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辩论会感想:中国崛起需要化解西方猜疑

　　“拍案定夺：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这是一场辩论的命题，一场极为严肃而热烈的辩论会。

　　2011年6月17日，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最大的音乐厅洛伊汤姆森大厅，2700个座位无一空缺，早在一个月前，这场辩论会的门票已在48小时之内全部售罄，创下了该音乐厅公开售票的最快纪录。

　　清华大学李稻葵博士

　　参加这场辩论会的四位辩手分成两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与我为正方;美国前国务卿、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亨利·基辛格及美国《时代周刊》主编、CNN电视台GPS节目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为反方。

　　辩论会分成四阶段展开，先由每一位辩手严格按照6分钟的时限进行开场演讲，时限一到，观众自动鼓掌，发言者随即下台;第二阶段由辩论双方交叉质疑对方的观点;第三阶段为现场听众提问;第四阶段，每一位辩手做严格控制时限的3分钟的结束演讲。英国BBC、美国CNN以及当地的多家电视台和报纸对辩论会进行了实况转播和全面的报道。

　　这场辩论是芒克辩论会(Munk Debates;Munk是加拿大著名慈善家)每半年举行的论辨活动之一。由世界知名学者就各种全球性问题展开辩论的芒克辩论会，目前已经成为加拿大重要的文化思想活动之一。半年前，其辩论的题目是“宗教到底是否社会进步的力量”，辩论的双方分别是2007年皈依天主教的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以及加拿大知名作家、无神论者克利斯多夫·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

　　当芒克辩论会组织方3个月前邀请我参加这次辩论时，我很是犹豫，主要的担心是面对西方主流的媒体、听众和知识界，如何正确、全面地介绍中国的情况，讲述中国的观点，更是因为不知该不该舌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代中美关系的美方开路人基辛格博士。这对中国任何一个学者毫无疑问都是个挑战。组织方告诉我，假如我不去的话，他们将安排一位我所熟悉的美国政治活动家代替我进行辩论，我相信，这位美国人无论对中国的态度是多么地积极正面，也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传递出我们真正想要传递的信息。因此，犹豫再三，我还是接受了邀请，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机遇，让我用西方人的方式和语言向西方比较全面地解释中国人的想法。事后看来，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笔者自定的目标

　　辩论会就是一场博弈，目标必须非常明确。经过深思熟虑，我认定参加这场辩论会的目标，就是在全面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中国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想方设法打消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猜疑。这也就是说，要非常清晰、精准、优雅地输掉这场辩论，要通过这场辩论让西方人相信，21世纪不仅仅属于中国，这才能够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建立一个相对宽松的国际舆论环境，为中国的发展铺平道路。

　　我的这一目标看来是达到了。经过辩论，62%的观众反对21世纪属于中国的论断，而在辩论前，这一数字是39%。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整个辩论过程让我深刻而直接地意识到，在大部分西方听众的心目中，21世纪属于中国这个论断，基本等价于中国将主导这个世界，这显然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中国所希望的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结论性印象。

　　为了这一辩论的目标，我反复思考精心准备。最难的无疑是开场演讲，一开口必须低姿态，尊重对手，这是中华文化的美德，也是为了降低大家的戒备。基辛格在辩论会前就对加拿大全国性报纸《环球邮报》(The Global and Mail)的记者说，根据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来自中国的李教授不会让人下不了台”(He will not show people up)。因此，我一开口就说，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辩手，我的旅程最远，不仅是跨越了陆地海洋，更是迈过了文化隔阂，在我的文化和教育传统里，我们没有辩论的修炼，相反，我的教育告诉我，必须尊重像基辛格博士这样的长者、智者，因此，今晚我是会场上的残疾人。此言一出，全场大笑，气氛放松，下面的话就好说了。

　　我用了三个关键词来表达三个逻辑关联的观点。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能量。我说，正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迅速发展引出了今天这场辩论会，而中国的变化远远没有完成，我们顶多看到了一半的旅程。原因是中国还有能量，能量来自哪里?能量来自于过去近200年来的屈辱历史，也来自于过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积累。这种积攒下来的历史能量还没有完全地迸发出来，民众还不满意，因此，中国一定会继续改革和开放。我说改革其实不难，邓小平曾反复号召“不争论，重实效”，英文就是：No debate! Just do it!老人家不一定喜欢今晚的辩论，但一定是耐克跑鞋广告的粉丝。听众们会心大笑。

