下午，赵小林借大哥的摩托车送三姐回家，3个小时后来归还。这是赵林最后一次见到二弟。

正月十二，村主任高利来到赵小林家，告诉赵小林，他所托付的为赵应坤找工作的事目前不好办，因为赵应坤还未成年，而且正读高二，这样放弃学业太可惜。当时全家人都在，高利感觉赵应坤好像没有主动辍学的想法。

正月十三下午，刘光辉16岁的儿子来到赵小林家，和赵应坤、赵丹玩耍约两个小时，当时赵小林在卧室内睡觉，一直没有出来。

有村民回忆，当晚，赵小林家大约7时30分熄了灯。两个多小时后，似乎又亮了盏台灯，到11时，灯依然亮着……

静谧的深夜里，赵小林一家三口永远走了，两个孩子没有任何的选择权。

赵小林的所作所为是预谋还是受到什么刺激的一念之差？已经没有人知道。

记者手记

社会价值观变迁下农民急需心理调适

无论是多么不可思议，还是不理解，抑或是不愿接受，但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

我们更多希望赵小林的悲剧仅是个案，但冥冥中又感觉偶然之中似乎暗含必然。农民自杀者内心的苦楚多半来自于对外界压力的无力抗争，现实生活的无味，对未来的绝望;另外，还由于眼界或知识水平所限，对某些事情缺乏解释思考的能力，对某些压力缺乏解脱的途径却又无放弃的胸襟。

渭南市研究农民问题的专家高敏芳教授认为，悲剧发生的主因是个人性格心理畸变，家庭负担只是诱因。赵小林可能存在个人性格障碍，由于缺乏自我心理调节能力，一时解不开思想疙瘩酿成大祸，给自己家庭带来毁灭性后果。此案反映了在社会价值观变迁下农民急需心理调适和心理干预，也反映了国家给农民提供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的途径有限的窘迫现实。

另据专家分析，农民自杀的典型案件，极具代表性地显示出中国农民普遍的心理亚健康以及农村精神生态环境现状。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于经济上处于弱势、文化上处于弱势，而今，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些弱势合并症的恶果——— 不少农民兄弟沦为心理弱势群体，于是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3倍。

看来，政府必须要有更大魄力、下更大气力，致力于农村文化建设。由于农村文化娱乐形式单薄，农民受文化素质制约，在遇到家庭困难、性格障碍等问题时，缺乏排遣、疏导的有效渠道，就容易累积酿成极端事件。

反思这幕悲剧，我们的一些村镇县各级政府，俯身体察民意民情是否做到了家?是否深入农户解民忧，初露端倪就能及时化解问题?我们的驻村干部在爱民实践中，是否帮助农民做好了心理落差的调适?是否加强了农村文化建设?如果我们尽了努力，也许赵小林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相关链接

中国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三倍

据来自清华大学举办的自杀问题媒体报道论坛的消息，我国人群的自杀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中国人自杀具有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特征：农村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女性多于男性，1/3自杀致死的人并不存在精神障碍，60%自杀未遂者属于冲动性自杀。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介绍说，我国自杀率近20年一直维持在23/10万，没有明显的增减，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10万)。我国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3倍，农村老人自杀率高于城市老人5倍，农村自杀人数比例占我国自杀人数的90%。

自杀未遂者无精神障碍的比例更高，达到60%，不少采取自杀行动的人属于冲动自杀。37%自杀未遂者自杀前考虑时间不超过5分钟，60%考虑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据北大人类学博士吴飞调查，当前农村自杀致死者以冲动自杀居多，原因是农村的家庭伦理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不再严格尊崇传统意义上的夫妻、父子关系，因此很容易因一语不合或鸡毛蒜皮的小事赌气自杀。 据《健康报》

“世界预防自杀日”

历年主题

2003年9月10日，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自杀预防协会共同确定的全球第一个“预防自杀日”。

为了让公众对自杀引起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自杀预防协会呼吁各国政府、预防自杀协会和机构、当地社区、医务工作者以及志愿者们，加入到当天的各项地方性行动中，共同提高公众对自杀问题重要性以及降低自杀率的意识。以下为历年主题：

2003年：自杀，一个都太多。

2004年：拯救生命，重建希望。

2005年：预防自杀是每一个人的事情。

2006年：增进理解，重筑希望。

2007年：终生预防自杀

2008年：“全球化思维、全国性计划、地方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