　　第二个核心词是复兴。中国能量的指向和前进的目标绝不是向西方复仇，更不是主导世界，而是复兴，复兴到古老文明应有的活力和应有的自信心，以及对外友好交往的态势。汉唐之盛是中国复兴的一个基本目标。

　　第三个关键词是影响力。中国文明复兴的进程对世界一定会有正面的影响力，那就是中国会改变西方人“非输即赢”的定式思维。中国会为世界上仍然贫穷的大部分国家和民族带来希望，他们会说，中国做到了，我们为什么不行。中国也会带来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不同的新的社会经济管理方式，这个管理方式中，社会的利益、民众的利益、全局的社会的稳定相对而言会获得更高的权重，而不是像美国一味地追求美国体制下的个人的自由。开场演讲一气呵成，我最担心的超时问题没有发生，观众的掌声是由衷的，而不是因为超时被迫的。

　　在辩论会最后，是3分钟的结语，我引用了老子“上善若水”的哲学思想，呼吁大家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所有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顺应中国文明复兴的趋势的民族和国家，一定会共同拥有21世纪。

　　从投票的结果来看，我在辩论中应该是达到了最初的设想。

　　西方对中国的三大猜疑

　　在整个辩论的过程中，论辩双方唇枪舌剑，会场上的听众也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其中凸显出当前西方对中国发展的若干猜疑。

　　第一，中国会不会是另一个日本?中国经济虽然今天蓬勃发展，但会不会像日本上世纪80年代那样，在10年或是20年之内，突然出现停顿?对于这一问题最好的回答就是，中国与当年的日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中国还在进行制度变迁。中国的社会从百姓到知识阶层，仍然对现已取得的成绩感到不满，仍然希望社会继续改变。从网上反映的对贪污腐败的痛恨，到对个税改革的关注，再到对城管的不满，都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前进的能量。而日本从80年代至今，并没有巨大的前进魄力和制度变迁的成绩。

　　第二，中国是否会出现社会政治的动荡?听众中有一位多伦多大学的资深教授明确问到，中国会不会出现北非、中东似的动乱?中国的互联网会不会成为社会动乱的导火索?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所必须要面对的重大课题。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绝大部分的民众对目前已有的改革开放的成绩并不自满，恰恰相反，各种社会舆论希望社会管理乃至于政治体制不断地前进和改革。

　　第三大疑虑就是中国是否会在海外重走西方殖民之路。现场一位来自非洲的著名女作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中国在全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正在寻求资源性投资，这种投资会不会引发中国对这些地区政治和军事上的干预和控制，是不是只有以此才能保证中国的利益，中国会不会走西方的殖民老路?我想，这一猜疑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会持续存在，甚至于演变升级，这需要中国的企业、政府和学界不断地研究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新课题，想方设法化解风险，避免冲突。毫无疑问，走西方殖民的老路是行不通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基辛格犀利依旧

　　辩论前，出于礼貌，我专门拜访在另一个休息室里的基辛格博士。88岁的老人目光犀利，思维极为敏锐，并且仍然充满着斗志，他第一句话就跟我开玩笑：“你来找我是很危险的，我们在辩论前交换观点恐怕对你是危险的。”然后，他又指着在旁边的印裔美国人法里德·扎卡里亚调侃说：“你们二位以后要打一架，辩论辩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争以及未来谁将主宰世界。”这一刻突然让我感觉到，老人的斗志丝毫未减，他的心跟毛泽东是相通的，都是充满着斗争精神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基辛格在辩论中表达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中国自己的经济、社会问题非常多，如收入差距、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经济结构的调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等，因此，中国不可能腾出手来致力于在世界范围的扩张;第二，中国生存的国际环境非常恶劣，周边国家并不友好，对中国充满猜疑，因此，中国很难在世界上称王称霸。

　　基辛格这两个观点我看是十分中肯的。在辩论会之前，我留意到一些媒体采访基辛格时，他出言十分谨慎，说“我自己不仅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中美间信息的传递者和游戏的参与者，在这场辩论中我只能站在反方”。他的潜台词是，他不希望西方人过高地看重中国，因此与中国为敌。

　　在辩论会的第二阶段，即交叉质疑的最后部分，基辛格非常睿智地说，“我的对手，这位李教授，他的说法跟我是一样的，那就是中国不可能称霸世界，我建议他把座位摆到我这边来”，这引起了全场的大笑。事实上，我想基辛格和我对待这场辩论会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不想让听众们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不希望西方因此与中国为敌。

　　西方并非铁板一块

　　这次辩论会在加拿大进行，辩论会前前后后的各种信息都告诉我，其实美国和加拿大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着十分微妙的区别。加拿大其实并不希望美国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称王称霸。基辛格在辩论会前的媒体采访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加拿大人是希望我这个美国人输掉这场辩论的，你们是想看美国的笑话的”。

　　我自己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接触到了很多加拿大人，回想起来，在美国生活的加拿大人已经美国化了，这让我多年来淡漠了美加之间文化和利益的不同。这次来到加拿大，许多加拿大人反复跟我讲，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的文化跟美国完全不同，我们不希望咄咄逼人，我们喜欢以理服人，你辩论的时候不必表现得太有进攻性。 美国朋友们也跟我讲同一个道理，说加拿大人不如美国人这样具有进攻性。

　　加拿大人的人文素质令人钦佩

　　西方人的人文素质之高，通过这次辩论会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700人的音乐厅座无虚席，门票在48小时之内售罄。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很多人只能在电视上观看实况转播，他们准备了比萨和饮料，像看球赛般看这场辩论。更重要的是，我所碰到的记者以及辩论会之后所遇到的一些观众，都非常有礼貌和素养，他们不一定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却表现出格外的尊重。在辩论的过程中，他们时时爆发出掌声，辩论会结束时，全场起立，以长达5分钟的掌声像感谢歌星一样感谢双方辩手们。

　　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正是提高全民的人文素养。对于西方人、日本人，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某些做法和政府政策，但是对于他们个人以及社会好的方面，中国民众必须客观地对待。我们只有以友善的态度交往，虚心的态度学习，才能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伟大远景。

　　英美思辨式人文教育值得借鉴

　　同台辩论的另外两位年轻学者堪称当今英美思想界的精英。英国牛津大学培养出来的历史学家弗格森比我年轻一岁，可已经出版了36部著作，其中包括若干极有影响力的作品。他曾经假想德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推想欧洲早已统一，而英国也得以维系其帝国地位。此人极其善于辩论，幽默睿智，气势逼人，深受听众欢迎。事后，我由衷地称他是辩论天才，恭喜他成为当晚辩论会最大的个人赢家。

　　另一位学者扎卡里亚出生于印度，父母分别是印度的政治家和英文报社的高级编辑，他本人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本科毕业、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师从已故哈佛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当前也是影响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思潮的精英。其在新近的畅销书中提出了后美国时代的概念，极力维护美国式自由民主的精神。但他在其他著作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简单复制西方民主制度必然导致混乱，民主与市场一样，需要制度基础。

　　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文社科类学者与这两位相比，明显是先天不足。首先，我们的教育不注重立志，不注重培养兴趣，学生们立志太晚，方向不明。其次，我们的教学过多过杂，过于技术性。回想我自己的清华时光，刻苦学习工程制图，反复推演季米多维奇(著名的前苏联数学分析习题集)，挥汗于金属工艺实习车间。与我基本同龄的这两位英国和印度学者，那时一定是遨游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巨著之中。更最重要的是，英美(法德不同)培养方式注重的是思辨，是讨论和辩论，而非死记硬背。反观我自己，作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批本科生，也曾有幸由北大及人大的老师授课点拨，但那时我们的学习方式几乎完全是背诵消化老师的观点和思路，思辨之风基本无存。

　　今日中国人文社科教育必须改革，必须研究借鉴英美优良传统，注重培养学生兴趣，鼓励学生及早立志，积极引导独立思考，大力倡导思辨之风。只有这样，年轻一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素质才能普遍提高，才有望涌现出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人文社科人才。经济学教育尤其如此，我们的差距绝不是数学和英语，根本差距在于立志，在于思辨。

　　北美资源的铺张

　　这几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社会资源迅速上升，国际资源控制能力也迅速上升，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西方国家毕竟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尽管目前有财政危机，其物质文明程度依然高出中国很多。这次辩论会上，至少有两位辩手(不是作者)坐私人包机赶来参加活动。地面的各种服务也相当铺张，大型的全尺寸SUV GMC Suburban(4驱，8缸，6米长，三排座)来回接送，据司机说，他的车也是为U2乐队主唱Bono服务的。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学者，我绝不是受宠若惊，但非常心疼这些能源，痛惜资源的浪费，但是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发达国家强大的物质基础，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确实差得很远。

　　中国崛起的进程远远没有结束，中国的制度变迁必须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坚持，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解决一个重大课题，那就是要不断地用一种开放的、友善的、客观的态度去化解西方对中国各种各样的猜疑，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能比较顺利地完成。